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他對蘇軾的態度,王鞏的記載自然不會全屬捏造,但也有相反的記載。如熙寧三年他對司馬光說:“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798]熙寧八年又曾對王安石說:“如蘇軾輩為朝廷所廢,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輒稱薦。”[799]此處所謂“欺”是指“欺罔”君主,不是細事。但後來,高後卻對蘇軾說:“久待要學士知,此(指提拔蘇軾事)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800]從蘇軾元豐七年被量移汝州一事來看,高後的話應當也非他人鑿空編來。然則,神宗對於蘇軾的態度,是既懷惱怒,又頗賞識的了。作為一個皇帝,他未嚐沒有克製惱怒而用其才學的懷抱,且也不難明白,蘇軾那些令他惱怒的舉動,不過是反對“新法”,並非對朝廷存有二心。因此,在礙於“國是”還不能起用司馬光時,蘇軾卻在元豐七年得到量移汝州的待遇,從負罪謫居轉為賦閑待用,並在手詔中明言“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意,這是神宗準備錄用舊黨人士的明確表示。他明白舊黨也是一個人才資源,棄之不用本是浪費,隻要自己堅持“國是”不變,舊黨的人才也是可以用來為其“聖政”效力的。
神宗的這種思想動態,蘇軾是不難獲悉的,除了王震、王鞏這條途徑外,他的信息來源並不少,甚至正在執政的章惇也是他的朋友。這樣,政途上幾已走入絕境的蘇軾,如果希望複出,是應當把自己的心態和政見調整到與神宗相一致的。而且,這樣的調整完全是他可以接受的,因為由此而獲起用,並不需以改變“節操”投入新黨懷抱為前提,而不改變“新法”這個“國是”,也不妨礙他“因法以便民”的實踐。就當時情勢來說,隻有通過這樣的調整,他才能重新獲得政治生命。當然,那就要對以前的言行有所“悔過”,把以前反對“新法”的政見改變為:基本上不反對,而施以糾補。對於蘇軾來說,這既是不得不然,也是其思想的發展可以走到的一步。所以,我們認為,蘇軾在謫居期間的“悔過”,亦不全是假的。問題在於,“基本上不反對‘新法’而施以糾補”這樣的政見,蘇軾不曾說出,後來形勢大變,他隻好換成另一種表述:基本上讚成“更化”而維護某些“新法”。他最多說到“校量利害,參用所長”,或者“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這樣兩不偏的綜合的程度。但揆於情理,謫居“悔過”而仍思重出的蘇軾,是應當努力使自己的政見向晚年的神宗靠近的。即便照他後來的說法,也已與熙豐階段的政見不一樣,變化是確實存在的。
隻要不去碰“國是”,神宗完全能夠接納蘇軾,而蘇軾也隻有這樣才能被接納。可以說,元豐七年蘇軾得以離開黃州,表示著君臣之間這一種默契的達成。接下來的重要事情,就是蘇軾前去金陵與“國是”之父王安石和解。
據南宋人周紫芝《詩讞》記載,王安石可能為“詩案”中的蘇軾說過話:“舊傳元豐間朝廷以群言論公(蘇軾),獨神廟惜其才,不忍。大丞相王文公曰:‘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當時讞議以公一言而決。”[801]此種“舊傳”是否可靠,今實難以考見。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確實曾向神宗進言,營救蘇軾[802]。史載王氏兄弟的政見並不很一致,但無論如何,畢竟是兄弟,王安禮此舉至少可以緩解兩家之間的矛盾。元豐四年,謫居中的蘇軾收到新黨李琮的信,告訴他王安石曾誇獎他的文章,蘇軾回信雲:
知荊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荊公一見之歟?[803]
按此所謂“《經藏》文”,當指蘇軾於元豐三年所作的《勝相院經藏記》[804],是一篇偈語式的談佛文章。借助於談佛,王安石通過李琮向蘇軾表達了善意,蘇軾隨即擬委秦觀去與王安石接觸,要李琮引見。但李琮看來沒能完成這個中介任務。元豐七年蘇軾離黃州東行,經當塗時拜會了王安石的詩友郭祥正,並趁著醉興在郭家壁上畫竹石一幅,兩人還互贈詩歌[805]。這樣,談佛以外,寫詩也可能是蘇軾通過郭祥正走向王安石的途徑。到了金陵,蘇、王二人就直接會談了。會談的內容,宋人的筆記中眾說紛紜,據蘇軾寫給其舊黨密友滕元發的書信雲:
某到此,時見荊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806]
誦詩,說佛,本來就是雙方溝通的媒介。但僅此便就“甚喜”了麽?下文雲:
公莫略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麵莫能盡。[807]
按和甫即王安禮,蘇軾剛會見乃兄,又請滕元發去見乃弟,其意當不止於“誦詩說佛”而已,否則何以“非麵莫能盡”呢?再看他寫給王安石本人的信:
某遊門下久矣,然未嚐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808]
這裏的“慰幸之極”,就是對滕元發說的“甚喜”,其原因是“聞所未聞”,那內容,也不會僅是“誦詩說佛”,而是與滕“非麵莫能盡”的東西。除了政治,還會是什麽呢?實在難以想象二人的數次會談是不及政治的。之後,二人都表達了結鄰而住的願望,是真是假且不管,那至少表明二人之間已成功地取得了協調。此協調的內容,我們自不得而知,但它的下一步,似乎就是滕元發與王安禮會見,則蘇軾豈是教滕也去與王安禮“誦詩說佛”?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蘇軾說自己“遊門下久矣”,雖然還沒直說自己是王安石的“門下”,但也隻差一點了。“門下”就是學生,不是通常的客套話,內含著願為所用的意思。與此可相印證的是蘇軾贈王安石詩所雲:“從公已覺十年遲。”[809]就是說,他們的合作來得太晚了,反過來也便是,現在的自己願與對方合作了。
“從公已覺十年遲”是頗堪玩味的。距此十年前,正在熙寧七八年,王安石罷相與第二次入相的時候。對於這段往事,蘇軾後來有這樣的說法:“天下病矣……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複用也,欲稍自改,而(呂)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810]這話寫在“元祐更化”的主持人司馬光的行狀中,在舉世歌頌其“更化”而咒罵王安石立“新法”的形勢下,於如此重要的文件中卻為王安石開脫,說他去而複用時也有“稍自改”之意,此亦絕不可以輕視。雖然我們不易論定王安石是否真有“稍自改”之意,但蘇軾若非實有所據,又何必於舉朝唾罵之際捏造故事妄為王氏開脫?又何必寫入司馬光的行狀,嫌損其“更化”之功?然則,“稍自改”恐是蘇軾與王安石金陵會談時,對十年前王安石“去而複用”之舉取得的理解,那麽,“從公已覺十年遲”,當是“從公”“稍自改”了。這也等於說,他們可以有一種建立於“稍自改”上的合作。“稍自改”當然並不是“更化”,而正是宋神宗晚年所希望造就的局麵:“國是”不變,參用新舊黨人,補偏救弊以圖好轉。蘇軾自居於王安石“門下”,乃表示承認王所確立的“國是”;自己見了王安石,又請滕元發去見王安禮,乃欲謀求二黨的和衷共濟;“從公”“稍自改”,則為補偏救弊以圖局麵好轉。如此,則既是宋神宗、王安石、蘇軾達成一致,也是當時的有識之士能夠設想的最好前景。再看蘇軾贈詩的另二句,“騎驢渺渺入荒坡,想見先生未病時”,未病的王安石是怎樣一個大手腕的人物!此中深意,莫非是希望王安石再次對政局發生作用?若由王氏親自主持扭轉政局,豈不是最好的事?
