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州(今河南臨汝)在宋時屬京西北路,離北宋政治中心較近。從黃州移汝州,雖然仍是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但那意思,似乎是將得罪貶竄轉為賦閑待用了。這大概是宋神宗晚年準備調和參用新、舊黨人的一個表示,蘇軾自也在他的考慮之內;而蘇軾本人,當亦須將自己的心態、政見調整到與神宗之意相一致,以期重獲政治生命。[239]從待用到複起,還有一段時間,故蘇軾不必急著趕往汝州,他可以慢慢前去。從元豐七年(1084年)四月離開黃州,他即順長江東行,此行程是要從長江入運河,轉淮河,再轉汴水,然後設法赴汝州。這條水路,如與陸路相比,顯然是兜了個大圈子。但這一兜,卻使他的活動有了豐富的內容。

舟至九江,他登岸去遊廬山,然後又南赴筠州與蘇轍會晤,留居十日而別,已經是五月了。回程再遊廬山,盡情探訪名勝,留下許多詩篇。時其長子蘇邁已被任命為德興(今屬江西)尉,他送行到湖口(今屬江西),夜遊石鍾山,寫下著名的《石鍾山記》[240],事在六月。接著繼續東行,於七月抵達金陵(今江蘇南京)。在這裏,蘇軾會見了罷相八年的王安石。

這一對政敵的會見,可以稱得上是神秘的,宋人的筆記中對此事津津樂道,但關於兩人相見的情形[241]與相談的內容[242],卻是異聞紛呈,而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則不著一言,令人莫測究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蘇軾於八月離開金陵前,他們曾數次會麵,相談甚歡,其結果是兩人都有了結鄰而住的意願[243]。看來,不但是對以前的齟齬取得了諒解,也不但是在道德學問、詩歌唱和上相得,而且在政治態度上也有所默契了[244]。此時的王安石已步入暮年,蘇軾贈詩中有“騎驢渺渺入荒坡,想見先生未病時”[245]之語,他親眼看到了當年那個大刀闊斧主持改革的一代名相,如今成了喃喃自語的騎驢病叟,這是令他深深為之感慨的。一年多後,王安石在朝廷廢除“新法”的緊鑼密鼓中孤寂地離開人世,而蘇軾卻在一些場合成為神宗和王安石的辯護人,堅持著對“新法”持“校量利害,參用所長”[246]的主張。

蘇軾離開金陵後,於年底到了泗州(治所在今江蘇盱眙縣東北)。他在泗州上表,訴說了舉家病重,一子喪亡,資用罄竭,難去汝州的困境,請求折回常州居住[247]。這並不違背賦閑待用之意,故朝廷馬上就同意了。此年九月,蘇轍也被重新起用為績溪(今屬安徽)縣令。

但接下來,局勢卻發生遽變。元豐八年三月,宋神宗以心勞力瘁,英年早逝,十歲的太子趙煦繼位,即宋哲宗。此時宋宮中最為尊貴的人,是神宗的母親高氏,以太皇太後的身份垂簾聽政。她對新黨、“新法”從無好感,一執政柄,就廢除了保馬法,停止了正在進行的京城修建工程。司馬光入京給神宗奔喪,受到京師民眾的熱烈挽留,被高後迅即起用,任門下侍郎(副宰相),著手廢罷“新法”,而舊黨的人物也便連茹而起。

