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軾出京前,當年的川中長官張方平已調知陳州(今河南淮陽),他奏準朝廷請蘇轍去任該州的州學教授。故蘇軾熙寧四年(1071年)赴杭時,先至陳州會晤兄弟,隨後在蘇轍陪同下到潁州(今安徽阜陽)同謁退居在那兒的恩師歐陽修。師生相談甚歡,感慨良多。歐陽修於次年即與世長辭,後來到元祐六年(1091年)蘇軾知潁州,重來此地,追懷往跡,二十年前的情形猶曆曆在目:
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嘩,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雲亡,言如皎日。[173]
在這裏,被歐公斥為“非我徒”的“多士”,顯然就指蘇軾的一些襄讚“新法”的同年,如呂惠卿、曾布等,而蘇軾以反對“新法”南赴杭倅,在歐公看來是有“道”的表現。
告別了老師和弟弟後,蘇軾繼續南行,經揚州,於當年十一月到達杭州任上。從此時起直到元豐二年(1079年),他擔任地方官八年之久,相繼在杭州、密州(治所在今山東諸城)、徐州、湖州四地任職,在杭任通判,在後三地則任知州,漢時所謂二千石之官。宋代官製重內輕外,京官中與宰執政見不同者,若不議罪貶竄,則以出任相應級別的地方官為最常見的“下野”方式。一位官員連續在地方上任職而不被調往京城,說明他仕途不順,倘他是個不同政見者,很可能還不準進入京城,叫“有旨不許入國門”。蘇軾熙寧十年(1077年)密州任滿赴京述職時,就遭此待遇,結果隻好在京城附近的範鎮家裏暫住。
但蘇軾在地方上卻是頗有政績的。他的天性中有自由放達的詩人氣質,卻並不妨礙其處理實際事務的才能。他是個關心民瘼的良吏,也是個果決任事的能吏。在杭州,他幫助知州修複錢塘六井[174],還巡行屬縣,監督捕蝗,賑濟災荒,甚至在除夕之夜野宿城外[175]。在密州,他碰上嚴重蝗災,處境艱難。他一麵上奏朝廷要求蠲免秋稅,一麵帶頭節儉,還親自沿城撿收棄嬰,設法招人撫育,所活達千人[176]。在徐州任上的蘇軾最為辛苦,時值熙寧十年,黃河決堤,水淹四十五個州縣,三十萬頃良田,徐州城下水高二丈八尺,上任未及三個月的蘇軾全力組織抗災。他勸導逃亡的人民返回城中,然後草履竹杖訪當地駐軍,召軍隊與人民一起築堤護城,當暴雨如注,水勢增高,城牆危在旦夕之日,“廬於城上,過家不入”,奮戰兩月,方得水退城安,複上報朝廷要求增築舊城,以防河水複來[177]。另外,他還派人勘明附近的石炭產地,組織開發,以解決州人的禦寒問題[178]。元豐二年他離任之時,州民拜於馬前,獻酒送行,以表示對這位父母官的感激[179]。
在政績彰著的同時,蘇軾的文藝活動亦有極大的開展,創作和交流都呈活躍的態勢。杭州西湖的山水、錢江的潮汛為他提供了豐富的詩材,使他寫出了一大批詩歌名作,並開始填詞的創作[180]。至密州後,有意改革了詞為“豔科”的舊習,創立了我國詞史上的豪放派。在徐州,蘇軾寫作了一係列題畫詩,結合繪畫品評以發表其藝術見解。元豐二年初,新任湖州知州文同去世,半年後,繼知湖州的蘇軾寫下《文與可畫篔簹穀偃竹記》,以抒發悼念之情,並總結其繪畫藝術的精粹,提出了“成竹在胸”的著名藝術命題。不斷的創作使他聲望日隆,不少文人學士紛紛向他求教,願入蘇氏門下。晁補之拜見蘇軾於杭州,黃庭堅從北京大名府遙寄書信、詩作至徐州請益,赴京應舉的高郵人秦觀也專程至徐州謁蘇軾執弟子禮,蘇轍在陳州也已收張耒為徒,此四人即文學史上盛傳的“蘇門四學士”,此時“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181]。繼歐陽修之後,蘇軾不負重望地擔起了領導文壇的責任。
