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哲學的核心問題,見諸世人常說的一句話,曰“天地良心”,即天道觀與人性論。宋人的天道觀,雖都以“道”為最高概念,但在“道學”的名目下,他們實際探討的問題是頗有差別的:從“元氣”或“氣”的方麵來講“道”的,旨在探討宇宙的原初物質及“流行”成萬物的統一質料;從“心”的方麵來講“道”的,則是探討“道”體之所以能夠住世的原因,即使“道”的存在成為對人的存在;從“理”的方麵來講“道”的,情形又可分為兩種,一是探討宇宙形成的法則、萬物構成的原理與變化的規律,一是探討事物的“所以然之理”,即事物之所以“是”(存在)的原因,其求得的是事物的形而上的本性,存在的根據,而不是其生成、發展的原理、規律。嚴格地說,隻有第四種問題才近於西方哲學傳統中的“本體論”(實當譯為“是論”)問題,即柏拉圖所提出過的真正的形而上學問題。第二種是帶點現代意味的“人與宇宙的關係”問題。至於第一、三兩種,大概相當於西方的“自然哲學”,是居於“本體論”以下的問題。然則,王安石的“元氣”論、張載的“氣”論、邵雍演繹宇宙構成法則的象數體係,甚至程顥揭示萬物總原則的“理”學,等等,都無關於“本體論”。終北宋一世,隻有程頤的“所以然之理”才獲得了柏拉圖用“理念”一詞及其“日喻”來表達過的哲學含義。因此,馮友蘭先生認定這才是探討真正的哲學的核心問題,他就以程子為“道學”的真正創立者。這樣的看法是深刻的,但也未免片麵。因為“道學”是個中國哲學史上的概念,應該根據中國哲學史的實際情形來判斷它要探討的是什麽樣的問題,故我們認為,“道學”應包括對上麵四種問題的探討(或許還有其他的問題),凡對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發表的見解,都可歸入“道學”的範圍。而且,這四種問題之間,也並非絕不相容,北宋人的“道”論也經常出此入彼,不甚確定於某一問題,隻是各有偏向,各自堅執自己在某一問題上的心得罷了。把這四種問題用“理一分殊”的思路攝入一個完整的體係,要待南宋的朱熹,北宋哲學家的情形各有其複雜性,以“博雜”著稱的蘇軾尤其然。

人性論與天道論實是一致的,探討事物的所然、所以然,目的仍在於規定做人的所當然。這裏的問題是要給人的向“善”的行為提供人性方麵的根據,於是“性”與“善”的關係成為必須探討的課題,從而就有通過“性”“情”對立或“心”“性”對待來處理善惡問題的各種理論模式。在朱熹以體用關係建立“心統性情”論(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性為情之體,情為性之用)與“天命氣質”論(天命之性是體,氣質之性是用,善出於天命,惡來自氣稟之偏)以前,北宋人對“性”“善”關係的見解是頗為紛紜的,他們用這兩個概念時,含義也不全一致。至於天道與人性之間的關係,大概要到朱熹才用“理一分殊”的思路來加以論證,北宋人則大致是把人性直接等同於天道,隻說“性即道”、“道在人為性”、“性即理”等語,而並不加以論證的。蘇軾也是如此。

所以,這裏要闡述的是蘇軾的“道”論與“性”論,至於“道”、“性”間的聯係,則是直接等同,無多可述。為了闡述得清楚,我們須將蘇軾的觀點與其他哲學家尤其是王安石、二程相比勘,也要聯係到朱熹對蘇軾的批評。下麵分五節來闡述,其中前二節關於“道”論,後三節關於“性”論。

1.蘇軾論“道”:自然全體的總名

《易·係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宋人對“道”的認識,往往體現為對這句話的解釋。世界萬物是“氣”化成的,“氣”有陰、陽兩種,而“道”就是“一陰一陽”的意思。那麽什麽是“一陰一陽”呢?王安石認為,這是元氣(本原質料)與衝氣(表現在運動中的質料之諸形態)的統一,故“道”以元氣為體,衝氣為用。張載說,“一陰一陽”是“陰陽之動”,“道”就指“氣”的運動。程顥指出,這是講陰陽的自然原理,“道”就是“天理”,即一切事物統體呈現的總條理,“平鋪放著”。程頤則把“一陰一陽”理解為“所以陰陽者”,即陰陽之所以是陰陽的根據,“道”就是這個根據,由於陰陽是對一切形而下之物的存在的概括,所以還是一種“用”,而“道”才是其形而上的“體”,即“本體”,他也用“理”或“天理”來表述這個含義,但與程顥所說不是一回事。[456]