京城裏馬上傳揚出蘇軾將被起用的消息,他的朋友王鞏寫信告訴了他[248],接著,他就接到登州(今山東蓬萊)知州的任命,這等於恢複了他在“烏台詩案”以前的官階。此年十一月,蘇軾到達登州任上,才過五天,又匆匆奉調進京,十二月升為起居舍人(皇帝侍從官),次年即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免試除中書舍人(撰擬詔旨的中央機要官員,一般要經過考試才能任命),掌“外製”(政府機關所撰擬的詔旨),九月升為翰林學士(皇帝的秘書官),掌“內製”(皇帝出麵發出的文告,與“外製”合稱“兩製”)。至此,蘇軾成了參與決策的政府要員和朝廷的喉舌。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從流落江湖之上遽變為讚謨魏闕之下,其升遷之速幾乎令蘇軾自己也反應不過來。這中間的原因,後來由新黨的章惇道出:“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製,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249]這話不錯,司馬光正是要仰仗於蘇軾的大手筆,來起草“元祐更化”的重要文書,所以火急調之入京,委以重任,給予高官。同時,司馬光也想起了當年力主錄取蘇轍“直言極諫”科對策的事,於元豐八年八月以校書郎召回蘇轍,十月即委以右司諫之職,元祐元年二月到任,成了頗有權勢的言官。這樣,蘇氏兄弟一以“文學”起,一以“言語”起,輔助司馬光的“元祐更化”之政。在司馬光主持下,“新法”一項項被廢除,新黨臣僚一個個被罷免、竄逐,其過程多由蘇轍上書請求、論列、彈劾,經高後、司馬光決定後,由蘇軾起草文件,宣布執行。所以,這期間不但是蘇軾的“掌製”能夠“鼓動四方”,而且蘇轍也成了鋒芒畢露的顯要人物,自回朝以後,一刻不停地奏請放民間積欠,罷蜀中榷茶,停青苗錢,救災民,廢鹽池,還民田,安邊境,又主張嚴懲新黨大臣,連章彈劾蔡確、韓縝、章惇、呂惠卿、張璪、安燾等。檢蘇轍集內今存奏章一百五十餘篇,而屬元祐元年二月至九月任右司諫期間的,竟多達七十餘篇,占總數之半,平均三四天就有一篇,故後人檢“當時台諫論列,多子由章疏”[250]。到九月,蘇轍除起居郎,為小皇帝講書,十一月即召試除中書舍人,時蘇軾由“外製”轉“內製”不久,蘇轍便接掌“外製”,兄弟二人真可謂青雲直上,蘇氏文章遂成一代誥謨。當然,他們也確為“元祐更化”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蘇軾的可貴處,在於他並沒有在仕途的順境中停止獨立思考。他馬上就意識到,依司馬光的思路將局麵“更化”到“新法”實施以前即宋仁宗時代的狀態,則仁宗時代的財政、國防、吏治諸問題將重現,而那恰恰就是神宗、王安石想通過“新法”來解決的。“新法”固然產生了新弊,但罷廢之而一切複舊,不過複招舊弊罷了。從神宗晚期起,已經有一部分有識之士(包括神宗本人)在思索著如何彌合二黨,既革舊弊又免新弊,而使局麵好轉的一條出路,蘇軾也逐漸形成了“校量利害,參用所長”的主張,在麵見王安石時,他甚至還希望王安石能夠重新對政局的改善起一些作用。但現在是由司馬光主政,故情形就變成他與司馬光之間的某些意見分歧。這種分歧在罷廢“免役法”一事上公開了,並演為朝堂上的政爭。

“免役法”是神宗、王安石製定的“新法”之一,蘇軾以前也激烈地反對過,但經過長期的地方官實踐,也可能經過與王安石談論以後,蘇軾已認為此法有其優點,在可以“參用所長”的範圍之內。從登州初回汴京時,他就向司馬光陳述過“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的意見,主張保留此法(僅修正實施過程中的某些弊端)[251]。司馬光沒有被說服,但也許覺得他的實踐經驗畢竟可貴,所以元祐元年四月還委任他“同定役法”。這樣一來,兩人的分歧就從私下的議論上升為朝堂上的爭執,因為司馬光既態度固執,而蘇軾身為人臣,也沒有隱瞞政見,苟合求容的習慣。兩人的爭執一度異常激烈,甚至於令蘇軾憤激得呼對方為“司馬牛”以形容其頑固態度[252]。當時與蘇軾意見相同的人也不少,範純仁、李常、蘇轍等人都不同意遽複“差役”,但蘇軾因為身任“同定役法”,所以直接與司馬光相頂撞,成了維護“免役法”的代表。

司馬光當然也沒有一“牛”到底,後來看到盡複“差役”確有許多不便,也就讓了一小步,在恢複“差役”的前提下也同意相機變通。但那結果,使得“役法”長期徘徊於“差”、“雇”兩者之間,紛擾不定。蘇軾要求罷免“同定役法”的差使,而司馬光也於是年九月去世。據蘇轍回憶,司馬光當時對蘇軾已生怒意,要把他趕出汴京[253]。不過,在司馬光去世前,蘇軾在上奏朝廷的一些請求罷免“同定役法”的劄子中,都是以保留意見,自覺退出,甚至自認疏闊的姿態,來維護司馬光的威信與朝廷之決策的[254]。這與他早年對待“新法”的態度已然不同。但即便如此,仍有人把他看作了第二個王安石[255]。實際上,蘇軾也並不完全改而信從“新法”,如對“青苗法”就堅決反對。元祐元年八月,司馬光病重家居,“範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台諫劉摯、上官均、王覿、蘇轍交章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嚐不禁抑配,而其為害至此……非良法也。’”[256]這次的情況跟爭論役法時倒過來了,司馬光認為“青苗法”可以經糾補後沿用,而蘇氏兄弟堅持罷廢此法。後來司馬光被說服,不再散青苗錢。可見,蘇軾對於“元祐更化”的基本傾向是不反對的,他在曆史舞台上的基本角色還是一個“元祐大臣”,這一點大概是不用懷疑的。

