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家鄉是四川的眉山,離成都隻有二百裏許,離秀麗的峨眉山更近,長江上遊的支流岷江縱貫過這個城市。在宋代,眉山與青神、丹稑、彭山三縣同屬眉州治下,眉山是州治所在地。眉州又稱武陽或通義,這是漢、隋時代的舊名了。《華陽國誌》“犍為郡武陽縣”條下,記此地在晉時便“特多大姓,有七楊、五李、諸姓十二”[75]。中國的學術文化,兩漢在太學,三國以下即轉入貴族私門,故凡大姓較多之處,文化氣息便相應地濃厚一些。可見蘇軾的家鄉在魏晉時已有不錯的文化底子。到唐代,四川成為中央政權的大後方,中原有戰亂,皇帝在長安坐不住,率作入蜀避地的打算,一些大家族也跟著進川,由於眉州距成都不遠,故遷至此處的中原僑姓為數不少,他們多少帶來些中原的新文化。入宋以後,眉州逐漸成為著名的文化之邦。宋初名臣田錫,就出自眉州。[76]
有宋三百年間,眉州為中國貢獻了不少文化名人。清嘉慶時編《眉州屬誌·凡例》雲:“(宋)時天下以文名者六,而眉得其三;以史名者三,而眉得其一。”[77]這裏說的“以文名者六”,指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其中三蘇是眉州眉山人;“以史名者三”,指《新唐書》《新五代史》作者歐陽修,《資治通鑒》主編司馬光和《續資治通鑒長編》作者李燾,其中李燾是眉州丹稑人。留存之今的宋代重要文獻中,出自眉州人之手的甚多,如王稱《東都事略》、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楊仲良《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蒲積中《古今歲時雜詠》、楊汝明《成都文類》、李壁《王荊文公詩注》、史容《山穀外集詩注》、史季溫《山穀別集詩注》、唐庚《唐子西集》、蘇過《斜川集》等。這些著作,與田錫、三蘇、李燾的著述加在一起,分量是十分厚重的,其中多為研治宋代文學、曆史、哲學的必讀之書。以故,南宋的陸遊曾稱眉州為“鬱然千載詩書城”[78]。
宋代眉州方誌有家安國(蘇軾好友)的《通義記》、孫汝聽(曾為蘇轍作《潁濱先生年表》)的《眉州古誌》及張伯虞的《江鄉誌》,悉不存。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三九是記眉州的,但此卷亦佚。惟祝穆《方輿勝覽》卷五十三保存了宋代眉州的一些地方史料,其引《通義誌》(當即家安國書)雲:“吾邦之勝,似乎洛陽。眉之通衢平直廣衍,夾以槐柳,綠蔭蓊然。”又引他文雲:“其民以詩書為業,以故家文獻為重,夜燃燈,誦聲琅琅相聞。”[79]我們從這幾條材料,大約可以想象出宋代眉州的人文景觀。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範仲淹被貶出朝,歐陽修亦被貶夷陵(今湖北宜昌),來到了長江三峽的東端。這一年將近年底時,蘇軾誕生在眉山城內紗縠行的家宅,依舊曆為十二月十九日卯時,依西曆則已是1037年1月8日了。傳統的算法,小孩子出生就是一歲,過了年又增一歲,所以,到1037年1月19日(舊曆正月初一)以後,出生才十來天的蘇軾已經兩歲了。這樣,我們在史籍上看到的蘇軾年齡,比他實際生活的年歲要超出將近兩年,比如他中進士時是二十二歲,實際才生活了二十年多一點。
蘇軾字子瞻,他的弟弟蘇轍字子由,比他小三歲(實際隻晚生兩年略多),他們的父親蘇洵字明允,父子三人被稱為“三蘇”。蘇洵的《名二子說》[80]一文講到他為兩個兒子命名軾、轍的含義,前人係其寫作時間為慶曆七年(1047年)[81],那麽,弟兄倆的名、字都是十來歲的時候才由父親正式起的,其幼年的稱呼當是含有排行之意的“和仲”、“同叔”,原有一個大哥蘇景先,不幸夭折了。在蘇軾之前,蘇洵還生過三個女兒,長、次二女均未成人,幼女八娘自幼聰明,能詩能文,但遭遇很不幸,十八歲時嫁給舅舅程濬的兒子程之才為妻,程家持家不肅,八娘備受虐待,過門未兩年即鬱鬱而死。為此蘇洵寫了一首《自尤》詩[82],並與程家絕交了幾十年。另據蘇洵《題張仙畫像》[83]一文的說法,他在天聖八年(1030年,歐陽修中進士的那一年)到成都的玉局觀看到張仙的畫像後,每晨都向張仙禱告,祈生子嗣,結果有了軾、轍二子。蘇洵認為那是張仙所賜——這當然是姑妄言之。