以上,我們鍛煉文字,提出一個關於王、蘇金陵協調內容的假說,雖未能坐實,亦不為無據,可供學界參考。如果此說能夠成立,則蘇軾曾有過基本服從“國是”而襄讚“新法”的政治態度,但緊接著的局勢變化,馬上使它成為一種曆史的遺憾。元豐八年神宗駕崩,司馬光入相,用“以母改子”的名義力改“國是”,主行“更化”,且以少有的寵遇起用了蘇軾。在此情勢之下,蘇軾雖為維護某些“新法”而奮鬥,卻總體上要讚助“更化”,最多說到“校量利害,參用所長”,至少不能再把“新法”置於“國是”之地位。所以,元祐階段的蘇軾政見,不免又回頭走了一步。然而,如比照熙豐階段,則變化依然是明顯的。我們相信,元豐七八年間的蘇軾,曾經走向神宗、王安石更近。
4.元祐階段
蘇軾於元豐八年底進京(次年即元祐元年),自此直到元祐八年,是北宋曆史上的“元祐更化”時期,也是蘇軾作為“元祐大臣”發表其政見的階段。他在此階段內所寫的奏議,數量很多,嚴格地說,其紹聖元年被貶惠州前所上奏狀,亦屬此階段政見的表述,所以,從元豐八年十二月的《登州召還議水軍狀》,直至元祐八年、紹聖元年間在定州任上所寫,總計超過一百五十封(《赴英州乞舟行狀》寫於被貶途中,此後便再無奏狀)[811]。其中,除了論述具體的行政事務的以外,對朝廷施政的大節目提出意見,或對自己的基本政見有所申明的,也不下數十封。可見,這個階段的蘇軾,確是政壇上的活躍人物。幾乎凡朝廷的每一重大決策,他都參與提供意見,即或不在奏章上正式提出,也會在書信或別的文字中反映出他的態度。今將其奏狀大致排比一通,所涉及的問題約有下列幾個方麵比較重要:首先是對“新法”或“更化”的態度,其次是對新黨人物的態度,三是關於舊黨內部的黨爭,四是有關邊備外交、科舉取士、冗官冗費與黃河的治理等朝廷大事的,五是為百姓向朝廷請命的,如要求放免積欠、賑濟災傷或地方上興利除害之事宜等。此五方麵雖不能包羅蘇軾此階段奏狀的全部內容,但餘下的也就比較瑣細,不在這裏一一陳述了。
第一,對“新法”或“更化”的態度。論及這方麵的奏狀,以《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最為集中明確,與此相關的是《論給田募役狀》、《乞不給散青苗錢狀》《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乞郡劄子》《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應詔論四事狀》及《朝辭赴定州論事狀》等。
元祐元年十二月,蘇軾為學士院起草策題,曰《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812],經高後點定後被采用。但這個策題馬上遭到台諫官朱光庭、傅堯俞、王岩叟等人的攻擊,謂其誹謗先朝。蘇軾於此月十八日及次年正月十七日,兩次上章自辯,即《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在第二封自辯狀中,他不但申明了所出策題的含義,並詳細地交代了自己入仕以來的政治經曆與政治態度,明確地表達了對當前“更化”政局所持的意見,原原本本,絕無絲毫含糊。故此封自辯狀,是我們了解蘇軾元祐階段政見的最好材料。
他在策題中說:“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813]這裏雖然有謂仁宗為“媮”,神宗為“刻”的嫌疑,招來台諫的攻擊,但其本意,蓋在於綜合前朝治術,探索“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之途徑。應當說,這個策題是超越了黨爭的。鑒於神宗的“勵精”之道就是“新法”,而“更化”的宗旨不過是廢棄“新法”,恢複仁宗時的狀態,則此策題也就意味著並不以“更化”為滿足,也意味著對“新法”仍可適當吸取。如蘇軾在自辯狀中雲:“臣昔於仁宗朝舉製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他自謂這是想實現君臣之間“可否相濟”的目的,也與策題的精神相一致。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朝廷“大率多行仁宗故事”,而台諫也正站在“更化”的立場上攻擊他,所以,其自辯便更多地強調繼承神宗“勵精”的方麵:“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他在這裏承認了熙豐之政在吏治、財政、邊備諸方麵的成就,認為必須繼承,這也就等於肯定了“新法”的收效,同時,他對“台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表示不滿,這也就等於說“更化”的不是。然後,蘇軾追述了他與司馬光等人在“免役法”問題上爭議的全過程:從元豐八年底自登州回朝,即建議保留此法,至元祐元年在“詳議役法局”,跟局中官吏“論難反複”,並在政事堂與執政公開爭論,又“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直至“今者”差役已成天下之患,而台諫猶“累疏力爭”。蘇軾由此得出總結:“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複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可見,這“校量利害,參用所長”八字,正是蘇軾自己對於“新法”的態度,而他對於“免役法”的維護,也正是這種態度的典型表現,不可輕視。
蘇軾在熙寧時也曾反對過“免役法”,尤其對收取“免役錢”“免役寬剩錢”深致不滿。但他在密州任上親自推行“給田募役法”,卻發現百姓甚以為便,效果良好。然則,隻要真正將“役錢”全部用於雇役,而不是移作他用,則“免役法”在理論上是完全講得通的,如他在自辯狀中追憶他對司馬光說的話:“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他用類比的方法證明了“免役法”的合理性,便極力維護之。按:所謂差役、雇役,是直接征發民戶服役,與征收役錢以雇人代役,理論上原是等值的,但實踐上,役錢總值必然超過差役總值,政府才可藉此增加一筆收入,故司馬光視“免役法”為聚斂之術,必欲廢之。然而,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征錢雇役有利於社會分工的明確,使人民能各守其業,較之征發差役,其方式是進步的,正如蘇軾用來與之類比的兵農分工一樣。對於具有一定經濟水平的民戶,出錢免役,即便多出一點,也是高興的。