因“國用不足”而幾乎複散青苗錢,實已暴露出元祐之政的根本缺陷。舊黨視“新法”為聚斂之術,斥新黨為刻剝之徒,概予廢棄,但廢棄之後,仁宗時代的財政危機便再次出現。當時畢仲遊上書司馬光,就提出這個尖銳的問題[257],可舊黨實在沒有比王安石更好的辦法。“更化”時代的國家財政,是靠神宗、王安石“聚斂”的積累支撐著的,史稱“仁政”、“盛世”,實是元祐大臣們將王安石的“刻剝”所得大方地散出而已,其實質也不過苟安,故亦決不能久長,新黨的反撲是勢在必然的。蘇軾對此的認識還比較清醒,深慮數年之後,神宗“勵精”的成果將消耗殆盡。隨著思考的深入、視野的拓展,他將如何看待“新法”的問題,進一步發展為如何總結仁、神二朝之政以謀得當前最佳出路的問題,在元祐元年十二月為學士院所擬的策題中,提出了這一曆史命題:

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258]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超越了新、舊黨爭的,真正深刻而具時代意義的命題。然而,當他起草這道試題的時候,司馬光已經去世,舊黨失去了權威的領袖,迅速分裂為幾個黨派。蘇軾提出的命題沒能引起朝臣們的廣泛、認真的思考,他本人也又一次陷入黨爭,史稱“洛蜀黨爭”。

蘇軾兄弟是四川人,兩人在元祐時升遷都很快。軾於二年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做了小皇帝的老師,三年又差知貢舉,為新進士的座師,後又任吏部尚書;轍於二年任戶部侍郎,後遷翰林學士、權吏部尚書、禦史中丞等職,一直升到尚書右丞和門下侍郎,成為執政宰輔。他們的權勢、影響日盛,圍繞著他們就形成“蜀黨”,其中呂陶任禦史,有彈劾權,“蘇門四學士”則皆處館閣。此黨自以蘇軾為首。“洛黨”之首是洛陽人程頤,著名的理學家,被司馬光薦入朝廷,任崇政殿說書,給小皇帝講課,官位比蘇氏兄弟要低許多。但程頤的門人朱光庭、賈易等卻長期擔任諫官,有言事權。另外還有一個勢力更大的“朔黨”,與洛、蜀各有異同,牽掣交織,情形複雜。故黨爭呈此起彼伏之勢,最終兩敗俱傷,各無大建樹。

