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是曆史上罕見的全才型作家,在當時主要的文藝體裁詩、詞、文、書、畫諸方麵,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標誌著宋詩藝術的巔峰;詞開豪放一體,與南宋的辛棄疾並稱“蘇辛”;古文與歐陽修並稱“歐蘇”,又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駢文藝術也被歐陽修歎為絕無僅有[960];書法與黃庭堅等並稱“宋四家”;繪畫是以文同為首的“湖州派”的重要人物。要對他的文藝成就作出詳盡的論述,並非本書的一個章節所能勝任,這裏隻能對他留下的作品稍作梳理,略述其內容、特點。
1.詩
在文學史家的筆下,陶淵明、杜甫、蘇軾的詩作常被稱為“陶詩”“杜詩”“蘇詩”,其他作家的詩作則不常被這樣稱呼。如果我們說,此三家詩在中國詩歌史上各自代表了一種藝術範式,那大致也不錯。蘇軾的別集以“七集”本最為原始,詩作被分散在幾個集子中,但曆代也曾產生過不少匯總蘇詩的專集和注本,編年的和分類的都有。今天我們用的《蘇軾詩集》,即孔凡禮先生整理校點本,是以清人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為底本,參校存世的各種本子而成的。此屬編年本,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詩歌創作貫穿了蘇軾的一生,自熙寧以後便沒有間斷,他的生平中的每一步曲折,都給詩歌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內容。《四部叢刊》所收的《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署名王十朋編,人稱“王注蘇詩”,是一個分類本,所分的類別近八十類。大體上說,這種類別相當於今人說的“題材”,那麽我們從這裏就可以看出蘇詩的題材之廣了。內容豐富、題材廣闊,是我們展讀蘇詩時很易獲得的直接感受。
(1)政治詩。對社會政治的深切關懷,在蘇詩中有很多反映,但直接的、專門的以政治為內容的詩,在其集中所占比例不大。不過,這些政治詩畢竟表達了詩人的政治態度和對於社會重大問題所持的觀點,仍是蘇詩的一個重要內容。
他的詩敢於揭露社會矛盾和政治弊病,有的寫得很大膽,而下層民眾的苦難生活,也在其中得到反映。這當然是因為蘇軾願意繼承《詩經》以來的詩歌傳統,認為一個詩人至少應以他的一部分作品來針砭時世。對於詩歌的這種信念,貫穿了他的一生。從青年時代起,蘇軾就注意詩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寫了《荊州十首》《和子由蠶市》[961]等作品。熙寧以後,他在地方官任上用詩歌來諷刺“新法”實施過程中的許多弊病,雖然有些不免帶上他的政治偏見,但就詩歌方麵說,那樣大膽的寫作精神也是可以讚賞的,而且,也正因為政見不同,所以揭露得才淋漓,諷刺得才入骨。盡管這些詩不但令新黨的一些人很惱怒,用“烏台詩案”來構陷他,且連舊黨的一些人也認為不夠安分,自取其咎,但蘇軾後來卻一再堅持說,這不過是遵循了儒家《詩》義的教導而已。就在“詩案”後,他到黃州又寫了《五禽言五首》,因布穀鳥的啼聲像“脫卻破褲”,便發揮道:“不辭脫褲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962]這是對橫征暴斂的譴責。即便到了顛沛流離的晚年,他依然用詩幹預政治,直斥時弊。如在惠州寫的《荔枝歎》[963]一首,就從唐朝進貢荔枝,弄得“驚塵濺血流千載”,聯想到本朝風行一時的貢茶和貢花,便指名道姓地斥責了丁謂、蔡襄、錢惟演等“名臣”。盡管蔡、錢二位是他尊敬的前輩,在此也不留情。
政治詩的寫作既貫穿蘇軾的一生,而詩中指及的問題也甚多,除了上引兩詩批判暴斂與貢物以外,對於土地兼並、天災流行、農村破產、官吏凶惡等現狀,蘇詩都有所反映[964]。還有一些詩寫到邊地的少數民族、宋與西夏之間的戰爭、宋朝的官製改革及黃河治理等[965],可見其視野也較廣闊。
若論藝術成就,則仍以熙寧時諷刺“新法”之作為高。這些作品在“烏台詩案”中被指為罪狀,其所含政治觀點之然否也須作分析,但藝術價值是無可懷疑的。如他《贈孫莘老七絕》中的兩首,曆來膾炙人口:
嗟予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天目山前綠浸裾,碧瀾堂上看銜艫。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966]
此二詩在“烏台詩案”中被糾舉,據蘇軾自述:
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之。某是曉約孫覺並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消說也。