位勢未顯的蘇軾隱然成為當代知識分子中的一個領袖人物,他並未忘懷國事,首先就要為捍衛自由的學風而進行鬥爭。此時朝廷設立經義局,由王安石與其子王雱帶領一些新科進士,修訂《詩經》、《尚書》、《周官》的標準注釋文本,送國子監鏤板頒行,作為以後科舉經義的唯一正確的答案,以統一思想。史稱“三經新義”,其學說稱“荊公新學”。作為一家之說,它本不乏精辟的創見,不言而喻地具有學術史的意義;但借助於皇權而定於一尊,不準出入,則無疑是對思想界的鉗製,對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的摧扼。此是王安石個性中固執獨斷一麵的惡性發展,也是在“以通經學古為高”的時代風氣下已經與王安石一樣地形成了獨立學說的文化人所萬不能接受的。蘇軾不能不施用他的批判的權力,據邵博記載:
東坡倅錢塘日,《答劉道原書》雲:“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鸛,《詩》大小雅本是老鵶,似此類甚眾,大可痛駭!”時熙寧初,王氏之學務為穿鑿至此。[182]
京師的經義題要人回答“異”與“殊”,“其”與“厥”字的區別,又說“觀”就是“鸛”,“雅”就是“鵶”,蘇軾覺得“大可痛駭”。這些顯然就是“荊公新學”中的“字說”,以這樣奇特的“字說”來達成對經義的新解,是反對“新學”的文人們冷嘲熱諷的話柄,而蘇軾也就在宋人筆記中留下了一個對“新學”、“字說”嬉笑怒罵的形象:他將王安石的拆字會意之法運用到別的字上,以顯其可笑。但其真正的目的,倒不在於戲弄“字說”,而是反對學術專斷,聲張一個人獨立思考的權利。在杭州,他告誡趕赴進士試的考生不要為求得官,“視時上下而背其學”[183];在徐州,他也寫了著名的《日喻》一文送人進京應試,闡明“學”與“道”的關係,意謂“新學”提供給大家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是不能代替每個人獨立鑽研、體會、實踐之“學”的[184]。隨著蘇軾的學術文章越來越為人所崇,他成為那個時代裏反抗“新學”獨斷的一麵旗幟。然而,這也就引來了中國曆史上一場震動朝野的文字獄。
政治鬥爭是不能失敗的,一旦失敗,便使戰勝的一方擁有了既定的“真理”和政策,從前一切不同的意見都是荒謬和違反朝廷的,皆可按以罪責。蘇軾對神宗、王安石的政策、理論,原本就持鮮明的反對態度,毫無隱諱地寫在奏章上的,可是,事隔數年,他卻因為詩文中隱含這樣的反對,而被捕入獄。早在他通判杭州時,沈括到浙江來考察農田水利法的執行情況,就把他的近期詩作抄錄了一通,指出其中有反對“新法”的隱語,封進給神宗皇帝。但其時反對“新法”還隻是不同的政見,而不是什麽“罪”,故而亦不曾追究,那位科學家的不良用心落了空。[185]至元豐二年(1079年),時移勢遷,“新法”已成為不可爭論的廟謨國是,司馬光等也早已沉默,而蘇軾還在發表反對的言論,雖然王安石本人已離職南下,但“新法”人士仍把蘇軾視為眼中釘。王安石門生禦史中丞李定、禦史舒亶、何正臣和國子博士李宜等人,紛紛上章彈劾蘇軾,指摘其詩文中的“譏諷文字”,認為是“愚弄朝廷”,“指斥乘輿”,“無君臣之義”,“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應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186]神宗批示將蘇軾下禦史台審理,於是,台官皇甫遵從汴京火速趕往湖州,於七月二十八日逮捕了剛上任知州不久的蘇軾,目擊者雲:“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187]八月十八日押到汴京,即拘在禦史台審問,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結案出獄,史稱“烏台詩案”。[188]蘇軾從二千石之官頓時淪為階下囚,凡一百三十天。