大致說來,從範仲淹倡導士人以學術風節自立以後,北宋士人中便多有才華傑出、個性執拗獨斷的大名流,學說上務求獨標一幟,行事則嚴於律己,並以不近人情的行為標準強加於人,順著一己的邏輯演繹下去,無通融餘地,常以危言激行來驚世駭俗,高自標榜。其周圍則總有一批崇拜者,願執弟子禮,嚴守師弟之道,指斥“流俗”,執定門戶私說為天下唯一正理,視他說皆為異端,一概鳴鼓攻之。自蘇洵起,蘇氏父子就很看不慣此種習氣,認為這樣的壞脾氣是“奸”的表現[259]。但在蘇軾的政治生涯中,偏總與具有此類執拗獨斷性格的人相遭遇,“拗相公”王安石如此,“司馬牛”司馬光亦如此,這會兒來了個程頤,竟又是如此。人們容忍壞脾氣的人,是因為其或有偏長的緣故,但此等人物即便才華非凡,在三蘇眼裏自亦平常。所以,一般人最多覺得此等人物太過“迂闊”,但蘇洵則指斥王安石為“奸”,無獨有偶的是,蘇軾亦指程頤為“奸”[260]。南宋的朱熹懸揣蘇程矛盾的原因在於蘇軾“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卻恐他來點檢,故恁詆訾”[261],將蘇軾的形象說得很不堪。實際上,在蘇軾與王安石言和、對司馬光忍讓後,他的嫉“奸”之情是毫不掩飾地發在了程頤身上,因為程頤的性格雖與王安石、司馬光相類,卻沒有他們的權位與政治才能,在蘇軾看來行同鬼怪[262],一無是處。與朱熹懸揣的相反,史籍上記載的蘇程衝突之場麵,實是程頤的形象不太美妙。司馬光去世時,官員們按理要去吊唁,隻因為他們剛參加完一次明堂慶典,程頤就以一日之內歌了又哭不合古禮為由,提議不去吊唁。古禮實際隻說一日之內哭了不能再歌,符合人情在真正經曆了悲傷後難以轉悲為喜的常理,但反過來說歌了不能再哭,就不通。所以蘇軾當即嘲笑挖苦:“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製禮也。”(意謂並非真正的古禮)於是“眾皆大笑,其結怨之端蓋自此始”[263]。司馬光的喪事成了蘇程矛盾明朗化的起端,不知道“眾皆大笑”中的程頤是何等尷尬,但蘇軾這樣做顯然是意氣用事。從前歐陽修對於古怪的石介,既能團結,又糾其偏,做得有理有節,蘇軾卻不能善處程頤,此點不如乃師。

洛黨的賈易、朱光庭首先以政治攻擊來報複蘇軾對他們老師的嘲笑,抓住蘇軾的上引策題,以“謗訕先朝”加以彈劾。蘇軾上章自辯,兩黨便公開相爭。朝臣各有左右,攻軾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264],而攻程頤的也頗不乏人。結果是程頤在元祐二年八月被趕回洛陽賦閑。此後蘇軾忙於議論邊關防務和處理貢舉事宜,但曾與黃庭堅結怨的趙挺之,又夥同別人攻擊蘇軾,事在元祐三年。蘇軾自覺不安於朝,於是接連上章請求外任,並於元祐四年三月獲準出知杭州。

蘇軾出守杭州,進入了他的人生中第二輪外任的階段,但由於宰執大臣呂大防與劉摯之間的矛盾以及他們對洛、蜀二黨人物的不同態度,致使洛蜀黨爭仍在繼續。元祐五年,程頤因父喪家居,蘇轍任禦史中丞,賈易便請求解除禦史之職,不肯在蘇轍屬下。等次年蘇轍升尚書右丞後,賈易複任禦史,繼續糾集同僚彈劾蘇軾,迫使剛從杭州回朝的蘇軾再次外任。元祐七年程頤釋服,被蘇轍阻其入朝,授以閑職。此時元祐之政已近尾聲,他們馬上一起遭受來自新黨方麵的攻擊、迫害。

蘇軾於元祐四年三月得到杭州知州的任命,至四月才出京上路。離開朝廷以前,對於剛剛發生的“車蓋亭詩案”發表了意見。新黨的重要人物蔡確於元祐二年被貶到安州,因遊安州的車蓋亭,做了幾首詩,被舊黨揭發,認為其詩意在譏謗高太後,包藏禍心。事情發生後,舊黨台諫諸臣紛紛上章,要求重處蔡確,一時釀成“詩案”。蘇軾與蔡確也是政敵,但他認為不能用文字獄的手段來迫害對方,所以臨行上奏,主張不予追究。此可見“烏台詩案”給他的深刻教訓,使他不肯用此術反施於政敵,即便已不在其位,也要為此進言,因為“此事所係國體至重”[265]。在他看來,以文字罪人是根本不合“國體”的。這裏實際也隱含了他對自己所遭受的“詩案”的真實態度,但尤其可貴的是,他在此時能出於維護“國體”的深遠考慮,而為政敵說話。不幸的是,舊黨“君子”多愛以抗直自逞,而習於攻訐、鬥爭,終於把蔡確遠貶新州(今廣東新興),並且四年不調,令他卒於貶所,用文字獄將一個前朝大臣迫害致死。《宋史》列蔡確入《奸臣傳》,認為死不足惜,但此事的後果極其嚴重,新黨重新執政以後,屢次祭起為蔡確申冤的靈旗,對報複的手段不再有所忌諱,把舊黨整得死去活來,而蘇軾亦罹其害。這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