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評,是宋人借以表達其史學思想的一種最輕便、靈活的形式,也可能是宋人著述當中最具有生氣的文體之一。它的寫作,不需要像史書那樣講求“史筆”,也不需要像正規的史學著作(如唐劉知幾《史通》)或史學論文(如《正統論》)那樣嚴謹,常常是以某個曆史人物或具體的曆史事件為評論的對象,亦不必麵麵俱到,全麵評價,隻需說出一得之見即可。內中或作考證,或生感慨,或正麵發論,或借為針砭,並無一定的限格。正像哲理隨筆之於哲學論文,文藝批評之於文藝理論一樣,史評之於史論,也是類似的關係。宋人的別集中大都收有不少史評,有些標為“史論”的,實是評論而非理論,應歸入史評。另外,筆記、題跋當中,也有很多是史評。從曆代著述的情況來看,史評大放光彩的時期,也正在宋代。對於我們研究宋人的史學思想,這是一宗極為可觀的資料,而且還有相當程度的文學價值。
蘇軾的史評著作,主要是《誌林》一書。他在海南島時給人寫信說道:“兒子到此,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嗬嗬。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597]由於年邁,他不能和兒子(蘇過)一起抄寫漢唐史書,但在課子抄史的同時,他準備寫一部專門的史評著作,曰《誌林》,不過沒有能夠完成。《邵氏聞見後錄》載:
蘇叔黨為葉少蘊言,東坡先生初欲作《誌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偉於“武王非聖人”之論者乎?[598]
按七集本《東坡集》的《後集》卷十一,為“《誌林》十三首”,都是論史之作,其中第一篇即是講“武王非聖人”的;今存宋本《百川學海》所收《誌林》一卷,也是這十三篇;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二總題“論”下注雲:“自此以下十六篇,謂之《誌林》,亦謂之《海外論》。”篇數稍有不同;現在通行的五卷本《東坡誌林》,其第五卷為此十三篇,標為“論古”。據這些情況來看,十三篇確是蘇軾未成的《誌林》一書中業已作成的部分,而且也隻有這十三篇。《蘇軾文集》卷五就是這十三篇的內容,但分成了十四篇,其中《論範蠡》、《論伍子胥》原當合為一篇的。
但宋人書籍如朱子《五朝名臣言行錄》、張淏《雲穀雜記》、袁文《甕牖閑評》及洪邁《容齋隨筆》等,都曾引及《誌林》,而多在十三篇之外。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東坡手澤》三卷,注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誌林》者也。”所謂“手澤”,就是寫在紙上的零星簡短之文字,在宋代就已被編集起來,卻移“誌林”之名冠此,宋人引《誌林》文在十三篇外者,當由此故。這樣的《誌林》,大概在宋世就有多種版本,或包括十三篇在內,或竟至沒有了十三篇,隻有許多“手澤”。今存的五卷本(明萬曆趙開美刊本、《學津討原》本等)把十三篇收在卷五,前四卷都是短小的“手澤”,不但與卷五的文字體式不同(十三篇皆先略敘史事,再以“蘇子曰”領起發論,篇幅明顯較長),編在一起甚為不類,而且其內容廣及“記遊”、“修養”、“異事”、“技術”等方麵,是為雜說,非專評史事了。今存的十二卷本(《稗海》本)所收與五卷本的前四卷相似,數量多一些,但唯獨不收十三篇,真是鳩占鵲巢了。
錢謙益有《跋東坡誌林》一篇,考辨得甚為清楚,錄於下:
馬氏《經籍考》:“《東坡手澤》三卷,陳氏以為即俗本《大全》所謂《誌林》也。”今《誌林十三篇》載《東坡後集》者,皆辨論史傳大事。世所傳《誌林》皆瑣言小錄,雜取公集外記事跋尾之類,捃拾成書,而諸偽者亦闌入焉。公北歸,《與鄭靖老書》雲:“《誌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則知十三篇者蓋公未成之書,而世所傳《誌林》者謬也……皆叢雜不足存也。[599]
按此於《誌林》的來龍去脈已經勘明,指出它原是一部未成的史評著作,並非叢殘雜記,可無疑義。但今天通行的《誌林》中的雜說部分,雖然“叢雜”,亦不至於“不足存”。因為這些雜說中仍有不少是涉及史評的(有些也可能是蘇軾為撰寫《誌林》準備的素材),屬於我們這裏要探討的對象。不過,現在的《蘇軾文集》卷六十五已把內容與此相關的雜說搜羅在一起,標為“史評”一類,利用起來更為方便。
《誌林》行世以後,宋人即廣為征引,對明清士人也甚有影響,不但其中的觀點引起探討,其著作形式也被承襲。明初王禕有《續誌林》十八篇[600],王世貞的《書樂毅傳後》、《書蘇子範增論後》二文[601]及張自烈《與蘇子瞻論封建郡縣書》[602]則是對《誌林》中的論點提出異議,清代毛先舒作《匡林》二卷[603],意在匡正《誌林》之說,尤侗《讀東坡誌林》[604]亦多糾其“失”。我們在這裏不擬一一羅列蘇軾對史事、人物的評論及後人的異議,而是想在蘇軾的許多史評中紬繹出他對曆史問題進行觀察、認識、把握、批評的幾個理論要點,從中探索他的史學思想。鑒於今存《誌林》內容混雜,這裏所用的蘇軾史評方麵的材料,主要是《蘇軾文集》卷五的十四篇(即五卷本《誌林》卷五的十三篇。按當以作十三篇為是,但此處姑從《文集》的分篇與標題),和卷六十五“史評”類中的文字,這兩部分已經全部地包含了《誌林》中有關史評的內容[605]。