關於蘇軾的家世,在蘇洵所作《蘇氏族譜》和《族譜後錄》[84]中有記載。說是漢代蘇章的子孫始安家於趙郡(今河北趙縣),故蘇氏郡望為趙郡。蘇軾為祖父所作行狀,更詳細地說“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85],故蘇轍的文集名為《欒城集》,而三蘇也都自稱“趙郡蘇氏”。欒城的蘇家在唐武則天時有宰相蘇味道,後貶官為眉州刺史,卒於眉山。據說蘇味道的一個兒子即在此定居,從此眉山有了蘇姓。蘇洵的父親名序,祖父名杲,曾祖名祜,高祖名釿,元祖名涇,涇以上至蘇味道之間的世次已不可考。在蘇軾出生時,其祖父蘇序還在世,他是個性情開朗且能寫詩的老人,有三個兒子,長名澹,次名渙,季即蘇洵。當蘇軾幼時,他們家裏的一個突出人物是二伯父蘇渙,天聖二年(1024年)就中了進士,曾經轟動鄉裏。蘇軾後來曾追憶“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者塞途”[86]的盛況;蘇轍也說當時“鄉人皆喜之,迓者百裏不絕”[87];蘇軾的學生李廌著《師友談記》,亦記載蘇軾向他談起蘇渙榮歸鄉裏之事。可見,這位進士伯父在兩個侄兒的心中激起的波瀾甚大。
不僅如此,在蘇氏兄弟的筆下,蘇渙的高中還頗有曆史意義。蘇軾《蘇廷評(序)行狀》雲:
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為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88]
其意蓋謂蘇渙開啟了眉州乃至蜀地的學風和蜀人出仕之意。在蘇轍的《伯父(渙)墓表》中,也有類似講法,甚至曾鞏受他們之托為蘇序作的墓誌銘,亦照錄《行狀》的這個意思。[89]不過,蘇轍還提及一個更早的人物:“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90]這當然不影響他們對蘇渙出仕的重大意義的標榜。
但是,我們檢討史料的結果,卻可以證明,對蘇渙的這種表彰有著很大的誇張性。這裏要插敘一份至今還未被充分重視的史料,嘉慶《眉州屬誌》卷二:
雁塔碑,州學欞星門外,東西二塔,宋乾道(1165—1173年)間建,士之登科第者題名於上。明景泰四年及康熙四十四年知州金一鳳先後建亭覆之。
南宋時建立的這塊題名碑,清代還存在,《眉州屬誌》內的《選舉誌》就依碑文認錄宋代的進士及第名單和次序(見《選舉誌》該名單後的按語)。因為這份材料源自南宋,故我們認為它比較可信。此名單中,蘇軾之前已有六十八位眉州人進士及第,蘇渙之前也已有九位,他們是:
太平興國:田錫。淳化:朱台符,程察。
鹹平:石待問。大中祥符:朱公佐,朱昌符,常九思。
天禧:孫堪,謝行。
此九人中,除程察、常九思、謝行三人的事跡目前還未考出外,其他六位都有史料可以佐證。田錫,上文已提及。朱台符,《宋史》有傳,淳化三年進士,朱公佐是其子,朱昌符是其弟,亦見《宋史·朱台符傳》,謂大中祥符中廷試並得第五,據此則朱氏一門甚盛。石待問,見於呂陶《淨德集》卷二十二《中大夫致仕石公(洵直)墓誌銘》,說石洵直的叔父石待問中鹹平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科。此文還述及石待問之父石昌齡,在五代亂後蜀中“俗未向儒”的情況下,“即其居構層台以儲書,以經術教子弟,裏人化之,弦誦日聞,號‘書台石家’”。這“書台石家”頗出人才,石待問之兄石待舉登天聖進士第,石洵直在景祐時及第,後來又有石揚休,寶元時及第。[91]石揚休是蘇洵的好友,其子石康伯亦與蘇軾交往。[92]至於孫堪,蘇轍雖說他“未顯而亡”,但至少已進士及第,此人天聖初還在世,且已任“直講”之官,見魏了翁《鶴山集》卷四十一《眉山孫氏書樓記》,謂唐代孫長孺建樓以儲書,唐僖宗曾禦書“書樓”二字賜之,毀於五代;其五世孫降衷曾識宋太祖,宋初授眉州別駕(通判),“市監書萬卷以還”;降衷之孫闢,“入都傳東壁西雍之副與官本、市書,捆載而歸”,乃重建書樓,時在天聖初,“闢之從兄直講君堪,嚐為作記,錢內翰希白、宋景文子京皆賦詩”。按此孫家出過一個名臣孫抃,《宋史》本傳稱其家號“書樓孫氏”,而魏了翁之文述“書樓”事甚詳。此族與“書台石家”一樣,對眉山的文化建設大有貢獻,其聚書興學並出仕成名皆有早於蘇渙者。