尤其是某些令承擔差役者損害特大的役項,如“衙前”一役,職掌官物押運和供應,應差者倘無這方麵的專門訓練,則差失必然極多,那被責賠償的數目竟是一個無底洞,往往能令其破產;而如出錢代雇,則再多也有個定數,不至於有破產之虞。應雇者若為專門的人才,則差失必會減小,又可領受貼補,等於社會上多了一個行當,較之輪流應差,實為公私兩便。問題在於,朝廷收來的役錢,必須用於役事,將此錢返回民間,才能保證此社會分工設想的實現,否則,等於巧取錢財,且易引起通貨緊張。鑒於熙豐時期的役錢實際上未全返回民間,在倉庫中堆積如山,常移作他用,而民間因此大患“錢荒”,故蘇軾又建議施行“給田募役法”以救此弊。此法將所有役錢用來買田,不以錢雇役,而用租與官田的方式招募無產業者應役。如此可保證役錢用於役事,且據他設想,到官置田產足夠募齊一應人役時,可從此不再向人民收取役錢。但這等於以官田招來佃農,又從而奴役之,行於一時一地或甚有效,若長久、廣泛地推行,則將在宋代社會裏養殖出一個公家農奴的階層,其利弊就不能簡單預測了。要之,蘇軾認為雇役法與兵農分工相類,可以維護,這是對的;他強調役錢必須用於役事,返回民間,這也正確;至於“給田募役”一策的利弊,則仍可商榷,以前呂惠卿行此法時,王安石就曾極力反對。
蘇軾的奏狀,大致皆於首句列出年月,依此年月,則《論給田募役法》作於元豐八年十二月初回朝時。但因與司馬光議論不合,故此狀沒有正式上呈,至元祐二年二月才重錄奏上的[814]。這是在與司馬光爭論無效,差役法已行,司馬光已死,蘇軾的策題也已引來台諫攻擊之後,複又提出“給田募役法”,欲“卓然立一大事”。此議立刻就被王岩叟、朱光庭等攻罷。但到元祐三年二月,蘇軾又上《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重申前議,並指責台諫官是“希合(司馬)光意”,而自己屢遭台諫攻擊的原因也就在於役法問題上的異議。此後,十月份上《乞郡劄子》,再次申明自己因議役法與司馬光不合,而被“希合光意”的台諫所仇,致使“給田募役”之議被攻罷;又指責台諫官“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根本違背了司馬光“至誠為民”的本意;請求離朝外任,以避“台諫氣焰”。在他這樣屢次“乞郡”之下,朝廷同意他外任杭州知州。可見,蘇軾於元祐間離朝,乃舊黨內部黨爭的結果,而爭論的焦點就在於“免役法”的存廢。我們也可以說,蘇軾是因了他維護“免役法”的政見,而被排擠出朝的。當然,他並未屈服,元祐四年十一月在杭州任上作《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通過對施行效果的統計,辨別差、雇二法的利弊,認為差法雖稍利於上戶、下戶,卻有大害於數量最多的中戶,而雇法則利於中戶,要求朝廷妥善處置。其意仍在於維護“免役法”。
所以,元祐期間的蘇軾,在許多場合成了神宗、王安石政策的辯護人,和某些“新法”(尤其是“免役法”)的堅決維護者。不過,其所言都以繼承神宗的名義,對王安石仍常有貶詞,說神宗“聖意”是好的,隻是被王安石、呂惠卿的“陰謀”弄壞了[815]。采取這樣的表述,也許是“更化”形勢下不得不然,但是,蘇軾筆下對“二聖”“更化”的頌詞確也俯拾皆是,對司馬光也常予讚美,這就表明他對“更化”總體上是不反對的。他自己本來也就是在“更化”政策下被起用的,在曆史舞台上仍要擔任“元祐大臣”的角色,這倒未必是由於他缺乏自拔於舊黨的勇氣,而是他顯然認為維護某些“新法”不等於就成了新黨。他對“新法”的態度,並未變得一概讚同,在元祐元年八月所上《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中就以激烈的言辭攻擊“青苗法”:“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狀為了貶斥“青苗法”,還拿了“免役法”陪綁,甚至承認朝廷廢罷“免役法”為善舉。這固然意在攻“青苗法”,卻也不免造成前後持論矛盾,雖不足深責,亦不為無咎。可見,身處“更化”政局中,即便他敢於冒犯眾議為“免役法”辯護,有時候也不免要閃爍其詞。元祐五年在杭州作《應詔論四事狀》,對熙豐“新法”將“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仍持否定態度,對“更化”政策中放免積欠市易錢、積欠鹽錢、酒錢、和買絹錢等,則不但肯定,且要求認真落實。這是因為詔令放免後,有司卻不願放棄這筆收入,依舊催逼,造成“黃紙放了,白紙卻收”[816]的現狀,令“更化”成為一句空話。蘇軾要求將這些利民的“更化”措施認真落實,乃是出於愛民之心。到了元祐八年九月呈哲宗的《朝辭赴定州論事狀》,則是努力想挽回哲宗的改用新黨之意圖,認為“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不需要更易法製。這等於肯定“元祐更化”的成效還不錯,目的在於維護元祐之政了。
以故,總體上講,蘇軾在元祐階段的態度,是基本上讚同“更化”的;但他的引人注目的政見,則在維護某些“新法”,尤其是“免役法”,實為他與舊黨中另一些人分裂的起因。這兩個方麵,造成他某些言論有前後矛盾,但也促成了一種對其政見的最好表達:“校量利害,參用所長。”倘沒有新、舊黨爭的牽掣,這種政見應該有更好的前途。實際上,無論“新法”還是“更化”,在蘇軾看來都不能居於不可動搖、唯一正確的“國是”地位,這在他的私人書信中表達得更明確些。
昔之君子,惟荊(荊公王安石)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溫公司馬光)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817]
王(安石)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818]
可見,無論就政見、就學術而言,他都反對獨斷。司馬光的“更化”與王安石的“新法”一樣不能是確定不移的“國是”:這才是蘇軾政見的深層內涵。根本沒有什麽“國是”,凡事皆較利害而斷,實事求是地處置之,不必受“新法”或“更化”兩種指導原則的支配。從政治學上說,這大概屬於功利主義的政治觀。
第二,對新黨人物的態度。
