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蘇軾居蜀守孝之時,北宋朝廷正在更新換代。早在治平三年(1066年)蘇軾離京之際,宰相韓琦、參政歐陽修已經為了“濮議”之事而與知諫院司馬光、禦史呂誨、範純仁(範仲淹子)、呂大防以及侍讀呂公著等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結果除司馬光外,呂晦以下全被貶逐。但不久,宋英宗崩,太子趙頊即位,就是以變法聞名的宋神宗。即位的當年(治平四年,1067年),韓琦、富弼、歐陽修都解去宰相、樞密、參政之權,出任地方官。熙寧元年(1068年)翰林學士王安石被召見,力陳變法大計,甚得神宗之意。在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等一批五十歲左右的入相呼聲較高的官員中,宋神宗經一番籌劃後選擇了王安石作他的輔臣。翌年(1069年)二月,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接著,依其提議創設“製置三司條例司”的新機構,作為變法的主持機關,由王安石實際負責領導。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就此開始。恰恰在這個時候,蘇軾兄弟到達汴京。
命運注定蘇軾要卷入這場巨大的政治風波,自此起直到他離世,其政治、學術和文藝創作,都與王安石的“新法”及變法理論“新學”密切相關。在這中間,有學術思想的歧異、政見的對立、人生態度的不同,也有意氣之爭或黨派傾軋的因素,情形十分複雜,本書以後各章節都要詳論,這裏隻略敘蘇軾經曆,但也必須先概述一下王安石的變法措施。
王安石(1021—1086年)是一位學有專長,矢誌改革的學者型政治家。在執政以前,曾曆任地方官,並在所轄地區創試了若幹改革措施,有的效果良好,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變法理論和方案,在嘉祐三年(1058年)所作的《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中即已有係統的表述[148]。宋神宗即位後,有誌於富國強兵,故擢用王安石,更易法製以圖富強,這就有了“新法”。其主要內容,可分為理財與整軍兩類。屬於理財的有青苗法[149]、免役法[150]、均輸法[151]、市易法[152]、方田均稅法[153]、農田水利法[154]等;屬於整軍的有減兵並營[155]、將兵法[156]、保馬法[157]、保甲法[158]等。為了培養適於推行“新法”的人才,又要改變科舉製度,取消詩賦,改試經義、策論,並製定經義(儒家經典的闡釋)的標準答案,用以統一思想。這是古代程試之文從唐代的詩賦為主轉向明清之“八股文”的關捩。
理財是為了富國,整軍是為了強兵,統一思想是為了崇尚道德,最終目的是為了社稷長遠、國泰民康。然而,正如我們在導論中所指出,這次變法的實質是要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設法改變政府財政入不敷出之局麵。王安石的一係列“新法”,是從商品經濟的實際運行過程中看出了某些規律,而想以政府代替大地主、大商賈來做東,將“利”奪歸政府。這就是司馬光等人指責的“與民爭利”。國家作為機構實體,需要經濟收入來支撐,“爭利”是必然的;但同時,它也要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其“爭利”也得通過某種政府幹涉商品經濟的有效手段,而不至於太背離經濟規律,造成社會經濟破產。從曆史上看,“新法”開創了國家全麵管理商品經濟的先例,意義十分重大;但以國家行政措施來代替商業運行,統吃利潤,則又表現出對商品經濟的認識不足,用了以前管理自然經濟的舊思路來管理之,結果必然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開始是改革者主持立法,後來問題叢生,牽引著改革者失去初衷,隨機補漏縫隙不暇。反對者群起相攻,所言未必不中其病,但不務配合解救,隻圖拆台。這就激成主持者強硬剛愎,形成黨爭。黨爭一旦分出勝負,政局便轉為獨裁。獨裁又引來變法集團內部分裂相軋,王安石時而下野,時而複起,宋神宗殫精竭慮,英年早逝。變法事業隨即崩潰,後果嚴重。所以,王安石的“新法”,其理論思想是深刻的,其實踐卻必然失敗,失敗的原因決不僅僅是用人不當或政敵蓄意破壞,而主要是“新法”本身的缺陷。與宋代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相比,政府管理商品經濟的經驗遠遠不夠,“法”雖“新”,而思路仍舊。我們並不否定王安石變法,那種一仍舊章的主張顯然是錯誤的,但也承認“新法”、“新學”有嚴重缺陷。從而,對於反對派的意見,也就要分析對待了。
