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將蘇軾哲學思想的基本麵貌,概括為貫通儒、釋、道“三教”而自成一家,這與宋代中國的整體思想環境獲得了相當高度的一致性。不過從蘇軾的生平來看,這種麵貌的形成有個過程,比較早的表述見於蘇轍的筆下:

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519]

那個時代一般的讀書人都以儒家經史為基礎教養,蘇軾也不例外;後來不免要接觸佛、道,則情形各異,有的人嚴厲拒斥“異教”,有的人卻完全看破,皈依了佛、道,有的人暗受其影響而不肯明言,也有的像蘇軾那樣,明確主張貫通三教。按蘇轍的回憶,蘇軾接觸道家較早,受《莊子》影響甚深,然後再“讀釋氏書”,獲得三教融會。

實際上,任何一個傳統讀書人,一旦有了“讀釋氏書”的經曆,都會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比儒家、道家遠為豐富的哲學思想資源。不過,在他們熟悉、掌握足夠多的佛學概念,有能力使用佛學概念對一些重要的思想問題表述其見解時,往往在此前已經使用儒、道的概念完成了對這些見解的表述。一般情況下他們不會再使用佛學概念重新加以完整的表述,而隻是零碎地發表一些印證性的體會。蘇軾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他留下的關於天道、人性等基本哲學問題的論述性文字中,很少能看到佛學的影響,使用的概念多數來自儒、道之書。比如《東坡易傳》無疑是我們了解其哲學思想的主要依據,此書注解儒學經典,而使用了“大全”、“無心”、“靜”、“虛”等來自《莊子》的許多概念,可謂儒道結合,卻很少能看到佛學的因素。但實際上,幾乎是在寫作《易傳》的同時,蘇軾在《赤壁賦》中已使用“聲”、“色”、“無盡藏”等佛教哲學的名詞去跟賦中的“客”(楊道士)對話。所以,我們若按照編年的順序去讀他的詩詞、散文,則不難發現佛教的影響呈越來越明顯的趨勢。

蘇軾比較大量地“讀釋氏書”,可能比較晚,但宋代最具影響的佛教宗派——禪宗,其實並不在指導士人研讀佛經上下功夫,禪師們主要通過人際交往,包含了世俗化的談論,乃至詩歌唱和等容易為士人所接受的日常交流的辦法,去影響士人。而蘇軾接觸禪師,其實也並不太晚,就我們目前能夠掌握的資料來看,其最初結識的著名禪師可能是大覺懷璉(1009—1091)。懷璉字器之,是雲門宗的著名禪僧,《蘇軾詩集》卷二《次韻水官詩》引雲:“淨因大覺璉師,以閻立本畫水官遺編禮公,公既報之以詩,謂軾汝亦作,軾頓首再拜次韻,仍錄二詩為一卷獻之。”此事應在嘉祐六年(1061),“編禮公”就是蘇洵,“大覺”是懷璉的賜號。可見懷璉是蘇洵的老朋友。蘇軾繼承了父親的社會關係而結識懷璉,可能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因為後來跟他關係最為密切的禪僧,如徑山維琳(1036—1119)、參寥子道潛(1043—?),就是懷璉的嗣法弟子,他們之間的交往應發軔於懷璉的介紹。雲門宗禪僧中還有一位跟蘇軾交往密切的佛印了元(1032—1098),早年曾繼承懷璉在廬山圓通寺的書記職位,很可能也是因懷璉的介紹而跟蘇軾相識。

