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樣論“理勢”,仍嫌籠統。具體來講,“理”和“勢”的含義還有一些差異。論“理”的如:

齊高帝雲:“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645]

這一條,是從一般的事理上來判斷曆史行為的正確與否。不合事理的行為,必然不能成功;合於事理的,則不但能成功於當時,且可以成為“萬世法”,如他論秦廢封建設郡縣一事雲:

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並,齊、晉、秦、楚皆千餘裏,其勢足以封建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並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複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646]

這段議論,層次比較複雜,但總的意思是:廢封建立郡縣是“理固當然”,即使聖人複起,也不能改變的,應當成為“萬世法”。此是說“理”,但文中又提到了“時”與“勢”。蘇軾在《應製舉上兩製書》中也講過“時”(上文已引述),那是指“風俗”而言,這裏的“時”是指時勢。他分析了三代與東周的不同時勢,認為廢封建立郡縣是適合時勢的。在這裏,“時之所宜”是“理固當然”的一個內容,可見“理”的意思是比時勢更普泛些的。蘇軾又說,漢朝已認識到郡縣製是合“理”的,但又不得不仍有所封建,這是因為一時的具體形勢所迫,所以他讚同柳宗元的看法:“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就是說,封建製度是不合“理”的,它隻是曆史運行過程中的“勢”造成的,故終究要廢除。當然,考慮廢除的措施時則要因“勢”設法,不能像晁錯那樣魯莽“削藩”。他說:

吾嚐謂晁錯能容忍七國,待事發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召(吳)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難疑,亦不能一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為反備,既反而後調兵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647]

蘇軾並不反對“削藩”,但他對晁錯的魯莽行為很不以為然。封建製雖然不合“理”,但此現狀的產生自有其“勢”的原因,不能逆“勢”而行。他提出的兩個辦法,都是因“勢”而設計的:一是利用君臣名分,召吳王劉濞入朝,奪其實權,若吳王不入朝,便可名正言順地討伐他;二是分遣使者到各諸侯國,要他們出兵共伐吳,即便他們不發兵,也會因出於疑懼而不至於助吳同反,導致嚴重的後果。我們知道,在曆史上,真正解決侯國問題的是後來的“推恩令”,即允許侯國之君再分封給他的子孫,使侯國內部分剖,中央便容易控製各個勢力弱小的單位,易為郡縣。這也是因“勢”設法的。可見,反“理”而行固然最終要失敗,但合“理”的計劃要獲得成功的保證,亦必須深察形勢,因“勢”設策,否則也難免招來禍患,付出重大代價。“理”與“勢”在這裏似乎對立了起來,因為“理”更具普遍意義,是一種關於完善的理想,而“勢”則具體地表現於曆史的動態運行中,表現於各種矛盾的力量消長之中,從而更具現實性。所以,“理”與“勢”之間既有理想與現實的對立方麵,又有普遍與具體的統一方麵。有效的行為,須是導“勢”以入“理”的。——這是“理”與“勢”的關係。不言而喻,在具體剖析曆史事件時,“勢”更值得關注。

“勢”是一個很古老的術語,戰國諸子如孟子、荀子、韓非子都愛用這個字。漢人的訓詁學中,“勢”多訓為“力”,如:《易·坤卦》“地勢坤”,虞翻注“勢,力也”[648];《淮南子·修務篇》“各有其自然之勢”,高誘訓“勢,力也”等等。把“勢”訓為“力”,應該是不錯的,但這兩條語例都僅指自然形成的“力”,《說文解字》釋“勢”為“盛權力也”,則已引申為社會性的權力,至如馬王堆帛書中大量的有關**的術語“勢”,則指男性的性能力,但這個義項隻在一定的專業文獻上被承用。所以“勢,力也”應包括自然的、社會的或生理上的“力”,而以前兩項為主。“勢”的這種“力”,可以體現於主觀上,如某種情狀的許多次反複後給人的心理造成某個定勢,予人的行為以影響力;但一般講“勢”,是體現於具體事物的關係中的客觀的“力”,它不能孤獨地存在,而必須依托於事物,故常稱“體勢”、“形勢”等,其使用的領域也廣及自然科學、社會學、軍事學、曆史學及書法、繪畫、文學等,成為各領域共通的批評術語。蘇軾有《形勢不如德論》一文,概括“形勢之說有二”,曰“有以人為形勢者”,“有以地為形勢者”,他分別舉了一個例子,前者如三代之分封諸侯以合成“君臣之勢”,後者如秦漢之建都關中,以形成內固外臨之“勢”[649]。當然,這二者都不能救其亡,故“形勢”終不如“道德”之為根本,但“形勢”亦不可忽視。

