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所謂的“《春秋》學”,是古代“經學”的一個部門,與我們將《春秋》作為先秦史料來研究,有所不同。大致地說,它首先確認《春秋》是孔子手定的經典,從而也就確認它是有“書法”的,即不是簡單地記事,而是根據著某種社會理想,在文字間體現了儒家的曆史批評之原則的,所以能夠作為史學的指導,從中引發出一些史論方麵的課題,甚或論史的標準。這一些,在我們研究《春秋》時,都可加以實事求是的考辨,但論《春秋》學,則必須認為不疑的前提。因為,這裏要討論的並不是宋人對《春秋》一書的看法正確與否,而是他們以《春秋》學的方式所表述的史學觀點。如果認為《春秋》對相類史事的不同“書法”全屬偶然,無有作意,那也就沒有《春秋》學了。我們探討蘇軾的史學觀點,是在不懷疑《春秋》之作意的前提下,紬繹他對此作意的理解和他的發揮引申。
1.蘇氏《春秋》學
蘇軾沒有《春秋》學的專著,但蘇氏兄弟分注經典,是本著一致的學術觀點,故蘇轍的《春秋集解》也能代表他的觀點。張大亨《春秋通訓後敘》雲:“予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552]趙郡和仲就是蘇軾,可見他曾以《春秋》學授人,而《春秋通訓》今存,也可作為重要的參考。劉敞《春秋傳》的卷首,有一篇《春秋傳原序》,是後世刊刻此書的人所作,其中引石林葉氏(按即葉夢得)雲:“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劉以難入,或詆以為用意太過,出於穿鑿。”[553]這裏講的“蘇、孫之學”指的是蘇轍《春秋集解》與孫覺《春秋經解》,在南宋前期為學者“皆信之”,此時不但劉敞之書被目為穿鑿,而且已經問世的以洛學解《春秋》的代表作——胡安國的《春秋傳》也未被提及,可見其影響遠不如蘇轍之作。我們說蘇氏之學在南宋前期的影響大於程學,這裏又提供了一個例證。葉夢得此語還道出了蘇氏《春秋》學的特點:“近而易明”,與“用意太過,出於穿鑿”相對立。此外,《蘇軾文集》卷三自《論鄭伯克段於鄢》至《宋襄公論》十一篇,卷六《三傳義》十篇,都是直接論述《春秋》的。蘇轍有一篇《春秋論》,見於其手編《欒城應詔集》卷四,此文被誤收入《蘇軾文集》卷二。《宋史·蘇轍傳》後附族孫蘇元老傳,謂其“幼孤力學,長於《春秋》”,但我們目前沒有找到蘇元老論述《春秋》的文字,隻好付之闕如。研究蘇氏《春秋》學的資料大致如此。
講《春秋》必然離不開三《傳》,一般地說,《公羊》、《穀梁》注重“微言大義”,《左傳》則注重史實,兩者本可結合,但經學家喜立門戶,便相互排斥。《春秋》書人名、地名、日月四時、國號字爵等,其文每有不足,治《公》、《穀》者認定其中寓含褒貶,治《左傳》者則以為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除了對關鍵性的詞語加以刊正外,其餘皆因其舊,故不足之文多因舊史偶有“闕文”罷了。平心而論,若認為不足之文皆隱含褒貶,則難以貫通全經為說,隻能隨處立義,然後治經殆如射覆;但若認為全屬“闕文”,則“闕文”如此之多,《春秋》便真成“斷爛朝報”了。兩相比較,《公》、《穀》更近經學,《左傳》更近史學。問題在於,《公羊》所發經義有“新王”之說,即把周認作即將過去的朝代,貶黜衰周,才能為將來的“新王”作法。此種經義,隻能在新朝法製初創之時期,才能適應形勢,以黜舊朝立新製來附會之,故西漢前期《公羊》之學大盛。到了法製已經確立,需要以維護既定法製為意識形態時,此種經義便顯得“非常異義可怪”了,故漢代官學漸輕《公羊》而轉重《穀梁》,因為《穀梁》隻講“定名分”、“寓褒貶”之“大義”,而不講“新王”之“微言”,較能適合形勢。同時,注重史實之《左傳》亦漸為學者所喜,東漢儒者多以為《左傳》優於《公》、《穀》。晉代杜預治《左傳》,發明“凡例”,用《左傳》文中稱“凡”之“正例”,與稱“書”、“不書”、“故書”等“變例”,來解釋《春秋》“書法”,並認為“凡例”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周公舊製。這樣,《春秋》經義從啟示“新王”轉為維護舊製,此與六朝隋唐世族門閥之意識形態相合,故中古時期《左傳》獨盛,《公》、《穀》幾廢。至中唐啖助、陸淳“棄傳求經”,乃複開新局麵,引導了宋代的《春秋》學。啖助以三代損益改製之說講《春秋》,認為《春秋》經義是改革周朝的繁文縟禮,轉尚夏代的質樸的“忠”道,以挽救東周的衰勢。[554]此無非略變“新王”之說,以新製救舊王而已,故名為掊擊三《傳》,實則陰主《公羊》,所體現的實為庶族知識分子攻擊士族舊禮,另立中央集權政治之新理想的願望。所以,啖助之學乃是韓柳倡導的新儒學的先導,而柳宗元也確為啖氏的再傳弟子。不過,雖然柳宗元將啖助之學發展為對禮教的激烈批判,但影響更大的韓愈卻將新儒學引向舊製、“新王”二義相統一的方向,所謂“溫故而知新”,本舊製之文化理想而為當代立新製,變舊製、“新王”之對立為“古之道”與“新法”的統一。[555]依據這個精神,固守家法、各執一義的《春秋》漢學,便向通貫經傳、發明義理的《春秋》宋學轉化。
那麽,如何建立一義,足以統一舊製、“新王”呢?韓愈隻提供了思路,而未有具體的說法。建立此義的人,需具博通舊說的學力,創發新義的精思,與適應時代形勢的識度。此人就是“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孫複,所著《春秋尊王發微》,所建為“尊王”一義。本此“尊王”之義以取舍三《傳》,在《春秋》的研究史上,確可許為一個卓越的構思。一則“尊王”確為三《傳》所同,無論舊製、“新王”,都是要“尊王”的,據此可以綜合三《傳》之舊說;二則以此義筆削《春秋》的孔子形象,合乎宋代道學的旨趣;三則此義能夠與北宋建立的君主獨裁的中央集權體製相配合,比舊製、“新王”之說更見優越。作為對三《傳》義理的高度綜合、高度抽象,“尊王”一義實為兩宋《春秋》學的核心意義。南宋初肇,胡安國依洛學傳《春秋》,其書幾乎被後來的理學家奉為三《傳》之後的第四《傳》,考其義,也不過在“尊王”之後再加“攘夷”,以適應南宋政治之需要而已。論一代學術範式之建立,在《春秋》學領域,厥功不得不首推孫複的《春秋尊王發微》。