某為先曾言水利不便,卻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岸。又雲“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水利之不便也。[967]
可見,第一首是對專製獨斷的抗議,第二首是拒絕執行“鑿空尋訪水利”[968]的任務。其中青山白酒、綠水銜艫,與世事、堤岸形成了比照,象征著自然、自由、合理發展與人為、專斷、強興工役之間的對立,內含怨刺甚深,而寫作手法又極高超。所謂“耳冷心灰百不聞”者,並非真的不管事,就像此前不久寫下的“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969],檢尋史冊可知,“時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970],然則“不任事”者,即是“格新法不行”。熙寧初曾鞏在越州罷收役錢[971],蘇軾與孫覺也分別在杭、湖二州拒行“新法”之不便者,故“耳冷心灰百不聞”之語,二人當自有會心處。必須指出,這樣做是有丟官被責的危險的。“閑送苕溪入太湖”,則更見出蘇軾的勇於擔當,堅持實行自己的主張,不去希合上意。“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字麵上是說回避不談,實際上,讀者都能感覺到,那字裏行間透著一股邁往之氣,掩抑不住地發為抗爭之音。這就是力度。故此二首可謂“怨刺”精神、比興手法與勇於擔當之氣概的結合,其藝術水準之高,在曆代政治詩中也是難得一遇的。
(2)寫景詠物詩。蘇軾的足跡遍及各地,從峨眉之巔到錢塘之濱,從宋遼邊境到嶺南、海南,在他的詩集中留下了許多名山大川及城鄉風光的畫卷。那自然不是簡單地再現景物,而是體現了他的人生思考與審美趣味的。對鄉土的眷戀和對祖國大地的熱愛,使他幾乎把居留過的每個地方看作自己的第二故鄉。正是這種處處皆是吾鄉的感覺,使他在遷轉、流離的生涯中還能不斷體會生命寓居人世的快樂,而不願乘風歸去。試舉一首: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最應樂,煮芹燒筍餉春耕。[972]
寫的是杭州西南一個普通農村在雨後初晴時生機盎然的風光。隻有真正熱愛的心靈,才能感受到這種生機的。對於一個寓居的生命來說,這兒的東風、嶺樹、野桃、溪柳、人家,不都在向他致以挽留的情意嗎?
如果說,描寫廣闊畫麵的寫景詩,是以生氣貫注、一氣嗬成的話,那麽,以某一小事物為刻畫對象的詠物詩,則有曲折細膩的風致,如寫紅梅: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973]
此詩寫得極為耐人尋味。說梅花開得晚,是因“怕愁貪睡”,“愁”是春愁,春花不免凋於春晚,便引人春愁,此是梅花所不願的,寧可貪睡到冬季才開。冬花自應是冰容,卻怕此冰容不合時好,故勉為桃杏之小紅,卻仍掩不住“孤瘦雪霜姿”的本色。二、三兩句意脈貫連,與尋常律詩的每聯自作一意有點不同。到此為止,讀者覺得此花勁節可尚,而其勉作“入時”之色又甚可憐,不由人不感歎其委屈矛盾的心態。但詩的第三聯卻否定了此種矛盾委屈的心態,謂紅梅之作紅色,亦非故為悅人入時,其“寒心”原未肯追隨“春態”的,無奈因為好酒,暈上玉肌,才自為紅色。這就不是孤傲性氣與勉強隨時的矛盾,而是傲世大節與愛酒醉魂的統一了。作者一片心曲,與紅梅的藝術形象交融無間,筆筆入彀,深曲傳神。替梅花想透,又實將自己的人生感受寫盡,那種風致是引人無限思量的。
(3)抒情詩。中國古典詩歌以抒情詩為主,蘇詩亦然。即便是再拘守儒家規範的人,一般也不會否定詩歌表達情感、抒寫懷抱的功能。蘇軾的一生大起大落,經曆曲折,感受也豐富,幾乎沒有哪一時的內心世界的波動不曾表現在詩裏,故讀蘇詩等於聽他一生的訴說。作為一個有傑出才能、有遠大理想而又遭遇坎坷的知識分子,那種複雜的精神麵貌,是蘇軾抒情詩所著重傾訴的內容。“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違”[974],“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975],“我少即多難,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彎強弓”[976],這是對人生苦難的直筆抒寫。“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君不見,錢塘遊宦客,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時休!”[977]把詩人從美好的自然風光中拉出,牽拘於官場無趣的生涯,這不是人生的失落麽?明知失落而又無奈,便難免時時發出慨歎。這樣的慨歎本是抒情詩中最能打動齎誌入世之人的心靈的,卻常被評論者片麵而表麵地指為“消極”而加以否定。