蘇軾是貶斥新黨人物的許多“責詞”的作者,尤以貶呂惠卿的“責詞”最為著名,那幾乎是深惡痛絕的口吻[819]。在奏狀中,如《繳進吳荀詞頭狀》《繳進沈起詞頭狀》《繳進李定詞頭狀》及《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等,都是針對新黨或新黨所薦人物的,或反對朝廷任以重要職務,或以為處治太輕,或欲根究其罪責。吳荀是呂惠卿所薦,而呂乃“窮奸積惡”之人,故蘇軾拒絕起草吳的委任狀。沈起在神宗時向南方用兵,已被神宗廢罷,元祐初朝議敘複,蘇軾乃封還詞頭,謂“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沈起承其意,“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因“王安石等曲加庇護”,而未被神宗處決,若敘複沈起,會令“四方群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為害不細”。李定是王安石提拔的官員,也是炮製“烏台詩案”的元凶之一,蘇軾不肯撰他的處治狀,認為處罰太輕,要求“於流二千裏以下定斷”。葉祖洽是熙寧時對策支持變法而被擢用的,元祐時被追究罪責,蘇軾也參與指摘其對策中用語的“乖謬”,不過,他也不同意定之為“譏訕宗廟”之罪。與此相似的是元祐四年作的《論行遣蔡確劄子》,也反對用文字獄羅織罪名。看來,這是“烏台詩案”給他的教訓,使他不用此法對付新黨。但對新黨人物的貶斥態度,是很鮮明的,凡對新黨人物的任何擢用、寬免,都會引起他的警覺,極力反對之。這方麵最突出的,莫過於《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周穜本是蘇軾自己薦用的人,後來卻上書請求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廷。按說,神宗廟廷的配臣當然應以王安石最為合適,但元祐大臣們卻定用富弼配享,這自然是“更化”政策下任意塗寫曆史。周穜的請求原甚正當,而蘇軾卻大加撻伐,說富弼配享乃“天下翕然以為至當”,周穜此議乃欲“嚐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群小”,為了自己曾推薦此人,他還自劾待罪。蘇軾之所以對這事如此重視,是因為怕漸開新黨進用之門:
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財榷利,為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為奸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複用,為之經營遊說者甚眾,皆矯情匿跡,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複,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呂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複……今周穜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啟之矣。
照此看來,蘇軾實欲借此事發端,杜絕新黨人物的進用之門,但由此也就不惜醜詆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狡詐百端,妄竊大名”,攻擊周穜“蟣虱小臣,而敢為大奸,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以為其背後“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蘇軾的防微杜漸,亦可謂極至。
與他一樣,蘇轍在諫官任上,也是堅決彈擊新黨人物的主力。元祐五年,“宰相呂大防、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為中丞,極論其事,以為邪正難並處……轍凡一再言之,太皇太後感悟,其說遂衰”[820]。他們兄弟倆都對新黨人物持嚴厲打擊的態度。
蘇軾對“新法”雖持“校量”“參用”的見解,但對新黨人物卻一無容忍,這當然是政治鬥爭的需要。當他從這個角度發議論時,便會累及他對於王安石和“新法”的公正評價,變得非常片麵了。參用“新法”而堅斥新黨人物,是其元祐階段政治態度中都不可忽視的兩方麵。
第三,關於舊黨內部的黨爭。
傳統的“洛蜀黨爭”一語,其實並不能概括元祐間黨爭的內容,甚至可以說是名實不符。錢大昕將“洛蜀黨爭”看得很嚴重,以為“紹述之禍”由此起釁,據其所考,“樹黨以攻蘇者,程氏門人為之,蜀黨之名,亦賈易輩加之也”[821]。今按賈易為程頤門人,其任右司諫,乃在元祐二年五月[822],上任後即與左司諫呂陶互相攻擊,至七月呂陶罷諫職[823],八月賈易亦罷[824]。賈易攻擊呂陶的奏折,《續資治通鑒長編》隻錄節文,不得詳析,唯蘇轍《乞外任劄子》雲:“臣竊聞右司諫賈易言文彥博、呂陶黨助臣及臣兄軾。”[825]由此猜測賈易可能曾指責對方為黨。而《長編》所載呂陶奏折,則明斥對方為“韓維之上客,程頤之死黨”[826]。據此,則是雙方互指為黨。先此,朱光庭指摘蘇軾策題誹謗先朝,呂陶則為蘇軾辯護[827],雙方已形成對立,至此而互指為黨。若僅就這個範圍來看,似乎確屬“洛蜀黨爭”。但其實,僅程頤及其門人並無與蘇氏兄弟對抗的資曆和勢力,隻是被另一種更大的勢力支配著的工具而已。呂陶所提到的韓維,當時是執政之一,其兄弟韓絳、韓縝等皆位至宰輔,權傾朝野,且與新黨關係密切。蘇轍於元祐元年上任諫官以來,曾連章彈罷韓縝[828],而蘇軾在詳議役法局也“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829],呂陶更是攻擊韓維的主力[830],而另一個四川人範百祿(範鎮侄)也與韓維爭議刑名[831],造成韓維於元祐二年七月罷了副相[832]。反過來,程頤則與韓家關係密切。程顥去世時,程頤請求韓維為其兄作墓誌,謂“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程頤得以赴朝廷當官,推薦人中有韓絳;而韓維罷副相出知鄧州時,程頤又送至國門之外[833]。然則所謂“洛黨”,乃是依附著韓維的,故蘇軾於元祐三年十月《乞郡劄子》中雲:
刑部侍郎範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
由此可見,蘇軾真正要對付的,乃是韓維,程頤的門人不過是“韓氏之黨”。如果真有所謂蜀黨(川黨),則是與韓黨相敵,洛黨隻是依附於韓黨而已。
