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對“性善”論的駁斥

《中庸》的開篇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在這裏,“天命”也就是天道,天道本自然而行,無所謂“命”,但因人也在天道之中,故它體現在人的身上,則對人來說仿佛有所授命,而此授命於人的就是所謂“性”,“性”的實現也就是“道”的體現。從宇宙論方麵說,不僅僅是人,凡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在天道中,都是稟有“天命”之“性”的;但道學最終要解決的是關於人的問題,所以自韓愈以來,道學家所討論的“性”概念,主要是指人“性”而言。由於“性”本來就是指天道之所賦予人者,所以說“性”的內容及其實現就是“道”,是不需要論證的,“道在人為性”,是北宋人普遍接受的一個觀念。如果認為“道”是“善”的,那麽“性”也就是“善”的;如果說“道”是不涉善惡的自然之“道”,那麽,“性”也就是非善非惡的自然之“性”。

然而,若謂解決了“道”的問題也就解決了人“性”的問題,卻大謬不然。因為關於“道”、“性”之間的這種循環論證,遠未真正涉及人的問題。人是一個複雜的存在,一旦從人的現實的生存狀態來考察人“性”,問題就不再那麽簡單了。把人所受命於天道者稱為“性”,隻是一步純抽象的演繹。人的身上不可能有這樣的“性”孤獨地存在,存在的是各種具體的生命表現:理智、情感、欲望等,所謂“情”。既然把人的天然稟賦叫做“性”,那麽,就可以預設:一個人把他的“情”絕對真率無忌地發露出來,不受任何限製糾絆,就是“性”的實現、“道”的流行了。然而,人“情”的絕對真率無忌的自然發露,這該是一幅什麽樣的圖景?要在此中體會什麽“率性之謂道”,那就隻好苦笑了。

所以,要對“天命”與“性”的內容加以限製,如《孟子·盡心下》所說: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詳其語意,似是承認“性”有著自然本能的一麵,但我們講“性”時卻隻要取其道德自覺的一麵;承認“命”的實際內容是一種外來的製約,但我們講“命”時要關注它與道德自覺之“性”的統一性。這樣一來,把“性命”作為禮教之根據的理論目標是達到了,但人為地限製“命”與“性”的內容,於道理上不無紕漏,故蘇軾提出反駁:

君子之教人,將以其實,何“謂”、“不謂”之有?夫以食色為性,則是可以求得也,而君子禁之;以仁義為命,則是不可求得也,而君子強之。禁其可求者,強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從之?[481]

他說孟子的話在道理上是不通的,對人們也沒有說服力。按上引的孟子一段文字,大概隻有等程朱理學區分“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後,才解釋得通,即將食色等本能的來源歸諸“氣質”,而令“天命”得以為純粹的“善”之理。究其立說之要,無非要把人的自然稟賦中不合於禮教的東西論證為非本質的,從而確立“性本善”的論點。但在蘇軾看來,仁義和食色皆從“性”出,“君子之教人,將以其實”,而“其實”就是如此。其為善為惡,是由社會性的標準來判斷的,並非“性”本身的自然屬性,故不能說“性”本身是善的或惡的。他並不反對從人“性”的深處為仁義尋求根據,但同時承認食色亦出於人“性”之必然。這樣,他關於“性”的學說就與“性善”論對立起來。

“性善”論的首倡者是孟子,蘇軾《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亦主要是駁斥“性善”論。蘇轍少年時代所作《孟子解》,對此有更集中的論述:

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482]

我們研究蘇軾這樣一個思維敏捷,文字又極富跳躍性的思想家,得有蘇轍的文字以備印證,真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因為他的表述是那樣平淡造理,解讀上最無困難,不致誤會其意。這裏正麵反駁孟子“性善”論的最核心的論據,即“四端”之說,而指出人心也固有相反的“四端”,既如此,則“性”本不可以善惡論的。水、火之喻也很能說明問題,善是一種價值,對於人而言的,並非自然屬性。可見,否定“性善”的根據,是出於對“善”的先驗性的否定。

4.與自然之“道”相應的自然之“性”

《蘇氏易傳》卷七:

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有聞耶,有聞而後有聲耶?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為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

這是在解釋《係辭上》的“成之者性也”一句,“之”指的是“道”。以聲與聞(聽覺)的關係來模擬“道”與“性”的關係,顯然是受了佛教哲學中“六塵”與“六根”之關係的啟發,意謂兩者實是二而一的,互相使對方得以成立。如果說,自然現象之一的聲音,其存在要訴諸人的聽覺能力,那麽作為自然之全體的“道”,其存在也要訴諸人的根本覺悟。這種根本覺悟,就是人之“所以為人者”的“性”,《易傳》卷七又稱為“真存”:

性,所以成道而存存也。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亡,此真存也。存是,則道義所從出也。

蘇軾把人“性”或“真存”的內涵,解釋為“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亡”者,這在《易傳》的卷一有更明晰的表述:

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亡焉,是豈非性也哉?

這段話意想不到地受到了朱熹的賞識,大概他覺得這與程子講的“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得之者”相似,故認為此“不可得而消者”正是“本然之至善”、“良心之萌蘖”[483]。實際上,蘇軾講的不是“本然之至善”,而是最好的好人與最壞的壞人所共具的人類普遍之“性”,“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484]。由於經典和古史都曾記載堯、舜家裏有許多惡人,故古人不能懷疑天下有絕非惡習所能汙染的天生好人與絕非善意所能教化的天生壞人,但“性”又必是他們所共同的,所以一個極為自然的結論是:“性”與善惡有著同等的關係,可以發而為善,也可以發而為惡,它的本身則不可以善惡論。

與“道”為自然之全體的抽象總名相應,蘇軾也把“性”視為人情之全部的抽象總名,《蘇氏易傳》卷一:

情者性之動也。溯而上至於命,沿而下至於情,無非性者。性之於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為,則謂之情耳……其於《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剛健中正,純粹而精者,此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為,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則爻也,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以爻為情,則卦之為性也明矣。

在這裏,“情”是指具體的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之類,一切生命表現皆是;“性”則一方麵是“命”(天命,道)的演繹,一方麵又是對所有“情”的總概括,即其整體性的抽象總名。“性”“情”關係猶卦爻關係,“性”是卦,是大全,是精,“情”是爻,是散出、旁通的“性”,即“性”的具體表現。

卦爻關係很能說明問題:六爻總名曰卦,離開爻,並無卦的獨立存在,但六爻的具體意義並不能代替一卦的整體意義,故爻辭以外還有卦辭可資探求;六爻表示具體的變化,所有變化都離不開一卦的整體意義,這個整體意義相對於六爻的變化來說,是靜止的,恒定的,蘇軾稱之為“貞”,“性”就是人的“貞”;然而,並不是在進入這些具體變化之前,真的先有一個“貞”孤立地存在,因為爻爻相繼出現之前,並未先有一個卦在,它隻是對六爻的整體性的命名。——這個卦爻之辨,與我們上文分析過的“道”、“易”之辨,盈虧之月與卒莫消長之“月”的關係,是一樣的道理。具體的人情猶如爻、“易”、盈虧之月,人“性”則如卦、“道”、卒莫消長之“月”。比如,饑食渴飲是人情,但“饑渴之所從出,豈不有未嚐饑渴者存乎?於是性可得而見也”[485]。這也並不是說人在進入饑食渴飲之生存狀態以前,真的先有一個不饑不渴的“狀態”,而是把饑渴認作人性的具體表現,把這具體表現全部概括起來的抽象概念“性”,是無所謂饑渴的。——運用同樣的思維方法,我們已經可以替蘇軾得出“性”無所謂善惡的結論,不過,“性”、“善”問題的討論是有長期的曆史的,蘇軾還要聯係學術史來作正麵的回答。