蘇軾有他的獨特看法。他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句話,不是給“道”下定義,而是在用巧妙的說法形容出“道”。《蘇氏易傳》卷七:

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矣……陰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

這是說,陰陽還沒有相交(萬物未生)之前的那個本然“狀態”,是對“道”的最好形容(喻道之似)。這當然不等於說陰陽未交就是“道”。可能蘇轍沒有看清乃兄的這段話,故《欒城遺言》有這樣一條: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為陰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說為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正如雲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蘇轍講陰陽未交是元氣,倘說這就是“道”,那倒跟王安石的觀點相近了,蘇轍不以為然。實際上蘇軾也不是說元氣即“道”,而隻是“喻道之似”。元氣(陰陽未交)的“狀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隻是陰陽相交的各種具體狀態(衝氣),但人們對這些具體狀態可以有個總名,為這個總名尋找某一相應的實際事物,是找不到的,隻能說什麽都是,“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正如說水果,是找不到一個特定的東西叫水果的,隻好說蘋果也是,梨也是,等等。這是概念的外延,同時總要說說它的內涵。外延越小,內涵越易說,外延若至於無所不包,則內涵“廓然無一物”,但又“不可謂之無有”,怎麽辦呢?蘇軾說,讓我們來想象一下陰陽未交,一切具體狀態還沒有出現之前的“狀態”,它沒有任何確定性,隻抽象地保存與我們所用的總名相對應者,故此“狀態”可以形容這總名。正如說水果概念具體化為蘋果、為梨等,那麽設想其沒有具體化之前的“狀態”,似可形容水果之內涵。

陰陽相交,形成各種具體事物,這叫“生生”,其進程無始無終,其中有規則,曰“易”。《易·係辭》“生生之謂易”,《蘇氏易傳》釋:

相因而有,謂之生生。夫苟不生,則無得無喪,無吉無凶。方是之時,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見,故謂之道,而不謂之易。有生有物,物轉相生,而吉凶得喪之變備矣,方是之時,道行乎其間而人不知,故謂之易,而不謂之道。

這是說,作為事物變化規律及其對於人的意義(吉凶得喪)的“易”,是“道”的顯現,而“道”本身是不著染於現象與意義的,隻是抽象地保存著“易”的全部可能性。這樣,倘若我們假設一個萬物未曾化生的時刻(“苟不生”),那麽此時的“道”無從顯現為“易”,正可謂之“道”。關於宇宙生成過程的這種假設,是抽象思維把握世界之過程的逆推,離開了具體的“易”,是無從見“道”的,但抽象地談一下“道”亦無不可。正如離開五音、五色無從見音、色,但也可以抽象地談談音、色。

蘇軾有一個很好的比喻來說明這個道理,就是《赤壁賦》中對“月”的議論:“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我們不可把這句話理解成:“人們看到的月亮總有盈虛的變化,而月球本身不曾變。”這裏不該有“月球”的概念,這裏所謂“卒莫消長”的是指“月”這個抽象的總名。月亮總處在盈虛變化之中,它的變化有一定的規律,這叫“易”;但人們對這個依規律變化著的月亮,概括為一個名稱“月”,此“月”是不存在什麽變化的。事實上隻有處於盈虛變化之某狀態的月亮,不存在一個不涉變化的“月”,但這個“月”概念也是需要的。我們不會認為在月亮進入盈虛變化之前先有一個不曾變化的“月”存在,但若假設有個變化開始的時刻,則開始以前的狀態,正可與“月”的抽象總名相合,這樣的假設說明的是“月”概念的非時間性。所以,蘇軾在“易”之上設立一個“道”的概念,正如這“月”概念之於“盈虛者”那樣,是指自然(及自然規律)全體的總名:所有“盈虛者”名之為“月”,所有“易”者(陰陽)名之為“道”,它比陰陽其實不多也不少,故曰“一陰一陽”。這是對陰陽的最抽象之概括(陰陽未交之“狀態”),而一旦涉及具體(陰陽交而生物的種種狀態),便隻見“易”而不見“道”了。如此,張載所謂的“道”,實際是蘇軾所謂的“易”,蘇軾講的“道”是不涉具體的物態變化的,但也必然要顯現為“易”,一旦顯現,對人就有了意義,故曰“道與物接而生善”。