然而,再仔細審察蘇軾作於元祐三年的一些論及黨爭的奏狀,如《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及上引《乞郡劄子》等,又可發現蘇軾的對立麵還不僅僅是一個韓黨。被蘇軾所指責為黨的,乃是所謂“台諫”;而他與台諫官傅堯俞、王岩叟、朱光庭、孫升等人的矛盾,乃起於役法問題上的異議。元祐四年蘇軾出知杭州,臨行上《乞將台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又將逼迫他出京的勢力說成為蔡確、呂惠卿之餘黨。這可能有些臆度,但也說明他的對手來自多方麵,而主要是“台諫”。朱光庭、賈易恰在台諫,挾私為程頤報怨,故與蘇軾為敵,但若不假禦史中丞傅堯俞領導下的整個“台諫”之力,亦不能迫蘇軾出京。實際上,首先攻擊蘇軾的還並非朱光庭,早在元祐元年九月,監察禦史孫升就上奏,說蘇軾隻配當到翰林學士為止,若要用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834]。是時宰相司馬光剛死,執政張璪被逐,輔臣缺人,孫升突發此議,當非無的放矢,必是見蘇軾被高後信任重用,恐其入相,而預壞其事。不久,呂公著即推薦劉摯任了執政[835]。劉摯曾任禦史中丞,台官王岩叟等多為其所薦用[836]。到十二月,朱光庭便彈奏蘇軾的策題為誹謗先朝了。因了呂陶的辯護和蘇軾的自辯,高後認為沒有誹謗,於是傅堯俞、王岩叟等入對簾前,竟麵斥“太皇太後主張蘇軾”,令高後大怒道:“太皇太後主張蘇軾則甚?又不是太皇太後親戚也。”[837]範純仁也說蘇軾無誹謗之意,指責台諫多事,但孫升卻說蘇軾的自辯是文過飾非,至元祐二年正月,當高後發脾氣,聲言要將雙方都逐出朝廷時,此事竟由呂公著主持平息了[838]。此後,便是蘇軾建議“給田募役”,被王岩叟、孫升、朱光庭等攻罷。到了五月,台諫又與老臣文彥博發生了矛盾,結果傅堯俞、王岩叟、孫升、朱光庭等都被解職外任[839];故新任右司諫的賈易便與呂陶互攻,指斥文彥博、範純仁、呂陶與蘇氏兄弟為黨,又引得高後大怒,欲貶責賈易,卻被呂公著力阻,曰:“不先責臣,易責命亦不可行。”招得了劉摯的稱歎,說是“仁者之勇”[840]。而呂陶則攻擊對方為“韓維之上客,程頤之死黨”,但韓維被攻罷相時,呂公著又一再為韓維說話[841]。大致與此同時,孔文仲彈劾程頤,將程趕回洛陽,而蘇軾在此形勢下亦不得不開始上章乞求外任[842]。呂公著說孔文仲是被“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843]。孔文仲又欲阻止朱光庭升遷,被呂公著、劉摯所駁[844]。劉摯又力主召回傅堯俞、王岩叟、賈易等,並雲曾同呂公著商議,意見一致[845]。在他們的主持下,這些人也就陸續回朝了。蘇軾則出知杭州,不久後範純仁亦被罷相。——蘇軾知杭前在朝的“黨爭”情況約略如上。除去錯綜,其黨爭雙方大致是:一方為呂公著、劉摯支持下的“台諫”,牽連著與新黨相關的韓維,內中夾雜幾個洛黨做先鋒;另一方是範純仁支持下的蜀黨,牽連著一個“德高望重”的老人文彥博。然則,歸根到底是呂夷簡的兒子與範仲淹的兒子之間的矛盾,所謂“洛蜀黨爭”不過是其中細流,史書用了這個不合事實的名目,來掩蓋了更高層的鬥爭。其實,即便蘇軾與程頤非常和好,黨爭也會以另一種方式展開。呂公著、範純仁在史書上都有很好的聲譽,惡名由他們各自支持的人承受。與王安石領導的新黨相比,舊黨本來就是烏合之眾,失去了司馬光這麵大旗後,他們根本就不是一個統一體,隻有等新黨再度崛起,倒給了他們共同的晚年境遇。
蘇軾不能容納程頤,當然是一個性格上的缺點,元祐六年《杭州召還乞郡狀》,還在攻擊“程頤之奸”。但他畢竟比沒有政治經驗的程頤更了解黨爭的實情,因此,在他的論及黨爭的奏狀中,指責的主要對象一直是“台諫”。除了許多人事意氣之爭以外,蘇軾與“台諫”的矛盾才是真正的政見衝突。蘇軾主張維護“免役法”,範純仁支持,其弟範純粹還與蘇軾同建“給田募役”議[846]。“台諫”則反對,主張司馬光的差役法,呂公著、劉摯支持“台諫”,呂又是司馬光托付國事之人[847],所以他們扛著司馬光的大旗。蘇軾的有關奏狀,幾乎每一次都要追溯到他與司馬光在役法問題上的異議。這才是將混亂的黨爭澄清為真正的政見衝突,在這一點上,其奏狀比其他人的任何言論都具有政治內涵。處在元祐前期黨爭中的蘇軾,沒有留下一篇純粹的攻訐文字,他的自辯和指責,都是有關政見的。
至於元祐後期仿佛仍在繼續的“洛蜀黨爭”,則更是大臣利用小臣而有意製造的一個轉移人視線的戰場。當複任諫官的賈易無休無止地糾纏著蘇軾時,更接近權力核心的蘇轍顯然感受到真正的威脅來自劉摯,故其自述生平的《潁濱遺老傳》,並無一言涉及所謂“洛蜀黨爭”,對於他升任執政(元祐六年)以後的經曆,是這樣說的:
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為左右相。微仲直而暗,莘老曲意事之,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跡甚危。莘老昔為中司,台中舊僚多為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後覺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轍無他,有相安之意,然其為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848]
按“微仲”為呂大防,“莘老”即劉摯,“昔為中司”指劉入相前曾任禦史中丞,故“(禦史)台中舊僚多為之用”,賈易等幾個洛黨就是劉摯招回來置於言路的,“前後非意見攻”即指劉摯利用賈易等攻擊蘇氏兄弟。但此時所謂“朋黨”,真正的核心人物無疑是呂大防與劉摯。呂、劉的矛盾,在劉黨(即所謂“朔黨”)劉安世為劉摯的文集所作的序言中,亦有交代,謂:“呂丞相專權狠愎……自此忌公(指劉摯)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士大夫趨利者,洶洶交訌其事,於是朋黨之論起矣……明年公繼為丞相,不滿歲,前日洶洶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849]觀其所述,措辭的傾向性與蘇轍不同,但事情的“本末”完全一致。劉安世筆下的“洶洶者”,無疑是指蜀黨,因為蘇轍入相前也當過禦史中丞,言路上也有他的人,呂大防恰好利用蜀黨排去劉摯。被利用的人裏有一個楊畏,始依附蘇轍,後來卻為“紹述”開路,人稱“楊三變”,據其後來自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850]說得再明白不過。劉安世前引文又謂劉摯用人“先器識後才藝”,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蓋亦指蜀黨。而洛黨則為劉摯效命,朱光庭“封還劉摯免相製”[851],賈易也十分起勁地彈劾蘇軾、秦觀等,所用辦法又無非是李定的故伎,從詩文中去挑毛病。這樣的“洛蜀黨爭”,乃是自己不動手的神仙們拋出去的幾件法寶之間的較量。