在蘇軾之前,有四種基本的觀點: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揚雄的善惡混說,與韓愈的性三品說。蘇軾反對孟子的說法,已見上節;他對荀子的性惡說,也曾明確斥為“疏謬”[486]。揚雄的說法,實是孟、荀的折中,韓愈之說又是對前三說的綜合,認為世人的“性”有善、善惡混、惡三等,其根據是《論語·陽貨》“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一句,既然最上等的與最下等的都“不移”,則必有可“移”的中等之“性”了,三品之說從此而出。然而,《陽貨》又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一句,這便否定了三品說。儒者議論皆須折中於夫子,而夫子的這兩句話卻被作了互相矛盾的引申。其實,孔子本未自相矛盾,上知下愚不移是講智愚,性近習遠是講善惡,智愚與善惡原不是一回事,聰明人與笨伯都可能是好人或壞人,未必智者即善,愚者即惡。所以,蘇軾在《揚雄論》裏,認為上智下愚不移說的是“才”,性近習遠才是說“性”,但孔子在這裏並未判定“性”為善為惡。蘇軾認為,孟、荀、揚、韓四說都在論“才”,而未嚐及“性”,《揚雄論》雲:

嗟乎!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

因此,他對四說都不同意。

在他看來,“性”是全部“情”的概括總名,離開了“情”是無從見“性”的,故不是棄絕了“情”而得到“性”,而是認識了“情”的全部,才能得到“性”。那麽,“性”善“情”惡的觀點當然不能成立,無論善惡,皆從“情”上表現出來,而“情”之為善為惡,都從“性”出。至於“性”之本身,則無善惡可論。其說亦見《揚雄論》:

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禦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禦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

人之本性,無論聖人小人,莫不相同,而為善為惡,有天壤之別。可見,“性”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善惡都是“性”能之之境,那麽,就不能說“性”是本善的或本惡的,而是非善非惡的,“性”本身不涉善惡。自然之“道”賦予人的,隻能是自然之“性”,它能夠為善或為惡,但本身並無善惡,正像“月”的概念一樣,可顯為滿月或缺月,但本身並無盈虧。

然則“善”處在什麽地位?《易·係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還是圍繞這句話來展開討論。“道”與“性”實為一致,而“善”則是其“繼之者”。何謂“繼之者”?《蘇氏易傳》卷七作了解說,謂“道與物接而生善”,自然之“道”體現於萬物的變化上,才有“善”不“善”可言,故“善立而道不見矣”。他說:

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為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

由此,他認為孟子的“性善”論是隻見到了“性”的“繼之者”,而未見“性”。“善”隻是“性之效”,不是“性”本身。在《尊孟續辨》所引《論語說》第八條中,他更詳細地論證了“人性為善,而善非性也”,“性其不可以善惡命之”的道理,此處文繁不錄。

這個說法,當然引來朱熹的反對。《雜學辨》雲:“繼之者善,雲道之所出無非善也。”這是持“性善”論的立場,對蘇軾的解釋加以否定。我們若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他們的對立是怎樣產生的。朱熹嚴“理”、“氣”之分,將世界的形式因與質料因分開,而以形式因的終極為“道”、“性”,故以之為純粹的“善”,將“惡”的來源歸諸質料的方麵。在蘇軾的哲學裏,對一切的存在進行理論把握時,是不區分形式與質料的,兩者既統一於各個個別的特定的事物上,也應統一於一切存在的整體性上,他的“道”和“性”就是對這種整體性的指稱。當他論述“道”和“性”概念之本身時,他摒落了任何形式與質料方麵的內容。將之約簡為接近虛無的抽象之“有”,故“不可以善惡命之”;當此“道”與“性”一旦體現於具體事物與人情上時,則形式與質料便同時出現,故可用社會性的標準來定其善惡,而此標準又須符合萬物各當其理,“天下(人情)之所同安”的理想。如果說合乎此理想就是“善”,那麽,這理想的形式正是被朱熹歸結為世界的形式因,而指為“道”與“性”之“實理”的。因此,兩家學說幾乎是同一副積木的不同搭法,但在每兩塊積木的組接形態上,都顯得差互,使他們在許多哲學命題上對立起來。