但孫複的學術範式有很明顯的缺陷。在《春秋》經文中抽取一義,反複證成之,其實並不算太難的事,真正的困難在於將此義返回經文中,通釋全經。一旦通釋全經,便必不免於穿鑿了。《公》、《穀》刺探一字褒貶,以日月山川皆有含義,固同射覆,但《左傳》家的“凡例”又豈能貫通全經?孫複於是不信三《傳》,字字句句皆以“尊王”之義深求之、自斷之,結果一樣是繩糾《春秋》,苛細迂曲。並且,在具體釋義時,總不能不參考三《傳》,既已先立一義為綱,借《春秋》字句以發其微,則《左傳》之史實便無大用,勢必多取《公》、《穀》之說。故《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序》雲:
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複、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跡,《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羊》、《穀梁》法。[556]
四庫館臣譏以為“無案而斷”[557],就是說,缺乏事實根據,一意孤斷。這個缺陷,蘇轍在當時已經指出了:
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複,謂孔子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複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複取。予以為左丘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為本……至於孔子之所予奪,則丘明容不明盡,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558]
他要求在《左傳》事實的基礎上,再綜合三《傳》、諸家之說,然後“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至,如水之流,東西曲直,勢不可常,要之於通而已”[559]。這不但為孫複的範式補充了史實根據,還提出了講“通”一部《春秋》的要求,使這個範式走向成熟了。
同時,重視《左傳》也是對王安石“新學”的批評:
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為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複學。[560]
按“斷爛朝報”之詆,也是一個曆史公案。孫覺《春秋經解》周麟之跋語,亦雲王安石有此詆。周麟之是南宋人,清代的李紱、蔡上翔認定周麟之是一個“妄人”,力辯王安石無此詆[561]。他們沒有看到王安石的同時人蘇轍寫下的這段話,所以其“辯誣”之詞概可作廢,安石當實有此詆。其實,所謂“斷爛朝報”,也不過是說“闕文”太多,而“闕文”之說正出自《左傳》家。王安石的學生陸佃《答崔子方秀才書》雲:“至於三《傳》得失,《公羊》於經為精,《穀梁》次之。”[562]故知“新學”一派,蓋宗《公》、《穀》而貶《左傳》,則“斷爛朝報”之詆實是對《左傳》家的反諷,意謂如《左傳》家之以“闕文”解經,則《春秋》真成“斷爛朝報”矣。所以,我們認為王安石此語不是他對《春秋》經的評價,而是反映了“新學”尊《公》、《穀》貶《左傳》的經學立場。蘇轍尊重《左傳》,恰與“新學”立場相悖。在《春秋》學的曆史上,從西漢之尊《公羊》,轉為六朝隋唐之尊《左傳》,“舍傳求經”之後,又從啖助以來“陰主《公羊》”轉向以《左傳》史實為基礎綜合三《傳》,這後一次轉向正是蘇氏《春秋》學的曆史意義。
張大亨《春秋通訓後敘》雲:
予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未可輕論也。”[563]他日予複於先生曰:“丘明凡例,與《公》、《穀》無殊,用以考經,率多不合,而獨謂之識此經之用,亦信矣乎?”先生曰:“丘明因事發凡,不專為經,是以或合或否,其書蓋依經以比事,即事以顯義,不專為例,是以或言或不言。夫惟如是,故能備先王之誌,為經世之法,以訓天下後世,又曷常拘於繩約中哉!”[564]
這裏記了蘇軾對張氏的兩次教言。第一次講的是,研習《春秋》應以《左傳》為根本;第二次是說如何看待《左傳》。杜預所發的《左傳》“凡例”,與《公》、《穀》之義一樣,並不能貫通全經,故蘇軾認為應當放棄“凡例”,抓住《左傳》提供的史實來尋求意義。這裏實際指出了研習《春秋》的方法。張大亨說:
諸儒之見,謂《公》、《穀》傳經密於《左氏》,《左氏》凡例不通眾說,而啖助、趙、陸之書,皆以例為主,至其不合,則依仿遷就以通之,或一事析為數科,或眾科束為一例,而經之大旨蕪沒不彰……不知去例以求經,略微文而視大體之為要且易也。[565]
他批評了以“凡例”治經的方法,要求“去例以求經,略微文而視大體”,這正是蘇氏《春秋》學的方法論。蘇軾曾明確地指出“凡例”、“微文”之不足憑,認為“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566]。那麽,棄凡例、略微文之後,複何從探尋《春秋》“書法”之“大體”呢?