在關於“形勢”的問題上,蘇軾有一篇名文,即《誌林》十三篇中的《論周東遷》一文。周平王東遷於洛,西周結束,東周開始,從此進入春秋、戰國之亂世。蘇軾認為,這一亂而不可複收,是遷都之故:“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髭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故也。”他說,假如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而一旦遷都,則“形勢”盡失,雖沒有“大無道”之君,也不能複振。所以,“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在這裏,所謂“形勢”乃綜合地利、人和而言,在一般講“有道則興,無道則亡”的儒生常談之外,蘇軾突出了“形勢”之得失為成敗攸關之大事,而遷都與否則直接導致“形勢”之得失。他打了一個比方來說明之: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

他又舉其他的史例說:

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複振,有亡征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

由此可以證明蘇軾的論點:“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複振者也。”[650]

明代茅坤評此文雲:“分明是宋南渡一斷案。”[651]此語不知是泛論,抑有所據依而發?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兵渡過黃河,逼近汴京之時,就宋欽宗或走或守之問題,曾引起爭論,《宋史·唐恪傳》載:

(宰相唐恪)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複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複。”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栗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栗門下侍郎,恪計不用。

按此事亦見《宋史紀事本末·金人入寇》,文字略同。《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五“少宰唐恪罷尚書右仆射”條雲:

先是,唐恪建言金人今冬必來,力勸上為避狄之計……上以為然。而開封府何栗奏事,上以恪之言問。栗曰:“雖周室東遷,不如是之甚。譬如不肖子盡挈父祖田宅而鬻之。”……上激怒曰:“朕當死守社稷!”

按《會編》所記何栗之語,即出蘇軾《論周東遷》一文,亦即《宋史》所謂“引蘇軾所論”雲雲。然則,靖康元年十一月之定計守汴不遷,乃緣何栗力主,而引蘇軾此論為據,以感動宋欽宗。此後守城之事委於何栗,而栗未能成功,結果城破,君臣被擄北去。鑒於此,明代朱鶴林批評雲:

靖康初,斡離不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欽宗從之。幸而金人旋退,京師無虞,綱亦罷去矣。至冬,複入寇,何栗又力主綱議,且引蘇軾所論“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未幾,舉族北轅,身死沙漠。嗚呼!徽、欽豈死社稷之人哉?然則平王東遷,蘇軾何以雲失計?曰:驪山之難,西周已亡矣,非至平王而始衰也。西戎交侵,檇王奸令,平王不遷,將覆亡之不暇,奚止於衰而已乎!平王之失,在於遷洛之後,不能自強,而以岐雍之地拱手授於嬴秦。謂周之因遷而衰者,此目論也。軾本輕於發論,而何栗遂援之以誤徽、欽,後之君子不可以不鑒也。[652]