除了《誌林》外,蘇軾早年作過一係列以曆史人物為題的論文,收在七集本《應詔集》的卷七至卷十,從《秦始皇帝論》至《韓愈論》,共二十篇,見於今《蘇軾文集》的卷三至卷四,依原次序排列。但《蘇軾文集》在《秦始皇帝論》前又有一篇《宋襄公論》,中間又比《應詔集》多出《士燮論》一篇,共二十二篇。這多出的兩篇是被郎曄認作《誌林》內容的,郎曄書中所收的《誌林》有十六篇,比上麵說的多出三篇,除了這兩篇外,還有一篇是將十三篇中的《論範蠡伍子胥大夫種》拆作了兩篇造成的。今《蘇軾文集》也依郎本拆做兩篇,所以卷五有了十四篇。郎本另多的兩篇則被插入卷三到卷四的一係列曆史人物專論中,所以這一係列又比《應詔集》多出兩篇。這兩篇既不屬《誌林》,也不屬早年的著作,依類編排時,附在這一係列後是可以的,像《宋襄公論》那樣列在前麵也可以,但如《士燮論》那樣插在當中,卻並不妥當。這一係列,在寫作方式上與《誌林》不同,是很正規的論文,宋人的文集中多有這樣的曆史人物專論,習慣上都看作“史論”的;但按其內容來說,也應屬我們這裏講的“史評”,即曆史批評而非關於史學理論之探討。所以,這個係列也在我們這裏引述的範圍。另外,如《蘇軾文集》卷七的《邇英進讀》八篇,是給宋哲宗講漢唐曆史的,其內容亦是史評。至於其他文章如書信、策論、記序之中,關涉史評的文字,必要時也予以引述。
關於材料的說明如上,以下從蘇軾史評中繹述幾個要點。
1.道德
若將蘇軾的曆史觀與程朱理學家相比,其明顯的特點為敢於肯定漢唐間一些傑出人物的作為,敢於探討一些具體措置、謀略的得失,而不以虛托於三代治世的抽象道德標準來一概地否定之。這表明,他具有更強的曆史感、現實感。但那也並不是說,蘇軾是雜陳利害,專以飛箝辟闔之術為能事的縱橫家。隻要略讀他的史評文字,我們就會發現:他實際上也很重視道德教化,並認為道德畢竟是高於一切智術的。他的論證方式是:以智術應天下之變,即便再巧於謀劃,也難免顧此失彼,因為“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606],最終總要捉襟見肘,所以不如道德。
蘇軾並非道德決定論者,卻仍把道德放在最高的理論層次,這個情形看來是矛盾的,但並不難於解釋。因為以道德治天下的曆史,幾乎是不曾有過的,被許多假想塗抹起來的三代治世,勉強可以當之,然而那又是無法討論其詳情的。“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並,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607],三代以下可資探討的曆史實情如此,則如說其興盛全是僥幸,說其衰亡全由於無道,等於無說。道德既無可長短,則曆代興衰成敗之漸或遽的緣由,自當更從其具體的治術之得失上求之,故蘇軾論漢唐史,不持道德決定論。既然是“能者得之”,後人可以鑒取的當然是“能”的內容了。但那樣一來,豈不是說道德為無用之虛器,而經傳所雲三代治具皆迂闊無實效的虛文麽?蘇軾又力圖證明:道德貌似迂遠,而實有深刻的意義,以智術欺天下的“能”畢竟不如樹立道德為根基固厚。故聖人論道德,每不見一時急效,實則神用無方,而世人不能識知,他認為是可以太息的。雖然漢唐史難以道德較長短,但若論聖人的治道,則畢竟本於道德。
這裏可以舉出一個例子。蘇軾曾論秦亡之由,謂蒙毅、李斯、趙高、胡亥隨秦始皇出巡,始皇中道病,遣蒙毅還禱山川,毅未還而始皇崩,由於蒙毅不在,故趙高、李斯得以成其奸謀,矯詔立胡亥,秦卒以亡。他認為,此時蒙恬、扶蘇掌大軍於外,蒙毅侍帷幄於內,秦本無亡象,禍因在於蒙毅離開了病中的始皇,給趙、李提供了機會。所以,“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608]。這一段關於人事的分析,已經比賈誼那篇洋洋灑灑的《過秦論》更為切中情實。雖然把希望寄諸蒙毅一身不無可議,但在某個關鍵時刻,一個關鍵人物以一身係天下之重輕,深折奸謀,扶持大局的曆史實例,也是有的。蘇軾顯然認識到,在那個決定秦朝命運的時刻,一種摧破奸謀的力量(蘇軾將它係於蒙毅)的缺席,致使曆史喪失了向另一種可能性發展的機運,所以,秦始皇與蒙毅的“智”不及此,是一個足可吸取的曆史教訓。這樣的史評,是發人深省,於人有益的。但蘇軾在指出“智”的不足以後,卻又更進一層說:“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609]這就進入了更根本的一層,“無致亂之道”,就是不恃智術,以道德治國。蘇軾接著前麵的話題說,擁重兵在外的蒙恬、扶蘇,本有力量與趙高之流抗衡,卻又為何輕易接受假傳的詔命,自殺身亡呢?他說,這是秦法曆來重酷,“令行禁止”已成風俗的緣故,致使二人的意識中已無有別的選擇。