蘇轍的《春秋論》一文,專門闡述了他對於《春秋》“書法”的見解。他認為,一般人說話、寫文章,總是情見乎辭,聖人也是人,所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可以知“其是非之際”。“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泄,此其大凡也。”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可以審察經文辭氣之或“和”或“厲”或“深”,來推知聖人對所載之事的好惡喜怒之情,從而判斷其事之是非。故讀《春秋》之法,要在“觀其辭氣之所向而已矣”[567]。蘇軾也說:“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向而得之,故雖夫子之複生,而無以易之也。”[568]他比蘇轍講得更自信。他們這個方法,首先確認聖人作經與凡人作文的情形一致,然後把經文當作文學文本,用孟子所謂“以意逆誌”的方法來研究,實是以《詩》學通乎《春秋》學,比從前的《春秋》學更近乎人情了。本人情以解經,是歐陽修所倡導的方法,被蘇氏兄弟發揮了。
本人情、審辭氣、觀大體以解《春秋》,若與探微言、求凡例的舊法相較,不但糾正了其迂僻牽強之處,也拓寬了說經的路數。我們看蘇軾論述《春秋》的文章,不難發現他是兼采三《傳》之長、兼駁三《傳》之非的。如《論鄭伯以璧假許田》駁斥《公》、《穀》,而《論取鄢》、《論會於澶淵宋災故》、《問供養三德為善》等篇皆取《左傳》,而《論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論用郊》二篇則駁杜預。不過,總體上說,他是傾向《左傳》、杜預的,認為“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569],這當然是因為《左傳》是以史實為據說理的。倘無史實,則蘇軾之“審辭氣”也就沒了著落。“審辭氣”有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對《春秋》書“猶”的解說,見於他的《論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問魯猶三望》二篇。他認為書“猶”有兩種意思:一是,連甲事都不做,猶作乙事,這表示做乙事沒有什麽意義;二是,甲事雖不做,猶能做乙事,這表示對做乙事的肯定,是“幸之之辭”。從這個道理出發,他說《春秋》書“猶”有時是肯定的,有時是否定的,要根據史實來判斷。根據史實斷義,也有一個典型的例子,見於他的《問大夫無遂事》篇。凡臣子不受君命,自行其事,《春秋》都書“遂”。蘇軾認為,“遂”有好有壞,當“遂”而不“遂”是“固”,不當“遂”而“遂”是“專”,“固”與“專”都不對,“遂”事之是非,決定於其事是否有利於國家,是否出於緊急情況。這樣,“《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這裏實際上已沒有什麽“辭氣”可審了,完全是根據史實自斷其義。
蘇軾這樣研治《春秋》,其結論是:“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570]這個結論與杜預接近,不過他所講的“禮”是萬物各當其理、人情各得其所的意思,而不膠固於“周製”。他認為“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571],以此反駁《公羊》的“黜周”說,但綜合三代論“禮”,卻也受了《公羊》的啟發,比膠固於“周製”要開通些。尤其是,他對張大亨說的“此書自有妙用”一語值得注意,這句話說明他研究《春秋》一書的目的是在“用”,不在解釋經書而已。如何“用”呢?他說:“《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572]說穿了,無非是孫複發明的“尊王”之義。他在史論上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就是“武王非聖人”,認為周武王發動兵變,奪取商紂的政權,是喪失臣子之道的[573]。這個觀點曾引起一些糾紛,實則不過是“尊王”說的極端化的表現形式。故車若水評得甚為得當:“‘武王非聖人’自是怪說,而觀過知仁,見得此老忠義之氣,峻極可畏,雖武王亦不顧,皆是浩氣。”[574]這樣極端的“尊王”之義,是宋代《春秋》學的基本宗旨,蘇氏《春秋》學也不例外,所謂“定於禮”,圍繞的核心也是“尊王”。
那麽,蘇氏《春秋》學對於其史學有些什麽意義呢?綜上所述,大約有三:一是在史籍的閱讀上,遵循本人情、審辭氣、存大體的原則;二是在曆史研究中,堅持尊重史實的基本態度;三是在曆史批評中體現出“尊王”的精神。在給其子侄的詩裏,蘇軾寫道:“《春秋》古史乃家法。”[575]《春秋》雖是經,但蘇氏《春秋》學的實質卻是史學。
2.“正統論”與名實之辨
兩宋期間,與《春秋》學直接相關的史學問題,以“正統論”最為重要,其討論甚為熱烈,而蘇軾亦參與其中。宋人嚴夷夏之辨,尊道德原則,故其論史首先關心曆代政權是否秉承華夏文化之正脈,是否合乎建國的道德原則,這是他們據以判斷“正”與否的標準;由於宋的統治區域隻是漢唐時所謂“中國”的一部分,雖結束了五代割據之局麵,但也僅可算局部地統一了中國,唯其為有缺陷的統一,故意識形態中對於統一極為強調,這就是“統”的內涵。以上兩方麵綜合起來,即“正統”論。與此同時,宋人論道學則有“道統”論,論文學則有“文統”論,與“正統”論相與呼應,合奏為“尚統”的社會思潮[576]。