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能忽視這種對立的意義。“性善”論摒落質料而以形式因為最高本體,其優點在於這種本體具有“實理”內涵,可以直接成為儒家禮教的根據,從而與佛、老哲學中那些仿佛無朕的本體相區別;其缺點在於,對“實理”的認識必然受曆史的局限,此局限性被固定在世界本體上頭,便益形頑固,甚而至於“存天理,滅人欲”,最為後世所詬病。比較而言,蘇軾將形式、質料一齊摒落而談“道”、“性”,更接近於玄學的思維方式,也易與佛老相混,而被朱熹指責;但另一方麵,作為存在的整體性的“道”、“性”概念,畢竟不是王弼式的“無”,而是一種抽象的“有”,其內涵接近虛無,卻又向著來自自然科學與社會實踐的全部知識開放,對知識的進步投以真正的關注,其優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在討論人“性”的時候,蘇軾沒有將人的自然本能與道德理想相對立,這也使他的哲學具有現代色彩,不會像程朱理學那樣向著不近人情的極端化方向發展。

再從北宋中後期哲學界的一般情形來看,“性善”論其實並不占主導地位。司馬光批駁孟子曰:

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知稻粱之生於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於田也。[487]

他在“性”論上,讚同揚雄的“善惡混”之說[488]。比較而言,離蘇軾的“非善非惡”論為近,而離程朱理學的“性善”論為遠。至於王安石,則謂:

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論也。[489]

其“性”論與蘇軾相當一致。甚至程顥的說法,很多時候也與朱不同,如謂: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隻是“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490]

詳其語意,是把“性”看得比“善”更高,雖未顯駁孟子,而實有似於蘇軾的“性”論。他的《定性書》,以“性”為虛靜應物之具,並未論其善惡。我們若由此推出蘇軾的那個結論:應物以後善惡分,虛靜本體不可以善惡論,——這似乎也不違背程顥的意思。所以,朱子對於《定性書》不大韙之:“《定性書》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個心字意。”[491]這真是一語揭破了謎底,原來蘇軾、程顥所說的“性”,就是朱子所謂“心統性情”的“心”。依朱子的解釋,“心”是“虛靈不昧”,統一著純粹主善之“性”與或善或惡之“情”的,這豈不就是蘇軾那個不可以善惡論的“性”概念?

所以,從關於“性”的哲學命題上說,蘇軾的“性非善惡”論比“性善”論更能代表北宋中後期哲學的主導見解;而從蘇軾思考“性”概念而得的哲學內涵來說,則它實際上被包含在朱子學說的“心”概念中,一直未曾失落。值得注意的是,“心統性情”說正是朱子在人“性”論上的一個重要成果,也是他的體係比程頤更有發展的一個顯例。可以說,蘇學對於朱子的啟悟作用,實不在二程之下,朱子學對蘇學采取了一種曲折的繼承方式。而更須提到的是,當宋明理學發展到王陽明的“心學”時,“性善”論終於被拋棄,陽明學對“性”概念的理解,終於采用了蘇軾的“不可以善惡論”之說,這隻要一翻《傳習錄》,就可了然。

5.“性命自得”的邏輯結構

道學探討“道”、“性”與“善”的關係問題,除了為儒家禮教規範提供其合理性的根據外,也關注於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在蘇門學士秦觀看來,這是蘇軾身上最值得人欽羨的東西,他說:

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492]

一般人隻看到蘇軾的文章妙於天下,而秦觀指出,最根本的是蘇軾那種“性命自得”的自由精神境界。

怎樣理解“性命自得”呢?我們先來看蘇軾對於“命”的解釋,《蘇氏易傳》卷一:

器之用於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之於是,則謂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禍福莫非命者,雖有聖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於道,至於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

這是根據《易·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說法,認為盡“性”就是知“命”。“命”的含義是命令,但實際上並沒有命令,隻是人們窮理盡性到了完全自由的境界,這個境界不可言說,故假稱為“命”。這樣說來,所謂“性命自得”,隻是順“性”而行了。但問題在於,被假稱為“命”的這種自由境界,必然是對儒家禮教的自覺踐履,所以“性命自得”的實際內涵是順“性”而行,又與禮教無絲毫隔閡。如蘇軾筆下的範仲淹那樣:

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喜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是,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493]

