元豐末、元祐初蘇軾被起用時,曾在短期內連續破格升級;紹聖元年(1094年)貶竄途中的蘇軾,則要連續地遭受“三改謫命”[282]的迫害:四月以左朝奉郎責知英州的詔命剛下,迅即再降為“充左承議郎”(正六品下散官)仍知英州,閏四月複又下詔“合敘複日未得與敘複”[283]。但接下來還有更甚的,六月蘇軾赴貶所途經當塗(今屬安徽)時,又被貶為建昌軍(今江西南城)司馬、惠州(治所在今廣東惠陽東)安置。蘇軾隻好把家小安頓在陽羨(今江蘇宜興)[284],獨與侍妾朝雲、幼子蘇過南下。當途經廬陵(今江西吉安)時,又改貶為寧遠軍(今湖南寧遠)節度副使、仍惠州安置。這樣,實已五改謫命。
此年的六七月間,朝廷第一次大規模貶竄“元祐黨人”。死去了的司馬光、呂公著被迫奪贈官、諡號,磨毀墓碑;活著的均被流放遠州,蘇轍在連續遭貶後,結果又到他元豐時的謫居地筠州居住,竟像做了一場大夢一般。“蘇門四學士”也不能幸免,這一批富有才華的文學家,適才並列於史館,此年皆相繼貶逐,進入了他們困頓坎坷的後半生,尤其是黃庭堅、秦觀二人,被謫至黔州(今四川彭水)、處州(今浙江麗水),境遇甚惡。蘇軾對於自己的不幸頗能處之不驚,當他一路上受到吏民的接待和勸慰時,便發出“爭勸加餐食,實無負吏民”[285]的自我肯定之聲,巍然壁立千仞;但他對於這些門生因受他連累而遭遇平生大故,則甚懷不安。令人感動的是,他馬上收到了黃庭堅寄來的問候書信[286],並得到張耒派去的兩個兵丁的護送[287]——這就是時人眼裏“浮誕輕佻”的東坡門下對待老師的真實情形。
“實無負吏民”的蘇軾,確實是在來自民間的各種幫助下,頂著來自官方的迫害,於十月二日安全到達惠州的。“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288],這個遠謫蠻荒的“罪人”竟得到了惠州人民的歡迎。如果說,他在第一次貶謫時,對於神宗皇帝的賞識還抱著一線希望的話,那麽,這一次,所有支持著他的生存的力量,都是來自普天之下敬仰其人格、喜愛其才華的一般士民。相應地,他的生存的意義也大有改變,此前基本是為了對皇帝負責,從現在起,他是為了這些人而生活了,這些人是一如既往地尊敬他的故吏、門生;不避嫌疑、不遠萬裏趕來求教、相伴的文人學士;給他以真正的人間溫暖的鄰裏百姓;當然還有某些正直善良的地方官,以及不少方外之交——與翻臉不認人的昔日同僚相比,這些和尚、道士給了他真正的友誼。嶺海時期的東坡居士,無論就其身份與生活狀況,或就其精神依托、思想傾向與情感認同來說,都已從廟堂走向民間。他舍棄了端笏立朝的大臣形象,而在一般士民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然後,蘇東坡真正實踐了他關於“水”的一種比喻:“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289]他已是如此地親近著大地,在十月孟冬之際,頓感“嶺南萬戶皆春色”[290],繼而肯定“南來萬裏真良圖”[291]了。
東坡初到惠州,知州詹範照顧他住到三司使行衙皇華館的合江樓裏。也許這待遇對一個逐臣來說太高了,故十幾天後即遷居到偏僻的嘉祐寺。第二年,他的表兄程之才以廣東提刑的身份巡行至此。蘇、程兩家已絕交幾十年,但此時兩人皆年逾花甲,便相與釋憾,重敘親情。程的到來令東坡的境遇大為改善,所謂“人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292],言之傷心。紹聖二年三月,東坡遂得重新住入合江樓。但到三年四月,又不得不再次遷到嘉祐寺,這是因為程已離任了。這件事可以令我們想象出他的處境,即便有提刑和知州的照顧,也仍受著無所不在的壓力。
東坡之為東坡,給予後人最深的印象,莫過於他的善處逆境。他在惠州的條件委實艱苦,除了從朝廷一直延伸到地方的無所不在的壓力外,年老多病、物質生活的困乏、嶺南地區相對落後的人文環境以及流行的瘴癘等等,都在威脅著他的生存。自程之才離任後,朝雲又因病去世,對他的打擊是很嚴重的。但他以頑強的自我肯定,與種種理生的智慧,來對付這一切。他“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293],吃著自己種的菜,認為其味勝過粱肉。他又在這菜園裏種上人參、地黃、枸杞、甘菊、薏苡等藥物[294],不但用作自我調理,還常施與別人治病。