饒宗頤先生曾著《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書,對於“正統論”的源流剖析甚明。據他所論,“正統論”首先與編年史相關,因為編年史以事係年,係年須先定正朔,即以何政權之年號曆法為準,這樣就產生了“正統論”,其事蓋昉於《春秋》。他又把中國曆史上的正統論大致區分為漢代以來的舊說與宋人的新說二種。舊說據鄒衍的五德終始運轉之義以解釋朝代的更替,計其年次以定正閏,雖隱含道德判斷,而頗具神秘色彩;新說則標舉《春秋》“大一統”之義,依據史實和道德原則,進行理性的史學批評,其討論的重點在於皇位(政權)的合法與否之問題。棄五德終始說而以王道論統緒,始於晉習鑿齒的《晉承漢統論》;在判斷朝代正閏方麵,揭出《春秋》“大一統”之義的,首為唐皇甫湜的《東晉元魏正閏論》;但真正創立起新說的,則為歐陽修,他建立了“居正”、“一統”二義以斷“正統”,為此後的“正統論”定下了基本的規模[577]。故此先述歐陽修的理論。
歐陽修的“正統論”,有前後兩說。載於他手定的《居士集》卷十六的,為《正統論三首》,即《序論》、《正統論上》與《正統論下》,外加《或問》一篇,這是他的改定之說。其前說為《正統論七首》(《原正統論》《明正統論》《秦論》《魏論》《東晉論》《後魏論》《梁論》),載於周必大編輯的《居士外集》卷九,此卷中還有《正統辨》上、下二首,則已從前說轉為後說。《原正統論》說: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
這是從“居正”、“一統”二義來理解“正統”一詞的含義,也就是說,必須合乎道德原則,而又能統一天下的,才叫作“正統”。那麽,判斷曆史上各皇朝是否得“正統”,即據此兩條標準。在後來刪定的《正統論上》中,歐陽修仍保留了以上這段話。這說明,他對“正統”之含義的解釋,是前後一致的。宋代諸家論述這個問題時,也采用他的解釋。所以,歐陽修的“正統”論乃古今一大文字,具有開啟史學史上新時代的意義。按照他定的兩條標準來觀察曆代的皇朝,能稱為“正統”的其實並不太多。比如秦朝雖是一統的,但史家多認為它不“正”;東晉倒是西晉的延續,可說是“正”的,但又並未統一中國。像這樣的朝代都不是“正統”。然而,我們知道,“正統論”與編年史定正朔密切相關,因此,凡未為嚴格的“正統”但不得不據其名號來係年的政權,也勉強可以稱為“正統”。以故,歐陽修的前說所排的“正統”次序是: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在這裏,秦、曹魏、五代雖或不“正”或不“統”,但被勉強“進”為“正統”,其《秦論》《魏論》《梁論》即為此而作;隻有東晉南北朝時期,任何政權都不“統”,而論“正”則東晉南朝繼西晉,北朝又開隋唐,不能確定誰為“正”,所以,《東晉論》與《後魏論》兩篇闡明這個時代沒有“正統”。沒有“正統”可不可以?歐陽修認為是可以的,這就是他提出的“正統有時而絕”[578]的主張。按照這個主張,便沒有必要在天下不“統”的時候勉強定出一個不嚴格的“正統”之政權,所以,歐陽修又有了他的後說,《正統論下》雲:“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曆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三續。”在這裏,曹魏、五代被摒出“正統”序列,唯秦被保留。相對於前說,這是比較嚴格的“正統”論了。不過,後說是他手編《居士集》時改定的,是晚年定論。在當時發生實際影響,引起學術界爭論的,卻是他的前說,章望之的《明統論》與蘇軾的《後正統論》[579]即針對前說而發。
章望之文今已不存,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一《後正統論》的注文中摘引了一些片斷,大意是:隻有堯舜夏商周漢唐宋可稱為“正統”,秦晉隋“統”而不“正”,可稱為“霸統”,曹魏、五代須被摒出,歐公“進”之非是。他的說法是批評歐陽修的前說而來的,但比歐的後說也更為嚴格。歐對章甚為推重[580],他從前說轉為後說,也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章的批評的結果。但蘇軾卻認為“霸統”之說不通,為歐陽修的前說進行辯護。
較歐、章二說,都據《春秋》“居正”、“一統”之義以定“正統”,但有寬嚴之別。歐陽修後來接受了在“統”的方麵嚴格處理的意見,把曹魏、五代摒除了;但沒有接受在“正”的方麵嚴格處理的意見,仍保留秦晉隋。實際上,排斥秦晉隋甚為無理。湯、武革命,唐篡隋,與秦晉統一、隋篡北周,在我們看來差別本不大,“正”與“不正”之別是出於宋人的道德觀念。歐、章的矛盾實質,是尊重史實與尊重道德批評的矛盾。若一味尊重道德批評,則不至“武王非聖人”而不止;若堅持尊重史實,則曹魏、五代前接漢唐,後開晉宋,“進”之為“正統”亦無不可。編年史家尊重史實,故司馬光《資治通鑒》不但依歐的前說所列“正統”來係年,而且還取了東晉南朝來係年,使之不“絕”;但理學家則尊重道德批評,故朱熹別撰《通鑒綱目》以“正”《通鑒》的正朔,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貶低曹魏,而推崇劉備的蜀漢政權為正宗,“講學家以為申明大義,上繼《春秋》”[581],在我們看來,不免曲解曆史。道德批評是必要的,否則純以成敗勢利論史事,成了市儈的史學。