以名教規範為天性之必然,“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這便是達到了“至於一而不二”的自由境界,故範仲淹乃是盡“性”知“命”的一個例子。達此境界,便會“天下信其誠”。“誠”是《中庸》裏的概念,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蘇軾《中庸論上》釋“誠”為“樂之之謂”,這“樂之”一詞出自《論語·雍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都是指履道的自由境界。

由此出發,蘇軾反對程頤的“主敬”。朱熹認為“敬”是程子所發明的一個理論要義,極為推崇,而蘇軾則極斥之[494]。在他看來,“主敬”是不“誠”的表現,因為“敬”在本原上出於疑忌,《蘇氏易傳》卷二:“夫敬以求免,猶有疑也。物之不相疑也,亦不以敬相攝也。”又謂:“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誠同。”這“誠同”是毫無隔閡的本然之同一,而不是出於“敬”的勉強認同。“主敬”是偽的,矯揉造作的,甚至是欺騙天下的“奸”術。“誠”才是真正的君子本色,《蘇氏易傳》卷一又說:“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我們知道,這原是蘇軾對“性”的定義,可見他是把“性”與“誠”視為同一個概念的。

然而,這樣的論述中間包含著一個矛盾:“性”既是非善非惡的,則與“性”一致的“誠”又怎能以“善”(禮教規範)為天性之所必然呢?又怎能達到“性命自得”的自由境界呢?在朱熹看來,這是蘇軾無論如何說不通的:一頭是非善非惡的自然之“性”,一頭是與禮教無絲毫隔閡的“命”,靠著兩間置一個“誠”,又怎能解決這個矛盾?依朱熹的思路,除非“性本善”,否則永不能使邏輯順暢。

平心而論,這確實是蘇軾哲學中的一個困難。為了克服這個困難,晚年的蘇轍幾乎滑入了“性善”論,如《論語拾遺》第八章雲:“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又其所作《古史原敘》雲:

古之帝王……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495]

這樣的說法,與“性善”論的界線甚為模糊,因為非善非惡之“性”理當與善、惡具有同等的關係,若謂其“必仁”,則與說“性善”已無多大區別了。所以,朱熹對《古史原敘》這段話極為欣賞,稱讚“此語最好”[496]。實際上,在上引蘇軾稱頌範仲淹的那段話中,也差不多有了相似的意思。這個情況說明,在禮教的權威性不可懷疑的時代裏,一個儒家學者要堅持自然之“道”、自然之“性”的觀點,是很不容易的事。

不過,在《蘇氏易傳》中,蘇軾還是對非善非惡的自然之“性”與“善”之間的關係,作出了具有蘇學特色的論證,而揭示了從自然之“性”到“善”的邏輯聯係。今大致勾畫如下。

“性”是全部人情的抽象總名,它是對種種變化的統一概括,其本身則是靜止恒定的。這種恒定性,蘇軾稱之為“貞”。《蘇氏易傳》卷一:“其於《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為利,性以為貞。”“各正性命為貞。”在這裏,“貞”與“利”對舉,“利”是具體的得失,“貞”則是超越了具體得失的某種內在的合理性,也稱為“正”,如蘇轍《孟子解》雲:“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授)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497]其意以為,順自然之理,得天性之全,而不被斫傷,就是得“正”。這“正”或“貞”亦不僅僅對人性而言,萬物都有其必然的至理,即都各有其“貞”。《蘇氏易傳》卷三:“乾之健,艮之止,其德天也,猶金之能割,火之能熱也。物之相服者必以其天,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物皆有其自然的天性,守其本性而不失,即是“貞”。《易傳》卷二說,“貞”是“可恃”的,其釋“隨”卦,以為“世容有不隨者也”,因為“責天下以人人隨己而咎其貞者,此天下之所不說(悅)也”。喪失自己的“貞”而去“隨”人所謂的“善”,謂之“苟隨”,這是違反本性的,不是真正的“善”。他說,有很多時候,“以不苟隨為貞”。萬物各守其“貞”,各得其宜,各盡其天理,才是真正的“善”。同時,由於“善”不但是利於一物而已,而是要全萬物之天理,所謂“保合大和,乃利貞”(《易·乾》),故人們必須胸懷大局,不能片麵作“過正”之行,執定一家之“善”而勇往直前,那隻會暴殄天物,使物失其“貞”。