其實,在看似“消極”的慨歎之中,本包含著對“如寄”生世裏真正值得眷戀的東西的珍視,如手足之情、親友之愛、故鄉之思等為蘇詩反複吟唱的內容。且看一首懷鄉的名作: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烏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978]
此詩慨歎自己歸鄉不得,就像長江之水不能回流,頗道人生的無奈,似乎也屬“消極”一類。然而,誰又能不為詩中深長真摯的鄉思所動呢?詩人在鎮江的金山寺,俯瞰長江東流入海,其情思卻引向江水的發源地家鄉四川。回想當年順流出川,如今又順流去杭州赴任,等於是以自己的仕宦遷徙來送江入海。聽說入海處有漲潮偉觀,那是馬上可以看到的,但在這時卻禁不住回望上遊的家鄉,隻見重重青山遮斷了視線。氣氛的迷惘烘托出鄉愁的深沉,而眼前的暮色降下,從傍晚的落日霞色,一直看到夜間的明月、江火,聽到山間被驚的烏啼。悵然歸臥,即夢見被江神責怪:“為什麽不歸去呢?”蘇軾即以身不由己作答。這分明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思鄉之情念念不釋。
詩可以“怨”,政治上的不滿而又不遇,自然彌漫為人生的失意,於是,在指陳時弊的政治諷喻詩外,有了更多的抒寫怨憤懷抱的抒情詩。且看黃州時期的蘇軾,如何對著一株海棠花抒其欲吐不吐的懷抱:
江城地瘴蕃草木,隻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穀。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淒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忽逢絕豔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裏不易致,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979]
這首七古,筆勢雖縱放,情調卻幽咽。其中直抒懷抱的不過“忽逢”“天涯”數句,所以說是欲吐不吐。但由於詩裏已暗示抒情主人公與海棠為同病相憐的情形,所以全詩對海棠的著力刻畫,也等於委屈訴其衷腸。作者寫海棠之美可謂不遺餘力,這樣美的海棠卻被造物主安排在“空穀”,當粗俗的草木桃李漫山生榮時,隻有她卻苦於“幽獨”。不過她的美是不能掩卻的,“竹籬間”的“嫣然一笑”,自出天姿,不待華屋金盤來襯映的。這“陋邦”本不配有此名花,乃是從西蜀移來,西蜀遠在千裏之外,致之不易,本當珍惜,如今卻任其天涯流落!海棠顯然是作者自喻,回味起來,此詩句句是“怨”。蘇軾在黃州、惠州、儋州所作的抒情詩中,有許多是此類“怨”詩。“怨”的同時也意味著自我肯定,這很重要,本因不被廟堂肯定而有“怨”,則自我肯定的憑據當另外去尋求,所以,“怨”詩的發展過程,也是尋求大地的過程。大抵來說,黃州之作,其自我肯定似還不能完全克服被廟堂所棄之“怨”,故寫得風調婉曲;惠州之作,則自我肯定足以勝“怨”,乃能表現出曠達淡泊、簡遠蕭散的風度;而東坡過海後詩,已純為自我肯定之聲,才頓顯氣骨迥出,精神照人。
除了以上講到的政治詩、寫景詠物詩、抒情詩外,蘇軾的其他詩歌,如哲理詩、題畫詩等,也頗多佳作。其集中幾半為唱和、酬答之作,有的不免出於敷衍應景,但也有很多是出於真情實感的(如與蘇轍互相唱和的大量作品)。用“美不勝收”來形容我們讀蘇詩的感受,大概並不為過。
2.詞
詞是一種特殊的詩體。說它特殊,是就現存古代詞作的實際情況而言的,至於此特殊性為詞體本身所自有,抑或為某種觀念指導下的有意識的創作實踐所造成,抑或兩種因素都有,這是有待研究討論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詞是起源於俗而走向雅化的,那情形與其他的幾種文體是相似的。若我們承認“雅化”是一種有價值的創作意識,則詞的“詩化”也就不難理解,因詩是不妨被認作最高之雅文學的。在我國的詞史上,蘇軾正是用有意識的“以詩為詞”之創作,開創了詞的豪放一體,是對詞的“雅化”作出了最大貢獻的一位作家。王灼《碧雞漫誌》雲:“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980]這裏既說了他的開創性,也說了他的影響。由於他“新天下耳目”,故有不少詞人步武其後,遂形成詞史上的豪放派,與強調“本色”、尊崇《花間》作風的婉約派分居詞壇。“新天下耳目”之效當然出於革新,今據《東坡樂府》所收蘇軾詞作,概述其對於唐五代宋初之詞的革新。
