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代貶謫人臣的慣例,是以貶地離京城的遠近來表示貶責的重輕。像蘇軾以後貶到嶺南,便屬“重譴”,貶到海南島,那就無可複加,唯欠一死了;這一次貶到黃州,還算是“寬典”。黃州隸宋淮南西路,淮南東、西兩路是當時經濟發達的繁華區域,“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人性輕揚,善商賈,廛裏饒富,多高貲之家”[194],而黃州南臨長江,與荊湖北路的武昌軍(宋鄂州,今湖北武漢)隔江相望,“當江路,過往不絕”[195],是個交通要道。京城裏的消息會很快傳到這裏,這裏發生的事也易傳到京裏。神宗置蘇軾於此地,既方便監督,也表示他還未被“棄絕”。蘇軾的官銜是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水部員外郎是水部(工部的第四司)的副長官,但檢校則是寄銜之意,非正任官;團練副使是地方軍事助理官,屬閑職,再加本州安置,則表示不得參與公事,近於流放。與此同時,蘇轍貶監筠州(今江西高安)鹽酒稅。蘇軾以元豐三年(1080年)正月出京,途中嚐與弟轍相會,然後獨帶長子蘇邁,於二月一日到達人地生疏的黃州。到了五月份,蘇轍才送兄長的家眷至黃,留十日後別去赴筠州任。自此,蘇軾居黃四年。

蘇軾可謂與長江有緣,家鄉眉山有長江上遊支流岷江經過;當年沿長江出蜀,寫下第一批詩歌;遊宦於杭、密、徐、湖數州,亦曾橫絕大江;這次謫居,則又在江岸。故他一到黃州,就感到重見長江的欣喜,寫下“長江繞廓知魚美”[196]的詩句,而且,初至貶所即“橫江”“破巨浪”,到對岸的武昌(今湖北鄂城)西山去遊玩了一番[197],興致不淺。南宋人施宿編《東坡先生年譜》至此,不禁讚道:“先生生長西蜀,名滿天下,既仕中朝,曆大藩,而一坐貶謫,所至輒狎漁樵,窮山水之勝,安其風土,若將終身焉,其視富貴何有哉!”[198]好山水把逐臣變作了一個完全的詩人,而詩人也把這好山水帶進了文化史,自蘇軾來後,黃州一帶遂多天下名勝,而為文化人所重。

然而,作為一個政治家,蘇軾幾乎已陷入絕境。他已經四十五歲,政敵王安石雖已退居金陵,但主行“新法”的宋神宗年方三十三歲,此時自不能預料神宗會英年早逝,則作為“舊黨”要員、喉舌的蘇軾,豈非終生再無出頭之日?故照當日情勢來看,蘇軾怕已是誤了平生,無可挽回地結束了政治生命。對於一個自少年時代即胸懷大誌的人來說,這樣毀滅性的打擊,其痛苦不是易於解脫的。年過不惑的蘇軾,必須重新思索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計。

首先是心理上要有做一輩子老百姓的準備,並且還不是安居家鄉的百姓,而是一個有罪之身,必須流落他鄉,隨遇而安。蘇軾在赴黃州的路中,就跟弟弟說,生涯到了這步田地,“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不再企望什麽,此去“便為齊安民,何必歸故丘”[199],就在黃州(“齊安”是其舊稱)做一輩子平民。這是把以後的日子做了最低的打算。到黃州後,他也曾想跟弟弟商量,“欲買柯氏林”[200]以安家立業。此計雖未果,但後來構雪堂,經營東坡等,都是“便為齊安民”的打算。

其次是應對生活的困頓。當“齊安民”亦並不太容易。團練副使雖然還算一個官,但蘇軾卻已領不到俸祿[201],所以經濟上的困窘甚難克服。初到黃州時,寄居於定惠院僧舍,倒還方便,但五月份家眷一來,景況便難了。全家遷居到臨皋亭,大有饑寒之憂。是年冬天寫信給秦觀雲:

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202]

他用這種辦法來應付難關,以保持樂觀的心情。第二年,窮書生馬正卿替他向官府請得一塊數十畝的荒地,他親自耕種,植了些粳稻棗栗之類,以此收獲來稍濟困窘。這塊荒地在州城舊營地的東麵,因而取名“東坡”,他也由此自號“東坡居士”。後來,他又在東坡造了幾間屋,稱為“雪堂”。從此以後,黃州就有了一個東坡居士,時常往來於臨皋亭與雪堂之間。在中國古代的文化史上,東坡居士這個形象的出現,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蘇東坡”比“蘇軾”更家喻戶曉。

