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認為,蘇軾曾在其晚年進入他的政治思想的全新境界,即從是否有負於吏民來判決政治生活的價值,其價值標準似已不在廟堂,而轉向民間;但作為那個時代的士大夫,這種轉向也不可能徹底,他可以向民間尋求精神支柱,尋求自信的憑藉,卻不會將君主與百姓對立起來看待,而更願意統一起來看待,就在他勉力“濟民”的時候,他會認為這也就是“尊主”,“尊主”是“忠”,“濟民”是“義”,而“忠義”則本是一體。如果從他一生的政治經曆講,則主要仍是作為一個趙宋皇朝的大臣,來樹立其政治人格的。所以,我們討論蘇軾的政治人格,主要講他的“立朝大節”。
蘇軾是以“立朝大節”為當世的政治家所首肯的,劉安世曾對學生說:
士大夫隻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高意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862]
劉安世是朔黨人物,元祐時與蘇軾政見不一,後被新黨迫害,“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曆之”[863],建中靖國元年獲赦北歸,與蘇軾遇於虔州(今江西贛州),兩位艱難備嚐的老人才握手言歡。他是司馬光的門生,立誌“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864]的,又終生服膺“不妄言”的師訓,所以他對蘇軾的以上評價頗為客觀,經常被人引述。其所謂“立朝大節”,就是堅持獨立政見,不“隨時上下”。表現在蘇軾就是既不附和熙豐新黨,也不迎合司馬光。
通常認為,蘇軾不迎合司馬光應予肯定評價,他反對王安石卻不夠“進步”。其實,按當時的政治道德觀念,一個人臣正不該附和任何一位執政的大臣(無論其為賢不肖),而應以獨立的政見直接向皇帝陳述,以個人的名義直接對君主負責,這叫“孤忠”。具此品格,才被承認有“立朝大節”。當然,此種政治道德觀念,與北宋一代的“尊王”觀念密切相關,而與傳統的賢者“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之說稍有矛盾(一般也以“和而不同”來解釋其間矛盾)。在此觀念下,“朋黨”成為最需避忌的現象,但士人的黨爭卻又以北宋一代為最烈,這是曆史發展中的矛盾統一:正是“朋黨”實際上不可避免的時代裏,意識形態方麵最強調“孤忠”的“立朝大節”。如果蘇軾的心靈足以像古往今來許多人的心靈那樣應和著“高尚”的感召,那麽他就必然要追求那個時代裏被認為“高尚”的東西,他與身任執政大臣的王安石、司馬光異議,也就體現出一種“高尚”的政治人格:具有“孤忠”的“立朝大節”。劉安世正是在這個高度上肯定了蘇軾。我們看待曆史,固可從政見的進步與否來批判蘇軾對王安石的反對態度,但若觀其人格,今天的高尚的人們難道不應同情那些在另一個曆史時代裏追求著高尚的人嗎?從這個角度說,蘇軾以微位小臣而敢於反對宰執大臣王安石,即便所論全為保守落後,也仍有可以肯定的一麵。
如果蘇軾能親耳聽到劉安世對他的這番推許,他一定不會感到意外,因為這本是他自覺的追求,類似的話也曾由他自己向哲宗、高後坦陳出來:
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及服闕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麵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因亦與司馬光異論。[865]
這裏追述他前後兩次與宰執權臣(王安石、司馬光)異議,以堅持獨立的“大節”,正與劉安世所評相同。不過這裏也更明確地表達了樹此“大節”的動機就在於要以“孤忠”來仰報君恩知遇。所以,以文章著稱的蘇軾,其“忠義”的一麵也為人稱道:
徐積《蘇子瞻挽詞》:“直道謀身少,孤忠為國多。”[866]
範祖禹《薦士劄子》:“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867]
李之儀《跋東坡先生書〈圓覺經〉十一偈後》:“東坡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孝強固,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於誠愨。”[868]
李廌祭蘇軾文:“皇天後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869]
《汝陰唱和集後序》:“先生文章忠義為當世準的。”[870]
黃庭堅《跋東坡墨跡》:“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871]
陸遊《跋東坡帖》:“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忠臣烈士所當取法也。”[872]
以上評論者皆蘇軾知交、門生或後學,對其生平頗為了解,他們的評論也符合蘇軾的自期: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873]
文章工點,忠義老研磨。[874]
因此,南宋的孝宗皇帝,也一再肯定和表彰蘇軾的“忠義”“大節”,謂其“不可奪者,嶢然之節”,稱他“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誌在行其所學”[875],等等。
“忠義”當然是儒家學說所倡導的政治人格,在近代以前,士人對於君臣大義的恪守,一直毫無疑問地獲得正麵的價值評判。到近代以後,許多人才更欣賞那些造反的英雄,認為“忠義”是奴性人格。但我們評論古人時,應當把現代的標準與曆史人物所處時代的社會價值觀念聯係起來考慮,對古代史上的“忠義”有所批判地加以肯定。在蘇軾的時代,所謂“忠義”還有一個特殊的內涵,即蘇軾對歐陽修所表彰的:“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876]或如《宋史》刻畫的範仲淹形象:“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877]這說明“忠義”不是愚忠於君主,而是以天下為己任,懷儒道以正君心,而常以諍臣的麵目出現於朝堂。蘇軾受範、歐人格的影響極深,“奮厲有當世誌”“誌在行其所學”,其精神一脈相承。當我們觀察他前後與之爭執的王安石、司馬光時,也能看到“誌在行其所學”的精神,絕不曲學苟合以圖進取,也絕不因任何壓力而動搖其觀點,隻要政見得以施行,便不顧個人的禍福。這是一個政治家的“立朝大節”,在這一點上,政見不同的三個人卻具有完全一致的人格。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精神。