而究秦法重酷的緣由,又在於商鞅變法,一味建立君主獨斷的威勢,積重至斯。所以又講到商鞅法治的問題,“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610],但其結果,也使蒙恬、扶蘇接到偽命後,束身就死而無其他的意識(如停旨不死,再請申訴,很可能就真相大白了),致使趙高等完全得逞。然則商鞅之法使秦強,也使秦亡。蘇軾說,聖人之治不如此,那是要講忠恕平易的,“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611]。這裏指出,以道德治國雖無商鞅的法治那樣有令行禁止的速效,但其維護根本,能令變故無由而生,亦即“無致亂之道”,這才是最可依恃的。蘇軾最終還是崇尚道德的,雖然他不以之為漢唐間曆史興亡的決定力量。他想通過以上的例子來論證,談道德不是迂闊的,而有聖人之深意存焉,從根本上說是深刻的。
三代是講道德的,漢唐是講智術的,講道德能扶持根本而似乎迂遠,講智術能收獲急效而必有智慮所不及的惡果。然則,宋代該學習哪一種呢?當然是該學習前者。但曆史發展有延續性,居唐五代之後的宋代,必要處理唐五代留下來的局麵,其治術必要有所因承,才能正常運轉,所以難免於智術之後更講智術,無法改從道德。非不知道德為美,奈其無急效何!比如說,“忠厚”自是好的,但居今之世,又不能一概赦免罪犯,否則後果也會不堪設想。那麽,難道就隻好在智術上永遠惡性循環下去了?——宋儒的腦中充滿了這樣的問題。他們研究曆史,根本上是要解決這類問題的。三百年間,這類問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可敬的學者去思索。依程朱理學一派的主張,非徹底否定漢唐史,從而撥亂反正、完全改轍不可。實際上,王安石也是這個態度。雖然他的“新法”完全是針對宋代商品經濟的新局麵而設想的新智術,但在他的主觀上,這是在實施《周禮》的太平治道。當宋神宗希望有人指點他如何才能成為唐太宗時,王安石給他一個當頭棒喝:你要學堯舜,不要學唐太宗!當舊黨感歎著“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612]而無可奈何時,王安石分明是越來越意識到,宋神宗的那個唐太宗之夢,把他的出於道德理想的改革拉向了另一個方向。本想富國強兵,健全社會,整飭風俗,崇興道德,後來卻是急急乎聚財養兵,對外作戰。被認為三代以來得君莫過的王安石,事實上默默地忍受了君相間這種深刻的歧異所帶來的痛苦,而且這種痛苦還隻能深藏不露,默默至死。此是儒學複古運動興起以來,道德理想的一次悲壯的碰壁。與王安石、程朱的否定漢唐異趣,南宋的陳亮則反對坐談道德,而崇尚一種發自“英雄之心”的大智術、大氣力。他說:“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斡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613]由此,他積極肯定漢唐,為漢唐辯護:“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614]這是對北宋以來較普遍的曆史觀的反駁,與他的王霸義利兼行的主張相合。在他之前,北宋的蘇軾雖然還未走到這一步,但已略有同調。蘇軾也認為,處在智術的惡性循環之中,必須有大人物的大智力,才能扭轉軌轍,複返道德。曆史不能一時絕流而使更弦易轍,要有一種既能開物成務,又默運以三代道德之心的大智術來駕馭曆史,通向道德理想。而這種大智術,正可從總結漢唐史的經驗教訓中獲得。他考察了漢唐間的曆史,看到了一些以道德之心默運智力的先例,最顯著的就是他所表彰為“巍然三代王者之佐”的諸葛亮。
中國曆史上的“王佐”形象約有兩類:一類是導師型的,以伊(尹)、周(公)為代表;一類是能吏型的,以蕭(何)、曹(參)為代表。諸葛亮則既有導師風範,又有能吏才智,所以杜甫稱他“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615],這正是蘇軾所理想的大人物的大智力。那是以道德之心運智術,所以能表現為風節名義與智謀權略的統一,伊周與蕭曹的統一。蘇軾對於伊尹是極度讚美的,見於他的《伊尹論》一文,但那是三代的事了;處三代以下,則要以諸葛亮這樣的人物最有借鑒的價值。“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616]他將《出師表》與《尚書》中的《伊訓》、《說命》等量齊觀,可見他把諸葛亮放在與伊尹、傅說相當的地位,也說明伊尹的道德仍可寓於大智術中,默行於後世,隻是必須有諸葛亮這樣的人物來駕馭之。在《伊尹論》的末尾,蘇軾寫道:“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617]意思是:誰說三代道德再也不能複見於後世了呢?蘇軾較量漢唐,探討權謀得失,最終仍拳拳於道德。他與杜甫對諸葛亮的共同評價,也一直為後世所接受。在無數利害爭鬥、權術角逐交匯而成的曆史進程中,用了大智慧掌握時勢,其才幹足以勝奸謀權術,不被所囿,而心術自正,推信於民,讓世人還能看到一點道德之光彩的,確也就是諸葛亮一類的政治家。上古三代的光明,也許是儒者虛飾以寄托其道德理想的;但三代以下諸葛亮一類的形象,卻是道德崛起在真實曆史中的一道脊梁。蘇軾的史評,有一項重要的內容,是在曆史中發掘出這道脊梁,他為我們尋找了一係列這樣的人物。