他在釀酒方麵已能自創釀法,名為“真一酒”[295]。在精神上,他也保持著多方麵的追求,除了儒家知識分子“窮則獨善其身”的總體原則外,比較突出的有兩方麵。一是對佛老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以佛教關於生命空虛的學說來自脫於痛苦,保持理智的清醒,而令人生具有詩意;又以道教的長生久視之術來佐助養生,並返視生命的本源,自覺守護高貴、純潔的人格。二是“和陶詩”的大量寫作,據其自述:“始餘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複為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296]表明“和陶詩”的寫作始於知揚州時,到惠州後便打算“盡和其詩”,後來在儋州時編成一集,有一百多首。為什麽要用“和陶”的形式來寫作呢?顯然是為了追企陶淵明的人生和詩歌境界。《和陶止酒》雲:“(蘇轍)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為己。”[297]“為己”也就是“窮則獨善其身”的意思。黃庭堅曾形容此時的東坡:“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298]這“飽”字烘托出身處艱危而泰然自適的風度,“細”字又刻畫出“和陶”的用功之深。陶詩“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299]的藝術價值,經了東坡的品味後,在詩歌史上獲得重新發現,“和陶詩”正是要再造這種藝術的極致之境。
不過,東坡在惠州也並不完全是“獨善其身”。南宋人費袞曾綜述東坡在惠“勇於為義”之事雲:
程正輔為廣中提刑,東坡與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諸軍闕營房,散居市井,窘急作過,坡欲令作營屋三百間;又薦都監王約、指使藍生同幹;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漕符乃令五萬以上折納現錢,坡以為嶺南錢荒,乞令人戶納錢與米並從其便;博羅大火,坡以為林令在式假,不當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複公宇倉庫,仍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為吏孱而胥橫,必四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幹吏來了此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道士鄧守安,令引蒲澗水入城,免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為恩怨,而坡奮然行之不疑,其勇於為義如此。[300]
這裏提到的惠州博羅縣之“林令”,名林抃,東坡還通過他做了另幾件濟世利民的義舉,如利用當地香積寺的湍急水力作碓磨以舂米麥[301],及推廣他在武昌見到的新式農具“秧馬”[302]等。“廣帥王敏仲”名王古,東坡舊友王鞏之侄,曾向東坡“訪及物之事”[303],故獻引水入城之計,後來還建議他在廣州“擘劃一病院”[304]以利民,此自是東坡知杭州時的經驗。凡此雖皆屬因人成事,但實施的效果大致不錯。這說明東坡在官確屬能員,而在謫居時仍憂患民生,“勇於為義”,則更令人敬佩。
“三年瘴海上,越嶠真我家。”[305]善處逆境的東坡,終於為自己創造出一個生存、活動的環境,他已感到“安”於惠州了。於是,他用了幾乎所有的積蓄,在惠州白鶴峰下築屋,準備終老於此。紹聖四年(1097年)二月建宅完工,他便自嘉祐寺搬入新居,原先寄住在宜興的家人也由長子蘇邁帶領著前來與他團聚。這使六十二歲的他感到“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306]。然而,他馬上就會知道,這造房安家以圖終老惠州的打算,分明是“慮患不周”[307]。