禪宗有所謂“一花開五葉”之說,唐後期已出現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五代時期產生了雲門宗和法眼宗。到了北宋,溈仰、法眼二宗逐漸消失,曹洞宗作風內斂,聲勢不大,跟士大夫交往甚多的主要是雲門、臨濟二宗的僧人。蘇軾跟禪門的接觸,因為是從懷璉開始,逐漸擴大的,所以交往最多的就是雲門宗僧人。但在禪宗的燈錄如《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續傳燈錄》等書所排列的傳法譜係中,蘇軾卻並不屬於雲門宗,而是被歸在東林常總(1025—1091)的弟子之列,屬於臨濟宗黃龍派。不僅如此,《五燈會元》把蘇轍也歸在此派,列為上藍順(1009—1093)禪師的唯一傳人[520],而這位順禪師與東林常總一樣,都是黃龍派的開山祖師黃龍慧南(1003—1069)的弟子。所以二蘇不但是在俗的親兄弟,在禪門中,蘇軾也是蘇轍的“雪堂師兄”。慧南當然還有許多弟子,值得注意的是黃龍祖心和建隆昭慶,在燈錄中也是黃庭堅和秦觀的嗣法之師。看來,幾乎整個“蘇門”都成了慧南的法孫。接下來,黃庭堅門下的“江西詩派”,從人緣關係看,也差不多跟禪門的“黃龍派”相融合。因此,這不僅僅是常總與蘇軾的關係問題,而不妨說是整個黃龍派禪僧與“蘇門”士大夫的關係問題。

可是,蘇軾與東林常總實際上隻見過一次麵,就在元豐七年(1084)蘇軾離開黃州後遊覽廬山之時。由這一麵之緣來確定“嗣法”關係,體現了禪門的基本立場:因為禪家講究“頓悟”,所以他們確定“嗣法”關係的時候,主要不看交往密切與否,甚至有關佛學知識的傳授也不予考慮,他們隻關注當事人的某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恍然大“悟”之經驗,如果這一次經驗是由某位禪師啟發而致,或者當事人的某種表達獲得禪師之印可,則他便成為該禪師的“法嗣”,其間不必存在其他的關係,乃至拒絕考慮其他的關係。蘇軾的這次大“悟”經驗,被認為是在常總禪師的啟發下,發生於廬山東林寺,由此便可確定蘇軾的“嗣法”之師是臨濟宗的東林常總。從這個角度說,蘇軾在廬山怎樣發“悟”,他“悟”到了什麽,這才是我們探尋其思想中的禪宗乃至佛學因素時最須重視的內容。

元豐七年蘇軾遊覽廬山之前,是在筠州訪弟蘇轍,而在蘇軾到達筠州稍前,蘇轍正好已接待了上藍順(又稱景福順)禪師的來訪,呈詩雲:

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仍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麵目,掉頭不受別鉗錘。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521]

《五燈會元》卷十八將此詩記作蘇轍悟道的因緣,也是他嗣法於順禪師的根據。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蘇轍自謂參得了“真麵目”,又表示不必再接受別的禪師“鉗錘”教導,確實是自認為順老的傳人了。那麽,蘇轍的悟道看來還早於蘇軾,而且對蘇軾是有促動的,因為筠州訪弟,蘇軾獲知蘇轍已經參得了“真麵目”,然後接下來他上廬山去訪禪,才會為自己“不識廬山真麵目”[522]而感到焦慮,最後走入了東林寺常總禪師的門下,經常總點撥而悟道。

“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是蘇軾哲理詩的名句。通常,我們哲理性地闡說此句,句中的“廬山”是可以被置換的,換成別的山乃至其他事物,都不影響所說的道理。但是,元豐七年蘇軾寫作此詩的時候,他麵對的卻是真實的廬山,這“廬山”實際上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一麵,因為蘇軾在廬山所作的全部詩歌,整體上顯示了一個思想脈絡。對此,他本人曾有一段自述:

仆初入廬山,山穀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雲:“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複作兩絕句雲:“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麵,他年是故人。”又雲:“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而今不是夢,真個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有雲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為作一絕雲:“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為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雲:“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仆廬山之詩,盡於此矣。[523]