一個是荀彧。“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嚐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618]他認為荀彧是想教曹操以周文王之道,結果曹操急於功利,違背大義,所以荀彧憂憤而死。苟彧為曹操謀劃了不少的策略,故謂其才智似張良;而他又本著以“道”取天下,“以仁義救天下”之心,當此心被背叛時,不惜以身死之,故謂其道德似伯夷。兼具張良的才智與伯夷的道德,那豈不也是諸葛亮式的形象?
另一個是孔融。蘇軾對三國史研究得較深,大概在這方麵有些名聲,所以王安石曾建議他重修三國史[619]。他對三國史事所持的態度,大致是貶斥曹操,而對反曹、抗曹的人物如諸葛亮、周瑜、孔融等多加讚賞[620]。其論孔融雲:“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誌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疏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621]又曰:“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絕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豈所謂輕於鴻毛者?”[622]他為孔融辯護,認為孔融有忠義之心,而並不“才疏”。以前的史書說孔融“才疏”,那隻是“奴婢小人”之論,是以成敗論人物。孔融的不成其功,“天也”,而其一死,誌在“捍漢室”。這樣,蘇軾心目中的孔融,也是諸葛亮式的人物。
唐代的陸贄,亦被蘇軾極度推崇。他曾與同僚編校了陸贄的奏議,進呈宋哲宗閱讀,並寫劄子雲:“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誌,三代已還,一人而已。”在蘇軾的筆下,陸贄是以道德運智術的典範,考陸贄生平,其所述也符合事實。
至於北宋的人物,有兩個人得到蘇軾的這種評價。一個是張方平,蘇軾在《樂全先生文集敘》中把他比作諸葛亮、孔融,張方平表示不敢當,退還了這篇《敘》,但張方平去世後,蘇軾作《張文定公墓誌銘》又重申此論。另一個得到這種評價的,不是別人,正是王安石!當他去世之時,蘇軾與司馬光等人主張給予褒贈以勵風俗,蘇軾代宋哲宗草製書:
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
隻要對照一下蘇軾的《伊尹論》及上引諸文,就可以知道,這種評價原是蘇軾給予伊尹、諸葛亮、陸贄一類“巍然三代王者之佐”式的人物的,也就是說,他是用自己心目中那種以道德運作大智術來改變曆史之惡性循環的大人物形象,來讚美王安石的,即肯定了王安石就是他理想中的這種人物。因此,對照蘇軾史評的精神,這篇製書所雲絕非空洞的虛飾讚美之詞,在蘇軾為曆史勾畫的一道道德的脊梁中,分明也有王安石的位置。
如上所雲,諸葛亮、荀彧、孔融、陸贄、張方平和王安石,在蘇軾的史評中得到了相同的評價,他們都是道德、智術兼具的,而根本在於道德,以道德運作智術謀略,要把三代以下“天下以詐力相並”的曆史重新帶回以道德為治的正軌上去。當然,這些曆史人物形象都有悲劇的色彩,他們的事業都歸於失敗,但蘇軾卻旨在發煌他們的“道心”,即人心中一種不滅的道德理想。由於他所表彰的這一係列曆史人物的存在,道德理想就不曾在曆史中湮滅,即便在“天下以詐力相並”的惡性循環中,也能看到一線光明。同時,這一考察曆史的成果,也充實了道德理想的內涵,使之不再空洞無物,不再是隻能附托於對三代治世的虛飾了,因為它已擁有著這一係列曆史巨人的豐富實踐。通過對他們的表彰,蘇軾強調了道德高於智術這一理念。
2.風俗
蘇軾以道德為曆史的最高理想,已如上述。在這一層上,他與理學家是相通的,體現了宋人的史學思想中普遍的觀念。但蘇軾表述這種觀念的方式與理學家不同:理學家一般是高歌唐虞三代,貶斥漢唐,要求複古;蘇軾則不然,他對三代聖君如周武王敢於否定,而對漢唐直至當代的具有“道心”的人物則加以積極的肯定,勾畫出道德理想在實踐中的曆史,向往著秉承和發揚這一人文精神,扭轉曆史的“詐力相並”的惡性循環,推動它向道德的良性循環運行。這種重視實踐,尊重曆史,寓道德於事功的思想,開了南宋浙東學派的先河。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浙東史學是蘇軾史學思想的體係化,這在下文還將繼續提及。
