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蘇軾抵達杭州,到紹聖元年(1094年)四月,是蘇軾第二次任地方官時期。這五年中,除了兩度返朝任京官外,他曆任杭州、潁州、揚州、定州(今河北定縣)的知州。與在朝時陷身於無休止的黨爭相比,他在地方官任上則頗能展其所學,為民造福,有所建樹,並且在文學創作上獲得發展。

蘇軾剛到杭州,就麵對嚴重的災情。從此年初以至翌年夏,水、旱、風災相繼,加之以瘟疫流行,民不聊生。蘇軾一麵請求免去租稅,一麵又開倉賑濟,以緩民困。複籌款創置“病坊”,以救病人,這是後世醫院的雛形。為了更有效地應付災情,他采用了唐代劉晏“以工代賑”的辦法[266],發動疏浚鹽橋、茅山兩河的工程,使許多災民因被雇用而得以存活。此不但對後世講求“荒政”有所啟發,且也使溝通大運河與錢塘江的水道得以暢通。他組織人力深挖河道達八尺以上,令水流“深快”,又建造堰閘,隨潮水漲落而或開或關,以防止“淤填”和“涸竭”[267]。這又為治理因海水挾泥沙倒灌所造成的河道淤塞,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杭州知州蘇軾留在這“東南第一州”的遺跡,自以治理西湖的業績最為著名。他發覺西湖有被“葑合”[268]的趨勢,便上奏朝廷,製定和論證了他的治湖規劃[269],獲準動工。他率人開掘葑灘,疏浚湖底,並用葑泥堆建長堤於裏湖、外湖之間,南起南屏山,北至棲霞嶺等山,中開六橋以通水,這就是著名的“蘇堤”。為防西湖湮塞,他又計議在湖上造小石塔三五處,禁止在石塔以內水域種植菱荷茭白之類。不久建成三座,就是今天的“三潭印月”。蘇軾的這番作為,不僅有治湖之功,也使西湖的人文景觀大大豐富。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巔。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270]蘇軾到杭州任地方官已是第二次了,所以西湖的景致總會勾起他的人生感慨。他常常想到退隱林下的逍遙,卻又無法忘懷現實中的各種矛盾、鬥爭,因為他既有詩人的胸襟,又有造福斯民的政治責任感,故其作品中不斷出現這種矛盾心境的反映。但總的基調是清雄曠達的,那種人生如夢的感受,是以藝術的態度觀照生活的結果,不是出於消極失望。

蘇軾離朝後,蘇轍馬上接替了他的翰林學士職務,掌“內製”,繼而出使北方的大遼。蘇轍在遼時,到處有人向他打聽“大蘇”的消息,也看到不少人在誦讀蘇軾的文集[271],說明蘇軾在那裏也久負盛名。轍歸來後擔任禦史中丞的要職,在高太後支持下力主“分別邪正”,反對起用新黨人物,招怨愈多。蘇氏兄弟和“蘇門”的某些行為較浪漫的“學士”不斷遭受攻擊,這使得杭州任滿後回京的蘇軾,擔任翰林學士未數月[272],又急急避嫌外任,於元祐六年(1091年)閏八月到達潁州知州任上。

北宋社會號稱富庶,其實富庶隻屬於上層社會,底層的民眾依然窮苦。潁州的冬天久雪人饑,等待蘇軾去做的又是賑濟之事。好在此時他的官品已較高,以朝廷大臣出守方州,向朝廷有所請求較易獲準,能夠為地方上爭取到一些利益。他發放了一些“義倉”積穀,又從別處調來一批炭薪,分發災民以救饑寒。複征得朝廷允準,調來一萬名修治黃河的河工,來潁州開發溝渠。潁州也有一個西湖,他發動大家引水、修閘,但不到工程完成,他就被調往揚州去了。

蘇軾在潁州不到半年,但他對此地很有感情。這是因為他的恩師歐陽修終老於斯,二十年前出倅杭州時亦曾路過這裏拜謁恩師。現在他到西湖邊上,聽到當地歌女猶在演唱歐詞,想到這些年輕的女子可能並不及認識十九年前業已去世的歐公,五十六歲的蘇軾不禁感慨萬分:“與予同是識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273]他對老師的深情,正像映在水中的月亮那樣永恒、純潔。當然,他更想起老師當年付囑斯文的重托,回顧歐公生時“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274],而歐公逝世後“士無所歸,散而自賢”,因此“我是用懼,日登師門……何以嗣之,使世不忘”[275]。他想以自己的行為來激勵世俗,振起學術,故作《六一居士集敘》以表彰歐公學說,與當時流風未盡的“新學”相抗爭[276]。他是用反對“新學”獨斷的行動,來表達對恩師的懷念。