蘇軾嚐雲,“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第一就是“貴經術而重氏族”:“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93]按此是六朝隋唐門閥世族之遺風,從北宋前期眉山登進士第者的家庭狀況來看,蘇軾所雲符合事實。這大概是由於那些家族皆唐代避地之僑姓,而五代時蜀中相對安定,故仍能保持士族舊習,雖已不能擁有六朝門閥那樣的政治特權,但文化上的優越感、經術傳家之傳統以及在民間的影響力,還不衰息。待至新朝建立,天下已定,則應科舉而起家者,多出自這些家族。眉山的朱氏、石氏、孫氏皆屬此類,蘇軾的外家程氏,也是這樣的大姓,而蘇氏本族,雖不如他們豪富,但也相仿佛。南宋時曾在眉州任地方官的魏了翁,對此地的曆史十分了解,其所述更合實情:
士知所以自貴,自諫議田公始以直諒聞,朱公、孫公、石公後先以儒學顯,嘉祐、治平之間則有三蘇父子出焉。自時厥後,世載其美。[94]
相比之下,蘇軾兄弟對伯父蘇渙中第之事的標榜,是過於誇張的。
當然,我們不避煩瑣地插敘上述內容,真正目的不在於指出二蘇的誇張其事,而是要通過它來說明:眉山一地對於幼年蘇軾的栽育,應從此地的文化進步之曆程中考察,因為此地的學風、士風並非真由蘇渙才開啟的。若說到整個四川,則更是如此,呂陶在皇祐四年(1052年)登進士第(早蘇軾五年),據其自述,“成都同籍凡十一人”同科高中[95]。於此可見,在蘇軾成長的年月裏,西蜀的文化正處於不斷升漲之中,而到蘇軾之時則體現為**。
從曆史上講,蜀地的文化開發,一般推首功予漢景帝時的蜀郡太守文翁,他選派人才至京師受學,又建學校於成都,“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96],蜀人向儒之風已可跟儒學的家鄉相比了。此後,大儒揚雄、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即為蜀人。殆及唐代,成都發展為全國的一大經濟中心,有“揚一益二”之稱,即謂益州(成都)之繁華僅亞於東南的揚州。唐詩主調的奠基人陳子昂與盛唐之音的最高代表李白,都來自西蜀,川人在文學上幾已執唐詩之牛耳。晚唐黃滔雲:“或謂魯儒曰顏閔也,蜀儒曰揚馬也,無不喜其詞之美。”[97]可見時人心目中的儒生代表就是魯儒與蜀儒。唐玄宗、僖宗兩次避亂幸蜀,把中原地區的文化帶入了四川,與本地的文化傳統融合而更有發展,此可從繪畫藝術一方麵略窺其一斑,北宋畫家文同曾總結說:
蜀自唐二帝西幸,當時隨駕以畫待詔者皆奇工,故成都諸郡,寺宇所存諸佛、菩薩、羅漢等像之處,雖天下能號為古跡多者,盡無如此地所有矣。後曆二偽至國初,其淵源未甚遠,故稱繪事之精者,猶斑斑可見。[98]
文同也是蜀人,他與蘇軾皆北宋大畫家,在其藝術造詣之中有著蜀中繪畫藝術的深厚積澱,是毋庸置疑的。
依宋代蜀人之自述,五代前蜀、後蜀(所謂“二偽”)統治期間,蜀中人士率潔身自好,隱遁野處,不奉迎割據政權;而當《花間》詞風盛於後蜀的宮廷內外,直至宋真宗時代西昆體詩文風行之時,蜀中野處的文士依然堅持著古老的傳統,“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99]。這自是很可貴的風氣。但公平地說,“二偽”的統治在曆代政權中算不得太壞,其時的蜀中較中國其他地區相對安定、繁榮,且具較好的文化氛圍[100]。四川沃野千裏,向稱“天府之國”,物產豐富,經濟上的發展遠較五代其他割據之國為高,故宋得西蜀後,如驟獲寶藏,誅求甚急。