因為蘇軾的道德觀念具有曆史實踐的內涵,所以,他用來批評曆史的並不是一種抽象的道德律令,也不認為這抽象的道德律令決定了曆史的盛衰,而是深刻地觀察了道德的社會作用,從這一精神性的因素通過其社會作用而轉化成的物質力量上,來論述它與曆史盛衰的關係,這就是蘇軾史評中一再強調的“風俗”一義。
蘇軾早年給韓琦上書,曾自述其治學的主要內容和旨趣,說:“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623]這裏將曆史的盛衰與“風俗”的變化並提,說明他研究曆史的盛衰時,是以考察“風俗”為主體內容的。那麽,什麽是“風俗”呢?下文雲:
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跡,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624]
他將西漢、東漢的盛衰之跡與《淮南子》《史記》所載魯、齊之政相比擬,以為其盛衰是由“風俗”所致,而從他描述的“風俗”來看,指的是社會風氣。蘇軾認為,社會風氣是決定盛衰興亡的關鍵因素,所以,他論史關注“風俗”。
兩漢的興亡,是宋代史家關注的一個重要論題,而蘇軾則從“風俗”來探討其興亡之由。他從史料中觀察到西漢的“風俗”深錮於“諂媚”的習氣,加以批判:
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移,惟汲長孺(按指汲黯)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雲“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嚐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然答者不能盡,吾亦嚐於上前論之。[625]
這是一篇很優秀的史評,深刻地洞察了西漢“風俗”的痼弊。司馬遷要算正直的人了,但從他的用語遣詞之中,猶不自覺地感染著“風俗”的“諂媚”,可見這種惡俗對於社會的浸潤到了何種程度!蘇軾由此聯想到本朝太宗以來的同性質的習氣,深為憂患,因為這習氣侵蝕著整個社會的肌體,使之潰爛,不可不憂[626]。他認為,西漢的滅亡是要歸罪於這“諂媚”之“風俗”的,他在學士院所發的策問,就是啟發應試者從“風俗”的角度去探討兩漢興亡的教訓: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群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強固不拔,而王莽以鬥筲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按指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627]
此篇策問作於元祐年間,大意是:西漢之君比東漢之君做得好,社會更為安定,而對手的才智也弱得多,卻為何西漢亡得容易,東漢倒能在混亂中維持得較久?策問中已提示應試者從“風俗”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故後來追記:“吾嚐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但據蘇軾的追記,當時的應試者沒有能夠盡達此意,所以他便將此意“於上前論之”,用以警誡皇帝。蘇軾的“此意”,就是說,西漢“風俗”的“諂媚”是其易亡的原因,即便沒有暴君,社會安定,此種“風俗”亦會導致滅亡;而東漢的“風俗”卻正好相反,是崇尚節操的,所以雖有暴君,日趨衰亂,加之以雄才大略的窺覦者,而仍不易亡,能維持較久。這是他對比兩漢“風俗”與興亡難易的不同,而得出的結論,從中強調了“風俗”的關鍵意義。
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東漢的“風俗”也要對東漢的滅亡負責。所以,蘇軾對東漢的那種崇尚節操的“風俗”也持批評態度,認為“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628],這種“苦節”也是被他否定的,因為那近於“好名”而“不情”,即不合情理,“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629]。蘇軾對東漢“風俗”的批評,在曆代史家中是頗為獨特的,我們在史料上經常看到的是史家對於東漢崇名節、尚清流、尊儒行之士風的褒讚,認為在江河日下的衰世裏,堅持這樣的士風,頗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味道。這種士風裏有很重要的一項,就是“讓爵讓產”,把官爵、財產讓給兄弟。那之所以會被當作崇高品質的一個表現,多少是因為前代聖賢對伯夷、叔齊的表彰。到了東漢,此類美事確實是史不絕書。然而,蘇軾偏對“讓爵”進行指責,認為是圖自己的高名,而陷兄弟於非義。