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以文學用人,到北宋王安石變法後雖稱改用經術,其實仍以擅詞章者易獲進用。宋代的文官雖常被奸猾胥吏陰奪事權,但社會的崇文風尚是居曆朝之首的。在此風尚之下,又加以蘇洵的精心指導,幼年蘇軾所受的文學熏陶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就其現存集子來看:最早的一組文章是至和二年(1055年)所作的《後正統論三首》[905],時年二十歲;最早的一批詩是嘉祐四年(1059年)江行赴京途中父子三人合編《南行前集》裏的四十二首作品[906],時年二十四歲;最早的編年詞則寫於熙寧五年(1072年)杭倅任上[907],時年已三十七歲。可見他創作的起時也不甚早,比當時的某些“神童”要晚了許多。這保證了他的創作從一開始就是文中有其人的,就是可以成為知人論世的研究對象的。
在以文學用人之世,有許多年輕時擅長文學的人,當了官後就不再以大量的精力從事文學創作。為大官僚做列傳的正史中,多少傳主被稱為“有文學”“擅辭章”,卻不見其有佳作傳於文學史。這種情形甚至在古文大家韓愈的古文創作中也有反映,優秀的作品多是年輕時用於幹謁行卷的,仕途一順,他的寫作精力便都被墓誌碑銘等吹捧死人的文字占去了。然而蘇軾卻不是這樣,他是不作諛墓文字的,其集中此類文字特少,墓主乃是親屬或關係至密,提攜自己的長輩,有的還是奉朝命而作。他的官也當得不小,政治上投入精力甚巨,卻仍不懈地從事文學創作,為我們留下了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和4800多篇散文作品,數量之巨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質量之優為有宋一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他去世時六十六歲,其創作生涯長達四十餘年,總體來看,創作欲是極旺盛的。當然,創作精力有集中的時候,也有不能集中的時候,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是:貶居時期的文學作品為多,任地方官時次之,在朝時則較少。更重要的是,作品的藝術質量也呈現出這樣的階段性:貶居時為高,外任時次之,在朝時較遜。這就提示我們,時間跨度如此之長、內容如此豐富的蘇軾創作曆程,是要按其必然呈現的階段性,來進行分期研究的。
我們用來分期的方法,就是按照蘇軾作品中明確呈現著的上述階段性,與其生活經曆一樣,分成初入仕途及兩次在朝——外任——貶居,共七段。如按其思想和藝術的特點,則更可不拘於自然年序,而概括為任職與貶居兩種時期。
嘉祐、治平間的初入仕途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軔期。這個時期的主要作品,是《南行前集》與鳳翔任上的詩歌,《進策》《進論》等政論和史評[908]。這些詩文表達了他的宏大的政治抱負,也初步展示了他的學識與才情。從藝術上說,雖然不免帶有一般早期作品幼稚粗率和刻意鍛煉的痕跡,但也已日趨於成熟,顯示出論辯滔滔、汪洋恣肆的文風,與才情奔放、曲折盡意的詩風,其個性化的印記已比較鮮明。同時,也因為這段時期內的蘇軾連續地遭受喪母、喪妻、喪父的哀痛,與金榜題名、製科高中、聲名日盛的順利境況相交織,使他的作品中的人生感歎亦日益豐富。後人對蘇軾的早期作品,是不吝給予高度評價的,如王士禛認為《鳳翔八觀》詩是“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909],而《和子由澠池懷舊》中的“雪泥鴻爪”之句,更是抒寫人生感受的絕唱,被紀昀評為“東坡本色”[910]。《進論》中的《賈誼論》《留侯論》與《進策》中的《教戰守》等篇,也是曆代古文選本裏必收的文字。總的來看,蘇軾早期詩文的情感基調是積極奮發的,風格是豪健清雄的。他以後整個任職時期的創作風格亦大致如此。