在變法之初,宋神宗更新群僚,一為推行新政,同時也為了培植自己一朝的大臣。他起用了王安石,但對司馬光也很重視,就其願望而言,是想得到司馬光的支持與配合的。他求治之心甚銳,初秉大政即勤於召見臣下,詢以治道,凡上書或對答中有被賞識者,即予提拔,尤其是年輕的官員,他更急於用來襄讚變法。一時之間,頗如蘇軾所雲,造成了“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159]的局麵。蘇軾兄弟的同年如程顥、曾布、呂惠卿、章惇[160]等,皆在三十開外的壯年,除了蘇軾外,或被引入“條例司”,或參與實施變法事宜,都受到神宗的重用,其中一些人後來成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和“新黨”大僚。在當時看來,參與策劃,實施變法,無疑是走向將來執政大臣的捷徑。
蘇軾卻獨未走上這條捷徑。據蘇轍說,時“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置之官告院”[161],《宋史·蘇軾傳》據以謂:“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突出了王安石對蘇軾的排擠。今按,蘇轍偕兄還朝,上書言及財政[162],即被神宗賞識,命為“條例司”屬官,參與議法,而王安石不能以“議論異己”拒之。蘇軾集中卻未見此時有何上書,初返京城的他顯得沉默,所以隻得了個判官告院的差遣,未進入更重要的機構。這多少也因為他本人不太積極。不過,王安石排斥蘇軾,卻也是事實,《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四熙寧二年五月條雲:
上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其事可也。”
同書卷七熙寧三年三月條:
上數欲用軾,安石必沮毀之……上以軾所對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如軾輩者,其才為世用甚少,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又同書卷五熙寧二年八月條:
上閱轍狀,問:“轍與軾何如?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臣已嚐論奏,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為事。”
可見王安石確實排摒蘇軾,理由亦正如蘇轍所說,議論素異。這是雙方都認定的事實。學術不同,於政治上亦不願相謀。蘇軾還朝不積極上書議政,就出此因。他不想被王安石所用,寧可在官告院賦閑靜觀。
靜觀當然也不能太久。朝野上下議論紛紛,蘇轍在“條例司”也已屢次與王安石、呂惠卿等意見不合,鬧到了無法共事的地步。內中情形,蘇軾想必是了解的。自熙寧二年二月到京,有三個月的時間,他對於司馬光、蘇轍那樣激烈地反對的那些“理財”之法並沒有正式發表意見,直到五月,他卻在王安石和司馬光都讚成的科舉改革上,率先獨立發表不同意見。此月,他應朝廷的要求,奏上一份《議學校貢舉狀》,徹底否定取消詩賦而代以經義策論的改革主張,認為詩賦優於策論。這是當時罕見的為文學辯護的議狀,神宗皇帝見狀後,即刻召見,頗加獎勵。當然,由於王安石的堅持,蘇軾的意見並未能阻止科舉改革的進行。看來宋神宗未必很重視他的這個意見,隻是想鼓勵他參與的熱情。
但五月份恰值反對“新法”的大潮湧起之際。禦史台的長官呂誨彈劾王安石,除了非毀“新法”外,還大肆攻擊其人品。神宗不以為然,把彈章退還呂誨。依宋廷的習慣,言事官若所言不被采納,是會要求去職的,於是呂誨求去;被彈劾者此時亦須停職待罪,於是王安石也求去。雙方堅執不屈,神宗被迫作出抉擇,罷免呂誨,堅定了王安石變法的信心。然而如此一來,此前關於“新法”諸措施的不同意見的爭辯,就正式上升為政治鬥爭了。八月,諫院長官範純仁,刑部官員劉述,禦史劉琦、錢顗等皆以反對王安石被罷免。此月蘇轍因反對農田水利、免役、均輸、青苗諸法,而自動離開“條例司”,獲準外任為河南府推官。到熙寧三年,朝內外的老臣韓琦、歐陽修、文彥博都反對青苗法,亦被責罰。司馬光一直在神宗麵前力爭“新法”之非,並拒絕接受樞密副使的委任,但神宗同意免去這委任時,掌管頒發詔命的範鎮又再三封還詔旨,結果神宗隻好把詔旨直接交與司馬光,於是範鎮自請解職。然後孫覺、呂公著以反對“新法”罷,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反對王安石提拔李定罷,程顥、張戩(載弟)、李常等亦紛紛斥罷。孔文仲應製科,原考為三等,以對策中反對“新法”被禦批黜落,考官封還禦批,範鎮上疏力爭,皆不聽,於是範鎮要求致仕(退休),卻被批準。司馬光亦被派往長安,但在地方上更不堪被迫執行“新法”之苦,至熙寧四年六月獲準到洛陽閑居,“自是絕口不言事”[163],這次反“新法”的風潮才逐漸退落,王安石得到專任。此後雖還有富弼因不肯行青苗法於其轄區而遭處分,劉摯、楊繪以指斥時政被貶,及鄭俠上流民圖坐編管等事,但已是餘波了。