在《劉愷丁鴻孰賢論》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東漢劉愷讓其弟封,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630]這是兩個不同的事例,蘇軾肯定了丁鴻,否定了劉愷。他認為,伯夷讓位給叔齊,並不是以“讓”為高,隻是出於對父親遺誌的尊重而已,不是要用這“讓”來顯出自己的品德。“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過乎?……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為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玄成以侯讓其兄,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631]蘇軾在這裏講了幾層意思,一是以“讓爵”為高不合伯夷本意,也就是說,不是聖賢教世之法;二是“讓爵”不合禮義,反而是毀壞禮法,非但無德亦且有罪;三是東漢之世以此為士風,其弊源自西漢,至東漢已不可救藥。那結果,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說:“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632]這個比喻很生動,同時也說明,蘇軾認為東漢的“風俗”導致了東漢的滅亡。
把東漢名士的行為,一言以貶之為“盜名”,當然是偏頗的。但蘇軾這樣說可能具有針對性,應該聯想到蘇洵的《辨奸論》等文,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慶曆以後宋代士人刻意追求名節高行以至於流入險怪之風的極度不滿。考慮到《劉愷丁鴻孰賢論》是蘇軾應考時的試題,那麽不難想見,出試題的政府官員也關注到了這種風氣,提出了問題,要聽聽應試者的意見。而蘇軾所答的意思,與蘇洵的態度及他本人一貫的見解,是一致的。在本書下一章中,我們將證明,這一態度與歐陽修當日的意見也頗為一致,而被他們加以批評的刻厲之行,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石介、王安石、程頤等人,尤其是王安石[633]。所以,蘇軾的這番史評,實際上兼含著政論的。
正因為以“風俗”論曆史之興衰,也就會以“風俗”論當代之政治。蘇軾曾上書於大臣雲:
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634]
這裏是從曆史講到現實,關鍵在於一個“時”,那是存亡的根本。自蘇軾文中看,他所謂的“時”主要就是指“風俗”而言,體現了他看待曆史與現實政治時同樣的關注點。但此段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時”是可以人為地改良的,隻要有社會影響力的大臣們表率作用起得好,“風俗”是能夠改善的。而且,作為大臣,根本的職責也就在這方麵:“治時”。至於治法、治人,還是等而次之的。這也就是說,存亡決於“風俗”,“風俗”在於人為,而人為,當然就本於為者的道德了。一個政治家的最根本的責任,就是做好道德教化,改善“風俗”,國家的安危實係於此。
這樣,自然而然就能推出蘇軾對宋神宗講的下述這段名言,雖是針對“新法”而發,但合乎他的一貫思想:
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635]
這是從理論根基上對“新法”追求的“富國強兵”之目的加以否定,博得了明清之際思想巨匠顧炎武的擊節讚賞:“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複也!”[636]當然,夷考其實,王安石亦非不關懷“風俗”,且道德風俗與富強之效亦不至於完全對立。雙方所爭的是以何者為根本的問題,而且不是在認識上談何者為根本,而是從實踐上來看。隻要是儒家的學者,一般都不否定道德風俗重於富強之效,但事有緩急,改善“風俗”要靠長久的努力,而富強之效可以期年得,故政治家的政績卻見於後一方麵,從而,在實踐上,容易忽略前者,追求當時的急效。如果蘇軾站在王安石這邊,他多少能考慮到王安石執政時期必然有限,改革之事又急不容緩,倘不及時全盤推出,後來者未必能繼續下去,故應更多地予以同情。但他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麵,當然也就更多地予以指責了,而這種指責又是切中實情的,按照儒家的觀點,那也是無可反駁的,故顧炎武會對之表示激賞。
那麽,無論評史議政,皆以“風俗”為本,可以確定是蘇軾的一個基本思想了。我們據此可以確定蘇軾的曆史觀符合儒家的傳統,比理學家以抽象道德律為根據的天理、人欲鬥爭史的曆史觀,更為傳統,後者在蘇軾看來已是不切實際的新奇之說,而他自己的觀點則出於“賈誼、陸贄之學”,是儒學的本來麵目。從儒學的發展史來看,確乎如此。蘇軾對曆史的了解,使他不難從更為傳統的學術基點上,來批評當代的其他宋學流派,而他的不少言論也確實屬於這種情況。我們若跳出他們爭論的話題,從較遠的視點看去,則其曆史觀都是以道德理想為衡量標準的,隻是有的更抽象些,蘇軾的“風俗”概念則更為具體些,更能落到實處。