他指斥蘇軾之論為“目論”,將北宋之亡歸罪於李綱、何栗,而終歸因於蘇軾的“輕於發論”。那麽計將安出?不過逃走罷了。他說逃走之後,可再“自強”。然而蘇軾早就指出:“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複振者也。”因為隨著遷都而來的便是苟安,無“自強”可言。要論“自強”與否,已決於戰守與逃亡之際,若選擇逃亡於前,而望其“自強”於“形勢”盡失之後,豈非空論?言遷都之失,不是就遷都之事本身而言,而是因遷都與否關係到“形勢”之得失而言的,其實質是一個進取、抵抗與棄退、逃跑的問題,也就是“自強”與否的抉擇。南宋人士大都能認識到,汴京被破,正是朝廷鬥誌不堅,心懷猶豫、僥幸之故,而南渡以後不能複振,也正因放棄汴京、遷都東南之故。《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一引《中興大事記》雲,宋高宗即位以後,“李綱請幸滎陽,宗澤請幸京城(按即汴京),汪(伯彥)、黃(潛善)請幸東南。三者不同,然京城之策為上……失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653]。《中興大事記》的作者是呂中,考其學術源流,蓋出於浙東學派[654],他對於南宋偏安的遺恨,證明了蘇軾之論的正確,故直接引用蘇軾之語以批評宋高宗棄汴京而苟安東南之舉。這大概也可看作浙東學派繼承蘇學的一例。[655]

至於唐恪所謂“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複”者,乃是實為逃避之計而文飾以美言。“景德故事”指寇準挾宋真宗親征澶淵之事,那是北上迎敵,而“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則是效仿宋徽宗臨危內禪、脫責退避之舉,不可同日而語。當真宗景德之役,亦有主張遷都西蜀或東南者,若無寇準力主親征,恐怕早就成了“南宋”。蘇軾對景德親征是積極肯定的,他引用東漢光武帝故事,雲:

王郎反河北,獨钜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複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裏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656]

在“興亡之決”的關鍵時刻,圖身家性命安全而為逃避之計,令扶駕的兵眾置父母家鄉而不保,此必然俱失地利人和之“形勢”,一潰不可收拾。當此之時,即不能進取,亦當固守,遷都逃跑無異於自取滅亡。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第一次兵臨汴京時,宰相白時中主張逃跑,李綱力主堅守,欽宗猶豫再三,《宋史·李綱傳上》載:

未幾,複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複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複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

按此亦北宋“興亡之決”也,觀李綱之所以感悟宋欽宗者,與邳彤、高瓊之言無異,蘇軾所謂“皆一代之雄傑也”。其所謂“雄傑”,蓋不僅就其勇氣言,而更就其深察“形勢”,緊握“勢”之強弱的轉捩點而言。朱鶴林乃以為李綱是幸而成功,何栗則是以蘇軾之論誤徽、欽,可謂不察“形勢”。徽、欽即非“守社稷之人”,此時亦當以國家存亡之“形勢”為重,雖然何栗未能守住汴京,但“二帝北狩”給予趙宋士民的恥辱感後來成為宋高宗“中興”的力量憑借,“誤徽、欽”換來的是國家“形勢”不全失,這才談得上“自強”以圖恢複。如果欽宗南逃,恐怕金兵輕易得汴,急追南下,連南宋也沒有了。朱鶴林雲:“後世君子不可以不鑒也。”正當反其意而鑒之。

把蘇軾論景德之役與其論周之東遷聯係起來看,就可以明白他反對遷都的深意在於把握“形勢”,而不是單純地講遷都的問題。他認為,在關鍵時刻,某個行為是得“形勢”抑或失“形勢”(包括地利、人和兩方麵),會成為“興亡之決”。這是他對曆史上的具體變故所處之場景深入體察後得出的結論,也是他觀察史事的眼光犀利之處。在這裏,與一般意義上的“理”相比,“勢”是更須深察的,因為它關係到“興亡之決”。

自然,到“興亡之決”的時分來談“勢”之得失,已是危乎殆哉。必須在變故發生之前先察其漸,才能有效地控製其“勢”,這就需要更細微的觀察了。蘇軾雲:

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逼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是故聖人必於其全安甚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657]