麵對那個被利用而不自知的咬牙切齒的賈易,了解內情的蘇軾顯然沒有爭鬥的興趣,從杭州回朝後,連續上《杭州召還乞郡狀》《再乞郡劄子》《乞補外回避賈易劄子》《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辨詩題劄子》《奏詩題狀》等,除了辨明自己的詩文本意之外,一再堅求外任,離開朝堂是非交訌之地,並獲得允準。他對於這種“黨爭”的厭倦,很自然地流露於言語間:“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852]“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複有意記憶小怨?”[853]蘇軾隻為自己的政見而作戰,卻經常被權力傾軋弄得筋疲力盡。
蘇軾在元祐階段有關黨爭的最後一封奏狀是元祐八年五月的《辨黃慶基彈劾劄子》,時禦史董敦逸、黃慶基欲為新黨複起開路,故彈擊蘇軾所作文字誹謗先朝,蘇軾以此狀自辯。其中說:
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今者又聞台官黃慶基複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等舊說,亦以此誣臣。
這是他對從政以來所受攻擊的總結,對方無一例外地采用了文字獄的手段。在他作此總結的時候,元祐之政已奏尾聲了。
據上所述,蘇軾在此階段所作關於黨爭的奏狀,闡述的主題有兩個:一是對文字獄的憎惡;二是揭明真正的政見衝突起源於他與司馬光在役法問題上的異議。其間曾有數語詆及程頤,但實無關宏旨。所以,“洛蜀黨爭”不過是表象,就政見衝突的角度說,應改稱“朔蜀黨爭”才稍近實質。蜀黨政見以蘇軾的政見為代表,朔黨政見則大致是司馬光政見的延續,而洛黨隻是一再被時相利用,並不曾提出過任何獨立的政見[854]。那種逼迫蘇軾屢次出朝的力量,實來自司馬光意誌的守靈人,這要到蘇軾去世後,蘇轍在墓誌銘中才透露出來:“君實(司馬光)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855]如果司馬光不死,蘇軾也會被逐,他死了以後,由繼承其遺誌的朔黨來完成這“逐公意”。元祐階段的蘇軾,很多時候是在跟司馬光的幽靈作戰。
第四,有關邊備外交、科舉取士、冗官冗費及黃河的治理等朝廷大事。
議及邊備外交的奏議,約有三組。一組是元祐二年八月至十月的《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乞約鬼章討阿裏骨劄子》四篇,而以第二篇最為重要,其內容是講對付西夏與處理熙豐間王韶開熙河所遺留後果的策略。大致新黨當政時,宋朝的態度比較強硬,王安石用王韶之議,攻占熙河路,脅迫西羌臣服,目的在圖西夏,而神宗亦兩次興兵進攻西夏。開熙河的戰果不錯,但那裏的許多部落時服時叛,很難安靜;進攻西夏更以失敗告終。到了元祐舊黨執政時,司馬光等務欲邊境安靜,甚至不惜放棄攻占的地盤以求和。蘇軾認為這是失策,是“以畏事為無事”,不懂“待敵之要”。他主張采取羈縻政策,不在其地設立郡縣。在這個問題上,他與司馬光那一派也是異議的。另一組是元祐四年的《論高麗進奉狀》《論高麗進奉第二狀》《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元祐五年的《乞禁商旅過外國狀》和元祐八年的《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皆是講對待高麗的外交方針。宋神宗曾想聯絡高麗對付契丹(遼),所以對高麗持招徠的態度。蘇軾認為這是不現實的,故主張冷卻此種國事來往,不過,對於一般的文化交流,也不反對。最後一組是他在定州任上寫的《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二首》等,講宋遼邊境的軍事防務。其中關於弓箭社的修整,與他早年政論中對“土兵”的重視是一致的。總起來看,蘇軾關於邊備外交的政見,基本上是傾向於神宗的積極態度的,但也比較現實,不像新黨那樣喜開邊釁。
涉及科舉取士的奏議,有元祐三年初的《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禦試不分初覆考劄子》,此年主持貢舉時作的《貢院劄子四首》《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禦試劄子二首》,不久後作的《轉對條上三事狀》,元祐四年的《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隻許詩賦兼經狀》與元祐八年的《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等。其中所論,大致有三點:一是支持朝廷恢複以詩賦取士,主張詩賦、經義並行,隨考生所習而錄其優長者;二是在貢舉事宜中,力主尊重考生的人格,禁止管理人員侮辱考生;三是在錄取方麵主張嚴格選汰,通過省試的考生在殿試時應有所淘汰,對累試不中者予以照顧錄用的“特奏名”應該裁減,而正式貢舉之外的其他雜科也可取消,以保證科舉製度的純正與尊嚴,又可省卻不少冗官。
針對冗官冗費的奏議,除論科舉取士時兼及的外,主要是元祐三年五月入對時作的《轉對條上三事狀》。此三事,一是要求高後、哲宗經常接見臣下,以使時弊能得到及時的上達,而其所指時弊中,即有“民老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二是要求削冗官,嚴法治。他指出:“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兩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這是說冗官之弊已達曆史最高點。他主張在取士時嚴格把關,裁減人數,而在吏治上則依法處置,不加姑息。三是要求減“任子”之恩,節製財用。這一點,在元祐元年十月的《論冗官劄子》中已詳論,並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大致是用考試的辦法來選汰“任子”(即以父祖官蔭入仕的子孫)。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蘇軾沒有對“新法”廢罷後重新出現的財政困難閉上眼睛,但也不擬設法增加收入,而主張節省開支,其辦法是削冗官、減“任子”、嚴吏治。這大致符合他早年政論的思路。