我們若將這段自述中提到的詩歌作品與《蘇軾詩集》卷二十三相比照,可知所謂“仆廬山之詩,盡於此矣”並未完全合乎事實,實際上還有一些作品未收入,但它可以幫助我們確認兩點:第一,與常總禪師會麵,被表述成蘇軾廬山之行的終點,而最後的一絕就是著名的《題西林壁》;第二,最初的三首五言絕句在《蘇軾詩集》卷二十三被題為《初入廬山三首》,且“青山若無素”被改置第一首,而此首恰恰提到“要識廬山麵”的問題,與最後《題西林壁》的“不識廬山真麵目”宛成呼應,若再考慮到“真麵目”一語更早地見於蘇轍不久前所作的悟道之詩,則前後貫穿來看,對“廬山麵”或“廬山真麵目”的思考,確實伴隨了蘇軾此行的始終。“廬山”在這裏確是特指,不可被置換。

如果相信蘇軾的自述,“芒鞋青竹杖”乃是第一首。此首的大意是:我現在並無值得尊仰的身份,自費來遊廬山,為什麽山中的人都知道我?這當然顯露了作者因自己的名聲而自鳴得意之情,所以馬上“自哂前言之謬”。接下來的兩首中,“自昔懷清賞”一首表達了他對廬山的長久向往之意,好像起到了糾正“前言之謬”的作用。不過現在看來,詩人之向往名山,與名山之有待於詩人,也正好互相呼應。“真個在廬山”表明了他們的相遇。

然而,這一次相遇的情形並不令人滿意,詩人與名山之間,或者具體地說蘇軾與廬山之間,並非一見如故。“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蘇軾覺得廬山跟他沒有交情,不相親近。“偃蹇”是倨傲不隨之意,同樣的詞語曾出現在蘇軾以前的詩句中。熙寧六年(1073)擔任杭州通判的他為寶嚴院垂雲亭題詩雲:

江山雖有餘,亭榭苦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524]

大意是說,自然景象雖然豐富多彩,但若築亭不得其處,那麽登上這個亭子去看風景的人,便無法獲得適當的觀賞視角,各種景象便不會顯示出符合審美期待的秩序,“美”就無法實現。作為詩人和畫家的蘇軾,顯然不願無條件地接受自然山水的任何形態,他希望對象隨從自己的審美習慣。從理論上說,每個觀賞者都是如此,在審美方麵總有一些主觀的期待,符合這個期待的,他才會認為是美的。但問題在於,自然山水不會因觀賞者的期待而主動修改自己的形態,這就存在一個主客觀如何逐步交融的問題。“偃蹇不相親”之語表明,蘇軾初見廬山時,對象所呈現的麵貌並不符合他的心願。——這才是他初入廬山時,在審美方麵的第一感受。此種感受想必令他苦惱,因為廬山之“美”幾乎是個不可懷疑的前提,那麽,問題便在觀賞者這一邊,或者說,還是一個觀賞視角的問題。我們在《題西林壁》詩中可以看到蘇軾在獲取適當的視角方麵付出的努力:他橫看豎看,遠看近看。但是,結果顯然並不理想。

廬山突破了蘇軾所習慣的審美秩序,在他麵前顯出倨傲的形態,不肯隨從他的期待。換句話說,蘇軾看不出廬山美在哪裏,這個意思被他表述成對“廬山麵”或“廬山真麵目”的“不識”。大概這才是他在廬山不想作詩的原因。如果你看不出對象的美,怎麽為它作詩呢?當然,這也沒有妨礙蘇軾在廬山探勝的興致,而且事實上他還是寫了幾首詩。不過我們關心的是,蘇軾此行既然一開始就陷入了“不識”“廬山麵”或“廬山真麵目”的困境,那麽他將如何擺脫這個困境?換句話說,怎樣才能使廬山在自己眼裏呈現為美的風景?從詩語來看,蘇軾似乎設想了兩條出路。

第一條訴諸時間。“要識廬山麵,他年是故人”,如果以後能多次造訪,那就會跟老朋友重逢一般親切了吧。第二條訴諸空間。“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由於在山中橫看豎看、遠看近看都沒有理想的效果,那自然就會歸因於視界的局限性,設想跳出這一空間,從更大的視野去看。毫無疑問,人們對任何事物的認識,都不能缺乏適當的時間和空間條件,所以,聯係《初入廬山》絕句來解讀《題西林壁》,不但並不損害後者的象征意義,反而使這種意義豐滿起來。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作品所具有的思想脈絡,顯示了與蘇軾廬山之行始終伴隨的一種思考,即對於“廬山真麵目”的追問,以及由此引發的疑慮。他帶著這樣的疑慮,走到了此行的終點,步入了東林常總的門庭。