與經濟上的困窘相比,黃州時期的蘇軾在文學創作上卻進入了豐收期。他的散文,從以前的著重於政論、史論、哲學論文,而轉向以隨筆、小傳、題跋、書簡等文學性的散文為主,筆法極其靈活,耐人尋味;他的詩歌,也從以前富贍流麗、豐滿生動的筆調,經了人生中一番大起大落的洗禮後,走向以清曠的語句寫出厚重的人生感慨,構思也更見細密;他的詞作,也由於對人生感慨的抒寫,而進一步發展了“詩化”的趨向,有的豪邁雄放,有的高曠灑脫,亦有的婉約清深,可謂出神入化。有一個關於他的詞作的傳說:他的《臨江仙·夜歸臨皋》一詞,在感歎了“長恨此身非我有”後,以“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203]的遐想作結。不料此詞傳出後,次日便有謠傳謂,蘇東坡真的已“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這就嚇壞了要對放跑“罪人”負責的當地知州,急忙趕到蘇軾住處,結果發現他正“鼻鼾如雷,猶未興(起床)也”[204]。類似的傳說還有不少,元豐七年蘇軾上表雲:“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並日,臣亦自厭其餘生。”[205]這是因為“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神宗)對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206]。這“白日仙去”與“拏舟長嘯去矣”如出一轍,人們樂於傳播這樣的故事,是出於對蘇軾的喜愛,和對於他的境遇的深感不平,故以他獲幸於上天的傳說,來作為其獲譴於人間的補償。但我們也未嚐不可以把這些傳說看作蘇軾文學作品的藝術感染力的產物。

當然,蘇軾在黃州的創作,最著名的是“三詠赤壁”。此赤壁在州城西北的江濱,是個遊覽勝地,雖與三國時赤壁大戰的古戰場並非一地,但唐以來的詩文已有意無意地把兩個地方混一而言,故黃州赤壁也早成了“古跡”。蘇軾有《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就是憑吊“古跡”之作。年近半百的他來到赤壁磯頭,望著滾滾東去的江水,想起自己建功立業的抱負也已付之流水,不禁感慨萬分,用了當年“雄姿英發”的周郎來反襯如今“早生華發,人間如夢”[207]的自身,真是心事茫茫,付諸樽酒明月。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十六日,他乘舟遊於赤壁之下的江麵,聽客人吹了一段悲涼的洞簫,談起了人生的短長和悲喜的問題,寫下《赤壁賦》,通過主客間的對話,以陶醉於江上清風、山間明月的美景,來解脫人生短暫的悲哀[208]。到十月十五日,他又偕客泛舟夜遊赤壁,風月如故,而秋色已變為冬景。他棄舟登山,在漆黑的山間長嘯一聲,體會孤獨的悲哀,然後回到舟中,“放乎中流,聽其所止”。夜半時有一隻孤鶴飛過,後來又夢見道士問他“赤壁之遊樂乎”。蘇軾認為那道士就是夜半飛過的孤鶴,就在《後赤壁賦》中渲染了這個迷離恍惚的道士化鶴的幻覺[209]。看來他的心態從超越人生的悲喜,又時而涉入世外縹緲之境了。在一種難以企及的藝術感知中,他的艱難的心路曆程,穿過幽僻之徑,而來到與天、神對話的地方,然後又從那不可捉摸之地重返人間,所謂“幽則為鬼神,而明則複為人”[210]。他的“三詠赤壁”,給我國文學藝術史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後世的戲曲、繪畫、雕塑中都有不少以此為題材的創作[211],而黃州赤壁也因此而名滿天下,被稱為“東坡赤壁”,成了真的古跡。

人生思考和心理狀態促成了蘇軾的文學傑作,反過來,文學寫作也有益於其心理調適。不過,他的心靈世界是以博雜著稱的,非文藝一事所能盡。如他對養氣修道的興趣,在黃州時期就有顯著的表現。初到黃時,即寫信給秦觀說:“吾儕漸衰,不可複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煉。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212]這是將修道養煉付諸實踐了。同時又謂:“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213]借佛老之說“以自洗濯”[214],也是修身養性之法。當他聽說朋友楊繪遣出四妾時,認為“此最衛生之妙策”[215],並接受滕元發的勸告,絕欲養身,“見教如元素(楊繪字)黜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複念。方知此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216]這也許就是他營構了雪堂後,仍把家眷安排在臨皋亭住,而獨自往來於兩地之間的原因。不過,元豐六年(1083年)九月,他與侍妾朝雲仍生過一子蘇遯(次年夭折),故亦未必真的“遂絕此事”。他在這段期間如此注重“衛生”問題,除了追求身體康健外,其實也是在頑強地爭取自己的政治生命,因為他必須足夠的長壽,才有希望看到“黨爭”局勢的變化。從他在黃州給故交的不少書信看,他實際仍密切關注著朝局[217]。

這種等待看來是漫長的。古代聖賢在政途無望之日,往往借著書立說以自表見於後世,蘇軾在重新思考安身立命之計時,在耕種自濟、文學自適、養生自保的同時,當然更要著書以自見。所謂著書,自以注釋經典為最高,加之王安石“三經新義”頒行後,學子為趨科舉而不習古注的情況很令人擔憂,蘇氏與王氏所學不同,故要重注經典,自申其說,以與“新學”相抗。蘇轍雲:

先君(蘇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蘇軾)述其誌。公泣受命,卒以成書……複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島,作《書傳》。[218]

蘇軾在黃州時與滕元發書雲: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易》,舍弟已了卻《春秋》、《詩》。[219]

又據蘇轍自述:

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欲更為之傳……功未及究,移知歙績溪。[220]

居許六年,杜門複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221]

由上可見,蘇氏兄弟承父遺誌,分注經典,蘇軾承擔《易》《書》,轍承擔《詩》《春秋》,轍少時已作《孟子解》[222],軾則作《論語說》。軾居黃州、轍居筠州時,他們已開展注釋工作,轍書未完稿,至晚年方成,軾之三書,則《易傳》、《論語說》先成,《書傳》亦到晚年方成於海南。

按蘇軾甫至黃州,寓居定惠院僧舍時,已趁閑寫作《易傳》,當時詩有“寂寞閑窗《易》粗通”[223]之句;至此年(元豐三年)四月時,已著成《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並把後者抄寄文彥博[224],則此二書皆在定惠院中完稿,時家眷未至,其用功可以想見。二書在以後還有修訂,但此時已大體草就。至於《尚書》,想必在草成前二書後即投入研究,但研治過程似甚為艱難,《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七錄其《謝滕達道書》雲:

前日得觀所藏諸書……恕先所訓,尤為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開益……輒立訓傳,尚未畢功,異日當為公出之。古學崩壞,言之傷心也。[225]

按所謂“恕先所訓”,據《宋史·郭忠恕傳》:“字恕先……所定古、今《尚書》並釋文,並行於世。”[226]蘇軾當是從滕元發那兒獲得郭氏所定《尚書》文本並釋文,所謂“某方治此書”者,正指《尚書》也。蘇軾能到滕家去看藏書,應在元豐七年離黃北上以後[227],而寫此信時,其《書傳》尚未就。信中透露他著書的動機與“古學崩壞”有關,此正是“三經新義”定於一尊之後果。東坡《書傳》大約主要撰成於晚年謫居海南時,與前二書之草就於黃州而定稿於晚年者不同。

那麽,作為學者的蘇軾,他在黃州的主要成果就是《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的草就,與《書傳》的起動。這些成果標誌著蘇軾自成一家的學術思想的形成,因此,從蘇洵逝世到黃州謫居,可以看作蘇軾思想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前文已講過,第一個階段是“以父為師”的階段。在第二個階段裏,他經曆了生平中第一輪“在朝——外任——謫居”的大起大落,而黃州時期的學術著作總結了其思想發展的成果。經過黃州謫居著書以後的蘇軾,已躋身於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其學說與王安石“新學”對立而自成一家,被稱為“蘇氏蜀學”。

謫居江岸的東坡居士,因為離開了政治旋渦的中心,而獲得了文藝、學術上的突飛猛進,但險惡的政治環境仍無時不危及著他的生存。政敵控告他在徐州任上“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欲行追究,幸而蘇軾當日實曾有所處置,經申辯後,才被撤銷追查。雖是一場虛驚,卻也驚得蘇軾在上表中自訴“無官可削,撫己知危”[228],其處境之窮迫凶險,可想而知。其弟蘇轍在筠州權充州學教授,所擬的三道策題,也被指控為“乖戾經旨”,不準再任這一差使[229]。其實所謂“乖戾經旨”,亦不過與“三經新義”相“乖戾”罷了。在對文人最為優待,學術思想自由成風的北宋時代,偏偏是蘇軾兄弟,寫詩也不是,擬策也不是,左一個危機,右一個陷阱,動輒得咎,此豈王安石所謂“一風俗”之效?“一風俗”的目的是要維護一種上行下效的統一政策,以求“變法”事業的順利開展,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統一的政策與清一色的學術思想絕不等同,真正有利於改革事業的是思想的解放而不是專斷,神宗、王安石見不及此,也是“變法”失敗的一大原因。我們在蘇軾居黃期間寫給友人的書信中,屢次看到懼禍自晦的表示:

得罪以來,深自閉藏,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230]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雲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231]

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為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232]

某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益務閉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秘。[233]

他如此韜晦深藏,真是憂危至極,而居然說在此中悟出“至樂”,實是說不盡的“畏人默坐成癡鈍”[234]之苦。從他初至黃州,即以“自笑平生為口忙”[235]暗喻由詩文得罪,到離開黃州後,還在做“凡刊行文字,皆先毀板”[236]的事,可見這樣的“至樂”實在是求取生存的無奈之計。

綜上所述,耕種自濟、文學自適、養生自保、著書自見、韜晦自存是蘇軾在黃州四年的生活內容。元豐七年(1084年)正月,宋神宗出手劄說:“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可移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237]於是蘇軾得以離黃北上。回顧這一段謫居生活,東坡居士的總體感受是:“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絏之中。”[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