他說,天子之“勢”本是很厚的,“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才會使此“勢”逐漸瓦解。當然,天子是萬民的主宰,收天下之賦稅以養官養兵,用以治理、自衛,這是整個社會結構如此,此結構一旦建立,其“勢”自不易奪。但曆朝曆代都不免於亡滅,則此“勢”必有積弱日潰之“門”。隋吉藏《淨名玄論》:“稱門凡有五義……二曰簡別餘法,門戶各異。”[658]“門”在這裏以其比喻義而作為一個分析性的術語。蘇軾謂,使天子之“勢”日潰而至於亡者,其“門”有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他撇開天子無道則亡的常理不談,純從“勢”的方麵考察,總結了四種導致滅亡的情形。這四種情形,雖然最終都表現為一次突發性事故,但其實質卻是“勢”的日漸潰散造成的,也就是“天子之勢”潰散的四個“門”。如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不至於亡。故須於“其全安甚盛之時”深察此“門”之所在,乃興亡之所係。蘇軾將“勢”的變化分析為幾個“門”,在理論形態上似是演繹分析,其內容實是對曆代興亡原因的歸納總結。依此思路,他從曆史中總結的教訓越多,則對其“理勢”論的分析闡述就會越豐富深入。凡一種理論是為切實的而非玄虛的,固應如此。

“勢”的變化之“門”,頗似後來呂祖謙所謂的“機栝”。呂氏論史,謂先看“統體”,“既識統體,須看機栝。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敗,人之所以邪所以正,於幾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栝。”[659]蘇軾從“興亡之決”進而考察“所由亡之門”,無疑就是在努力獲取這種“機栝”。而且,他對“理勢”的這種分析,不但是總結曆史經驗,也是切中北宋社會的現實,力求為當代提供借鑒的。所以,分析“理勢”(尤其是“勢”)的目的,是為了探求對付的辦法,即所謂“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怎麽“塞”?其智術亦當從曆史經驗中總結而更講究之。當然,就總體而言,“道德”是根本,“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660],“道德”才是根本上足“恃”的,智術再高,亦必有百慮不及之處。然而,世衰道降,針對現實問題的智術亦不能不講究,關鍵在於智術要通向“道德”,為恢複“道德”而講智術。實際上,這既是從“道德”的高度批判智術,又是從現實的需要總結曆史上的智術。合而論之,固以前者為重要,分而探析之,則後者在蘇軾的史評中亦占較多的分量,有豐富的內容。

4.智術

三蘇之學,就其理論體係本身而言,亦根柢六經,歸本於道德仁義;但他們在當時卻是以貫通諸史、深察人事理勢、提供濟時之智術而聞名的,因為他們不諱談智術,所以被許多人視為戰國縱橫家之流。蘇洵著《幾策》《權書》《衡論》,都是剖析理勢、探討智術的,他明確提出“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661],而且把聖人製禮作樂、刪詩編書、明易作春秋,都解釋為互相配套的統治術[662]。如果說,在別的方麵講智術容易引起一般儒者之詫異的話,在軍事方麵是最不必諱言智術的,故三蘇父子始皆以論兵著稱。蘇洵雲:

人君禦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禦才將尤難。禦相以禮,禦將以術,禦賢將之術以信,禦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663]

禮與信都是綱常,是長久的、恒定的、一般的,遵循這樣的綱常本非難事,如孟子所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664]有所不能的是智術,對於君主來說,那在“禦將”的時候,尤其是“禦才將”的時候,也是必須講究的。君主隻要能夠克己循禮,“不為”是可以克服的,但“不能”卻難以克服,必須學習、探求、借鑒、博取,才能進步。這等於說,道德修養隻是一方麵,另一方麵還有純技術的內容,不可不掌握。“禦將”如此,至於行軍打仗,則用兵原是“詭道”,豈可以拋棄智術?所以,如果局限在軍事領域講智術,一般還不會與傳統儒家的觀念形成尖銳的抵觸。但蘇軾卻並不將智術局限於軍事領域。