可能是蘇軾“道與物接而生善”這樣的表述有些不妥之處,故朱熹在《雜學辨》裏大加攻駁,追問“道果何物”,而能“與物接”?他說:“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曰‘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為二,截然各居一方,至是而始相接,則不亦謬乎!”[457]

如果蘇軾真的認定有個“陰陽未交”的時刻,一個“道”孤獨地存在,那麽,朱熹的攻駁是有理由的。但現在看來,這個攻駁並不成立,它建立在誤解蘇軾原意的基礎上。按蘇軾原意是說“道”須體現在物上,才能顯示對於人的意義(“善”)。“道與物接”的講法固然有些不妥,但讀者也當切戒以辭害意。任何一個抽象概念,都不會是孤立的存在物,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把這樣的概念作為探討的對象。蘇軾把自然的全體概括為一個總名曰“道”,它包含了各種形態、變化,但作為一個抽象概念,本身卻是恒定的,不落具體變化之筌蹄的。就像我們把盈虛變化著的月亮概括為“月”一樣,世間不可能有這樣的“月”孤獨地存在,但若籠括時間的全體而言,則永恒長存的隻能是這樣不變的“月”,因為其具體的變化形態隻能存在一瞬。蘇軾的“道”,正是自然全體的總名。

這樣的“道”,與“易”的差別在於它超越時間,與“物”的差別在於它超越空間,它實際上是一切存在的整體性,蘇軾用了《莊子》的“大全”[458]一語來說明之,《蘇氏易傳》卷八:

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實開之,賦之以名。以名為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為不足,而正言之。

這是說,“道”本身是一種“大全”[459],本無特定之名稱,我們在具體事物的變化中概乎見之,但具體的變化、具體的事物不足以說明之,故立一個名稱來“正言之”。然而,“正言之”其實是很困難的,作為自然之“大全”的“道”,其內涵“廓然無一物”,卻“不可謂之無有”,這其實是一個極抽象的“有”,雖具一切“有”的可能性,其本身卻近於虛無,難以進一步訓明之。但尋求這不易訓明者,實是為一切存在的整體性尋求根據——在這裏,蘇軾的思想正向形而上的領域挺進。不過,他的“道”論沒有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至於蘇轍,則以當時習見習聞的佛教大乘“中觀”說來處理之,說“道非有、無”[460],即非有非無。這樣簡單的處理,未免淡化了蘇軾為存在的整體性尋求根據的思想閃光。對於力求確立一個本身具有“實理”內涵甚至倫理意義的“道”學本體的朱熹來說,蘇軾這個內涵接近虛無的“道”,是個似是而非的東西,所以他經常批評蘇軾論“道”仿佛無朕,不明“實理”。這是擊中了要害的,因為蘇軾的“道”大體上僅是概括一切存在,而沒有太著力闡明這一切存在的根據。

以故,蘇軾的“道”概念,其主要的意義不在形而上方麵,而在它作為一切事物及規律的總名方麵。在他看來,人們之所以需要抽象概念,並不是因為這概念本身值得玩味,而在於借助這概念而達成的人們對於事物的全麵把握,和這全麵把握在人們的具體的認識活動中所起的作用。於是,他的“道”概念在形而上方麵的欠缺,倒促成它向著實踐的領域全麵地開放,使它實際上成為一切事理的總和。

在蘇軾的時代,儒家學者早已不滿足於韓愈那種訴諸列聖相承之權威性的“道統”論,而要求把“道”建立在實際事理之真的基礎上,他們相信世間的所有事物都是有個道理可以追究的,而且也應當依此道理來處置事物,如果一切都處置得當,那也就是依“道”行事了。這種觀念,是歐陽修以他健康的理性所奠定了的,而在三蘇手上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蘇洵堅持“事有必至,理有固然”[461],一切事物都有它自然的規律,蘇軾說,當“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時,“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462],強調自然規律的客觀性。推闡自然的理勢,正是三蘇之學的特長,蘇軾在他的《策略一》的開篇,就說“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蘇洵所著的《幾策》《權書》《衡論》等,就是研究治亂之常勢的。蘇轍在《老聃論上》中有個比方,講一個人與別人發生了爭論,卻以“吾父以為不然”來作理由,這是不具有說服力的。這個比方意在說明“道統”論的不可靠,他說:“夫聖人之所為尊於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463]歸根到底要以自然之理為準裁。