(1)內容、題材的擴大。最接近詞的原生麵貌的敦煌曲子,內容、題材本極廣闊;其較早的雅化形式即中唐文人創作的詞,與“元和體”詩歌的風尚不甚相遠;但隨後,也許因“元和體”的精神逐漸失落之故,詩走入淺俗與雕琢二途,詞則幾乎全被男女私生活的內容所占據,成了“小道”“豔科”,加以所表現的私生活多是不須負責的那種,故其體格不免卑下,與詩有了高低之分,這就是晚唐五代《花間》詞的情形。古人看私生活題材的作品,多能看出它寓有寄興來,所以有的評論家說五代詞具有古風,將它與漢魏樂府相並論,其實那很可能是曲解,且《花間》詞亦缺少漢魏樂府的風力,最恰當的比擬對象應是南朝的“玉台”詩體。宣泄私情與描寫細膩的感受是其特長,故後世標此為詞的“本色”,發展出婉約一派;但它表現的情感畢竟傷於纖弱,缺少風力,其發展的前景殊非廣闊。“雅化”的進一步,必須擴大內容,開拓題材,吸收詩歌創作中積累起來的藝術創造力,“以詩為詞”,打破詩詞界限。蘇軾開創的豪放派,正是順應了這一要求。在他的詞中,記遊、懷古、贈答、送別、說理、論政,“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981],“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982],表現出全新的麵貌。
(2)意境、風格的創新。晚唐五代宋初之文人詞,專寫**、閑愁別恨,其優者清麗婉約、含蓄深曲,但境界狹小,風格纖弱。蘇軾則另辟蹊徑,創造出高遠清雄的意境和豪邁奔放的風格,又多以直抒胸臆見長。最能體現蘇軾這方麵革新成果的,就是《念奴嬌·赤壁懷古》與《水調歌頭·丙辰中秋》二首代表作。關於前者,南宋俞文豹曾記載一個故事:
東坡居士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隻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為之絕倒。[983]
這個故事生動地說明了蘇軾、柳永詞風格的不同,也正可說明豪放、婉約二派詞風的區別,如明人張所謂:“婉約者欲其辭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984]蘇軾對此有明確的自覺,且自豪地說自己的詞“亦自是一家”。這證明他是有意識地提高意境和風格,有意識地創新的。
(3)形式、音律的突破。詞原是配合音樂歌唱的,其格律經常比律詩更嚴更細。婉約派的詞論總是強調合樂可歌,如李清照的《詞論》就要求詞“協音律”,不僅分平仄,還要分“五音”“五聲”“六律”“清濁輕重”,因而她批評蘇軾詞“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985]。不少人對蘇詞突破格律表示不滿[986]。我們應從詞的發展史來考察這個問題。詞的發展有兩個相互聯係的趨勢:一是打破五代詞在題材、內容、境界上的限製,顯出詩化傾向;二是詞成長為一種獨立的抒情文學,顯出與音樂分離的傾向。這兩種趨勢是統一的,若死守音律,即妨礙內容方麵的充實;若大力革新內容,則亦必導致形式上的突破。然則,蘇軾突破格律的詞作,乃是適應發展趨勢的,其意義應予充分估計。需要說明的是,蘇詞是對詞律作必要的突破,而不是任意的敗壞。陸遊有兩段話講得很全麵,一則說,蘇軾“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987];一則說,取蘇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988]。前者說明蘇軾並非不懂音律,但不願作品內容與藝術表現因遷就音律而受損害;後者證明蘇詞並非不可歌,且音樂效果還很好。《水調歌頭·丙辰中秋》一詞,據傳由當時的歌手袁綯演唱過[989],今天讀來仍能感受到它的音樂美。當然,革新也會付出一定的代價,詩化乃至散文化的詞作,有時亦帶上議論過多、句子太散或粗率淺陋的特點。蘇軾曾批評秦觀的詞句“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曰:“十三個字隻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990]其實,語多意少的現象,蘇詞尤甚於秦詞,因其筆勢放得開,有時數句才出一意,故讀東坡的慢詞常不覺得長。
以上三點,都表現了豪放詞的特點。但是,蘇軾對婉約詞亦非完全排斥。當他寫愛情題材時,仍能以婉約見長。他吸取了婉約派詞人抒情的真摯和細膩,又顯示出富於跳躍性、收放自如的自家功夫。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麵,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鬆岡。[991]