但批評是一回事,依史實修史又是一回事,若不承認三國時代有中央政權則罷,若必要舉出一個在那時候的世界上能夠代表“中國”的政權,則終究以曹魏為妥。對曹魏政權施予道德批評是可以的,不承認它的這個地位卻不行,用蜀漢來替代它,更是曲筆,損害了對史實的尊重。何況,道德批評的標準深受時代的局限,不如依史實敘述,對於後人研習曆史較為有益。但問題在於,按《春秋》“史筆”的傳統,古人修史是把敘述與批評結合一體的,這就難免產生糾葛。解開糾葛的辦法原也簡單,就是把敘述與批評分開。蘇洵作《史論》三篇,就主張“後之人其務希(司馬)遷、(班)固實錄可也”[582],不要妄學《春秋》。蘇軾作曆史批評時,標準極為嚴格,“武王非聖人”就是嚴格的表現;但他在“正統”論上,卻支持歐陽修的前說,意在不沒史實。所以,他是秉承了蘇洵將敘述與批評分開的主張,並用這一辦法來解“正統”論問題上的糾葛。
蘇軾《後正統論》分《總論一》《辯論二》《辯論三》三篇,在《總論一》的開頭,他就提出了他考察“正統”問題的方法,即“名實”之辨: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雲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
這就是他用“名實”之辨來考察“正統”論的結果。“名實”之辨蓋源於先秦之名家,盛於魏晉諸家之“校練名實”,前者是講哲學,後者是講政治,而用於史論,則似自蘇軾始。從他的“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一語來看,“名”是指“位”,“實”是指“德”。那麽,“名”指史實,“實”指道德批評的結果。《總論一》中還有一段話可以證明之:
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
很明確,他是以賢不肖為“實”,而以貴賤為“名”,故“實”是道德批評的結果,“名”指史實(曆史人物當時所得的名位,曆史事件當時借以發動的名義等),可無疑焉。“名”、“實”的所指既經確定,則他的主張便不難理解。“實”是有爭議的,“名”卻是確定的,對待當前的政治固應要求“名”、“實”相符,賢者貴之,不肖者賤之,但書寫過去的曆史,卻應該“名”、“實”分開,因為“名”決定於當時,“實”是今人批評的結果,不能用今人批評的結果去改變過去的史實,這叫“不以實傷名”。過去曾經“貴”(得“名”)的,不論其“賢”與否,曆史書上仍要如實承認其“貴”,不能因為今人視之為“不肖”而奪其“貴”(像某些人理解的《春秋》“書法”那樣,把曆史人物的實際官爵降低)。這本是很簡單的道理,但宋人每因對《春秋》“書法”的尊重,而使這麽簡單的道理被搞混了。蘇軾既已棄凡例、略微文以治《春秋》,證明《春秋》是尊重史實的,聖人是不以賢不肖亂貴賤的,那麽,他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在“正統”論問題上提出“不以實傷名”的主張。在他看來,這也並不妨礙曆史學勸善懲惡的大義,因為貴賤外還有賢不肖在,“名”外還有“實”在,實錄外還有批評在。唯“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
那麽,“正統”是“名”還是“實”呢?蘇軾認為“正統”是“名之所在焉而已”。什麽“名”呢?“猶曰有天下雲爾。”在曆史上,凡曾擁有過中國的中央政權之地位、稱號的,就是“正統”。然而,“正統”不是必須既“正”且“統”的嗎?蘇軾說,這是“正統”的“實”。曆史上的政權,凡既具中央政權之地位、稱號,又合乎“正”與“統”,那是名實相符了,如堯舜三代,其為“正統”蓋無可議;但曆史上“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如秦被批評為不“正”,曹魏、五代又不“統”,是無“正統”之“實”,可它們名義上仍是中央政權,那就不妨承認它們有“正統”的名義。《辯論二》雲:“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對沒有“正統”之實的政權許以“正統”之名,就是為了表明中央政權的存在,至於道德批評,那是可以另作的。
依“名”來認“正統”,那就不必要再弄出一個“霸統”來了,《辯論三》雲:“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莫若純乎名。”用“霸統”一詞來指“統”而不“正”的朝代,確實並不妥當,因為若據道德之“實”而言,如晉、隋之篡奪而得天下,是連“霸”字也談不上的。許其有“正統”之“名”,不妨礙對它的不道德的批評,若許其有“霸統”之“實”,則是既“以實傷名”又“以名傷實”了。故蘇軾說:“莫若純乎名。”他這樣替歐陽修的前說辯護,其基本要點,是將名實分開,敘述與批評分開。
據《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六載,王安石斥蘇軾為“邪儉之人”,所舉劣跡之一是:“欲附麗歐陽修,修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罷章望之,其論都無理。”[583]我們相信王安石說“無理”應有他的理由,但這裏並沒有提供。至於說“附麗歐陽修”,則是為了引起神宗對蘇軾的惡感,因為座主——門生——同年的關係,是士大夫結為“朋黨”的主要紐帶,此等於說蘇軾為結“朋黨”而作“無理”之論,考慮到人主嫉惡“朋黨”的一般心理,這樣的攻擊並不是細事,其用心是有點險惡的。有意思的是,蘇軾的文集中,每篇文章的標題下一般並不標明寫作的時間,獨有這《後正統論》,題下卻標明“至和二年作”。然則,作此論時,蘇軾尚未登朝為官,談不上“朋黨”的問題,且素未出川,連歐陽修的麵也沒見過,“附麗”之說何從談起?實際上,《後正統論》也並不完全讚同歐陽修的意見,《辯論二》有雲:
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之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
這裏客觀地承認了他與歐陽修的區別。歐陽修講“正統”,是秉《春秋》大義批評曆史,把“正統”看得很重的,凡許之為“正統”的政權,便有崇高尊嚴的味道。而蘇軾隻把“正統”看作一個名義,“輕與之”而不加尊重,“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總論一》)。按蘇軾之說,得“正統”之名不能掩其不道德之“實”,得“正統”為無益(見《辯論二》),善者不待之彰其善,惡者隻因之更彰其惡而已。這樣,蘇軾的“正統”論實已越出當時所謂“正統”論的一般範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取消了“正統”論,因為他所許的“正統”並不值得尊尚,不反映史家的道德評判,隻是敘錄曆史上曾有中央政權之名義的政權而已。
蘇軾以“名實”之辨考察“正統”論問題,從而解構了原具濃厚的道德批評之色彩的“正統”論,對於宋代史學中褒貶批評與敘述實錄之糾葛的澄清,是極有貢獻的。在《春秋》“書法”與遷、固“實錄”之後,他進一步指出嚴格的曆史批評與曆史記錄各有獨立的價值,應使其互不妨礙。在深受《春秋》“書法”影響的中國古代史學中,他力求撥開主觀批評的迷霧而拯救出客觀的史實,這種努力是值得肯定的,表現了他在史學領域中高度的理性精神和尊重史實的態度。我們並不貶低在曆史敘述中反映史家批評意識的著作,但史家的批評標準受著時代的局限,故對於後人研究曆史來說,如實記錄史事更為有益,如批評意識太強,難免會影響記錄史實的客觀性、全麵性。批評當然自有價值,把批評與敘述分開,不失為—個良好的建議。
《後正統論》的主要意思是這樣。然而,世上不可能有毫無主觀色彩的客觀敘述,蘇軾也沒有提出這樣絕對的要求,在他的“正統”序列中也並未一概消盡道德批評的痕跡。毋寧說,他對道德批評有更深刻的理解,就是:施諸曆史的道德批評,與施諸人身的道德批評,其標準容有不同。他說:
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製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辯論二》)
他在這裏指出了用於人身的道德批評之標準與用於曆史的不同,即“私正”與“公正”有別。“私正”可以講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行為規範,但“公正”則要擁護中央政權。這個政權,很可能是由不合“私正”的君主以不道德的手段建立的,但若它代表中國的中央政權,則為“天下有君”,則合乎當時的“公正”,可許為“正統”。看來,他所謂的“輕與之”也不絕對地“輕”,他的“正統”序列是中國曆代中央政權的序列。大概也隻有這樣的“正統”序列,還能為今天的曆史學界所接受。不過,把“正統”定為“名之所在焉而已”,本來是為了不掩其不“正”不“統”之實,現在卻又指出其雖不合“私正”卻得“公正”,表述上未免有點矛盾。對於不道德的中央政權,是不是也要無條件地擁護,亦不無可議。如果說,在曆史批評中比較地肯定中央政權,那大概是可以成立的。完全地將私人的行為規範標準用作對曆史的道德批評,是後來理學家的做法,蘇軾指出兩者之間應有不同,強調曆史批評中要以肯定中央政權一義為道德批評的主要根據,是一種更為深刻的見解。自然,那是與“尊王”的意識相關的。雖然在《後正統論》中,這是一個次要的論點,且與全文大旨有些許不合,但可想而知,在具體的史評中,這個“公正”會成為一個重要的衡量尺度,因為是否擁護中央政權,在一般情況下總是意味著是否擁護祖國的統一。
3.曆史編纂學與曆史批評
從蘇軾的“正統”論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將如實敘述史事與依道德原則批評史事分開的主張,但論敘述必離不開曆史編纂學的傳統形式,而批評所依的原則也並不僅僅出於道德一途,所以還有必要就這兩方麵再作些探討。
關於曆史編纂的形式問題的探討,早從唐代就已經熱烈起來。本來,《春秋》是史中之經,其編年體的形式,便於將“書法”體現在簡要的敘述當中,但也正因為簡要,所以使敘述不能完整、生動,加上“書法”的影響,使敘述的全麵性、真實性受到一定的損傷,倘無《左傳》,恐怕很難獲知《春秋》記敘的人事。漢代司馬遷創造了紀傳體的形式,用本紀、表、書(誌)、列傳相配合,使敘述的功能大大提高,而隻在簡短的論讚中寫出史家的批評意見。這個形式後來被曆代的正史所采用。與《春秋》相較,“褒貶”減弱了,“實錄”增強了,從經轉為史,故被確認為史書的正體。但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蕭穎士卻對紀傳體大加批評,主張恢複編年體。他說《春秋》“托辭以示褒貶,全身遠害之道博,懲惡勸善之功大”,而司馬遷、班固變革舊章,“紀傳平分、表誌區別,其文複而雜,其體漫而疏。事同舉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條適足以助繁亂。於是聖明之筆削、褒貶之文廢矣”。