在這次反“新法”的政治風潮中,蘇軾的政治態度逐漸地明朗起來。熙寧二年八月任國子監考試官,所出考題已暗示神宗專信王安石為非[164]。安石可能意識到蘇軾正在成長為他的一個有力的政敵,故於此年冬天讓他權充開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省得他來議政,不料蘇軾“決斷精敏,聲問益遠”[165],且並不耽誤議政,在十二月的嚴寒中,寫出一封萬言書給神宗[166],係統地闡明他反對“新法”的政見,把“新法”諸措施逐條地批駁、責難,一概否定。這是蘇軾第一次正式發表政見,卻是當時反“新法”的奏議中最係統、完整的一封。翌年二月,由於對英宗、神宗登上寶座起過關鍵作用的“定策”元勳韓琦奏疏青苗法害民,迫使王安石稱疾家居,離職近二十天,使新舊黨爭處於白熱化的**。蘇軾於此時再次上書[167],藉韓琦奏疏引起的倒王之勢推波助瀾,迫促神宗驅逐“小人”王安石。但神宗又一次扶持了安石,一邊同意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一邊讓“條例司”疏駁韓琦奏章,頒之天下。這是王安石的一個很大的勝利。但蘇軾猶不服輸。三月份進士殿試,“上議差先生為考官,安石言先生所學乖異,不可考策,乃以為編排官”[168],蘇軾趁參與其事的機會,作《擬進士對禦試策》進呈,巧妙地將策問內容引向對王安石和“新法”的攻擊[169]。
這樣,蘇軾與王安石之間,一個因“議論異己”而不斷排擠對方,一個因反對“新法”而屢次攻擊對方,就個人政見而論固各有是非,就宦場公德而論,則王安石排斥異己在先,為了讓他的改革計劃減少一個預想中的反對者,而企圖堵塞蘇軾的政治前途。對蘇軾來說,無論其政見如何,擊敗王安石都是他謀求進一步發展的前提,其奏疏措辭激烈,不能像司馬光那樣平心靜氣,是可以理解的。然到此為止,兩人都未采取不正當的手段來互相陷害,故其性質為不同政見或黨派間的政治鬥爭。但事態的發展到熙寧三年八月起了變化,從政治鬥爭突然墮落為官場傾軋。王安石的姻親侍禦史知雜事謝景溫彈劾蘇軾,說他扶蘇洵靈柩回川及服除赴京時,往返挾帶貨物,沿途做生意,又冒稱朝廷差遣,向地方官借用兵卒等。詔下八路按問,結果查無實據。據熟悉內情的蘇軾同年林希稱:
王安石恨怒蘇軾,欲害之,未有以發……景溫即劾軾……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按問,水行及陸行所曆州縣,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詢問……卒無其實。[170]
史籍上皆明載此舉為王安石指使謝景溫誣告蘇軾。這顯然是他越來越感到蘇軾的威脅,以至於不擇手段了。然而這手段是不正當的。
平心靜氣的司馬光也被激怒了,隔日麵見神宗,便斷然要求離開朝廷,“必不敢留”,因為:“今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171]所謂“素履”,就是一個人素來對於做人應具之道德規範的踐履,故對於一個士大夫來說,“毀其素履”是極狠毒的行為,而其後果也是很嚴重的,神宗對司馬光說:“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172]皇帝對他的印象已壞。在此情勢下,被彈劾的蘇軾當然就不敢自辯,隻好乞補外任,離開朝廷。熙寧四年六月,他被任命為杭州通判,離開了危機四伏的汴京。其離京時間約與司馬光赴洛相近,這二人的離去標誌著反對“新法”的政治活動歸於失敗。
蘇軾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即扮演了失敗者的角色,而且是被不正當的手段擊敗的。但這個失敗者已經成長為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家,為他以後成為元祐大臣打下了基礎。不過他這次出京外任,並不能逃離政敵對他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