如此,則人們必須保持人性之“貞”,即其靜止的恒定性。《易傳》卷二:

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貞);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

蘇軾認定,非善非惡的“性”,其“貞”是“靜”的。守持這“靜”的“貞”,來靜觀萬物,才能得物之“貞”,然後才能因物製宜,合於“善”。他說: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498]

這是說,守定自性的“靜”,但又不忘懷萬物(此與老莊忘世不同)。他又說:

君子循理而動,理盡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複。[499]

據“靜”以觀物,得物之“貞”,即其自然的規定性,才能依此規律而有所措置,又不過其度,然後回複到“靜”。在這裏,守“靜”與“應物”是互相聯係的,是自然之“性”的“貞”的兩個方麵。守“靜”才能準確地“應物”,循理而動,“盡萬物之理而不過焉”。因此,《蘇氏易傳》卷八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為“將以致用”,比如說,窮盡水的沉浮之理,便能善遊和操舟,即之乎“善”。

這樣,非善非惡之“性”便與“善”之間有了必然的聯係,其推論過程為:“性”——守“性”為“貞”——“貞”有“靜”與“應物而動”兩個方麵——據“靜”以知萬物之理,“應物而動”便是循理而行——循理而行的結果使萬物各得其宜,即是“善”。可見,並不是隻有從“性本善”出發,才能達到“性命自得”的。

現在的問題是,所謂萬物各得其宜的“善”,是否就是禮教所規定的“善”?在蘇軾的時代裏,這大概是不需要論證的。當然,即便我們承認禮教的內容原有其“因物製宜”的方麵,用這樣的說法來為禮教辯護,也仍然忽略了禮教為君主獨裁提供根據的意識形態方麵。但是,若對禮教提出這樣的要求,倒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實際上,正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應其需要而使禮教更多地包含“因物製宜”的內容,這禮教才會長期地延續下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人性之“貞”的兩個方麵:守“靜”與“應物”之間,應當互相聯係,統一起來,否則從“性”到“靜”,從“應物”到“善”,就被斷為兩截。但要論證這種聯係,也頗不易。

人的“性”既無先驗的善惡,而善惡又是指是否適宜於物理而言,故人之行善,不是依於先天的道德感,而是依於其認識物理的能力,即“知”或“明”。知之未嚐不行,明之而能循理,循理也就是“順”或“誠”。這就符合了《中庸》的“明”、“誠”統一的說法。所以,自然之“性”守“靜”而能“應物”循理而動,其間的關聯之點就在“明”,“靜”則能“明”,“明”則即能循理。《蘇氏易傳》卷八說:“其心至靜而清明。”這“靜”與“明”的關係是不難理解的。但“明”與循理而動之間,從認識到實踐,邏輯上還缺少一個動力因。照蘇軾的說法,人心隻要“明”了,則雖所遇有難易,而“未嚐不誌於行”,這叫“剛中”(《易傳》卷三)。“剛中”就是意誌堅強,這裏又引出一個“誌”的概念。依孟子之說,人有“誌”有“氣”,蘇軾在《易傳》卷七雲:

眾人之誌,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誌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誌一氣,清明在躬,誌氣如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無所損益也,故誌勝氣而為魂。

此段是對“誌”的強調。一切向“善”的行為,均出於這“誌”,“誌”來自“明”,“明”來自“靜”,“靜”依於“性”之“貞”。“貞”、“靜”、“明”、“誌”,都是從“性”通向“善”的橋梁。蘇軾搭起這四座橋的意圖是很明顯的,他要使非善非惡的自然之“性”自然地通向“善”,以達到自然與名教的合一。

然而,說“明”則“誌於行”,仍未解決動力因的問題。心明如鏡,固能鑒物,安得其“誌於行”?“誌”如何產生?我們可以承認“靜”則“明”,“明”則有循理而動的能力,但把這能力付諸行動,還缺少一個推動力。