《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魯隱公是魯惠公的繼室之子,他的弟弟即後來的魯桓公,也是另一個繼室之子,但桓公的母親生而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所以桓公好像更有理由繼承君位。依傳統的說法,魯隱公隻是暫時替桓公“攝”位的,因為惠公卒時桓公還太年幼,據說隱公原無意於久占君位,等桓公長大,原準備授還給他的。但後來有個公子翬,請隱公把桓公殺了,可以長據君位,隱公就向他表明了讓位的心跡。這樣公子翬倒害怕起來,就串通了桓公將隱公殺害,桓公得以繼位。這件事,分明是魯隱公好心不得好報,所以論者大都給予同情。然而,蘇軾卻批評他不“智”:

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途之人皆捕擊之矣。途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並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途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誌,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665]

蘇軾認為魯隱公倒也稱得上“仁”了,隻可惜他的“智”太低劣,連路人也比不上,路人看到有行凶之意的強盜,會捕擊之以免受害,魯隱公卻不能及時解決那個有行凶之意的公子翬,自貽後患。所以,倘“不敏於智”,徒有“仁”心是沒用的。“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666]君子做事固然是從仁義出發而不是從利害出發的,但也要深明利害,那行為才有卓效。以故,深明利害之智術,必不可少。蘇軾認為,大聖人孔夫子就是榜樣: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三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矣。[667]

孔子誅少正卯的事,未必是史實,但古今論者就此事所發的議論中,蘇軾這一段要算最獨特的,內中蘊含著他對政界險惡情勢的深刻領略,是有感而發的。相對於魯隱公的遲鈍,孔子可謂“敏於智”而果斷行事以絕後患了。

不過,以誅少正卯為例說孔子之智,差不多是鑿空發論。蘇軾還得另舉一例。《論語·憲問》載,魯哀公時,齊簡公被其大夫陳桓(田常)所弑,“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桓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668]。這裏的“三子”指季孫、叔孫、孟孫氏,所謂“三桓”,操縱著魯國的實權,魯哀公不得自專。鄰國發生了弑君之事,孔子既然身為大夫,就有責任告以禮義,“請討之”。從《論語》的文義來看,孔子似明知哀公、三桓不會答應,隻為了要盡責而不得不告以禮義,才鄭重其事空走了兩趟。但蘇軾卻認定孔子還有另一層更深的用心,他說:

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669]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逼,嚐欲以越伐魯而去之。[670]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也,皋如、出公之事[671],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

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矣。此孔子之誌也。[672]

蘇軾把孔子欲伐齊的話解釋成一個大謀略,以證成聖人行事“義利常兼”,於智術不疏。[673]

一個政治家要做到富於智術,談何容易。那既要對時勢有深刻的洞察,也要對曆代典章製度及各方麵的處理技術有相當的了解,才能應付裕如。然則,論史者若要理解曆史上的智術,也同樣須有這樣的素質。蘇軾的《管仲論》一篇,研究了曆代軍旅製度的變革[674];《士燮論》則研究軍事與政治的關係,以為“兵之勝負不足以為國之強弱,而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675];《誌林》中的《論魯隱公》則是探索古代的一種“攝主”製度,據此以反對母後攝政的做法[676];在他的《上神宗皇帝書》中,也涉及對曆史上賦稅、徭役、台諫、用人等各項製度的追述[677]。隻有通過這樣認真、具體的研究,才能判斷哪個行為是卓具智術,“義利常兼”的。

實際上,這是在探討各方麵的具體規律。所謂智術,一般地說,就是運用規律以獲取成功。但在蘇軾看來,這還隻是一般的智術,他還要探討一種“大智”: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天下未嚐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678]

這裏的意思是:一般的“智”隻是察見利害,趨利避害而已,這就不能充分地發揮出人的主觀作用來;而“大智”則是“權之以人”,以心術的較量取勝,雖有危險,也大膽地獲取成功,不必等待“百全之利”。蘇軾批評曹操之“智”是“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因為孫權勇而有謀,“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而曹操卻違反兵法,想以大兵壓境的聲勢來恐嚇取之,結果招來赤壁之敗;劉備剛進蜀中,立腳未穩,可以急取,而曹操卻又忌於兵法,坐待其成[679]。這兩者皆用非所宜,其故不在兵法如何,而在於未能“權之以人”,即對敵人的心理不夠了解,或未關注這個方麵,沒有在心術上稱量敵我雙方的高下強弱。