蘇軾的“道”概念就建立在來自認識實踐的事物自然之理的廣泛基礎上。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道”還不是某一條或一些自然規律,而是包羅了自然之理的全部。他說,“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通萬物之理”[464],才是“道”。蘇轍的表述更其明確,謂“事物之變,紛紜錯出,若不可知,而有至理存焉”[465],根據《易·係辭(上)》“觀其會通”的說法,他認為萬物的“會通”才是“至理”所在之處。這“至理”就指終極的“道”,而須從“會通”即存在的整體性上得出。蘇軾在《策略四》裏又說,“盡萬物之理而不過”,就是“中庸”、“皇極”的含義,這些詞在宋人筆下多可與“道”相替代。總之,說蘇軾的“道”指自然規律(目前學術界多持此說),還不夠確切,應進一步指出,它是指自然的全體。在以下的論述中,我們還將知道,強調“全”是蘇軾“道”論的一個關鍵點,他通過這“全”而要求人們認識世界、處置事物的全麵性,從而得出他的“善”概念,也通過“全”而在世界的整體性上邁向形而上的領域,這在他的“性”論中將有更突出的表現。

2.從“道”到“善”:自然與名教的邏輯聯係

哲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除了體現哲學家的智慧與良心外,還擔負著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當代所崇奉或欽定的行為規範、道德標準等論證為哲學學說的合乎邏輯的結果,這就不免要把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中許多暫時的、人為的東西論證為永恒的與自然的,而且,這樣的論證還要建立在當代思維和認識發展所認可的“合理性”水準上,否則不成其說。故而,在尊崇儒家禮教的中國社會裏,哲學的進步就會體現為對於“自然”與“名教”之聯係的一次次重新論證。從孔子到董仲舒,再到魏晉玄學,都是這樣做,經過了佛教、道教哲學的衝擊後,作為儒學之新形態的宋代道學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對於此種重要之任務,宋初繼承韓愈而來的“道統”論是擔當不起的。歐陽修的貢獻,在於為這個問題的解決開辟了新路,即把他的論證建立在思維和認識發展的當代水平上,“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466]。在他的努力下,古老的儒家規範顯得合情合理了。當然,使禮教“合情合理”化的做法是不可能徹底的,因為把倫理性的規範嫁植在宇宙自然之理與人情之上,無論如何巧妙細密,總會隱含矛盾。但是,當矛盾顯露時,進一步解決它,便體現出哲學理論的進展、深入。蘇軾在建立了他作為自然全體之總名的“道”概念後,便要把“道”與禮教貫通起來。

首先,禮教是必需的。蘇軾對莊子的“道”論是很欣賞的,但仍指出其“不可以為法”[467]。自然之“道”倘不與禮教相統一,則與老莊同流了,但蘇氏之學卻不是這樣。從蘇洵起,就對禮教十分重視,並且,蘇洵論“禮”在宋人當中很有特色,宋人一般是從“性善”論正麵引出“禮”來,蘇洵的《六經論》則處處強調“禮”的繩糾人類惡欲的功能,故歐陽修嚐稱《六經論》似荀子之文[468]。按三蘇論“性”與其自然之“道”相應,是非善非惡的自然之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的,並非荀子式的“性惡”論,此將在下文詳述。正因為率性而發可以為善,故蘇氏兄弟應試文《禮以養人為本論》皆以為“禮”是因人情而為之節文的;但也正因為率性而行亦可以為惡,故蘇軾《秦始皇帝論》也稱引《禮記·禮器》之文,謂“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禮不僅順人之善,還要防人之惡,否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結局將不可收拾。這樣,自然之“道”、非善非惡之“性”,既是禮教之所從出,卻也要禮教把它引向善的方麵,而限製其向惡的方麵的發展。蘇軾《韓非論》:“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這一段比較全麵地表達了他的意思,表明“道”須與“禮法刑政”相合。那麽兩者之間是什麽關係呢?蘇轍說,“聖人之所以禦服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君子由禮以達其道”,他反對“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的態度[469],近乎玄學所謂“自然為體,名教為用”的主張。他並且明確地引入佛老來論述這個問題:“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焉。”因為“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乃是自然之“道”,但“舍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則“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470],故自然之“道”必與禮教合一。