如果僅僅是這樣,則“風俗”仍是一個以精神性的內涵為主的概念,雖然帶有社會性的含義,但指的是社會群體的精神麵貌、道德水準或文化程度,並未及於社會生產力與物質生活水平。當“風俗”一詞與“道德”並提,而與貧富、強弱相對立時,其精神性尤為明顯。而且,以一種精神的存亡來考察曆史,與“道統論”的曆史觀相去無幾,對傳統儒學亦少有發展。鑒於蘇軾論“道”,是遵循萬物的自然理勢,其關於治世的理想,不僅為禮樂的複興,而且推本於“萬物各得其所”,那麽,他據以論史的“風俗”概念,內涵當不止於此。它理應具有人們掌握自然規律用於社會實踐的水平方麵的內容,也就是“萬物各得其所”的理想在曆史上被實現的程度如何。要是這樣,他理應關心到生產力和人們生活狀況發展的曆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嚐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雲爾。”[637]蘇轍的這個思想,是本應有著更為開闊的理論前途的。然而,他們兄弟對此闡述得並不多。當然,即便不多,也是可貴的。蘇軾有一段話:
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汙則與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638]
此謂“道”應“物”,而“政”因“俗”,即順“物”的自然理勢行“道”,而因“風俗”以施“政”。在這個話語結構裏,“道”、“政”與“物”、“俗”的對應性非常明顯,倘說“政”的最高理想是“道”,則“俗”的至善之境就是“萬物各得其理雲爾”。但此意是要讀者委曲深求而得了。
蘇轍有一段探討殷、周二代之“風俗”的文字,在學術史上是有些影響的:
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揉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製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誌。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複見矣,嚐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複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嗚呼,聖人之為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639]
這裏對比殷、周二代的“風俗”,來探討其興衰的道理,結論是:沒有絕對無弊的政治,即便聖人之施政,亦是“因俗”興革而已。在蘇轍筆下,殷周二代政教已不再是道德理想的完美體現,而是與漢唐曆史一樣作為探討、批評對象的。並且,對殷、周滅亡負責的,並不僅僅是末代昏主的反常行為,決定其興衰的因素,已包含在二代文化的奠基者所訓導的“風俗”之中。同時,蘇轍否定了永遠無弊的“風俗”存在的可能性,聖人隻能救弊,而不能使自己所訓導的某種“風俗”超越起盛衰亡的必然規律。這樣,他的“風俗”概念已不再僅僅是對群體道德水準的概括,而接近於現在我們常用的“文化”一詞的含義,即一代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所顯現的總體特征。可以說,這是現代“文化”史觀的可喜的萌芽。它對傳統儒學曆史觀的重大突破,在於不再以周公所倡導的禮樂文明為良美“風俗”的標準典範,而把周的“風俗”與殷對比,指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和利弊,各有其所長和所短,從而歸結到“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的自然理勢上。這樣的曆史觀念,才達到了蘇氏哲學思想所達到的那種高度。
那麽,如果以周代禮樂文明為道德理想實現的最高代表,其所訓導的“風俗”卻不是絕對無弊的,隻是比較他種“風俗”有其優點而已,之所以有這樣的優點,根本上也不因為合乎道德理想,而是因為自然的理勢如此。論道德風俗而更推本於理勢,是蘇學在傳統儒學基礎上的一大開拓,這一開拓使境界頓時開闊了許多,從道德史觀向著探索文化史的發展規律,邁出了決定性的一大步。當蘇軾提出“應物”行“道”、“因俗”施“政”時,他的遵循萬物自然之理勢為“道”的哲學思想,可以推動著他據“風俗”以論史的史學思想,邁出這一步。比道德、“風俗”更為根本的“理勢”,出現在他的史評中。雖然在他的筆下,“理勢”並不高於“道德”,而且談論“理勢”本身就是為了證明“道德”的深刻的優越性,但用“理勢”來論史畢竟是一個更有前途的批評角度。
3.理勢