確實,談智術之高低,審時度勢、就利避害是一方麵,而較量心術也是重要的方麵。傳統儒家多諱言這種較量利害長短以爭奪勝負的心術,他們要求心術一貫地“正”,正心誠意,本於道德,不計利害,不爭效果。但蘇軾從效果方麵考慮,認為心術是在所必計的。他舉例說,君主要駕馭將帥,必須懂得為將者的心理,“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仇,而將帥幸之”[680]。將帥是用來作戰的,若無作戰對象,則其爵賞不得加,所以將帥的心術,是要養寇以自利的。但這樣一來,國家就受害了。蘇軾以為,“安史之亂”後的唐朝之所以不能複振,就是因為“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681],不肯全力效命。那麽君主如何駕馭將帥呢?他說唐憲宗曾有一個好辦法:

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禦將之法也。[682]

這完全是心術上的駕馭之法了。

禦將既如此,推而言之,對於一切有才能的人,都要有個適當的區處,使其才能為吾所用而不為吾害。這就談到君主如何統治人這個大智術了,蘇軾從戰國的養士之風說起。戰國公卿爭相養士,信陵君、呂不韋等皆有食客三千,其他雖或養士較少一些,但其時食客的總數必相當可觀,“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然則“民何以支,國何以堪”?蘇軾說:“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683]這是以才能的優劣來區分“役人以自養者”與“惡衣食以養人”者,即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但在那個社會,統治者確實必須考慮如何鞏固和優化統治階層,即必須把有才能的人吸收到這個階層中來。古代經世大計中所謂的“收豪傑”就是此意。怎麽“收”呢?要打開一條出路,讓大家競爭,錄用其傑出者。這樣使天下的懷才者都有了奔頭,不會另懷異誌,所謂“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從曆史上來看:

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684]

此實是對曆代人才製度的考察。依蘇軾的見解,若不收取人才,使天下豪傑盡入吾彀中,則統治當局必岌岌可危。比如秦統一以後,以食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惜以俟時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685]。他說秦始皇的不“智”,在於不能收取人才,把天下豪傑都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麵,所以秦朝會滅亡得那樣快。這個見解對後世的治國者頗有警誡的意義。

如此總結曆史上的帝王智術,當然是為了給當代帝王謀劃智術,可同時也把統治者的天機泄露了。他說周武王克紂後又給紂子武庚加封,是“不得已”而“慰之”[686],並非出於聖德;說曹操殺孔融是因為孔融說過天子應有千裏大的領地[687],而不是因為他菲薄湯武周孔;說唐太宗急於擁父起兵,是想借隋吏之手殺害在外任職的哥哥李建成[688],而不是急於解民倒懸;甚至說聖人定下選賢任能的製度,其意在於“以位為械,以天下為牢”[689],等等。這些未免都令以“醇儒”自封的人們感到尷尬,從講“經義”的王安石,到講“性理”的朱熹,都指責三蘇之學來路不正。然而,三蘇自有他們的道理。他們認為三代以下的曆史本來就是智術爭鬥的曆史,故智術亦“不得已”。老蘇著《權書》,即已聲明:“我以此書為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權者,為仁義之窮而作也。”[690]蘇軾甚至說,有的時候,“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691]。

這種議論自有深刻之處,但也明顯地與他在別的文章中所講的,道德雖似迂緩而實為根本,法術雖有急效而必致大患等說法相矛盾。原蘇軾的本意,蓋是想將道德仁義與理勢智術相統一,但由於他為文的筆勢放縱,故當一文各立一義時,每不能將其文勢自圓於這個統一體內,而必要盡發其蘊,露穎於外,這就造成論旨的遊移不定,甚至有自攻其說之處了。我們若本著揭短的用心,比勘他文字中的矛盾,則所在多有;但越過這些枝節的糾葛,他的總體態度還是可見的。他樂意守護儒家的“道德”理想,堅持用“風俗”論世,並試圖用他的理性思考所總結的“理勢”來說明之、透析之,而他的現實感、曆史感又迫使他看到“智術”的高低往往是成敗的關鍵。所以,除了他的一些過於縱恣的發揮外,其總旨仍在於,希望有一種足以勝過邪惡小智的大智術,來把曆史引向“道德”的複興。這也就是蘇軾一再讚美諸葛亮的原因。