這是一首著名的悼念亡妻的詞。但依一般的讀法,全詞都解作蘇軾自抒其相思之情,其亡妻隻有一個小窗梳妝的剪影。細味之始覺不然。乙卯為熙寧八年(1075年),當時的蘇軾絕無可能每年回鄉掃墓,怎能“料得”自己將“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鬆岡”?按唐孟啟《本事詩》中,載幽州一個已亡婦人,從墓中出來贈其夫一詩曰:“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992]蘇詞顯用其語。詩中所謂“腸斷”者,是指死後孤處墳中的婦人,非指其夫;蘇詞中“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及“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鬆岡”等句,無論就用典言,就上下文語意言,也都指亡妻,而不指自己。因為“塵滿麵,鬢如霜”的是自己,那麽“不識”者當指亡妻不識自己;而“料得”的主語是自己,則所料者當是亡妻的情形。以故,此詞意脈如下:上闋從自己的難忘,說到亡妻獨處墓中之淒涼無訴;然後假設相逢,從亡妻“應不識”,說到自己的狀貌處境。下闋從自己做夢還鄉,說到亡妻的梳妝;然後達到全詞的**,即二人相會,無言流淚;最後又從自己夢醒思量,料得亡妻在彼處腸斷。全詞情意深沉,婉約多思,而筆勢一來一往(自己、對方;聚、散;生、死),場景不斷變換跳躍,卻又縈回不斷。尤其是以死者的淒涼、腸斷,來反襯抒情主人公的銘心刻骨的思念,其藝術效果是極強烈的,這是用豪放的筆力、思力默運於婉約的情境,所以感人至深。就情境言,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首婉約詞;就筆力、思力言,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首豪放詞。
3.文
蘇文的聲譽比蘇詩、蘇詞尤大。文有眾體,最重要的是古文;蘇軾作文是眾體兼擅的,除了其古文藝術被稱為“蘇海”外,他的賦與駢體四六的成就也很高。唐人應試的律賦,運思、謀篇、構句、造語及用韻都頗為精工,但格式過於典重,不免呆板,體勢蟠曲,故氣脈不暢。宋人易為文賦,使之散文化,既便於自由表達,也能夠高下抑揚,伸縮離合,有一唱三歎之致,清通可喜,且使詩情畫意更易於展現,創作上更趨於個性化,創作風格日見豐富。北宋的文賦以歐陽修、蘇軾的成就為最高,蘇軾的赤壁二賦就是文賦的代表作品。至於其四六,不但如歐陽修所讚譽的,善於“委曲精盡”的“敘述”[993],也以立意之深與遣詞足以達意,而為人所歎服。楊萬裏《誠齋詩話》記:
神宗徽猷閣成,告廟祝文,東坡當筆。時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陳無己諸人畢集,觀坡落筆雲:“惟我神考,如日在天。”忽外有白事者,坡放筆而出。諸人擬續下句,皆莫測其意所向。頃之,坡入,再落筆雲:“雖光輝無所不充,而躔次必有所舍。”諸人大服。[994]
這一則故事,可以說明蘇軾四六文的立意遣詞之精。“神考”就是宋神宗,把他比為太陽,當然是要歌頌他;但神宗的變法主張與“更化”時代的廟議不合,難為措辭,故諸人見其首句後,都不能代下轉語。蘇軾的後續轉折之句,卻取太陽運行於天必有一定軌轍,來寓神宗雖革新庶政而不背離祖宗之法的意思,可謂精妙能辯,簡直如有神助。此種製誥之文,文學意義一般不大,但當時卻傾注了蘇軾的大量才思精神,論文學史者仍當略有所取。這個故事還可以與王勃撰《滕王閣序》的那個傳聞比觀,兩者都講旁人觀其行文而為之折服,但《滕王閣序》令人折服的是句義自完的一聯,蘇文卻是以承接上文翻出別意的轉語;王勃一聯以境界、聲色勝,蘇軾轉語以思理、筋脈勝。唐宋兩代文學的藝術特點的差異,於此亦可窺見一斑。除此之外,蘇軾也寫了許多銘、讚、頌、祝文、祭文等句式大致整齊的韻文。其中如《九成台銘》《文與可飛白讚》《告文宣王祝文》《祭歐陽文忠公文》《祭文與可文》等[995],運以古文之氣,句法錯綜伸縮,筆力縱恣,義旨鮮明,情感深長;即便全為四言句的兩篇《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996],也流暢盡意,辭情並茂;洪邁在《容齋隨筆》中還稱揚他的《二疏圖讚》“立意超卓”[997]。總之,蘇文是諸體兼長的,但其藝術的優勝處,全受古文的氣格、意脈的影響而來,不妨說是散文化的結果;而蘇軾在古文上取得的成就,當然更為重要。
古文是我國古代文言文的正宗,雖然我們不否定六朝隋唐的駢文成就,但以古文的藝術成就為高。古文有兩種,一是秦漢以上之古文,二是唐宋以下之新古文[998]。蘇軾曾經把韓文、杜詩、顏(真卿)書推崇為“集大成”的藝術極境[999],但我們若以唐詩來衡新古文,則韓愈古文與杜詩並不處在同一發展階段,它應相當於開風氣的陳子昂詩,而蘇軾自己的古文才相當於杜詩,“集大成”。從這個意義上說,蘇軾古文乃是我國古代文言文發展的最高峰。新古文之所以“新”,一方麵在於,它是自覺創造的產物,與駢文流行以前渾然無覺、隨言短長的秦漢古文不同,它是承韓愈打破駢體,有意伸縮離合的創作方法而來的;另一方麵在於,新古文的基本文風不同於高古雅重、鬱勃奧衍的漢文章,它是以平易暢達、婉轉多情的風格為主導的。由於它是有意伸縮離合的產物,所以早期新古文頗見奇崛;又不能不以秦漢古文為學習對象,所以八大家中的韓柳曾王都還追逐鍛煉著某種“漢”味;平易暢達的基本風格是由歐陽修倡導起來,隨後逐漸奠定的。以故,歐陽修領導宋代的古文運動,變了宋朝的文格,使古文再次取代駢體,而他的古文創作實踐卻進一步改變了整部文言文發展史,使新古文的平易流暢的文風正式形成,不但古文從“仿漢”的唐體成長為成熟的宋體,即便駢文也變得辭氣顯露、敘述平暢,與六朝潛氣內轉之駢文風格不同了。蘇軾正是繼承著歐陽修的文風,把新古文推上了藝術頂峰。他的創作既是唐宋古文運動的成功結果,也與歐陽修的作品一起成為此後文言文的典範。清人蔣湘南說:“宋代諸公變峭厲而為平暢。永叔情致紆徐,故虛字多;子瞻才氣廉悍,故間架闊。後世功令文之法,大半出於兩家,即作古文者亦以兩家為初桄。”[1000]