治理黃河的問題,是貫穿北宋一朝的大事。幾乎沒有哪一年的河水漲期不造成災難,而水官們也始終沒能把河水控製在穩固的河堤內,甚至當年的河水會順著哪條道走,也沒有把握。在仁宗時,幾次決口使黃河下遊有了兩條道:一為北流,從澶州商胡祐(今濮陽東昌湖集)決出,經今滏陽河與南運河之間,下合南運河、大清河,在今天津市區入海;一為東流,在魏縣(今河北大名東)決出,東北經今馬頰河入海。大致來說,北流危害當時的河北路,水勢較順;東流害及當時的京東路,隨著泥沙堆積,變成由低向高走,水勢越趨不順。但時人也憂慮北流可能會流入遼的轄區,則遼人可以在自己的境內渡過黃河,對宋形成威脅,所以,從宋神宗當政後,司馬光、王安石等皆主張導河東流,逐漸閉塞北流。朝廷在導河東流上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卻依然沒有阻止河水決口北流。到元祐初,北流已較成常態。但文彥博、安燾、呂大防等力主興役,強製河水東流。同時,也可能由於導河東流原是司馬光的主張,故王岩叟等朔黨的台諫官也讚同此議,呂公著雖不表態,亦未反對興役。反對的是範純仁、蘇軾、蘇轍、範百祿等,他們主張讓河水順地勢入北流。這樣,在河流問題上,主北流的蜀黨也與當時的宰相、台諫發生了矛盾。蘇軾的有關奏章,主要是元祐三年的《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劄子》,論證了強河東流“功必無成”,因為“故道高仰,勢若登屋”,違反了水的“就下”之性,主張馬上“罷役”,讓河北流。但此說未被采納,雖經蘇轍等反複地與呂大防等爭執,強河東流的工程仍在進行,並且過早地將北流閉塞。元符三年,貶謫在海南島的蘇軾聽到黃河終於再次決口,重複北流的消息,感慨萬分,寫下了《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複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二首》[856]。事實證明了蘇軾主張的正確性。
從蘇軾對於以上朝廷大事的見解來看,他的持論確實沒有受“新法”或“更化”兩種“國是”中哪一種的製約,既不沿襲神宗、王安石的成說,也不全盤拋棄,事事反之而行。他確實是在做“校量利害”的工作,憑其認識到的實際情況,來實事求是地對待問題。雖所論未必皆確,但這種態度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第五,為民請命的方麵。
有關這方麵的奏章,是蘇軾在元祐階段寫得最多的,尤其是在元祐四年出朝任地方官後,由於更為貼近民眾,了解民情,故講求民瘼的奏狀特別豐富。這裏僅陳述幾個要點。
一是要求放免積欠,主要是元祐五年的《應詔論四事狀》《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元祐七年的《論積欠六事並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等。元豐、元祐時期的“積欠”問題,可算當時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王安石的經濟政策為朝廷增加了收入,此種收入主要以“取息”的方式得自人民,如青苗法先以借貸,半年後增二分利息收回。這當然屬於經濟手段,但農業生產對天時氣候依賴甚大,貸本未必生息,萬一罹災,則連本付水,於是農民便對政府負下一大筆債,經年累月還不出來,謂之“積欠”。自然,即便不行“新法”,僅兩稅正賦也會造成“積欠”,但“新法”行施十幾年,幾乎每一法都產生“積欠”,成為農民的極大負擔,荒年流離自不必說,幸遇豐年,官府即來催逼償還,令農民懼豐年倒甚於荒年,再無積極性投入生產。早在元祐元年二月,剛回朝任右司諫的蘇轍,便奏請放免民間“積欠”[857],這是他任職後所上諫疏的第二封,可見此事關係至重,要首加論列。但元祐政府既無法解決財政困難,便不肯放棄這筆潛在的收入。蘇軾反複開陳:這筆收入的“潛在”性實際上並不成立,如不放免,便無法鼓勵生產,將連賦稅也收不到;而且,熙豐間所貸出的錢物,大致已帶利收回,剩下未收的“積欠”部分理可放免。
二是請求賑濟災傷。此點可以蘇軾在杭州時請求賑濟浙西災傷為例。元祐四、五、六年,浙西連年水旱相繼,災情慘重。四年十一月,剛到杭州的蘇軾就奏上《乞賑濟浙西七州狀》,指出本年春天積水,不種早稻,水退後方插晚稻,又遭幹旱,兩季無收,“民之艱食無甚今歲”,回顧熙寧中兩浙饑饉,“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官私逋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次年初,為了爭取較多的賑濟數額,他又上《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豆出糶濟饑等狀》,還與轉運使葉溫叟爭執,上《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又上《奏戶部拘收度牒狀》,指責戶部賑濟不力。可見他為此不惜得罪一些同僚。元祐五年浙西又遭“**雨風濤”,“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蘇軾趕緊於七月上《奏浙西災傷第一狀》《第二狀》,八月上《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此後又連續奏上《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第二狀》《第三狀》《第四狀》。元祐六年春,蘇軾奉調回京前,仍因親見“積水占壓”,“春晚並未下種”,上《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回京後,他依然關心浙西災情,寫了《乞將上供封樁斛豆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希望賑濟之事不至於半途而廢。不料他這樣為民請命,卻招來洛黨賈易的誣蔑,說他虛報災情,眩惑朝廷,要求加以考驗處治。因此,蘇軾不得不在《乞外補回避賈易劄子》《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中一再申明災情屬實,乃是自己親見,若照賈易所言,則現任地方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複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是蘇軾的拳拳愛民之心,和洛黨無理取鬧而忍拋生民於饑饉之中的醜惡心態,果真讓賈易得逞,則其罪萬死莫贖,豈是理學家“觀天地生氣”的空話所能抵消的?可貴的是蘇軾毅然不顧此類誣蔑,外補潁揚任上,又進《奏淮南閉糴狀二首》《乞賜度牒糴斛豆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等。剛剛為浙西人民請命,調任後馬上轉為淮河流域的人民請命,凡其所到之處,總是奮不顧身,勇於向上爭請,務求生靈受濟,此不由人不感歎“善人為邦”之效。