我們在蘇軾的詩詞中,更能看到曆史上這類符合他的理想的英雄人物如何令他激動萬分。《念奴嬌·赤壁懷古》中勇於抗曹且能談笑敗曹的周郎,是我們很熟悉的了,早在他嘉祐四年隨父出三峽時所作的《白帝廟》詩中,就已表達了這樣的情懷:

荊邯真壯士,吳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692]

按荊邯、吳柱事,見《後漢書·公孫述傳》。西漢末王莽篡位,天下群雄紛起,劉秀在中原征戰時,隗囂亦占有關隴,而公孫述則雄踞蜀中,三人皆有“圖王”之勢。然隗囂以西伯(周文王)自處[693],坐失時機,結果隻能依徊於劉秀、公孫述之間。公孫述手下的荊邯,“見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至,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裏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按指劉秀)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終疑不聽”[694]。這千年以前發生在蜀中的往事,無疑是令蘇軾激動的。他積極地肯定了荊邯的主張,貶斥吳柱是誤事的經生。我們觀荊邯所陳之大計,分明是一個《隆中對》,荊邯的策劃與百餘年後的諸葛亮一模一樣,誰能說這不是英雄所見略同呢?在蘇軾看來,這才真叫“圖王”,不滿足於割據一隅,而誌在靖天下。像吳柱那樣不識大計,坐談周武王的王道,不過是經生罷了,結果隻是“失計”“無及”。從這首詩裏,可以領略年輕蘇軾的誌趣所在。

這樣的誌趣意味著以天下為己任,而論史時也能從大處著眼,其關注的智術亦為頗具宏觀的規模,與一代之興亡關係甚巨者。如蘇軾論漢唐時的內外輕重之勢雲: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為邊吏。治效不進,則詰責之;既進,則褒賞之。所以曆試人才、考核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為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695]

軾以謂古者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室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曆試人才,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不可不為鑒。[696]

這兩條皆講帝皇用人之術,而結合統治體製的內外輕重之大勢以言之。內指中央,外指地方,輕重指權勢聲望而言。宋代的集權政治,明顯有內重外輕之弊,北宋之亡多少也歸因於此,所以南宋時頗有加重方鎮之權以糾此弊的呼聲。當然,如果內輕外重,也會重蹈晚唐五代的方鎮割據之禍。當北宋時,大家都為集權體製結束了五代割據的弊病而高興,蘇洵卻看到這種政府集權的“強”勢也造成了天下的“弱”病,主張利用政權集中的“強”勢來尚“威”用“刑”,以振起天下的“弱”病[697]。但蘇軾經曆了王安石、呂惠卿的強硬政策後,對這樣的做法深為反感。他試圖糾正內重外輕的形勢,提出通過人事調度(重臣出守地方)的辦法來維持內外平衡。早在王安石變法之時,他就向宋神宗指出,用以監督宰相的台諫製度可以緩衝本朝的內重(過於集權)之勢,不可任從宰相之意撤換台諫官員[698]。凡此皆是從宏觀大勢著眼來考察用人之術,其史評與政見相當一致。

出於以天下為己任之心,蘇軾所談的智術,在其最高的意義上,與道德融為一體。《誌林》中《論管仲》一篇談到了曆史上七個人的“盛德”:

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啟亂,吾以謂不然……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者?上失其道,途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699]