文同雲:“劍南西川原野演沃,甿庶豐多,金繒紵絮,天灑地發,裝饋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調之半。縣官依之,固以為寶藪珍藏雲。”[101]僅西川就達中央政府總征求之半數,若綜計當時所謂“三川”[102]言,不知凡幾。所以,事實還有另一方麵,即宋軍下蜀雖甚易易,但由於過急誅求損害了蜀中經濟並挫傷了蜀人感情,故入宋後的西蜀長期未獲安定,兵叛民反不息,直至太宗、真宗之際,猶是“起甲午(994年)距庚子(1000年),七年三亂,狂夫一呼,群應如響”[103]。我們經常把北宋的蜀中幾次暴亂論述為農民起義,但當時的蜀中人士卻多認為那反映出蜀人對中央政策的普遍性的不滿情緒。他們要求中央改變這種一味誅求的政策。[104]其後,政府對派往成都的地方官慎重選擇,經張詠、蔣堂、田況、張方平等數位幹練名臣的鎮守,及大量錄用蜀人治蜀以後[105],西蜀在政治、文化上融入統一朝廷的過程,才算完成。即便如此,北宋人士中仍數蜀人的地方觀念最為強烈,這在蘇軾身上也看得出來。而自宋初以來,蜀人之起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氣節名世,蘇軾亦秉承著這一文化性格。
在蘇軾兄弟走向汴京的時候,西蜀地區融入統一政權的過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可在他們的父親蘇洵力學求仕的一生中,卻因蜀人的文化性格與北宋朝廷取士標準之間的齟齬不合,而飽嚐了痛苦。他自謂“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106],卻又對應科舉考試而必須學習的句讀、屬對、聲律之學深抱反感,他“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為遇時得位當不魯莽”[107],且自命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108],故學此術“未成而廢”[109],索性棄學遊**。但到二十七歲那年,又感到如此雖然痛快卻不免會一事無成,便忽對妻子程夫人說:“吾自視今猶可學。”[110]重新發憤力學。這次力學的內容,當然就是少年時所厭棄的那套應試技巧,他勉強著自己硬著頭皮學。次年(1036年)生下蘇軾,到寶元元年(1038年)開始走上求仕之路,即入京參加進士考試,但此後數年間,卻遭受了連續落第的命運,原因仍是“唯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和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111]
這幾年裏,蘇軾正慢慢長大,到慶曆三年(1043年)已經八歲,開始跟天慶觀道士張易簡讀書[112],也開始知道了天下有韓琦、歐陽修、富弼、範仲淹等人,是當時的人傑[113]。
小孩子還隻知道向慕人傑,而蘇洵當然明白當前發生的大事,即所謂“慶曆新政”。在範、歐等人的努力下,“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114]的新風尚正在逐漸形成,而這恰恰是與蘇洵的學識、文章、性氣相符合的。於是,他再度入京,應慶曆六年(1046年)的“茂才異等”科製策。此種製策考試,在通常的進士考試之外舉行,其本來的目的是要錄取非凡的人才,但因此也就形成非常嚴格的考試方式,以至於令蘇洵無法忍受,他後來對梅堯臣(字聖俞)吐露過心中的不滿:
自思少年嚐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複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115]