鑒於此,他打算自己著一部編年體的《曆代通典》,“標一字以舉凡,扶孔左而中興,黜遷固為放命”[584]。這個打算,可能要到《資治通鑒》的編成,才算實現。蕭穎士的目標,大約是要在史學領域恢複《春秋》“褒貶”的古法。韓愈弟子皇甫湜作了一篇《編年紀傳論》,為紀傳體辯護,認為“編年紀事束於次第,牽於混並,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而紀傳體則“首尾具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因此,他要求當代的史家應“遵紀傳之體製,同《春秋》之是非”[585],即將“褒貶”的精神融入紀傳的體製之中。其實,紀傳體史書本非全無“褒貶”,但也確實不能像《春秋》那樣專注於“書法”,其優點是敘述功能的增強。皇甫湜為紀傳體辯護,說明他重視的是史實。
努力地在紀傳體中融入批評的精神,大概要數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最為典型,其辦法是:行文中充滿**,議論的成分大大增加,並用了很可能是出於歐陽修己手的“徐無黨注”,來對正文作進一步的闡發、說明。趙翼稱此書“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586],評價很高。紀傳體的“褒貶”功能,獲得了提高。同時,宋代的編年體史書,也不再像《春秋》那樣簡要得難以揣摩其意,而是大幅度擴充敘述的容量,使史實盡可能完備地得到呈現。如《資治通鑒》的篇帙就頗為巨大,後來又創“長編”一體,依日敘錄,使史料更見繁富,與此相配的“紀事本末”體,則完全是為了將分散於年月日之下的史事敘述得首尾完整而作的。可見,無論是依紀傳體還是依編年體編纂史書,宋代史家都力求將敘述與批評提升到新的水準,真偽見而是非明,是他們共同的理想。當然,這樣一來,《新五代史》對於我們了解五代的史實來講就顯得不夠,而《資治通鑒》實際上也就無法“通鑒”瀏覽(“長編”更不用說),所以會引起朱熹編輯“綱目”的想法。敘述與批評合在一起,總有相互牽掣損傷之處。
三蘇對於曆史編纂學的見解,在老蘇的有關論文中已表述得很清楚。《春秋論》一篇討論“書法”的問題。他說《春秋》“書法”有“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等“賞罰”的內容,而按理,寫史的人隻能有“是非”,不能有“賞罰”的,因為“是非”可依作者的見解而定,“賞罰”卻是當代君主的事,無權無位的作者去“賞罰”曆史上的人物,豈不是一件可笑的事?然則《春秋》“書法”實有“賞罰”又如何解釋呢?他說孔子作《春秋》不是以自己個人的名義作的,而是為魯國作史,故可以魯國的名義行“賞罰”。但即便如此,也隻能行“賞罰”於魯國的人事,又怎能行於天下呢?蘇洵說,這是“假天子之權”,當初周公曾經攝天子之位行“賞罰”於天下,現在周公的後代魯國國君也可如此作。且不管蘇洵的解釋是否言之成理,這裏要引出的結論是:《春秋》“書法”並不是一般的史家可以效仿的。此文末雲:
後之效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587]
這樣,他從理論上根本否定了效仿《春秋》編史的正當性。對於隋唐時代王通的《元經》、陸長源的《唐春秋》,他都依此理論否定之,判為“囂囂然冗且僭”[588],“冗”是不夠簡要之意,“僭”即如上引以天子之權“自與”之謂。若按此論,則凡編年體的史著,都逃不脫“冗”、“僭”之譏的。《漢書·司馬遷傳》雲:“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在蘇洵看來,追求“實錄”的紀傳體才是史書的正體。
蘇洵《史論》三篇,是專門討論曆史編纂學的。他以《春秋》為經,以紀傳體史書為史,《史論上》闡明經與史的關係,認為“其義一,其體二”:“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故體不相同。“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這是它們的聯係;“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這是它們的區別。所以,既名為“史”,就是以“實錄”為目的,不求立“常法”的,“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這是作者對史書體裁研討的結論。當然,通過“實錄”也可隱微地見出他對史事的“是非”,《史論中》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史論下》則是指摘《史記》、《漢書》的一些缺點。要之,在曆史編纂方麵,蘇洵是主張紀傳體的,目的是追求“實錄”。
蘇洵的主張影響了他的兩個兒子。蘇轍著有《古史》一書,即采用紀傳體。宋人很關心上古史,《皇王大紀》、《路史》是專述上古史的,司馬光《稽古錄》《經世紀年》《古今紀要》《資治通鑒前編》等書都將上限推前到荒古之初,蘇轍《古史》亦然。須注意的是,這些著作中唯有蘇轍一書采用紀傳體,其他都是編年體。可見蘇轍接受了他父親的主張。蘇軾不曾編史書,但他曾提出過一個研讀史書的方法,即著名的“八麵受敵”法:
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仿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麵受敵。[589]