這樣的理論形態,我們通常稱之為“儒道互補”或“外儒內道”,它確實是蘇學的一個明顯特征。不過,“互補”的兩者之間還需要邏輯上的貫通,不能將兩個東西生硬地合在一起。朱熹就認為,從三蘇那種自然的非善非惡之“性”,到恪守禮教的“善”之間,是無法一致的,所以他要把“性”論證為本來就是“善”的。他在《雜學辨》裏批評蘇軾,認定這是蘇軾學說中的一個邏輯斷點。在他看來,唯有“性本善”,那麽自“性”至“善”才是順暢的,才是真誠的;如“性”可惡可善,則為善便是勉強的,“偽”的,由此推下來,整個禮教都建立在起初根本的“偽”上,“如此,則是人生無故有此大偽之本,聖人又為之計度隱諱,偽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471]這番辯駁看上去是言之成理的,也體現出朱子辨析概念的精審。但可惜他排蘇的主觀意識太強,不肯去體貼蘇氏立說的邏輯過程,便以己意加以攻斥。實際上,從自然到禮教,蘇學是提供了某種邏輯聯係的,並非邏輯斷點,隻是蘇軾將兩者統一起來的方式與程朱不同而已。程朱把“善”一直送到“道”(天理)和“性”裏麵去,讓它們“本善”,於是無往而非善,他們認定這是唯一合乎邏輯的方式,別無他法了。但這樣一來,其所謂的“善”,究竟是“體”還是“用”,就界定不清。如果在“道”與“性”的高度上講先驗的“善”,則此“善”是“體”,是一個純粹的概念,隻能體現為一切善的事物,其本身則一點也不善,就好像“大”的概念體現在一切大的事物上,其本身則一點也不大,我們隻能說大的東西比小的東西大,不能說“大”的概念比“小”的概念要大。然而,如果“性本善”的“善”是一個本身一點也不善的純粹概念,則達不到程朱提出此命題的目的。當他們講“性本善”的時候,他們心目中的“善”的內涵其實是很具體明確的,這就未免涉於“用”而不是純粹的“體”了。以為用一個“善”字徹上徹下就可以使邏輯貫通,隻能更明顯地暴露邏輯斷點:在並無具體內涵的抽象“善”概念與禮教所規定的具有特定的曆史局限性的“善”之間。精於辨析“體”“用”的朱熹本來完全有能力覺察這個斷點,但他好像不肯承認具體的“善”是有曆史性的。

蘇軾則不然,他明確指出,“善”的內涵不是由先驗性的概念演繹來確定的,而是從社會實踐中產生的,《揚雄論》雲:

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論。

這段話也有狡儈之處,就是把禮教所謂的“善”,以聖人的名義,指為“天下之所同安”,乃是以世人之所不敢議者為立論的基礎,足以壓當代而不能欺後世。但如此論“善”,畢竟已將“善”看作後天的與社會性的,它並無先驗性,產生於人類的社會實踐,可由形而下的具體的標準來檢驗的。唯其是社會性的,所以不能為自然之“道”、自然之“性”所固有,不能說“道”與“性”本善;但由於“道”是包括人類社會及其文化在內的一切存在的總名,所以從“道”生“善”也有著必然性,今天的人們都知道,這種必然性是要從社會曆史方麵加以說明,而不是概念演繹可以證明的。

那麽,蘇軾如何從自然之“道”中引出社會性的“善”呢?我們知道,蘇軾的“道”是自然全體的總名,關鍵就在這“全體”二字。要使“全體”得遂,便必須“觀其會通”,“盡萬物之理”,不能有所偏廢,如蘇軾所說:“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見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亂,烏能得事之真、見物之情哉?”[472]隻有通觀其“全”,才是真正窮理盡性,才能“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以之事天則天成,以之事地則地平,以之治人則人安”[473]——這就得到了“天下之所同安”的“善”!原來,“道”與“善”之間的邏輯聯係就是這“全”,人類遵循自然之理,全而不偏,使自然之全體無損,天下事物各得其所,盡遂其自然之理,則“善”莫大焉。“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474]在時人的意識形態中,禮教不就是如此嗎?

