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開封),自蜀中赴汴,有兩條路:陸路北上出漢中,穿越秦嶺的一些山穀,到達關中,然後東折;水路沿長江出三峽,至荊州一帶即可換陸路北上。蘇軾一生凡三次出川,兩次返川,陸路和水路都走過。嘉祐元年(1056年)隨父攜弟第一次出川,是走陸路。此年五月至汴京,住太平興國寺浴室院[124]。

他們到京的時候,正碰上京城水災。時仁宗皇帝年近半百,身體不佳,朝事的主行者是宰相富弼、文彥博,歐陽修任翰林學士,諫院的長官則是蘇軾的四川同鄉範鎮。歐陽修以水災為由奏罷了武將狄青的樞密使,結果讓新任三司使的韓琦入掌樞密院,三司使由歐陽修代理。這樣,慶曆時的一批讚同範仲淹的“朋黨”,分掌政權、兵權、財權,走向其仕途的高峰階段。範鎮、司馬光不斷地向朝廷上奏疏,王安石則是歐陽修家裏最受重視的客人,以後的新、舊二黨領袖,已在此時嶄露頭角。可以想見,歐陽修是在百忙中接待蘇洵的謁見的,但接見的效果卻很令人興奮。

依北宋科舉製度,士人應試須先參加州府解試,以取得被舉資格。蘇軾兄弟因未參加眉州州試,便要在開封府通過舉人考試,然後才允應禮部省試,最後還要經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全部合格,方得進士出身。此年八月,蘇氏兄弟通過舉人考試,雙雙獲選。禮部省試要到次年初舉行,他們還有幾個月溫習的時間。蘇洵自覺年高,不堪忍受被王公貴人玩弄其答卷的屈辱感,所以不再應試。在這段時間裏,他投書於歐、富、韓等名公,獲得歐公十分強烈的反應,“大稱歎,以為未始見夫人也,目為孫卿子”[125],並雲:“予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126]尹(洙)、石(介)二人是歐公重振古文的同誌,也是柳開、王禹偁以來,到三蘇崛起以前,歐公本人以外最重要的古文家。歐認為蘇洵的文章超過了他們,等於從文學史的高度上肯定了蘇洵的地位,把他看成了天下文章的第一作者。韓、富等也給予蘇洵很高的評價,韓琦還向蘇洵問到了他的兒子蘇軾。[127]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禮部省試正式舉行,主考官就是歐陽修,梅堯臣參與閱卷工作。試題有一場為《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作六百餘字一篇古文,明白曉暢,輕快通達,既無從前駢文的雕琢繁縟之病,也不似當時流行於太學中的奇怪僻澀之古文,表現了他駕馭散體文字得心應手的才能。與蘇洵一樣以不善作應試文章而屢試不中的梅堯臣,最能鑒識這樣真正優秀的古文,一獲此卷即大加推許,要求歐陽修錄為第一。歐看了也十分驚喜歎賞,但由於試卷糊了名,深恐此文出於自己的門生曾鞏之手,取為第一不免招來閑話,故決定委屈此文置於第二。梅堯臣仍感不平,但他沒能打消歐陽修避嫌的心思,結果蘇軾獲得了省試該場的第二名。到三月份,經皇帝殿試,蘇軾賜進士出身,蘇轍也順利通過考試,賜同進士出身。蘇洵艱難一生也未取得的科名,這兩兄弟輕易地一舉而得。

嘉祐二年的這次試舉,是北宋“得士”甚盛的一次,除蘇氏兄弟並中外,曾鞏、曾牟、曾布、曾阜兄弟四人加上妹夫王無咎、王彥深一門六人並中,極是熱鬧。這一榜中的文學之士有二蘇、曾鞏,以理學名世的有程顥、張載,後來成為王安石變法之得力助手的呂惠卿、曾布也在內,這些人對北宋政治、文學、哲學影響甚巨。歐陽修驚人的識鑒力,使他能夠把這一批當年最傑出的人才收入門下,但在那麽多傑出的門生中,他最欣賞的就是蘇軾,曾對梅堯臣說道:“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128]欣賞之情溢於言表。

蘇軾待在京城,進士登第以後才出門拜見歐陽修、梅堯臣等座師,又因歐的引見而得識韓琦、富弼。這幾個“慶曆新政”時的核心人物,“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範文正公。’”[129]他們在一起懷念範仲淹,也可見出幾位前輩對蘇軾的期許之深。自此以後,蘇軾成了十分耀眼的新星,父子三人的名聲大振。歐陽修這樣描述他們此番汴京之行的情況:

當至和、嘉祐之間,(洵)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世。眉山在西南數千裏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130]

蘇軾可謂一舉成名,更重要的是,他被文壇宗師歐陽修看作了下一代的文壇宗主,並預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131],意謂未來的文壇屬於蘇軾。

可就在這時候,蘇軾母親程夫人於四月初病逝的消息傳來,父子三人倉皇離京,回鄉奔喪。這位程夫人在人世的最大期望就是想看到丈夫、兒子成名,她的這個期望也確已成為現實,但她卻來不及聞聽喜訊,就離開了人世。當蘇洵回顧自己坎坷的一生,又看著眼下二子高中的現實,其悲天悼妻之情是難於言表的。對於蘇軾來說,無疑是在一舉成名的喜樂得意之際,遽然聽到喪鍾的敲響,領略到生命的本然的悲劇底蘊。按當時禮製,兒子須為母親服喪二十七個月,謂“守製”或“丁憂”。因此,蘇軾便丁憂家居。老蘇已五十歲,喪偶的悲痛令他思考生死的問題[132],埋頭鑽研《周易》。直至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三蘇才帶同軾妻王弗、轍妻史氏,第二次出川赴京。此時的蘇軾已經有了“人生本無事,苦為世味誘”、“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133]這種略顯蒼老的感慨。