按照他以魯隱公不殺公子翬為不“智”,以孔子殺少正卯為然的思路,似乎應主張及早除患,但這裏卻轉而讚美齊桓公等七人容人不殺的“盛德”。此一處議論的關鍵在於“上失其道,途之人皆敵國也”一句,即謂以猜防之心為智術,則疑敵滿地,不可勝殺,而國亦將不可保。看來,“盛德”才是真正的大智。為什麽呢?這要從君民關係的根本大勢說起: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厘。[700]

人主所恃者誰歟?……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厘。[701]

這是對君民關係的根本理解,也是對統治者的安危及其統治之能否延續的根本“理勢”的研究。鑒於此根本“理勢”,則為君者之根本智術,在於深結民心,如蘇軾所雲:

莫若深結天下之心……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702]

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實也。[703]

他又舉曆史上的例子來說明之:

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眾怨難犯,專欲難成……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704]

此皆證明君主臨禦天下的根本大計在於深結民心。所以,齊桓公等七人容人不殺的“盛德”可尚,因為這“盛德”本身就是君主的根本大智術,用以結民心的。這叫“君術”。蘇轍有一段論述“君術”的話:

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禦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705]

他明言智術就是“道”。通過對於天下根本“理勢”的探討,智術終於提升到“道”的高度。智術與道德合而為一。

蘇軾評史論政,最後的歸結在此。

以上從道德、風俗、理勢、智術四個方麵,繹述蘇軾史評中所反映出的批評原則。我們試圖通過這樣的繹述,來比較全麵、綜合地呈現出他的曆史觀的整體麵貌及內在構架。並試圖判斷:蘇氏史學與程朱理學的曆史觀異趣,而為南宋浙東史學的先驅。如果說,蘇氏史學與程朱理學一樣具有很強的道德倫理色彩,那麽,程朱於倫理判斷上更強調動機,而蘇軾則更強調效果、事功,其間有動機倫理與效果倫理之別。尤其是,出於對事功的強調,蘇軾的史學思想時而能越出倫理的範疇,而向客觀的“理勢”即規律的領域挺進,且其所論及的內容已相當豐富,對今天的人們也不無啟示。

附帶略論蘇軾史學對南宋的影響,亦不限於浙東學派,而是普及於所有讀書人的。當時讀書人的進身之途必由科舉,科舉必試策論,策論則無非是對曆史上或當代的政事發表見解。蘇軾本長於策論,南宋又崇尚蘇文,故蘇軾評騭史事的議論文字,是場屋中溫課射策者必讀的。當時有大量的場屋“參考”用書,臚列古代、北宋以至“中興以來”的大事,係以年月,類似於通鑒、綱目,以便於記誦。為了更能起到備試的作用,事目底下又常有一段“講義”,以提示某事可從某義上發論。在這一類“講義”當中,蘇軾的史論、史評文字及觀點便層見疊出,因為其議論既新穎可喜,又合於時尚,據此發揮便易於中科。所以,蘇軾的這類文字是風行於場屋乃至天下的,其觀點也必影響廣泛。當然,出於射策之用,是為了發論而發論,喪失了曆史批評的本意了,但那也對蘇氏史學的普及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據我們對南宋場屋用書的考察,大致宋理宗以前,此類書中所引及的本朝人議論,蘇軾占最大的比例;在宋理宗以後,朱熹的議論大量地出現於這類書籍中,不過很少看到二程、張載等人的文字,而蘇軾的文字卻是不曾消亡的。理學大師如真德秀、魏了翁等,雖尊信朱子,但出於應試射策之需,也就不再排斥蘇學了。《雲麓漫鈔》卷八雲:“淳熙中尚蘇氏,文多宏放;紹熙尚程氏,曰洛學。”實則至南宋晚期,又有匯合洛、蜀的趨向。朱子之學被尊為正統之後,蘇學之所以不能全被排擠,則南宋士子應試的需求起了很大的作用。入元以後,情況還是這樣。要到八股文一統天下,應試者不必再參考蘇軾的史論、史評時,場屋中才不再流行蘇氏議論文字,讀蘇文的人隻關注其寫作技巧了。這個曆史過程,其詳情需要另撰一書以細述之,這裏隻略說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