蘇軾古文作品的數量甚巨,依《蘇軾文集》所收,分為論、策、序、說、記、傳、墓誌、行狀、碑、表狀、奏議、啟、書、尺牘、雜著、史評、題跋、雜記等多種類別。這樣的分類不適合文學研究,還需簡汰一下:論、策的數量較大,就內容說主要是政論和史評,這是唐宋古文中最鄭重的體製;記、傳和書序以敘事為主,間廁議論,是含有較高藝術性的幾種文體;尺牘、題跋、雜記等篇幅短小的隨筆性文字,後世稱為“小品”,抒情性較強,藝術價值甚高。以下簡說此三類古文的成就。
一是政論和史評。政論主要是《進策》,史評主要是《進論》和《誌林》。這些文章是研究蘇軾政治思想、史學思想的重要材料,不是純粹的文學散文,但因為論策乃是最鄭重的古文體製,所以古文家撰作此類文章時往往全力以赴,欲以此自見於世,故而很見藝術功力。蘇軾的政論和史評是用很成熟的新古文寫作的[1001],文從字順,條理分明。在語言上,它不像韓文那樣致力於錘煉功夫,選擇或熔鑄色澤強烈的過於高古抑或尖新的詞語,而是追求明晰、準確;在結構上,它也不像韓文那樣有意縱橫開闔,突起突落,而是曲折條暢,洋洋灑灑,層層深入,首尾照應。這正是新古文從“仿漢”的唐體發展成自身成熟的宋體的最好說明。
除了具備成熟的新古文的基本風格外,蘇軾的政論、史評也有他個人的特色。其展開鋪敘,辨析周密,論辯滔滔,**之勢,體現著他泉源湧出、行雲流水般的創作個性。韓柳的政論一般在千字以內,較少繁譬博引,史評更是判斷短截,不枝不蔓。蘇軾的論說文就較多長篇力作,《進策》更是一組完整、係統的策論。文中廣征史事,議論風發,還著力於形象化的說理。如《策別》中《教戰守》一篇,為了論證“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的危險性,除了引述唐代“安史之亂”等曆史教訓外,還用人體的養生保健為喻:
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生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嚐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禦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
這裏用王公貴人與農夫小民作對比,一路滾滾對照寫出,用喻生動貼切,把切勿“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的道理講得既透徹易懂,又生動親切,也使全篇文采斐然,筆意充沛,對讀者不僅曉之以理,而且動之以情。
平易的文風需有歐陽修那種婉轉的情致,或者蘇軾這種奔湧的才思相助,否則會流於平弱冗長,後世學歐蘇者易犯此病。歐蘇集中的許多論事之文(奏議等),也有不少是如此的,文字隻成了表達的工具,將事理說得很明白,文章本身卻平衍泛濫。這是新古文平易流暢文風的負麵影響,讀兩漢之文,即或韓柳之文,就絕不如此。所以,明清以下之學唐宋古文者,必須同時標舉班、馬之法,甚或三代經典之文,是自有其道理的,並非全出於“退化”的曆史觀。但由此又或認為自歐蘇出而古文之法亡,則昧於文言文發展之大勢了。
二是記、傳和書序。這類以敘事為主的文章,比政論、史評更能體現文藝匠心。蘇軾的亭台堂閣記,打破了一般先敘事、次描寫、後議論的格局,三種成分按主題展開的需要而錯綜使用,變化莫測。如《超然台記》把議論放在開頭,先說一番道理,造成飄忽的意緒,然後進入敘事,最後才點出命名“超然”的原因,以照應開頭的議論。《放鶴亭記》則將議論置於中段,在敘完亭的建造緣起和景色以後,用蘇軾與亭主對話的方式來發議論,最後以一首歌詞作結。《淩虛台記》的寫法又不同,大段的議論雖依一般常規放在最後,但開頭便將議論與敘事交織寫來,通篇以議帶敘。至如《石鍾山記》《李太白碑陰記》,更可看作特殊性質的議論文,前者是辨誤,後者是辨誣。前者以考求石鍾山命名原因為線索,偏重於議論,但中間一大段卻是神采飛動的記敘描寫,又與前後議論融為一體;後者從“氣”“識”兩端為李白隨從永王李璘之史案作辯白,卻多用引證之法,豐富了“記”這種文體的表現手段。晚年所作的《南安軍學記》複別具一格,引述經傳,辨析字義,闡釋經旨,再作議論、敘事,而他不嫌其煩地辨析、闡釋《尚書·益稷》中一段話的字義,乃是暗批王安石《虔州學記》對同一段經文的誤釋,可謂別有用心。可見,他的記體古文的運思謀篇是非常多樣化的。其傳記類作品,如《方山子傳》,也突破了文體的局限,撇開對傳主生平的介紹,隻抓住傳主的幾個細節來展示其狂放的性格特征,筆墨省淨而形象生動,達到很高的文字功力,也體現出蘇軾靈活多變的創作個性。《郭忠恕畫讚》有一篇較長的序文,內容也是人物傳記,寫法與《方山子傳》相近。此篇序文乃是《宋史·郭忠恕傳》的藍本,但將二者對讀,便見史傳詳於履曆而略其細節,蘇文略其履曆而集中筆墨來寫其狂放不羈之情事,於此可悟史傳與藝術性古文的根本差異。書序中如《範文正公集敘》《六一居士集敘》《王定國詩集敘》等,皆是為世傳誦的名文,而都不拘一般書序先介紹作者,再介紹或評議其書的格套。《範文正公集敘》的主體部分是寫自己對範仲淹從仰慕到了解到為其文集作序的漫長過程,《六一居士集敘》是從學術思想發展的大勢來標舉歐公學術的曆史價值與現實意義,《王定國詩集敘》則以蘇軾與王鞏的交遊及他們共同的人生誌趣、藝術追求,來表達他們的文學主張。無論就文章的立意,還是就作法來講,都是精彩超卓的。