對於蘇軾參見常總而悟道的因緣,較早的記載是在《嘉泰普燈錄》卷二十三,此後《五燈會元》卷十七所載略同:

內翰蘇軾居士,字子瞻,號東坡。宿東林日,與照覺常總禪師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這裏的“內翰”是用了蘇軾後來的官稱,即翰林學士。“照覺”是常總的號,他這年正好六十歲,卻已當了五十年的和尚,自熙寧二年(1069)黃龍慧南圓寂後,他已被公認為黃龍派乃至臨濟宗禪僧的代表。後麵的一偈在《蘇軾詩集》卷二十三題為《贈東林總長老》,作為東坡的悟道之偈,其真實性從未遭受質疑,但上引的蘇軾自述中卻沒有提到。

燈錄已經提示了解讀蘇軾悟道偈的背景資料,就是他與常總禪師談論的“無情話”。佛教將人類和動物稱為“有情”,植物和無生物歸入“無情”,所謂“無情話”即唐代南陽慧忠國師的“無情說法”公案。《五燈會元》卷二將慧忠編在六祖慧能的法嗣,但對這個公案記載簡略,倒是洞山良價的語錄中有詳盡的轉述:

師參溈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溈曰:“闍黎莫記得麽?”師曰:“記得。”溈曰:“子試舉一遍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雲:“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雲:“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雲:“某甲為甚麽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雲:“未審甚麽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雲:“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雲:“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雲:“恁麽則眾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為眾生說,不為諸聖說。”僧雲:“眾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眾生。”僧雲:“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雲: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溈山曰:“我這裏亦有,隻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溈山豎起拂子曰:“會麽?”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525]

洞山良價是曹洞宗的創始人,早年遊方時,曾向溈仰宗創始人溈山靈祐請教“無情說法話”的含義,在溈山的要求下,他完整地轉述了慧忠國師與某僧的問答內容。慧忠認為,像牆壁瓦礫之類的“無情”之物,都跟古佛一樣,演說著根本大法,而且從不間息,一直在說,隻是一般人聽不到而已。與慧忠對話的某僧以及早年的洞山並未由此得悟,但看起來溈山了解慧忠的意思,他不肯為洞山解說,隻是豎起拂子,想讓洞山自悟,可惜洞山的機緣並不在此。一般情況下,禪師不肯明說而以它物指代的,都是彼岸性的東西,“父母所生口”即此岸性的言語機能是決不能承擔其解說任務的。慧忠的話也清晰地區劃了兩個世界:聽到“無情說法”的是諸聖,聽不到的是眾生。不過,慧忠和溈山似乎可以往來於兩個世界之間。

《五燈會元》卷十七記載了東林常總的一段說法,與“無情話”意思相通:

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複雲:‘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床,下座。

在這裏,“圓音”和“實相”指彼岸性的真理,“乾坤大地”和“日月星辰”概指一切存在物,故此語的意思無異於“無情說法”。黃龍慧南話裏的“秋雨”當然也是如此“說法”的“無情”物之一,它如此辛苦地說著,卻沒人去傾聽,隻好施展毒手,“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無非是要逼人去聽。看來慧南把自己也當成了“秋雨”,施展毒手倒體現出他的老婆心腸。常總卻不願如此費事,“終歸大海作波濤”,自己流向大海便罷。

再來看蘇軾的悟道偈,“溪聲”、“山色”自是“無情”,“廣長舌”和“清淨身”都是對佛的形容,指代最高真理,無疑也是“無情說法”的意思。這樣,貫穿慧忠、慧南、常總和蘇軾的有關言論,我們大致可以推測,這是對體現於一切存在物的最高普遍性的領悟,其哲學含義倒也並不複雜,與所謂“目擊道存”、“一物一太極”等道家、儒家的說法相似,隻是用了一種生動的說法來表述而已。不過,禪宗講究的不是對理論的知解,而是與參禪者個體密切相關的體驗,之所以要用生動的說法來暗示,或者指東道西不肯明言,就是為了避免抽象的理論話語,引導人用全身心去擁抱這樣的體驗,而不是僅僅在知識層麵加以認識。當然,個人體驗的事,被認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言說,我們這裏隻能指出其哲學含義而已。