如果“風俗”不僅僅指道德實現的程度,那麽,這個詞就超越了純粹精神性的範疇,具有一代文化總體風貌的含義。在這個含義上,蘇氏兄弟講的“風俗”非常接近於浙東學派呂祖謙所謂的“統體”: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640]
依上一節的敘述,可見蘇軾的史評顯然已實踐著這樣的思想方法。然而,判斷一代之“風俗”、“統體”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著讀史者的直覺的,很難列出幾條標準,據以檢視。如呂祖謙所說:“統體蓋謂大綱,如一代之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641]他要大家來“意會”之,即憑直覺。當蘇軾說哪一代的“風俗”如何如何時,他也是憑自己讀史所得的印象或接受前人的說法,並不通過科學的歸納方法。雖然史家對以前各個朝代之“風俗”的印象似乎頗為一致,但他們用來形容各代“風俗”的,都是意義比較籠統的幾個形容詞,如“寬”、“嚴”、“駿發”、“澆漓”、“厚”、“薄”之類。這樣,通過史家的直覺印象,給予我們的“風俗”狀況是一個渾灝的整體圖像,用此來對曆史上的因果關係進行說明,顯然過於籠統。所以,就這渾灝的整體圖像,仍有加以透視、分析的必要,俾其筋骨脈絡得以呈現出來,那就要切中肯綮地探析一下“理勢”了。曆史批評隻有深入到“理勢”一層,才能對曆史上的各種矛盾、因果關係有比較切實的論述。
首先,道德、“風俗”、智術、權謀等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所造成的後果,其本身都可以從“理勢”上加以認識的,如蘇軾元豐三年在黃州“閉門思過”時,就對商鞅的功罪有這樣的認識: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麵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642]
蘇軾一生議及商鞅的文字不少,這當然含有借古諷今的意圖,針對著王安石及其“新法”而發,即便在貶謫黃州之日,依然如此。但反過來說,這倒也不純是“影射史學”,因為關於商鞅變法與秦之興亡的關係,也確屬一個值得探討的史學課題,而且從西漢以來,“過秦”的問題已經是一個具有學術傳統的課題了。傳統的見解有這樣一些:秦國的興盛、強大得益於商鞅變法;商鞅本人的慘遭極刑,與他自己訂立的嚴酷刑律相關,即所謂“作法自斃”;秦的滅亡由於“仁義不施”(賈誼《過秦論》),等等。蘇軾把商鞅的評價與“過秦”的問題聯係了起來,肯定商鞅變法是秦國強盛的原因,但同時指出商鞅還要對秦朝的滅亡負責,因為秦亡的原因“仁義不施”正是商鞅造成的。所以,商鞅既有大功,也有大罪,他本人的生平禍福,也與其功罪相當。即便我們未必都同意前人“過秦”的結論,更未必同意蘇軾把“過秦”推闡為“罪商”,但平心而論,他這樣的說法,是有學術傳統作依據的,並不是為了“影射”而故意歪曲曆史。他承認商鞅的法治曾經收到了仁義道德所不能及的功效,但更要尖銳地指出這功效中埋藏著覆亡的種子,並將這種矛盾消長的過程歸結為“理勢自然”。在這裏,除了說商鞅的生平禍福與其功罪有點佛家“報應”論的色彩以外,他從曆史的矛盾運動中推闡的“理勢”,是足可成為一家之說的,即使我們未必讚同其說。其實,那至少能啟發當代人對此課題作些更為深入的思考,從“過秦”到“罪商”,無疑也是一種深化認識的途徑。
但更重要的是這裏說的“理勢自然”一語。“理勢”指的是事物、社會、曆史發展運行的規律,“自然”是說它具有必然性。法術之不足取,不是因為它不合乎道德就不足取,而是因為它必然帶來惡果;道德之可崇尚,也並不因為它是道德就可崇尚,而是因為它雖無急效卻無惡果,首先要保證沒有惡果,然後可以緩收其效。這些都被歸結到“理勢”上加以說明,而不是在先驗的善惡觀上立論。蘇軾與程朱理學的差別也正在此。程朱理學顯然不會同意把道德也當作一種功利,來與其他形式的功利比較高下,而要強調道德絕對地、天然地高於功利,所以不必比較結果,僅僅從動機上就可以判明是非。後來在朱熹與陳亮的反複爭執當中,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焦點,而蘇軾在這裏早已與洛學分途了。
需要提及的是,蘇軾對上述問題的論述,到晚年更有深化。上引的一文中,蘇軾還承認商鞅之法有“帝秦”之功,但後來卻進一步把商鞅之法與“帝秦”結果離析開來,不再認為這兩者是真正的因果關係:
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誌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643]依此說,亡秦的原因仍出於商鞅之法,而帝秦的原因則另有所在,商鞅有罪無功了[644]。這表明蘇軾在研究“理勢”即曆史現象中內在的因果關係上,有了更深一層、更為精審的體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