三是努力爭取朝廷的支援,以開展地方上興利除害的工程建設或其他事宜,並親自主持之。這也可以他在杭州任上為開西湖所上的《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為代表。還有一封他寫給王鞏的信也可一提,信中講到為開湖事請求朝廷支援,“近說與子由,令為老兄力言,而此人懶慢謬悠,恐不盡力”,故又托王鞏去懇求其親戚劉摯,“痛致此意”[858]。我們知道劉摯與二蘇的關係緊張,而蘇軾卻為杭州人民的利益,去爭取黨爭對立麵的支持,這說明他是把生民的利益看得遠重於黨派利益的。蘇軾為各地的利民事宜所上的章疏還有不少,無法一一羅舉,需要補充的是,他也並非每到一地都務求生事興工的,如在潁州就連續上《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反對興“無益於事”之役。
蘇軾奏議內容的為民請命方麵,是研究其元祐階段政見時必須重視的。他在熙豐時反對“新法”,但一旦親臨民政,就會發展到“因法以便民”;同樣,他元祐時在朝也始終陷於黨爭中,但一旦到地方官任上,便勤勤講求民瘼,並為此而發展到可以超越黨見。我們在他的這類奏狀中,能夠體會到一種強烈的責任感,而且,這種責任感,是從對皇帝、朝廷負責而逐漸轉移為對百姓吏民負責。尤其在哲宗親政後,在哲宗明顯對他不懷善意的時候,他依然在定州寫了《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為一方饑民呼籲。很顯然,促使他這樣做的動機,已不能說是上報君恩知遇了,不能說是食君之祿為君分憂了,而是食民之奉為民請命了。
總之,在“國是”上持否定態度,不自囿於“新法”或“更化”的基本原則,而主張實事求是地對待問題,並在有關朝政國事的討論上貫徹這一主張;既嚴厲拒斥新黨的複起,又與墨守司馬光政見的朔、洛黨人激烈相爭,提出和堅持自己的獨立政見;最終,逐步走出黨爭的陰影,使自己的政治責任感更多地麵向黎民百姓,以為民請命為其政見的最終歸結:這就是元祐階段蘇軾政治態度的發展。紹聖以後的貶謫,不過把這種發展趨向更推進到全新的境界:當他從廟堂被流放到大地上時,他就從一個“臣”轉變為一個“人”,不但在政見上,而且在生存狀態上融入黎民百姓之中。
以上,我們分析了蘇軾在熙寧二年與元豐七八年間發生的兩次政見轉變,並評述了他在熙豐階段與元祐階段的政見內容。在本節的最後部分,要說一下他在紹聖以後的政治態度。前麵的論述都有直接陳述政見的奏疏可據,貶謫以後的蘇軾則不再有奏疏,不再有機會正式提出朝政的處理意見,故隻能從他別的言行中了解其態度。
在遭貶的前夕,蘇軾在定州寫的《鶴歎》一詩極堪玩味: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閣瘦軀,俯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為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859]
這首很明顯的“比”體詩,將“我”與鶴之間的關係來比擬君臣關係,更明確地說,是趙家皇帝與蘇軾之間的關係。“我欲呼之立坐隅”,且“驅之上堂”“投以餅餌”,是趙家皇帝對蘇軾所做的;“鶴有難色”,在堂上“立斯須”,卻對投來的餅餌“視若無”,此是蘇軾的自況。他確在朝堂上立了斯須,卻並不是為求餅餌而願被玩娛的。詩中鶴歎四句,便是蘇軾的自省:人生如寄,偶然在世間過一段寄寓的生活,本非歸宿於此,則人生對於世間的希求本甚微薄,完全可以自斷此生,何至於被餅餌祿利所困,失身堂上,落得被人玩弄呢?“戛然長鳴乃下趨”,鶴的本色正該如此:從堂上下趨,回到大地的懷抱。最後一句感歎:“難進易退我不如!”這裏的“我”已不再是作為君主比擬體的“我”,而是蘇軾自己真正的“我”了。真“我”在結尾處的突然綻放,是詩人藝術匠心的斡運所致,既符合“卒章見誌”的傳統詩法,而“我”從喻義向本義的回歸,又暗示著中間的鶴歎四句乃是促成回歸的動力,此動力來自對政治生涯的反思和對於人生的根本覺悟。不誇張地說,這種覺悟的意義,是比他前兩次轉變的意義更大的。隻是因它超出了“政治態度”這個範疇,所以我們不在這兒多加申述。
需要說明的是,“鶴”是一個傳統的詩歌意象,前人多用來比擬超脫世外的隱士。但《鶴歎》卻改變了這個喻義,詩裏的鶴不是飛出雲霄之外而去,乃是長鳴著“下趨”於大地了。既然“我生如寄”,就要負責地過完這段寄寓於人世的生活,而不是過早地“乘風歸去”。然則,既然不願被玩娛於堂上,不願再在趙家皇朝的廟堂中廝混,那又將何從呢?我們發現,為民請命已成為定州時期的蘇軾留在仕途的唯一理由,除了那些亟待賑濟的百姓,還有什麽東西能維係他的政治熱情呢?正因此,當他被貶謫,被政敵剝奪政治權力的時候,他以一句“實無負吏民”[860]來作為自己仕途生涯的最後交代。而屢改謫命,不斷貶竄的打擊過程,對他來說,分明便是“戛然長鳴乃下趨”的過程,他將到嶺南的春色中感受大地的生機,到“天荒”的海島上感受從大陸延伸出去的“地脈”,到百姓中間感受一個人的生活。
在中國,有兩個蘇東坡,一個被寫在各種史冊上,一個活在民間故事、傳說中。我們這本書的任務是追索出前一個蘇東坡,但如不是因為他確有走向民間的曆程,又怎能產生那第二個蘇東坡呢?在紹聖以後,蘇軾是作為一個“元祐黨人”被迫害的,而他也無絲毫屈服,勇敢地承受了一個元祐大臣的曆史命運。然而,那種使他不屈服於政敵的力量,已不是來自反對“新法”、讚同“更化”的政見,也不來自與新黨相拒斥的黨派立場,當然更不是因為他逃遁於佛老,放棄了責任,而是他確信自己“實無負吏民”。
明白了這一點,貶居嶺海的蘇軾就不會再憂讒畏譏,像別的逐臣或者當初貶居黃州時那樣怕人捃摭,而是壁立千仞,生氣凜然,毫不猶豫地“勇於為義”。隻要於民有利,即使幹涉官政,他也“奮然行之不疑”,通過各種途徑,做了大量利民之事(此在第一章第八節中已有詳述)。這在一般逐臣的生平中是極少看到的:在被迫放棄政治權力之後,卻重新煥發出政治熱情,使政治責任感躍進到新的高度。當他從海島北歸的時候,也就是他的生命將要結束的時候,他所關心的黎民百姓已經對他作出了評價:
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其為人愛慕如此![861]
還有什麽比這更說明問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