兩次在朝任職時期是蘇軾文學創作的相對歉收期。熙寧時與王安石變法派矛盾,元祐時又與司馬光等論爭,激烈動**的政治鬥爭占據了他的注意中心。今存熙寧初二、三年間所作詩歌不足二十首,為蘇詩編年的最低數字(前在鳳翔任職的三年內,寫詩共一百三十多首);元祐初所作固然不少(兩百首左右),但除題畫詩外,名篇佳作不多,且題材較狹,以應酬詩為主,雖不能一筆抹殺,但畢竟視野受限,未能注視更重要的生活領域。散文方麵可稱述的主要是奏章,其中有幾篇是傳誦的名作,但其得名另有藝術造詣之外的原因。元祐在朝時的蘇軾,其創作精力大量地花在製誥上麵,七集本中的《外製集》三卷、《內製集》十卷,數量也是很龐大的。這在當時自是一個詞臣最需盡心結撰的文字,若專就此一文體而論,內中倒也不乏傑出的構思和令人欽服的遣詞,但我們把蘇軾當作一個文學大家來看時,總覺得在這上麵耗費才思很不值得。總之,文學創作上的相對歉收,對於在朝任職的蘇軾來說,是必然的,也是實然的。不過,作為一個不可多得的文學天才,他的才華自也時有表露。其詩歌既保持著豪健清雄的風格,體現著狂放不羈的抒情個性,其議事之文也馳騁善辯,給人精明能幹的印象。至於元祐中與“蘇門”諸學士一起醉酒談藝,題畫品書,相互唱和的景象,則是尤為引人神往的。
熙寧、元豐和元祐、紹聖的兩次外任時期是蘇軾創作的發展期,不僅作品數量比在朝時明顯增多,名篇佳作亦美不勝收。先後兩次外任都是蘇軾自己請求的,他企圖離開黨爭的旋渦,一則避開是非,保全自身,二則希望在地方民政上有所作為,以踐初衷。雖然他沒有王安石、司馬光的“相業”,但宋人多認為那兩位宰相都不達“吏治”,而歐陽修、蘇軾那樣的文學家倒都是能吏。確實,外任時期的蘇軾盡管時露消沉的意緒,仍以“勇於任事”的精神為主導,其在地方民政上的建樹,廁於曆代能吏之列,並無愧色。因此,政敵的誣陷、打擊不能摧扼他對自己的政治才幹的自信,這種自信隻會在實踐中增強。自信的人才有創造力,才能在各方麵獲得發展,他這期間在文學創作上的發展也得力於這種自信,所以其文字能以**的氣勢給人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因為自信,加之實際生活擴大了他的政治視野,豐富了他的社會閱曆,故其為數不多的社會政治詩大都產生於此時。其中有抨擊“新法”推行之弊的,也有他杭州賑災疏湖、密州收檢棄嬰、徐州抗洪開礦、潁州紓民饑寒的真實記錄,還有一批描述各地風土民俗的作品。這都說明他具有反映重大題材的思想基礎和藝術才能,隻是由於生活巨變等原因,未能繼續新的開拓,在貶謫時期的創作重心轉到了個人抒懷,題材趨向日常生活化。政治社會性較強是蘇軾整個外任時期(包括初入仕途時期)詩歌內容的共同特點,與此相應的是,藝術風格上也益見其豪健清雄。於前代詩歌,他對李白、杜甫、韓愈汲取較多。七言詩的超邁豪橫之氣直逼李白,如《送張嘉州》一詩,起句“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反用李白《與韓荊州書》語;後文“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則是句用李詩《峨眉山月歌》,格從李詩《金陵城西樓月下吟》“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化出[911]。他的《荊州十首》之於杜甫《秦州雜詩》,《真興寺閣》之於《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等[912],前人常有“句句似杜”[913]之類的評論。他的《石鼓歌》,其奇橫排奡,潑墨淋漓,也堪與韓愈的同名作比肩[914]。至於由杜、韓肇端的議論化、散文化傾向,對於蘇詩結構、選字、用韻以至宏放風格的形成,更發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趙翼雲:“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麵,成一代之大觀。”[915]所言大致不錯。
這時期的蘇軾也正式開始了詞的創作,雖然比之於詩起時較晚,但一開始即以有別於傳統婉約詞的麵貌登上詞壇,打破了“詩莊詞媚”的舊套,運用詩的意境、題材、筆法、語言入詞,初步顯示出“以詩為詞”的傾向。密州任上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獵》與《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916],是此期豪放詞的代表作。對於這樣的詞風,他是明知與以前柳永等詞家異趣,而自信能“自是一家”[917]的。
在散文創作上,除了奏議以外,有了一些可喜的亭台樓閣記。“記”雖然也是一種應用文,但唐宋古文家的“記”多具極高的文藝價值。蘇軾在密州作的《超然台記》,在徐州作的《放鶴亭記》,與前在鳳翔時寫的《喜雨亭記》《淩虛台記》等[918],皆是傳誦一時的名文。