這次走的是水路,他們舟經嘉、瀘、渝、忠、夔等州,出三峽至江陵(今屬湖北),已是歲末。這無疑是一次絕佳的旅行,一路上山川文物、名勝古跡甚多,激發起他們的才思,於是有了包含三個人一百多篇詩文的《南行前集》,編成於江陵的驛舍裏。其中有蘇軾詩四十餘首,是現存蘇軾詩的最早一批作品,可以看作其詩歌創作的起點。[134]蘇軾還為此集作序一篇,[135]提出了他的自然為文的創作思想,並聲明這是從他父親那兒繼承來的。這篇序由蘇軾自己書寫,其時他的書法水平已甚高,老蘇時有一些應酬文字,也請他謄寫。這一年,王弗生下了長子蘇邁。

嘉祐五年(1060年)二月,三蘇到達汴京。因了歐陽修等人的推薦,蘇軾兄弟得以參加一次皇帝特別下詔舉行的考試,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製舉考試,簡稱“賢良科”,倘被錄取優等,就可期望得到較快的升擢,故此俗稱“大科”。按此科考試製度的要求,蘇軾事先向朝廷獻上他所作的策、論五十篇[136],係統地表達了他對曆史和現實的看法,及對今後施政的建議。製科考試在次年九月結束,蘇軾的對策考入第三等。這是極高的成績,因為按宋代“製科”評定對策成績的慣例,一、二等皆為虛設,實際等級最高的就是第三等,其次是第三次等、第四等,最低是第四次等(第五等即未合格)。自北宋開製科以來,唯有一個吳育獲得過第三次等[137],餘皆在四等以下,故蘇軾這次的成績是破天荒的。據蘇轍所記,考評官有司馬光、範鎮、蔡襄、胡宿等人,司馬光本想把蘇轍的對策也錄在第三等的,但胡宿認為蘇轍指斥時弊過於激烈,涉於不遜,主張黜落,結果由皇帝打了個折中,取在四等[138]。他們的薦主歐陽修高興至極,又在書信中寫道:“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139]兄弟二人再次給汴京帶來了轟動。

時富弼因母親去世罷相憂居,韓琦、曾公亮任宰相,歐陽修參知政事,司馬光同知諫院,王安石知製誥。在這一係列重要人物中,隻有王安石對三蘇不以為然:

東坡中製科,王荊公問呂申公(公著):“見蘇軾製策否?”

申公稱之。荊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荊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雲。[140]

故王安石沒有擔任禦試對策的考評官,應該是蘇氏的慶幸[141]。考完後,蘇軾被任為大理評事、鳳翔(今屬陝西)府簽判[142],於嘉祐六年(1061年)近年底的時候,告別父弟單獨赴任,正式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蘇轍亦被任為商州推官,但任命狀卻遲遲下不來,原因是知製誥王安石“封還詞頭”[143],拒絕起草,遂令此事被長期擱置,至次年秋天,才由另一位知製誥沈遘寫作了製詞[144]。因蘇洵在京修禮書,蘇轍索性以養親為由辭去了這個官職,留在家裏。我們熟知蘇洵的《辨奸論》一文是王、蘇交惡的標誌,倘此文不偽,其寫作時間也應晚至嘉祐八年[145],所以,他們之間的不友好態度當起因甚早,而付諸偏執行為以引起惡劣後果的,卻先在王的一方。《辨奸》之作可謂事出有因。

宋代官僚的差遣一般是三年一任,蘇軾在鳳翔任滿三年還朝,已到了治平二年(1065年)正月。其間朝廷發生了大事,宋仁宗在嘉祐八年去世,由韓琦等人扶持著從宗室中過繼來的太子趙曙繼位,即為宋英宗,此年改元治平。蘇軾還朝後,以殿中丞差判登聞院,又經過一次學士院的考試,授職直史館。從當時仕途常況論,他的升遷可算順利,宋英宗對他也比較重視。但此時他家裏又接連發生變故,先是妻子王弗於治平二年五月病卒,然後是父親蘇洵於次年(1066年)四月逝世,享年五十八歲,留下的是剛編好的《太常因革禮》一百卷和未完成的《易傳》。蘇洵之死令朝野震動,朝廷給予了頗高的哀榮,由政府負責具舟送靈柩還鄉。這樣,蘇軾兄弟扶柩上船,由京師出發,下汴河,經淮河,轉長江,再逆水而上,途經幾千裏,送歸故鄉安葬。

蘇洵的去世,標誌著蘇軾一生思想發展中第一個階段即“以父為師”階段的結束。蘇洵一生齎誌不伸,但他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對於經史有一套係統而獨特的見解,作文“好為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跡”[146]。蘇軾“治經獨傳於家學”[147],此階段內的政論主要見於其進策、對策,亦具有“策謀”的性質,不蹈襲陳言,自成一家。當然,他的各方麵的思想,後來也有許多變化和發展。

蘇軾兄弟居喪二十七月,到熙寧元年(1068年)的下半年服滿。此後蘇軾續娶王弗的堂妹王閏之為妻,到十二月與弟轍一起還朝。這次又走陸路,先至長安過了年,次年二月才達汴京。這是蘇軾最後一次出川,此後再未還鄉。他告別四川的時候年三十三歲,距初次出川已逾十年,其間兩返三出,進士及第,製科高等,名震天下,仕途順利;不幸的是父母雙亡,前妻早逝;不幸中之幸是一直有個兄弟相伴,才華相埒,學力相當,在以後的政治風波中,將出處相同,榮辱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