這裏沒有什麽費解之處,事實上也沒有必要牽入佛老來幫襯,但蘇氏兄弟時涉內典,喜讀道書,當發現其中有可與印證、相參的思想時,不肯故沒其說,且複引為佐證,所以他們的文章就壯浪縱恣於三教之間,而對於自己的觀點與佛老思想的某些相合處,非但略不忌諱,兼覺有朋之樂。然而,隻就道理來看,則措置得當而使萬物各得其宜,恐是當時儒者中很普遍的觀念,由蘇氏從哲學上給予了說明。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王安石學說的理想亦不外乎此。王、蘇的差異在於:王認為萬物各得其宜是遵循著某一個統一的理性原則,故倡言“致一”、“一風俗”以合於“道”;蘇則認為,為了顧全自然萬理的全部,便不能用一家私見所概括的統一原則來強暴自然,而必須“無私”、“無心”才能做好。如果要有“一”,那就是“無心而一”,如《蘇氏易傳》卷七所說:

夫無心而一,一而信,則物莫不能盡其天理,以生以死。故生者不德,死者不怨,則聖人者豈不備位於其中哉!吾一有心於其間,則物有僥幸夭枉不盡其理者矣。

天下之理未嚐不一,而一不可執。

如此看來,王安石的“一”是條貫萬理的統一性,而蘇軾的“一”隻是“全”的代稱,指的是自然的整體性。故蘇學實際是為存在的多元化辯護,而不承認有那種唯一正確的普遍原則的。

因了人的“無私”、“無心”而使萬物各遂其自然之理,使自然全體皆得其宜,這叫做“順”,《蘇氏易傳》卷九:

循萬物之理,無往而不自得,謂之順。

這也就是“仁”的基礎,卷七:

使物各安其所,然後厚之以仁。不然,雖欲愛之,不能也。

順於物理才是真正的仁愛,否則便成了拔苗助長。蘇轍也說:“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475]這樣,才能達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476]的理想,無疑,這理想就是“善”的實現。

然則,這一理想境界,不就是程顥一生都在努力體會的嗎?天理自然流行,不費人工,仁者勿忘勿助,渾然與物同體,萬物各遂其生意——這一些,不都是程顥時常說的嗎?他的著名的《定性書》中就有這樣一段話: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477]

對照蘇軾的上述觀點,幾乎沒有什麽不同。實際上,蘇軾既說“道”的全體完美無損地實現出來就是“善”,則像程顥那樣認為“道”中原含有此“善”之理,似亦無不可。倘若如此,蘇軾與程顥二人的哲學就是一致的。但蘇軾“善”的概念固守著它的社會性,所以不承認“道”本是“善”的,以此而與程顥的觀點有了分歧。這種分歧,僅僅出於對“善”概念的不同使用,便令一係列貌似相背的命題產生出來。若就二人哲學思考的實際成果來說,則他們之間原有著頗為根本的一致性。由於他們都是從“理”上講“道”,而王安石、張載則從質料(元氣、氣)上講“道”,故雖差異紛出而實亦可以相整合。隻有程頤講的凡事凡物的存在之所以然的“理”,才與此全不相謀。從哲學上說,程頤確實是探討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即撇開事物的現象方麵的聯係,而追問其存在的形而上根據。故他的“理”與柏拉圖的“理念”有著近似的哲學含義,也使他的理論近於真正的“本體論”。他這樣做的效果是優劣互見的,一方麵,他引導“道學”去探討更為純粹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麵,也使“道學”脫棄了對實踐中獲取的知識進行總結的思想方法,而進入純粹抽象的思辨領域。於是,他眼中的事物,不再是人們的實踐活動要處理的對象,而是抽象之“理”的顯現,“皆因物以講德,指意不在物也”[478],這就是後來被葉適所抨擊的“以玩物為道”,不過是“山人隱士所以自樂”[479],非是儒者的事業了。

相比之下,蘇軾堅持在人類社會實踐的領域內論“善”,指出“道”與“善”的邏輯聯係,卻不承認自然之“道”本“善”的理論,雖然令“善”概念缺了形而上的一種含義,而使其體係也有可議之處(論證“道”與“善”的所謂邏輯聯係而不真正闡明兩者的曆史聯係,也是缺陷),但卻確保了“道學”對於實踐和知識的切身關懷。因此,南宋事功學派的陳傅良評價蘇軾說: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480]

這可能是來自儒學家方麵的對於蘇軾的最高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