以上是蘇軾前後三十多年任職時期的主要思想麵貌和藝術麵貌。
元豐黃州和紹聖、元符嶺海的兩次長達十多年的謫居時期,則是蘇軾創作的變化期、豐收期。
“烏台詩案”是蘇軾生活史的轉折點,自此開始了他生平中第一次貶居生涯。來自廟堂的沉重的政治打擊,使他的人生思考發生變化,他必須經過痛苦的反思,來為自己重新尋求安身立命之計。作為那個時代的人物,其價值觀念中的廟堂意識不可能消除殆盡,但當自身處在被廟堂否定的境遇時,如果不甘沉淪於屈原那種抱恨終天的悲憤之中,則必要尋求另一種精神支柱,必要去創造另一種可以實現於廟堂之外的價值,比如自托於學術,尋味哲理,研究曆史,並著述立言;或放浪於山水,寄情文藝;或解脫於佛老,以調養心靈,等等。凡此種種,謫居時期的蘇軾都一一去做,既撰寫經學著作,也創作大量詩詞散文,又常常參禪悟道,煉氣養身。相對於任職時期來說,佛老思想在這時要濃厚得多,甚至占據了思想的主導地位,因為以廟堂為價值旨歸的儒家思想在這時無所用,而傳統能夠提供的另外的思想滋養就不能不在佛老中了。但是,蘇軾在文化史上的意義之大在於,他不曾遁入佛老的出世之路,而尋求到了另一種入世的價值。儒家思想是入世的,卻以廟堂為價值旨歸,佛老思想在理論上是肥遁於廟堂之外的,卻又走向出世。蘇軾受佛老思想滋養而得以超越廟堂,但不由此從其出世,卻仍保持了對人生、對世間美好事物的執著與追求,他為自己的精神尋找到了真正足以棲居的大地。“大地”的意義就是:一種入世的,卻不指向廟堂的價值所寄。具體來說,它包含了蘇軾在黃州的所有行為(學術研究、文藝創作、參禪悟道以及對政治民瘼的依然關懷等)的價值;總體上說,則它承載起一種充滿詩意的生存境況,就是一個人在天地間的“如寄”的生存。“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919]這樣一個不卑屈於廟堂,又不離棄人世,安然若素,充滿詩意地寓居於大地上的蘇軾,正是我們最為熟悉的。學術傳統沒有為這樣的生存價值歸結出一個名詞,所以我們從前談論蘇軾的人生哲學時,不得不離析成種種分屬於儒、釋、道各思想體係的詞匯,顯得雜糅不圓滿,實際上,如果撇開哲學學說的構建和表述方麵的問題,僅就生命價值的尋求來說,蘇軾找到的確實是一種自足的圓滿的生存價值,而其依托之地,恰恰與三教都不相同,它不在世外,也不在廟堂,而在包括廟堂與廟堂之外的廣闊世界的世內,我們用“大地”來指稱之,相信是比較恰當的。傳統思想的三教互補體係包含著一個“出廟堂即出世”的邏輯錯誤,但蘇軾所尋求的個體生命的價值,剛好彌補了這個錯誤,對於後世文化人的生存模式的陶鑄,對於國人生命靈性的啟沃,是至深至巨的。
蘇軾精神尋求大地的過程,也是文學創作上詩意展現的過程。黃州時期的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抒寫複雜矛盾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題材。比之任職時期,政治社會詩減少,個人抒情詩增多。他在赴黃州途中與蘇轍會於陳州,有詩雲:“別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嗟我晚聞道,款啟如孫休。”[920]雖然平生豪氣未必銷盡,受讒之恨、被謫之怨未必泯滅,但其整體心態已由從前的矜尚氣節、邁往進取轉向曠達超俗、隨遇而安,那種不可一世的自負感和勃勃雄心,既因磨難而變得深沉,也因對佛老哲理的體悟而轉入超逸清空的精神境界。如他的《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一詞,就被黃庭堅評為“非吃煙火食人語”[921]。此時的詞中常有“萬事到頭都是夢”“笑勞生一夢”“人生如夢”[922]這樣的慨歎,但更有“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923]等絕響遠韻,表達了作者對於捐盡諸緣的曠達心靈的直接呼喚。王國維雲:“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924]相比之下,“曠”更顯出對人生的生存境況的了達,從功業境界走向天地境界。