看來,沒有這樣的推動力。蘇軾的“性”概念裏,確實缺少康德體係中的道德理性,因為他把“誌”視作“明”以下的範疇了。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如果這動力不是來自先天的“善”意誌(像程朱理學那樣),那麽,就隻能來自人的生命活動本身,推而言之,在於宇宙的生生不息的運動。這運動的主詞應該是“氣”。但蘇軾哲學沒有提供關於“氣”的討論。我們若為他作大膽的補充,應該是:“氣”的存在方式就是運動,在“明”的鑒照下,運動有了目的性,合理性,就是“誌”。這樣,“明”則“未嚐不誌於行”的命題才能成立。當蘇軾主張“以誌一氣”的時候,我們可以猜想到這些隱含的內容。不過他畢竟沒有表達出來,也許在他看來,人活著總要有所“行”,是不必討論的前提,要討論的是如何“行”的問題。於是,他主張一切順物理而“行”,以此為“誌”,並根究到“性”與“道”,做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就是“性命自得”的內涵。由此看來,“性”雖被闡述為人所本有的天賦,實則卻是人的自我反省的結果,因此,“人”是首要的,是人來認識這一切道理,自覺地“靜”下來去體認“性”,體認“道”,而不是由“道”自己出發演進到人的具體行為。總而言之,他的一整套理論,都仍以人、人的生命活動為前提,在此基礎上才談得到如何以天賦的人性去認識物理,循理而行,這叫作“存性”,說見蘇軾《江子靜字序》:

喪其所存,尚安明在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貞)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複為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則何往而不適哉![500]

這一段可以看作蘇軾“性”論的綱要。“靜以存性”一句,顯然有個省略的主語“人”。因此,“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實是自我修養的結果,“蘇氏之道”根本上是一種人生哲學。它論證了世界萬物皆有自然之理(“道”),也論證了人有認識此理並循理而行的天賦(“性”),但沒有討論那推動人去率“性”行“道”的動力源,它隻是要求人主動去這樣做,去“存性”,去“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達到“性命自得”的自由境界。

到此為止,我們對蘇軾的“性”論可以有個總體的評價了。“性”指人的天賦,討論天賦的目的,是要為人類的認識和實踐活動提供根據,因此,人的知識能力與道德能力都必須在天賦中有它的源頭,這就是康德體係中的純粹理性與道德理性,中國古代與之相應的概念是“明”與“誌”。一般來說,宋代哲學家討論人性問題時,對這兩個方麵都曾加以關注,但各有偏重。在程朱理學的體係裏,道德理性占了最為根本的地位,智能之“明”本質上隻是“明善”。在蘇軾的“性”論中恰恰相反,向善的“誌”被視作“明”以下的範疇,人性歸根到底是一種據靜觀物的認知能力。相比之下,從哲學為當代社會規範提供根據的意識形態本性來說,程朱理學是更見完備的;但從哲學反映人類知識的進步來說,蘇學就顯得較為優秀。

尤其值得表彰的是,蘇軾沒有把“性”看作獨立於現實人情之外的與人情對立的東西,而是把“性”看作人情的總名。《東坡書傳》論《大禹謨》中的“人心”、“道心”,講的就是“情”與“性”的關係:“夫心豈有二哉?不精故也,精則一矣……道心即人心也,人心即道心也,放之則二,精之則一。桀紂非無道心也,放之而已;堯舜非無人心也,精之而已。”此是“十六字心法”的蘇學解。聯係他把“性”歸結為人類認知能力的觀點,這裏就正確地揭示了“道心”、“性”、認知能力、知識與“人心”、“情”、人的現實生存狀態、社會實踐之間的關係。如此,蘇軾的“性命自得”的自由境界,就具有現實性,而不是那種離世遠舉、空花禪悅或抽象“內聖”式的了。也就因了這現實性,所以,他雖在理論上視“誌”為“明”以下的範疇,卻並不忽略“誌”的重要性,他的人生境界中絕不缺乏偉大的道德感。“以誌一氣,清明在躬,誌氣如神”,這是何等邁往的氣象!王十朋稱蘇軾:“萬裏南遷,而氣不衰。”[501]分明是“以誌一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