紹聖四年二月,朝廷又一次大規模追貶“元祐黨人”,蘇轍責授化州別駕、雷州(今廣東海康)安置,張耒被貶到黃州去監酒稅,秦觀移送橫州(今廣西橫縣)編管,連在家服母喪的晁補之也被奪職,一同被追貶的達三十餘人,但其中卻無蘇軾,隻是在發布的製書中被提及了一下,說他是蘇轍的弟弟[308]。不過,到閏二月,追貶蘇軾的詔令就下來了,將他責授瓊州(今海南瓊山)別駕、昌化軍(今海南儋縣)安置。於是他隻好留家屬於惠,獨與蘇過渡海赴貶所。臨行感“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故“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309]。那景況是相當淒涼的了。
所幸,這一次再貶,倒也給了東坡兄弟會麵的機會。當東坡行至梧州(今屬廣西)時,聽當地父老說,“白須紅頰如君長”[310]的蘇轍剛路過,還在藤州(今廣西藤縣),旦夕可以追及。五月十一日,他終於在藤州趕上了蘇轍[311],“時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粗惡不可食。黃門(蘇轍)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大笑而起”[312]。於是兩人同行到達雷州,東坡正為痔瘡所苦,蘇轍勸他戒酒。至六月十一日便相與告別,東坡渡海赴海南島[313],於七月二日抵達貶所[314]。這一次兄弟會聚正好一個月,此後竟無再次見麵的機會。
依宋代不殺士大夫的祖訓,為人臣者得“罪”至大,亦不過遠貶,而到了海南島,則遠無可遠,無以複加,“所欠唯一死”了。在“元祐大臣”中,蘇軾是受處罰最重的一個。但他在惠州漸趨平淡閑遠的心情和詩風,卻也因此事的刺激,而變得天骨迥出,氣節凜然起來。一路上,他體會到自己被命走向蠻荒的海島,乃是“天其以我為箕子”[315]。昔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就把中華的禮樂文明帶到了那兒,使其地得到開化。蘇軾說自己也要成為海島上的箕子了,不過,此行不是受了什麽聖君的賦命,也非由政敵遣發而來,而是受命於天。“天人巧相勝,不獨數子工”[316]。昔魯平公欲見孟子,被小人臧倉所阻,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餘不遇哉!”[317]蘇軾說他此去海島,自是天教為箕子,“數子”雖工於迫害,亦何預於斯!
海南的生活當然比惠州更其艱苦,東坡給友人的信中說:“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318]他到儋州(昌化軍)後,先住在官舍裏,但次年(元符元年,1098年)朝廷派人按察嶺外,將他逐出了官舍。之前,蘇轍也因在雷州被地方官禮遇,而被移至循州(今廣東惠州東)安置。這樣,兄弟隔海通問的交往也被剝奪,對於蘇軾的打擊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蘇軾已不再是一個仰仗於朝廷的官,而是一個依托於大地的人了,他的生命力由此而頑強。他馬上就在海南的黎族人民中間找到了家的感覺,“坎坷識天意,淹留見人情”[319],隻有與普通的人民真正融為一體,才能體會到淳樸的鄉人間流淌著的深厚情味。黎族學生幫他在城南的桄榔林下築起土房,而他自己也戴了黎族的藤帽,著上花縵,赤著雙腳渡水穿林,“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320],覺得自己本來就是一個黎民。他吃著蘇過用山芋做的“玉糝羹”[321],聽著鄰家孩子的誦書聲[322],體會著“日起理發”、“午窗坐睡”、“夜臥濯足”的“謫居三適”[323]。雖曾答應過蘇轍的戒酒勸告,但不久他又喝起來了,並且自釀“天門冬”酒,漉酒的時候竟因忍不住品嚐味道而大醉一場[324]。他不太精通棋藝,卻愛坐在一旁觀看別人下棋,“竟日不以為厭”[325]。蘇轍雖離開了雷州,但天意湊巧,卻把東坡最為關心的秦觀再貶到了雷州,得以複通音信[326]。這也算得不幸中之大幸了。更令人感懷的是,當時還有一些讀書人像葛延之那樣,“自江陰擔簦萬裏,絕海往見”[327],向他請教並留伴一月。東坡遂教以文法、書法[328]。還有吳複古,“於紹聖丙子至惠州,同軾遊羅浮,又過循州見轍,及軾安置儋州,複古又從之遊”[329]。東坡的眉山老鄉巢穀,以七十三歲高齡,徒步自眉山遠訪蘇氏兄弟,先見蘇轍於循州,又欲訪蘇軾於海南,不幸病死於半途[330]。這些都是令東坡深為感動的。