第二,與此相應的是,其創作風格除了豪健清雄外,又發展了清曠簡遠的一麵,透露出向以後嶺南時期平淡自然過渡的消息。《念奴嬌·赤壁懷古》是著名的豪放詞,但詞中的低回悵歎之情與自我解脫之語也給人深刻印象,使此詞豪中帶曠,並最後歸向於曠。上麵引的一些詞句也能說明這一點。就詩歌來說,這時期的一些名篇亦常被前人評為“清真”“清峭”[925]。尤其是篇幅固定、格律限製較大的近體詩,一般總要講究人工,因難見巧,蟠曲出奇,但蘇軾此時的近體詩也追求一氣嗬成的渾然自然之趣。元豐四年、五年、六年的正月二十日所作“魂”字韻三詩[926],可為代表。“稍聞決決流冰穀,盡放青青沒燒痕”“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設景、抒慨、敘事,無所不可,清幽新穎熨帖,毫無為韻牽拘之跡,皆成名聯。這說明他的詩筆比前更為嫻熟,漸入化境了。又如《東坡》《南堂》《海棠》等小詩[927],更是精致流利,坦率地表達了灑脫的胸襟和盎然的生活情趣。對於前代詩人,蘇軾心儀的對象也從李韓杜轉為白居易、陶淵明。“東坡”的命名來源於白氏忠州東坡[928],蘇軾又以躬耕其地而“欣欣欲自號鏖糟陂裏陶靖節”[929]。他對白、陶的仰慕此時偏重在人生態度方麵,“夢中了了醉中醒,隻淵明,是前生”[930];但也影響到創作,不僅櫽栝《歸去來兮辭》為《哨遍》[931]一再吟唱,且其有關勞動的詩如《東坡八首》[932]等也有陶詩淳樸渾厚的風味。此種淡遠風格在黃州隻是初露端倪,要到過嶺以後才趨於明顯。因為他一離黃州,隨著政治風雲和個人境遇的變化,又唱起豪健清雄的歌聲了:“願為穿雲鶻,莫作將雛鴨”“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933],似乎又找回了當初的勃勃雄心,恢複了狂放的麵目。蘇軾在任職時期和貶居時期確有兩副筆墨,我們宜把他在黃州的創作與他以後的嶺海之作齊觀,若拘於自然年序,將此與前之熙寧或後之元祐時期的創作歸在同一發展階段,則顯然是不類的。
第三,在散文方麵,抒情性大大加強,注重於抒情與敘事、寫景、說理的高度融合。與在職時期以政論、史評和記敘文為主相異趣,此時出現了帶有自覺創作意識的文藝性散文,其中尤以散文賦、隨筆、題跋、書簡等成就為高。赤壁二賦,光照文壇。這兩篇題名為賦,文體為散文,實質乃是詩情、畫意、理趣的融會一體,以其巨大的藝術魅力膾炙人口九百年,曆久彌新。隨筆、題跋、書簡等,被後世稱為“小品文”,其活潑、自由、新穎可喜的基本風貌就是由蘇軾奠定的。觀其所作,真是性情之外別無文字,字裏行間都有一個活脫脫的坡公在。行文又極不經意,似是信手拈來,信口道出,而皆“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934]。這種追求最大的表達自由的傾向,也在貶居嶺海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黃州作的《記承天夜遊》中說:“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935]這裏揭出了“閑”之一字,為東坡小品文寫作的必要心境,在“閑”中才能隨時隨處體味到天地人世間躍動著閃現著的美,小品文正是這種美的自由綻放。離開黃州後,東坡便長期地得不到“閑”了,當然要待第二輪貶居生活的開始,“閑”才來歸。
惠州、儋州的貶居,是黃州貶居生活的繼續,蘇軾的思想和創作也是黃州時期的發展。元祐仕途上的蘇軾雖也偶爾懷念黃州的東坡[936],但他畢竟是一個有責任心的政治家,對國計民生的真切關懷占據了他的心靈,使他的生活和思想、創作都與黃州時期有很大的不同。到了元祐的晚期,尤其是出守定州後,才越來越表現出對官場政爭的厭倦,而遠貶嶺南就等於還了他黃州東坡之身,俾其能繼續發展。黃庭堅雲:“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鑾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槁項黃馘,觸時幹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鯤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937]這段話很精妙地寫出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兩個東坡,他們當然是同一個東坡,但任職與貶居中的東坡有兩種表現,所以也不妨看作兩個東坡,而惠州、儋州的東坡當然是黃州東坡的發展。