士人應試程序固是如此,但蘇洵卻感覺被侮辱,因為他的心氣高傲,自負不凡。他這次製策考試仍以落第告終。同時,身在京城的他親眼看到了“慶曆新政”的主要領袖相繼被貶出京,使他對於當前的政治有了更深的認識。下第以後,他南遊廬山,又至虔州,還準備遍遊楚越,但慶曆七年蘇序在家病逝,所以他急急回家服喪。
在蘇洵出門的日子裏,蘇軾已從張道士學完童子業,回家由母親程氏繼續教導。母親程氏是個深明大義的婦女,她認為人生應當有所作為,不該埋沒不彰,故對蘇洵一度遊**不學,曾深為不悅,而一旦蘇洵發憤讀書,她便主動承擔所有家務,並賣掉妝奩以補家用,二子漸長,她更是“咻呴撫摩”,“教以學問,畏其無聞”[116]。蘇轍曾記下一段母兄間的對話:
公(蘇軾)生十歲,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嚐讀東漢史,至《範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勵有當世誌,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117]
這是一段千古美談了,可惜的是程夫人似乎沒有得到丈夫、兒子名震京師的消息,就去世了。
自慶曆七年(1047年)蘇洵奔父喪回家後,蘇軾兄弟就都跟從父親讀書了。這時的蘇洵,因了屢次考試的失敗,已經醒悟,認為“此不足為吾學也”[118],回家燒掉了以前寫過的文章。然而這次不再是廢學遊**了,而是找到了正確的努力目標。他取來了《論語》、《孟子》、韓集及其他古代聖賢之書,兀然端坐,整日苦讀思考。這就是他自己說的:“遂絕意於功名,而自托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119]其研究的內容,則如歐陽修所述,“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發”[120]。嚴格地說,蘇洵之為蘇洵,是從這時開始的,他的一係列經史、政治、文學觀點,也主要在此後的幾年內形成。所以,當蘇軾兄弟跟從父親學習的時候,蘇洵正在成為自成一家的學者,在接下來的近十年裏,他不再出蜀遠遊,而是在家著書立說,陸續撰成《幾策》《權書》《衡論》《六經論》《洪範論》《史論》等傳世名著,與此同時,精心地培育二子成才。因為有這樣一個父親從小指導學習,故蘇軾的學術起點相當高,加上他才華出眾,悟性過人,又從蘇洵那兒秉承了獨立思考的習慣,便很快地成長為一個學識淵博、見解卓異、文采斐然並且果決自信的青年。唯一的缺憾是相與講論的朋友不算多,所謂“我年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121],隻有他的弟弟能具備相當的學力才思,可與切磋。兄弟倆一道在宅內的南軒讀書,此南軒又名來風軒,是個書堂,置有蘇洵親自校讀過的藏書。據蘇轍的回憶,兄弟倆當時在南軒所讀的主要是曆史書,所謂“閉門書史叢,開口治亂根”[122]。並且,兩人都很自信,覺得考取進士並非難事[123]。
至和元年(1054年),十九歲的蘇軾娶王弗為妻。此年張方平來成都任地方長官,訪求鄉賢,聽到了蘇洵的名字。次年,蘇洵即帶蘇軾前去拜謁,深獲張方平的賞識。到嘉祐元年(1056年),蘇氏父子三人就帶著張方平寫給韓琦、歐陽修等朝廷大臣的推薦信,上京應試去了。
這一去,他們將名動京師,文傳天下。大半生坎坷不遇的蘇洵在他的最後幾年裏放出奪目的異彩,成為一時文章宗師;而蘇軾則將一步跨進中國文化史,有一個很耀眼的亮相,這當然離不開蜀中文化的深厚積累對他的養育,而更是他的父親精心教誨的結果。我們從前文的敘述中可以獲悉,蘇洵走上研究學術並學習古文的道路,固然離不開“慶曆新政”的影響和歐陽修領導的“詩文革新運動”的感染,但也不能忽視他直接承傳“以西漢文詞為宗師”的蜀中古風的因素。這蜀中古風與宋朝中央政權的融合過程,以及因範、歐等人的登場而引起的宋朝士風變化,使蘇洵的一生走過了一條曲折多變的求學之路,從而也使他能夠給予蘇軾一個很高的學術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