東坡既以箕子自任,便自覺擔負起了促進海南文化的責任。他看到當地多荒田,人們不重視農業,不得溫飽,故作詩鼓勵黎人從事農耕[331];又看到海南人信巫,殺牛作藥,便作文告喻鄉人重惜耕牛[332];當地風俗每讓男人守門戶而讓女性出門勞作,他又寫文章批評這“坐男使女”的風俗,希望能夠改變。至於海南人文文化的落後,則令他最感憂慮。他曾到儋州城東的學舍去訪問,卻發現那裏寂寥無聲,學生星散,先生忍饑獨坐,便為自己沒能起到教化斯民的作用而深感慚愧[333]。他的“罪人”身份不允許他直接幹預地方政府的教育事業,隻能以自己的身體力行,以個人的感召力,通過純粹民間的方式起到影響作用。他為鄰家小孩的誦書聲感到欣慰,又經常與一些學生、秀才往來,營造文化的氛圍。“莫作天涯萬裏意,溪邊自有舞雩風”[334],他以海南的孔子自況了[335]。瓊州的一個文士薑唐佐,跟從東坡學習,東坡便贈他兩句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336]此兩句構思雄奇,骨力高健而意味深遠,表達了他對於開發海南文化的信心,和對於海南文化人的殷切期望。“滄海何曾斷地脈”,那不僅是指自然的“地脈”,更是指祖國文化的一體性,和各地人士鬥“破天荒”,建設文化的精神。這是文化學意義上的“大地”,而為東坡所棲身其上者。從這裏我們也能略窺東坡“過海後詩”的精義入神之境界,那是與杜甫的“夔州以後詩”並稱的藝術極品。
東坡在海南島貶居整整三年。這三年裏,他除了寫作詩歌和不少小品題跋外,還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思想作了總結,既修訂了他在黃州所作的《易傳》、《論語說》,又以主要的精力完成《書傳》,並因深感“近來史學凋廢”[337],而打算寫作一部史學批評專著《誌林》,卻未能全部完成[338]。他能在海南進行著述,頗得力於廣東的朋友鄭嘉會(字靖老)借給他的千餘卷書籍,通過海舶運到儋州[339]。至於他著書的目的,則自雲“稍欲懲荊舒”[340]。這“荊舒”二字出自《詩經·宮》,原指蠻夷之邦,但由於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後改封荊國公,所以前人一般認為蘇軾此語乃針對王安石而發。不過,這樣理解還未確切。紹聖以後,新黨樹王安石為偶像,以“新學”為儒學的標準解釋,來鉗製天下的學術,也使“新學”本身成為教條。在此環境下,東坡奮力著述以“懲荊舒”,其用心更確切地說是要反對紹聖諸臣借“新學”獨斷學術,以捍衛學術思想的自由、獨立原則。如就王安石的學說本身而言,他是並不一概排斥的,早在元祐時就說過“王氏之文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己”[341],黃庭堅也曾稱讚“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342],他們反對的是學術獨斷,而不否定荊公“新學”自身的價值。同樣,東坡對自己的學說也極為珍視,“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343]他相信自己是在探索真理、宣揚真理。
這樣,我們可以把蘇軾從元豐末離開黃州,至去世,看作他一生思想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也是其思想最後成熟的階段,而在海南期間他的學術著作中得到較係統的總結。宋代的士人,凡在政治上投入精力甚巨,從而也卷入政爭甚深者,例於謫居期間集中進行文藝創作與學術著述,這可以稱為一種“謫居文化”。海南島自古有“海角天涯”之稱,是宋代貶謫士人的極限,而在這裏“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344]的蘇軾,則為此種“謫居文化”創造了一個最高的典範。這種典範的意義,也許可用一句話來概括,曰:親近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