對佛老思想的濡染,是比前更深了。黃州時期尚不免豪氣偶現,遷謫之怨時有流露,此時則表現出胸無芥蒂、因任自然的精神境界,如蘇轍所雲:“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華屋玉食之誌不存於胸中。”[938]後來北歸途中遇劉安世,劉亦雲:“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939]說明晚年蘇軾確實進入了思想的澄明安適之境。這離不開佛老的影響,但應該說,此境界亦非遁於世外而得,乃是在對人生價值的透徹、圓滿之了悟中獲得的。也就是說,他獲知並實現了一種非出世的,卻又不由君主來衡量的人生價值。其《二疏圖讚》雲:“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屐,使知區區,不足驕士。”[940]他認為,漢代二疏的辭官歸去,是為了證明士人有自己的生存價值,為帝王服務不過是實現價值的一條途徑,但其價值本身是不由區區爵祿來衡量的。因此,在《和陶詠三良》中毅然曰:“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這是開篇二句,即表明主旨。以下批判“三良”為秦穆公殉葬的愚忠行為,認為“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因為士人出仕固然是學得王佐術賣與帝王家,但根本上是“事君不以私”,為實現人生的價值而來的,所以,當事與願違之日,可以而且應當超越君臣關係。結句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揭出不依於君主之然否的士人自身之生存價值。作為一個人臣,自當稟守臣節,但更根本的是作為一個人的生存,以人格而立於天地間,寓居於人世。以故,仕途中的東坡義無反顧地踐履臣節,貶居中的東坡則進入更寬廣的“人”的境界。“人”比“臣”大,是為“大節”。——有了這種人生徹悟,當然可以壯浪縱恣於三教內外,而以“坡仙”之姿態遊戲人間。如果沒有兩輪貶謫一再剝奪他的“臣”爵,他是不能脫身歸向“人”的天爵的。
這時期的創作,也具有和黃州時期相同的許多特點。抒寫複雜深沉的人生感慨是其主要內容,而從中反映出的精神境界已趨於爐火純青。他雖處逆境而仍熱愛生活,並在司空見慣的生活中敏銳地發現詩意,體會到日常生活的深長滋味。觀其詩歌題材,比黃州時期更加日常生活化,並在我國詩歌史上第一次攝入嶺海地區旖旎多姿的南國風光。前者如寫“旦起理發”“午窗坐睡”“夜臥濯足”的《謫居三適》,寫月夜汲水煮茶的《汲江煎茶》,寫黎明前偶然興感的《倦夜》等,都能取凡俗題材開創新境界,從習見的瑣細處顯出新情致,化纖芥涓滴為意趣無窮,是生活的藝術化和藝術的生活化;後者如《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江漲用過韻》《食荔枝二首》《食檳榔》《儋耳》《丙子重九二首》等,皆新穎可喜[941]。散文也以雜記和書簡等文學散文為主,如《記遊鬆風亭》《題合江樓》《書海南風土》《書上元夜遊》[942]及一些抒寫謫居生活的書簡,也寫了不少有關佛教的文字。詞的寫作較少,今可考知者不足十首。
黃州時期初露端倪的詩風轉變,到這時日益明顯。蘇軾任職時期豪健清雄的詩風,同時帶來傷奇傷快傷直的疵病和鬥難鬥巧鬥新的習氣,雖如西子之顰,病中也見其美[943],畢竟欠於圓滿。他自己也有所察覺,故其詩論越來越推崇自然平淡的風格,標舉陶淵明、韋應物、柳宗元詩[944],體會“淡泊”中的“至味”[945]。蘇軾謫居時期的詩歌,乃向這種風格發展。黃庭堅將惠州蘇軾形容為:“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946]其“飽”字寫出安處自適的生活態度,“細”字寫出對陶詩藝術境界的追企。陶、柳二集成為蘇軾的南遷“二友”[947],一百多首和陶詩作於此時。才華橫溢的蘇軾之於樸茂清臒的陶詩,正如詩風流易的白居易之於精深含蓄的劉禹錫詩,皆因自鑒其不及處,因而欣慕傾倒於對方。但白居易似未因此而令晚年詩風更升一格,蘇軾則因認真“細和”的學習融會功夫,而有了絢爛至極化為平淡的嶺南詩。學陶是很易至於枯槁的[948],雖然蘇軾對陶詩“外枯而中膏”[949]的評價多為陶詩研究者所接受,但陶淵明之前的詩歌還未經過李白、杜甫盡發其蘊以使萬法具備的曆程,藝術積累並不豐厚,所以其“中膏”不能過高估計。凡不取唐詩,專學魏晉作詩者,例有枯槁之病,亦非僅學陶為然。曾經學杜、學韓甚力的蘇軾去學陶詩,將其平生種種奇巧的人工運熟至於擺落痕跡,以其富贍飽滿之才力作設色素淡的詩歌,才能真正做到“外枯而中膏”。他的“中膏”當然更見豐富。此時為數不多的詞作,也具此種風格,如《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減字木蘭花》(春牛春杖)等[950],都洗盡鉛華,卻樸而愈厚,淡而彌麗,無限情思感人肺腑。