若將這個讀史方法用於編史,則必是分門別類地比次史料,相當於紀傳體史書中的“誌”或會要、十通之類的編法。那麽,我們大約可以推想,蘇軾心目中的良史之體,當非編年體,如果不是紀傳體,也必是《通典》一類的了。不管怎樣,三蘇在史書編纂方麵,重視對史實的準確記述,而反對模仿《春秋》“書法”,是無疑的。
這當然不是廢棄曆史批評,相反,三蘇的史學,其主要內容在批評方麵,強調史實是為批評建立可靠的基石。蘇轍《古史》每一傳後都有論讚,比於《史記》《漢書》,他的論讚寫得較長,並且不是隨感而發,而是有係統地加以批評。《古史》的價值,實際並不在於記敘上,而是體現在這些論讚當中。至於蘇軾的史學成績,則完全在史論、史評方麵。
唯三蘇的曆史批評之原則,亦有可論。宋人承《春秋》之義以論史,往往關注於對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的道德評判,其曆史批評所依之原則,也多是道德原則,故其批評實為道德批評。道德批評當然是必要的,但宋人易把此批評原則當作古今治亂興亡之理,即曆史的規律,這便大有問題。一方麵,“看史必觀治亂之由”[590],是研究曆史的根本任務;另一方麵,評論曆史則依據道德原則,亦不為過;但若從道德原則去求“治亂之由”,就會發生程頤這樣的情況: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時,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隻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591]
這位理學家讀史書到一半時,用他的道德原則當作曆史規律來料其成敗,結果不合。為了捍衛道德原則,他說曆史上成者未必是,敗者未必不是,這當然也不錯。然而,說不道德而成者是“幸而成”,反之是“不幸而敗”,這算得“治亂之由”麽?很明顯,他實際上取消了對曆史規律的探索。而且,可想而知,這樣的史學並沒有多少現實意義。人們在維護道德原則的同時,之所以還需要研究曆史,是為了了解“幸而成”、“不幸而敗”的真正原因是什麽,這樣才能真正總結出曆史的經驗與教訓,為當代提供借鑒,也才能真正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僅僅歸為“幸”與“不幸”是不夠的,那既無曆史感,也無現實感。
相比之下,三蘇的史學是更具曆史感和現實感的。他們當然也不放棄道德批評的原則,而且肯定道德對於曆史人物、曆史事件即在整個曆史過程中具有深刻的作用與意義,但並不認為道德原則等同於曆史規律,因為決定興衰成敗的有許多現實性的因素,以及針對現實而實施的各種手段,即具體的曆史行為。以用兵為例,蘇洵就曾指出:“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592]這就駁斥了道德決定論。他認為:“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593]他所謂的“機”是指隻有“腹心之臣”才能共知的密謀策劃,把握這個“機”是成功的關鍵,比於動機之為善為惡有著更強的決定作用。理學家經常批評蘇洵,說是若依其說,則聖人皆以權術欺天下;他們也經常批評蘇軾是雜陳利害的縱橫家,蘇轍是城府很深的陰謀家,等等。這便是因為,三蘇論史論事,在道德原則外也強調行為的實際效果。蘇軾曰: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594]
他所讚美的曆史人物,是兼具崇高的道德感和高超的謀略,如諸葛亮那樣的,《隱居通議》稱“坡翁此論甚偉”[595]。蘇轍曾指責司馬光“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596],與其兄的衡人標準相同。三蘇強調“術”、“機”,強調“智謀”、“權略”、“才智”,與一般“醇儒”頗為異趣,但在蘇軾看來,這正是“賈誼、陸贄之學”,是人們研習曆史時應當關注的,真正值得學習的有用的東西,因為曆代的成敗廢興與此有切實的關係。
在我們看來,強調智謀權略未必就足以解釋曆史現象,但相比於純粹的道德決定論,畢竟更切近曆史的真實,因為謀略是針對現實、解決實際矛盾的有效手段,研究謀略的得失也就更能切入對於曆史鬥爭中各實力階層、集團的分析,從而找出成敗興衰的社會性原因。同時,我們應該明白,蘇軾研究史事,是為當代的“治術”尋取借鑒的,所以他關心曆史上各種措置的利弊得失,他的曆史批評,也就多以曆史人物及其具體行為作論題,除了道德評判外,更注重從實際效果來求得經驗與教訓。出於這樣的寫作目的,他多少會誇大某個人物、某一策略的曆史作用,但並不說明他的曆史觀是英雄史觀。
由於不局限於單純的道德評判,而研究曆史上各種人事的實際得失,來闡明成敗廢興的真正原因,這就使蘇軾的曆史批評能夠進入到曆史上各種矛盾的深層,常能切中肯綮;又能廣及社會曆史的諸多領域,如兵製、官製、人口、賦稅、兵農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君主與大臣關係、法製與人治關係,以及文化教育、人心風俗等等,探討許多切實有益的問題。同時,這樣的探討也必然具有現實意義,與當代政治息息相關,故其史論往往也就是政論。也隻有這樣,才能認識到道德在人類曆史中深刻的含義,從曆史中談道德,而不是據抽象的道德標準來看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