三是隨筆小品。這幾乎是純粹的藝術散文,具有特殊的美學意義,在提高我國古代散文的文學性和個性化程度上有著重要的作用。蘇軾的隨筆小品大都作於貶居黃州、惠州、儋州時期,其體式有雜記、題跋、尺牘等,其構成的因素有議論、敘事、抒情,其寫作特點是信手拈來,信口說出,自然為文,絕少藻飾,而其總的內容是凸現一個曆經磨難而胸襟豁達、富有生活情趣的智者形象,是蘇軾性格的升華、思想的結晶,或者說,用自然無華的小品,寫出了真率無飾的人品。他的遊記文字,如黃州時期的《書清泉寺詞》《記承天夜遊》《記遊定惠院》,惠州時期的《記遊鬆風亭》《遊白水岩》,儋州時期的《書上元夜遊》等,都善於表現對自然景物的賞會和對人生哲理的領悟之間的融合。他的書簡尺牘,如《答秦太虛七首》之四、《與謝民師推官書》《與侄孫元老四首》等,或敘身邊瑣事,或抒人生感歎,或述藝術見解,娓娓寫來,親切有味,文中有人。其題跋如《畫水記》《書臨皋亭》《書〈歸去來詞〉贈契順》等,內容豐富,都是散文中的精品。蘇軾隨筆的另一個特點是多雅謔。讀他的這類文字,總會感受到諧語戲言層出不窮,迎麵而來,處處閃耀智慧的光彩。他的諧趣有著思想、哲理、感情的深度,不同於一般的幽默,更區別於淺薄的油滑。有時,他把諧趣當作迎戰厄運的武器,使得他在困境中履險如夷,保持樂觀的人生態度。《與參寥子二十一首》之十七中關於惠州杭州居處不殊、或貶地京都無不有病的議論,《試筆自書》中關於天地、大九州,中國皆在“島”中的奇想,螞蟻附芥的妙喻,《記遊鬆風亭》中“就林止息”的感觸,《書上元夜遊》中對於“遊”“睡”得失的探討,都在滿紙諧趣之中顯得意緒超越,表現出他思考人生問題的獨特視角,從而深刻地闡發了隨遇而安的曠達的人生態度。有時,他也能用諧語戲言來烘托出真實強烈的感情,如《文與可畫筼簹穀偃竹記》,大半篇幅寫了他和文同之間的戲謔趣事,最後還用了曹操與橋公戲語誓約的典故,但讀完全篇,則覺有一種真摯無間的情感和悼念逝者的悲哀流**其間,動人至深。
這種體製短小,言簡意賅,而筆法極其靈活生動,其效果又頗能耐人尋味的小品文,是新古文中完全擺脫了“漢”味的新文體,它繼承了歐陽修為新古文奠定的平易暢達、婉轉多姿的基本風格,而由蘇軾發展出自由活潑、著處生春的麵貌,為後世的藝術散文的創作提供了新的典範。此種新的創作範型的建立,與我們下文要論述的中國古代審美文化的一大轉折有著密切的關係,其意義是劃時代的。明人極喜寫作的“性靈”小品,就是承蘇軾而來,文學史家雖然經常追源至晚唐羅隱、劉蛻或皮日休等人的作品,但應該說,明清小品文與晚唐小品的關係不甚密切,其意境、筆法無不是直接得自蘇軾的。
考慮到唐宋古文運動原與儒學複古運動融為一體的曆史事實,應該說唐宋新古文的正體是“文以載道”的那種,即兼具藝術性與學理內涵的,同時也由於要兼具這兩方麵,故而也必然伴隨著體製上的嚴格要求。宋代有不少教人作文方法的書籍,就對論、策、記、序、傳等各種古文體製的寫作規範進行探討。所以,“文以載道”的新古文理論,包含著學理內核、體製規範與藝術表現力三個方麵的統一,這樣才是“集大成”的“成體之文”[1002]。在曆史上,新古文的這個正體雖然一直存在,且由清代的桐城派以“義理、考據、辭章”的口號加以發揚,但作家的自由創造力經常突破這種正體。首先是體製規範被打散,唐宋八大家中既有維護體製規範的[1003],也有放筆“破體”的[1004],如蘇軾的記、序、傳文,就經常別出心裁,不守常規。隨後,自由表達的要求也打破了“文”與“道”的統一,道學家不耐作古文,語錄大興,古文家則拋開“道”,寫作大量的藝術小品。所以,“文以載道”的新古文流出兩種變體:語錄和小品,都有自由鬆散的特點,但語錄拋棄了藝術性,純歸談理,小品則實現了較純粹的藝術性。論文學史,當然隻取小品這種變體,不必取語錄。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考察蘇軾古文的曆史意義,便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麵:新古文的集大成者,和其變體(小品文)的開啟者。這恰恰就如杜詩在中國古代詩史上的地位一樣。