風格是作家是否成熟的可靠標尺,而任何大作家又總是既有一種基本或主要的風格,又有在此基礎上的風格多樣化。蘇軾在嶺南時期表現出向自然平淡風格轉化的明顯傾向,這並不否認其時仍有豪健清雄之作。其平淡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含味深厚,前人已指出,“和陶詩”的平淡是“以綺而學質,以腴而學臒”[951]的結果,沒有內在的豐富性,內在的不息生氣,是無法做到“外枯而中膏”的。所以,蘇軾的平淡既是他謫居時期有別於任職時期的特色,也是他一生的詩藝走向成熟的結果。他在晚年教侄兒作文,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隻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隻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952]可見,他認為隻有充分展盡豪健富麗之後,才能造就平淡,這樣的平淡才不會偏枯,而如蘇轍所評:“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953]黃庭堅嚐雲,讀東坡“嶺外文字”“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954]。可知東坡嶺外詩的平淡中有著精深的思力。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對蘇軾過海後的文字尤為推重,如朱弁說:“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惟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955]總體上說,惠州之作與儋州之作同屬晚年貶居時期的風格;分別來看,過海以後的作品確實更見端嚴深厚,骨力蒼老。詩歌中一再以聖人自喻,散文則有令人感到“此老風力可畏”的《誌林》十三篇,他的最後一首豪放詞《千秋歲·次韻少遊》[956]亦作於海島,其間多作不屈於世的自我肯定之聲,表達了圓滿透徹的生存之悟後的充分自信。他交代兒輩雲:“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957]生命本是寓居於人世,死後之身乃是糞土腐餘,不足留戀,任其消失可也,然而作品卻光照千古,生存的價值在此,留與後代的家法也在此。
“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亨”[958],在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蘇軾貶居時期的十多年比之任職時期的三十多年,無疑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在走向生命旅程終點的時候,他曾自述:“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959]他分明自覺其真正的價值是在貶居中創造的。當然,“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為“臣”的東坡與為“人”的東坡本是同一個,為“臣”的東坡也並非沒有成就,但最終的意義歸向於為“人”,且“人”本可兼攝“臣”義。誌在濟世利民的“臣”節,是為了完成“人”對同類的博愛與責任;超越“臣”節而歸向“人”的價值,則見為“人”的本色。而文學,則是寓居大地上的“人”的詩意的自然展現。所以,無論在職為臣的蘇軾,還是貶居為人的蘇軾,其創作都是在展放著人生的詩意,體現著生存的價值。但兩種時期境遇的不同,身份和責任的不同,生活和思想狀態的不同,其創作風貌的呈現階段性,也是必然的,而藝術價值的高下,也並非不可評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