元祐七年(1092年)春蘇軾改知揚州。在赴任的途中,“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原來,老百姓被“積欠”(曆年所欠官稅)所困,雖到麥收之期,仍怕官府催還“積欠”而不敢還鄉收割。蘇軾到揚州,發現此地“大姓富家”已“十無一二”,“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人民“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已無法開展正常的農業生產;而“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所謂的“積欠”對於國家財政收入亦不過是“虛名”而已。故他一再上書,呼籲放免“積欠”,讓人民脫去千鈞重擔,有積極性投入生產;並說這樣人民才能向朝廷貢獻“實利”,可謂“捐虛名而收實利”,對朝廷也大有好處[277]。由於他的論證頗具說服力,使朝廷終於同意放免了揚州人民的“積欠”。可見為民請命也須申明利害,才能達到目的,這反映蘇軾作為一個政治家已相當成熟。

潁、揚任上的蘇軾,都曾相遇文學水平較高的同僚,如潁州簽判趙令疇、揚州通判晁補之等,所以他們在公務之餘,也常有文學活動。但蘇軾在二州都不過半年時間,於元祐七年九月又被召回汴京,參與了郊祀大典,進官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官位。時蘇轍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執政之一),兄弟皆身居高職。這一次蘇軾留在京城差不多有一年光景,禦史們不斷地在彈劾他,使他不安於朝,連連請求外任,終於在元祐八年(1093年)六月獲知定州。尚未啟行,他的第二個妻子王閏之於八月一日病故。此時元祐之政已經日薄西山,太皇太後高氏於九月棄世,宋哲宗親政。當高後垂簾主政之日,臣僚奏事當然要對著高後說話,這就令哲宗常被晾在一邊,“隻見臀背”[278],隨其年齒漸長,對他的祖母及元祐大臣的不滿越來越甚,無奈一直隱忍,高後一死,親掌大權的哲宗便要發泄他的積憤。他既不滿於元祐大臣,便打算起用新黨,名義上當然是說要繼承父誌,勵精圖治。蘇軾在九月二十七日赴定州之前,以邊帥身份要求上殿麵辭,被哲宗拒絕,他隻好在臨行前夕上表,苦勸哲宗:“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279]他已敏銳地覺察國事將要大變了。

定州任上的蘇軾依然盡心盡力。此地與遼交界,防務十分重要。他一邊整頓了將驕兵惰、訓練不良的官軍,嚴懲貪汙的將領,禁止賭博酗酒,親自檢閱操練;一邊又恢複起原先行之有效的“弓箭社”,計劃整編一支三萬人的民兵武裝,利用邊人的戰鬥經驗以加強防遼的實力。但在他這樣做時,心情卻是忐忑不安的。他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暴將要向他襲來,因而在文學作品中一再為自己身陷政爭而感歎,甚至寫出“何至以身為子娛”[280]的句子,感到自己快變成說不清、道不明的政爭的玩物,無法疾流勇退。

這一年的朝廷上,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宰執大臣雖還是範純仁、呂大防、蘇轍幾個舊黨,但範已年老,呂忙著安葬去世的高後,蘇轍也已被哲宗敵視。以繼承神宗遺誌,恢複王安石“新法”為口實的“紹述”之議,已經湧動起來。次年(1094年)二月,新黨李清臣、鄧潤甫被提拔為執政,李清臣立即在三月份策試進士的試題中力黜元祐之政,倡“紹述”之意。蘇轍當即上疏諫阻,舉了幾個漢朝皇帝的例子勸哲宗勿輕易變政,結果惹得哲宗大怒:“安得以漢武比先帝!”[281]竟以這個罪名罷了蘇轍的執政,出知汝州。隨即,四月份改元“紹聖”,起用章惇為相,給蔡確平反,大張旗鼓開始“紹述”之政。就在這一月,禦史們襲用“烏台詩案”的故技,糾彈蘇軾以前起草的文件中有譏斥神宗之語,結果,蘇軾落兩職(取消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的稱號)、追一官(罷定州知州任),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散官)責知英州(治所在今廣東英德)。

貶謫的命運又一次降臨到蘇軾的身上。前此,呂大防、蘇轍罷相後尚能以原先的品銜出任地方官,蘇軾卻成了元祐大臣中第一個被褫官、奪職、降階遠謫僻遠小州者。新黨重掌朝政,不圖修明王安石改革的精神和措施,唯以恢複“新法”諸名目,打擊報複“元祐黨人”為事,而蘇軾首當其衝,厄運來得最早,程度也最甚,大概是被當作“元凶”看待。他曾從一個被廢棄的“罪人”驟然入朝掌製,這次又從一個封疆大吏驟然遠貶嶺南。但這次貶竄,將給中國曆史留下一個思想和文學都進入爐火純青境界的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