不過,如僅從“忠義”一端來理解蘇軾的“大節”,仍不免狹隘。按蘇軾自己的“大節”觀,那具有更寬廣的內涵。這需要聯係他的哲學觀點來闡說。
蘇軾把“道”理解為自然整體的“大全”,理解為萬物各得其所。他理想的政治圖景也是這樣(即“道”實現的境界)。同時,他把“善”理解為:不存私見地遵循自然之理,保證自然之“全”的無損。因了對“道”和“善”的這種獨特理解,他就反對任何一家依據著某原則、教條而規定的唯一的善惡標準,如王安石的“新學”,本也成其一家之學,但若定為“國是”,將這一家的標準強加於天下,他便反對。同樣,對司馬光、程頤等人的學說,他也持這個態度。宋人通經學古,思悟真理,其求知欲的強烈令人欽佩,但也多有獨斷傾向,認為隻有自己理解的東西才是“道”的真諦,別人都不懂。在那種風氣下,唯有蘇軾卻一直在倡導多元化,並為之提供理論根據。他認為,若執定某一家的善惡標準,就必然會片麵行事,傷害自然的“全”,故謂:“君子之於正,亦全其大而已矣。”[878]所謂“全其大”,就是要顧到全麵,顧到整體,順應萬物的自然理勢,使天下同安。在這樣的“順”裏,可以推導出“直”“方”“大”等美德:
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無私而已。故其動也為直,居中而推其直為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順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為之也,循理無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習無不利。”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者矣。[879]
倘若偏顧某些方麵而行其所善,則利益僅止於所顧的方麵,其他方麵或被損害。隻有順從自然全體,放棄片麵之善,才能得到真正的大善。“全”才是“善”,其本身就意味著“大”。這是蘇軾“大節”觀中“大”字的含義。
但這樣的“大”,似無所執守,便沒有了“節”。故蘇軾還要論證“大”就是一種“大節”。從“全其大”的思路出發,一個士人必須胸懷整個天下,心底無私、無偏見偏善才行,這就要求士人有一種大器。他說:
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880]
用今天的話說,“器”就是“胸懷”[881],胸懷小的人,裝不了天下之大,是不能臨大事,不能守“大節”的。反之則是: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誌甚遠也。[882]
這裏的“所挾持者”也指胸懷,胸懷裝得整個天下,謂之“甚大”,此種人即是有“大器”者,“其誌”當即“誌在行其所學”之“誌”。器大誌遠,是有“大勇”。蘇軾說,這才能“立天下之大節”: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製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883]
“狹天下”,即以天下為狹,蓋言其胸懷之大,裝著天下之“全”。有此大器,才能立“大節”,才能有“全才”去麵臨大事。因為胸中所挾者甚大,故能不為外物所動,保持真正的操守。這操守非一般的小節,其內涵極大,故謂之“天下之大節”。此從蘇軾的哲學觀點可以順理推出。
然則,以“忠義”精神為核心的“立朝大節”,也隻是蘇軾所言“天下之大節”的一個方麵之表現。而且,後者是前者的基礎,政治人格的凸現,建立在那種不惜超越政治,即“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的大人格(“大節”)的基礎上。此大人格來自“全其大”的器量,來自對“道”之“大全”的理解和遵循。在蘇軾看來,遵循於“道”並不是堅守一家的偏善,而是順應萬物之理,因此,一個懂得“道”的人,平時應該順於物理,而不作獨異之行以駭人聽聞(像石介、王安石、程頤那樣),但因為所挾甚大,故能不為好惡利害所奪,立起“大節”來。黃庭堅的《東坡先生真讚》中,對此有極準確的把握:
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884]
按太倉稊米,出《莊子·秋水篇》,又見蘇軾詩:“茫茫太倉中,一米誰雌雄。”[885]謂一身至微,且平居無所異於常人。黃庭堅亦嚐自謂:“計魯直之在萬化,何翅太倉之一稊米。”[886]“臨大節而不可奪”,則出《論語·泰伯》,謂於大是大非之間,能卓然有所立,不隨時上下。這一種“大節”,是與天地相始終的,因為它來自對自然全體的終極關懷。因了這種深刻的理解,黃庭堅否定“東坡師縱橫說”[887]。以利害為轉移的縱橫家,與不拘細行卻全“大節”的蘇軾,完全不一樣。
與“大節”相關的是,蘇軾身上總帶有一種“豪氣”,宋孝宗所謂“負其豪氣,誌在行其所學”。“大節”本身就意味著以天下之重自任的遠大之誌,誌向堅定,即生氣凝聚,凜然可畏,如蘇軾所雲:“以誌一氣,清明在躬,誌氣如神。”[888]在屢受打擊的晚年,這種生氣顯得特別可貴,蘇轍說,讀其過海後詩,覺“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889],後來王十朋亦稱其“萬裏南遷,而氣不衰”[890]。宋代評論家對他處於患難之中而越發勇於為義、生氣凜然,都表示了由衷的欽佩。有的人認為,蘇軾能把一切磨難等閑視之,是得益於釋老,實際上,以釋老**隻是次要的,關鍵在於他重視“大節”,以此而能“狹天下”,胸中所挾甚大,才能藐視逆境。這與釋老之說回避現實、解脫苦難的態度,有著根本的不同,這是以巨大的人格力量喚起生生不息的浩然之氣,來達成對於苦難的超越。
因此,蘇軾的人格可以概括為一個字:“大”。“立朝大節”無非是這種人格在政治上的表現。而且,也正因為“大”人格關懷的是整個天下,故其晚年的政治關懷才能走出廟堂,邁向黎民百姓的生存狀態,以一個完整的人去感受大地,遊戲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