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論蘇氏之學有重視實際、切於人事之特色,而議論人事之得失,必要引古以鑒今,故蘇軾對於史學極其重視,他的《書傳》,雖是一部經解,但其中考史事以求經義,至於據史疑經,實也可以視為史學著作。其集中論史之文亦極多,《蘇軾文集》卷三卷四卷五與卷六十五,大抵皆是史論、史評,它文亦多誦說古今,以辨明事理。我們說蘇軾長於“議論”,除了指他不主教條、善於研究實際事理外,也與他引古鑒今、較量漢唐、針砭當代的“議論”方式密不可分。蘇轍說他“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531],他自己也說:“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532]但他晚年撰《誌林》,仍是論史,並雲:“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533]則是在“涉世更變”之後,欲以此學傳家了。

考史事以發為議論,實際上也可算得老蘇的家學。歐陽修為蘇洵作墓誌,稱其“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534],他向宋仁宗推薦蘇洵,也稱讚其所著文字“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535];張方平所作蘇洵墓表,說他“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536];曾鞏在《蘇明允哀詞》中對蘇洵文章作了高度評價,亦謂其“於古之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537];而蘇洵所撰《史論》三篇,也被雷簡夫稱為“真良史才也”[538]。這些同代人對老蘇的讚揚,如出一口,可見他們所述的確是老蘇學問文章的主要特點。蘇軾兄弟以父為師,自然就承襲了這樣的家學。不但如此,司馬光給蘇洵妻子程夫人寫的墓誌銘也說“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勵之”[539],可見程夫人也重視以史學教子。以故,蘇軾嚐自述:“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540]毫無疑問,這是父母教育的結果。與蘇軾以史評著作《誌林》為他一生中最後的著述一樣,蘇轍晚年卜居潁川,也著《曆代論》五卷(四十五篇),並回憶說:“予少而力學。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541]可見蘇氏兄弟是很自覺地繼承老蘇史學的。在他們生活的時代裏,王安石以“經術”主導著學界,正在興起的濂洛之學雖然還未顯赫,但已有了高談性命而忽視具體知識、學問的傾向,所以,蘇軾每欲以史學研究來糾正這個向空疏的弊病發展的傾向,他說:

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曆、宮廟、服器、冠昏、喪祭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曆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542]

這是以他的所長來針砭當代的學風,其中恐怕就包括濂洛之學在內。蘇轍總結其兄的學術,不過謂其所說多“古人所未喻”、“先儒所未達”[543],意謂比前人大有進步,而程頤稱道其兄則不然,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而遽謂程顥“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544]。兩相比較,程頤可謂毫無曆史感。千四百年間,天生人物無數,“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545],那許多令蘇軾激動萬分的曆史往事,在程子眼裏等於空白:“百世無善治”、“千載無真儒”。這種極端的曆史虛無主義,是濂洛關閩之學的最深痼疾,其來由正如蘇軾所謂:“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546]北宋中期興起的這種學風,當然有它積極的一麵,即我們所稱道的那種不惟聖、不惟賢、自斷自信的宋學主導精神,但它也的確容易滑入曆史虛無主義,過於自信而否定曆史。蘇軾在堅持自立自斷精神的同時,仍具有曆史感,不能不說是卓越的。從他一生的學術立場來看,他所針砭的可能主要是王安石的“新學”,晁說之雲:“王荊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為則,而東坡所言,但較量漢唐而已。”[547]看似不過以不同的曆史時代為借鑒,實際上,“以堯舜三代為則”並非借鑒曆史,而是根據“經術”,“較量漢唐”才是真正具有曆史意識的。蘇軾曾告誡後輩:“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少也。”[548]“侄孫近來為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侄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549]在他看來,“新學”的流行使史學凋廢,故“趨時”即是廢學,而他要求自己的後輩能夠堅持讀史,以承家學。他曾表揚兒子蘇迨“論古今事廢興成敗,稍有可觀”[550],可見他確是以老蘇家學訓導子弟的。

從兩宋學術的總體成就來講,雖然“宋學”主要是指哲學,但史學方麵的成就也甚為可觀。相比於重視史料整理、史實考證的清代史學來說,宋代史學在史識、史論、史評方麵更為優長,這正得益於宋代濃厚的哲學風氣。今人所作的史學史,往往多關注《新唐書》《新五代史》《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等曆史編纂方麵的偉大業績,而對於史論、史評等最能體現宋代史學之優長的方麵有所忽略,如三蘇在當時本以史學傳家,時人也都承認這是他們的擅長,但今天的史學史卻不大提及,令人遺憾。倒是明末的黃道周,對此曾頗加關注,他說:“古今論史之言幾數百家,其最著者柳子厚、呂東萊、蘇子瞻、胡明仲。”[551]我們若據此將蘇軾、呂祖謙二人看作北宋與南宋史論的代表人物,大約也不算過分,因為就宋代的地區性史學學派來講,“蜀中史學”與“浙東史學”原本最為著名,呂祖謙自是浙東學派的領袖,而蘇軾當然是蜀學的代表。談及“蜀中史學”,若隻表彰南宋李燾的曆史編纂學,而遺棄李燾的鄉先輩蘇軾的史論,也是不全麵的。

如果說宋代史學的優長在於史識、史論、史評的方麵,則蘇軾的史學恰能體現這種優長。而之所以有這種優長,當然是因為有哲學思想滲透到史學中的緣故,從學術研究的方法來說,則是經、史結合。最典型地體現出經史結合之研究方法的,當然是《春秋》學,因為《春秋》本身既是經又是史。宋代《春秋》學的發達是眾所周知的,而宋人論史、編史,也都力求繼述《春秋》的義法,蘇軾當然也不例外。故本章試述蘇軾的史學,須先述其《春秋》學及相關的史論,如“正統”論等,再檢討他的史評,即對具體的曆史事件、人物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