重要的是,通過對“無情話”的參悟,蘇軾和常總找到了思想上的契合點。而且,蘇軾領會了個人體驗的重要性,他表示自己聽到了“無情說法”,一夜之間,“八萬四千偈”向他湧來。按慧忠的設定,聽到了“無情說法”的人即“齊於諸聖”,領會了根本大義,換句話說就是“悟”了。禪宗的燈錄將蘇軾收入常總法嗣之中,等於認可了他的“悟”。夜宿東林以後的蘇軾,看到“山色豈非清淨身”,那麽“廬山真麵目”是什麽,對他來說應該不再是疑問了。當然,如禪宗一般的立場,這個“真麵目”隻能自己心裏有數,沒有辦法“舉似人”,不能用理論性的話語轉述給別人去聽。

從禪宗方麵來說,把聲名卓著的蘇軾納入宗派,當然有助於擴大其世俗影響。不過宗教事務也有其嚴肅性,不能隨意將“悟道”的聲譽贈送給達官名流。對於蘇軾的禪學造詣,宋代的佛教界實際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南宋臨濟宗的楊岐派禪僧,就曾發出質疑,見於禪籍的記載: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隻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個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為說破。”庵曰:“卻隻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鍾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526]

程待製智道、曾侍郎天遊,寓三衢最久,而與烏巨行禪師為方外友。曾嚐於坐間,舉東坡宿東林聞溪聲呈照覺總公之偈:“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程問行曰:“此老見處如何?”行曰:“可惜雙腳踏在爛泥裏。”曾曰:“師能為料理否?”行即對曰:“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明明舉似人。”二公相顧歎服。[527]

前一條中的圓智法師是杭州上天竺寺的天台宗僧人,偶爾參禪,所參的“此庵元禪師”則是禪宗的護國景元(1094—1146)。第二條的“程待製智道”當是“致道”之訛,即《北山集》的作者程俱,“曾侍郎天遊”是曾開,著名詩人曾幾之兄,而“烏巨行禪師”則是烏巨道行(1089—1151)。景元和道行都是兩宋之際的臨濟宗楊岐派禪僧,他們對蘇軾的悟道偈都不滿意。

護國景元指責蘇軾是“門外漢”,但未說明理由。在他的啟示下,圓智法師寫了一偈來斥破蘇軾,似乎得到了景元的首肯。偈中說蘇軾的毛病在於“聲色關中欲透身”,即企圖借“無情說法”的話頭,欲從“溪聲”、“山色”等此岸性的“聲色”向彼岸性超越。後麵兩句的意思大概是:如果對真理的領悟要從“聲色”出發,那麽沒有“聲色”怎麽辦?這個質疑比較費解,因為隻要人有耳目,“聲色”總是無所不在的,怎麽會“無山無水”呢?

相對來說,烏巨道行對蘇軾偈的改寫,意圖更清楚一些。蘇軾的四句偈,始終隱含了主語“我”,前兩句有判斷詞“便是”、“豈非”,自是由“我”來判斷的,後麵兩句也是指“我”如何將夜來聽到的八萬四千偈轉告他人。道行禪師的改寫,就是把前兩句的判斷詞刪去,把後兩句的隱含主語變成了真理本身,總體上掃除了“我”這個主體。由此返觀上麵的“無山無水”之說,恰可與此對照,意在掃除客體。那麽,楊岐派對蘇軾的質疑,似可歸結為一點:就是蘇軾的偈語顯示出他還停留在主客體對立的境界,而隻有消除這種對立,才能“悟”到禪的根本。換句話說,隻要還有主客體對立的意識在,便無法達到真正的超越,所謂“雙腳踏在爛泥裏”,該是此意。