當時禦史台作為主要“罪證”材料的《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今已不存,從現存宋人朋九萬《東坡烏台詩案》、周紫芝《詩讞》和清人張鑒《眉山詩案廣證》等所錄被指控為攻擊朝廷的幾十首詩文來看,大約有三種類型。一類與“新法”原無關涉,作為“罪證”原係穿鑿構陷;二類確有反對“新法”之內容,但反映的“新法”之弊卻是客觀的事實;三類則或多或少帶有歸惡於“新法”的偏見。大致來說,若反“新法”固然有“罪”,則李定等還不全屬誣告。不過,蘇軾本來就是反對“新法”的,而且從未隱瞞自己的政見,在密州時曾明確拒絕推行免役法、手實法與方田均稅法,毫不隱諱地寫在他給當朝宰相韓絳的上書裏[189],他的弟弟蘇轍於熙寧九年齊州掌書記任滿回京,也曾上書反對現行的“新法”[190],至於詩中緣事托諷以委曲表達,則原是秉承了《詩經》以來儒家的詩歌創作傳統,從中刺取其意,反不如他從前的奏章來得彰著明白,若此而可誅,則反“新法”的大有人在,豈不要重興“黨錮”之禍?舒亶倒確有此意,他從蘇軾的文字所及,追究出與蘇軾有文字聯係的幾乎整個在野的“舊黨”,謂:“王珗輩公為朋比,如盛儒、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範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191]他要一網打盡。當然他明知這絕不可能,故意把調子拔高,是給皇帝誅殺蘇軾一人尚留些表示寬容的餘地,用心可謂險惡。
時任簽書應天府判官的蘇轍聞訊上書:“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192]他以這樣呼天搶地的悲號,乞納還在身官爵以贖兄“罪”。同時,元老大臣如張方平、範鎮等紛紛上書營救,朝野一片嘩然,連“新黨”中堅之一的章惇也為蘇軾說情,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也對文字獄不以為然。此事還驚動了仁宗的妻子曹太後,出來為仁宗欣賞過的蘇軾說話。然而,李定等猶嚴刑逼問,羅織鍛煉蘇軾的“罪”名。按說,反對“新法”不過是政見分歧問題,依宋代的刑統法製而論,談不上有什麽“罪”,但李定等卻將它與宋神宗的皇權相聯係,把反對“新法”說成是侮辱皇帝的尊嚴,以證成蘇軾有大“罪”。此時要想申明蘇軾無罪已十分困難,他的唯一出路是服“罪”以求寬容了。
然而,事情鬧到這步田地,也該結束了,否則將連神宗也下不了台。宋朝本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而蘇軾在士林的隆重聲望也是神宗不能不考慮的,殺一蘇軾會招來萬世唾罵,也無利於他的統治,是他心裏十分清楚的事。這場轟動朝野的詩案必然地以從輕發落的名義了結,蘇軾被貶往黃州(今湖北黃岡),與他有文字交往的蘇轍、司馬光等,或貶謫、或罰款。
於是,蘇軾這位宋代最大的詩人,因為寫詩而得“罪”,迎來了他一生中第一輪貶謫生涯。“黜置方州,以勵風俗,往服寬典,勿忘自新。”[193]據說是宋神宗在一片誅殺聲中曲意保護了他,實際上誰都明白,蘇軾得以度過險境,保留性命,所憑借的真正的力量,絕非誰的保護,而是他自己的學術文章在天地間的巨大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