我們確實應該感謝禪師的批評,目光如炬的他們以寸鐵殺人的方式指明了蘇軾之“悟”與他們所認為的真正禪“悟”的差異。當然,禪宗不同的派別有不同的宗風,其接人的態度也寬嚴不等,蘇軾既被載入燈錄,表明他的悟道偈也獲得一部分禪師或一定程度的認可,故楊岐派禪師對其“悟”境的質疑,應理解為“悟”有不同的層次。其實蘇軾本人也並非不了解禪宗的基本立場,他在熙寧年間就寫過《杭州請圓照禪師疏》雲:“大道無為,入之必假聞見;一毫頓悟,得之乃離聰明。”[528]這裏說“聞見”,與說“聲色”無異,因為“聲色”就是“聞見”的對象,“聞見”的根器是耳目,而“聰明”就形容這根器之佳,這些說法的前提都是主客體的對立。所以,蘇軾的意思很清楚,他知道禪宗的“頓悟”是要“離聰明”,即消除主客體對立的,但他認為,“入之必假聞見”,不靠見聞聲色,就沒有入門的途徑。這等於明確宣稱禪“悟”有不同的層次。

更重要的是,從禪宗立場出發要求消除主客體的對立,對蘇軾來說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的。蘇軾雖稱“居士”,也參得黃龍禪,卻終究不是禪僧,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對於“聲色”毫無感知的詩人。事實上,就在登覽廬山之前不久,蘇軾在黃州時期的名作《赤壁賦》中,已明確表達了他對“聲色”的看法:

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529]

在他看來,“聲色”乃是造物(自然)對具備感知力的人類的恩賜,像用不完的寶藏那樣,源源不斷地供我們無償享用,這種享用並非現實意義上的占有,與功利無關,完全屬於審美的領域。可見,他習慣於在審美表象的意義上使用“聲”、“色”二字,這當然已經包含了一種超越性。換句話說,他確實是“聲色關中欲透身”,因為享用這樣的“聲色”,意味著不計世間得失禍福而真誠擁抱自然的人生態度。同樣在黃州時期,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道:“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530]這樣的“主人”無疑也是審美主體。總而言之,他所追求的乃是一種審美的超越。

我們若是在蘇軾黃州時期這些思想的延長線上考察他的廬山之行,就能進一步了解,他初入廬山時因青山“偃蹇不相親”而所感的苦惱,完全是一種審美的苦惱:他準備好了“閑者”的心境,卻不能馬上成為廬山的“主人”!由此萌生的如何把握“廬山真麵目”的問題,雖是從參禪的語境而來,但在蘇軾的思考中,其性質實已轉變為審美主體與審美對象的關係問題。他首先想到了時間方麵的因素,“要識廬山麵,他年是故人”,繼而又想到空間方麵的因素,“隻緣身在此山中”。但是最後,在禪宗“無情話”的啟發下,他獲得了主體與對象完全契合的心境,圓滿解決了令他苦惱的問題。確實,按蘇軾的追求審美超越的思路,以類似“自然之美無所不在”的意思去理解“無情話”,也是完全可能的。這才有了他的悟道偈,表示“廬山真麵目”已顯現在他的眼前,而且有了浹肌徹骨的真實體會,不必時間的積累,不必空間的騰挪,一旦全身心地擁抱自然,便在頃刻之間恍然大悟。於是,在借宿東林的那個不眠之夜,無數表達著真理的自然的偈語向蘇軾湧來,他已經與自然的大道完全同化了。這樣看上去帶一點宗教神秘感的天人合一之境,其實是詩人審美感知力的充分張揚,彌漫了天地。雖然禪宗燈錄把蘇軾當作常總禪師的法嗣,但有關記載其實並未明確交待常總對此偈的態度如何。後來楊岐派禪師指責此偈表現出作者尚有主客體對立之意識,固然也不錯,但在我們看來,不泯滅此種對立的意識而在審美超越的意義上“悟道”,當然更適合於作為詩人的蘇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