4.書畫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雲:“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仿佛近之。”[1005]又《龍川略誌》雲:“予兄子瞻嚐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1006]按蘇氏兄弟生平出處略同,思想觀點相近,學術文章亦相埒,要說兩人之間最大的不同,可能是在對待書畫藝術的態度上。蘇轍對書畫隻有觀賞的興趣,沒有創作上的追求,其書帖偶有傳世者,似不足以名家,又“未嚐畫也”[1007]。蘇軾卻不但從小就喜好書畫,其創作上亦有度越前人的藝術追求,卓然名家。蘇轍晚年卜居許州,買卞氏舊宅,築起東齋、南齋(包括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西軒[1008],杜門讀書。其西軒中屏風上張掛蘇軾生前所作《枯木怪石》畫,為作詩雲:“老人讀書眼病昏,一看落筆生精神。”[1009]此語最妙,蘇軾繪畫藝術的最大特色,就是“英風勁氣逼人”[1010],故驚俗眼,起精神。
正如蘇轍所記,蘇軾自幼好畫,而鳳翔的經曆對他的畫藝影響甚大。鳳翔地處陝西,唐時為長安西邊重鎮,一度建為西京,其寺廟壁畫多出名家巨匠之手,北宋時尚不難尋訪。據南宋邵博記:
鳳翔府開元寺,大殿九間,後壁吳道玄畫,自佛始生、修行、說法至滅度,山林、宮室、人物、禽獸數千萬種,極古今天下之妙……今鳳翔為敵所擅,前之邑屋皆丘墟矣,予故表出之。[1011]
是知開元寺吳道子壁畫,毀於宋金戰爭之時。觀邵氏所述,其畫蓋近似於今敦煌壁畫中常見的“四相”圖,用連環畫的形式畫出佛始生、修行、說法、滅度四個階段。蘇軾在鳳翔時,曾以詩句描寫,寄給留在京城的蘇轍[1012]。但他在開元寺還有更大的收獲,其詩雲: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1013]
普門寺和開元寺都有吳道子畫,但開元寺的東塔上還有王維的畫。蘇軾在那裏“循壁終日”,將吳道子的“說法”圖與王維畫的“叢竹”進行比較。據今人謝稚柳先生所考,吳畫是雙勾敷彩的,而王維的竹則是用墨筆撇出的寫意形體[1014]。這是兩種不同的畫法,蘇軾的題跋中有《書黃魯直畫跋後三首》[1015],其第二首所跋為《北齊校書圖》,黃庭堅跋雲:
往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輒貶剝令一錢不值。晉卿以為言,庭堅曰:“書畫以韻為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千錢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此畫者,觀予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元祐九年四月戊辰永思堂書。
蘇軾跋雲:
畫有六法,賦彩拂淡一也,工尤難之。此畫本出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謂粉本。而近歲畫師乃為賦彩,使此六君子者皆涓然作何郎傅粉麵,故不為魯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思無邪齋書。
由此可見蘇軾並非不取墨筆勾勒、敷采拂淡之畫,但看起來北宋人對這樣的畫法比較反感,黃庭堅就覺得這樣畫不出“韻”。蘇軾把吳道子和王維的畫進行比較,也認為吳道子猶屬畫工,而更讚賞王維的畫法,即用墨筆直接撇出形體。這就是所謂“墨竹”,畫法至此才與書法相通。宋以後的“國畫”,直接用水墨造形,與唐畫的勾勒敷彩判然兩途。大概這個技法上的突破,是從畫竹開始的(因為竹的節幹枝葉最接近於書法形象),以後逐漸推廣至別的題材,隨之發展出豐富的表現方法如皴、點等。然而,這也不僅僅是繪畫技法上的革新,還聯帶著繪畫藝術觀念上的革新,即從寫真轉向寫意,也就是“文人畫”的觀念在此形勢下產生。蘇軾正是在理論上提出“士人畫”(即後來所謂“文人畫”)的第一人。他的繪畫創作也貼合著這樣的發展方向。在鳳翔開元寺“循壁終日”的經曆,無論如何是重要的,因為他在這裏發現了師法的對象:王維的墨竹。自從蘇軾表彰王維以後,王維就成了“文人畫”的祖師。
米芾《畫史》雲:“以墨深為麵,淡為背,自(文)與可始也。”[1016]這是說文同的“墨竹”,用墨的深淺來表現立體感,米芾認為此法乃文同所首創。稍後有花光和尚依照地上的影子來作“墨梅”[1017],此法也被後人繼承。在北宋時代,畫家們都在探索用墨寫形的辦法,各自有所創獲。文同的“墨竹”對蘇軾影響很大,蘇軾有關繪畫藝術的許多真知灼見,是在文同的啟發下,或在評論其作品時提出的。他自己的繪畫創作,也屬於“文湖州竹派”。據米芾記載: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餘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嚐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
從這裏可見蘇軾繼承文同的畫法,而更發展了寫意的風格。
不過蘇軾的畫作傳世的絕少,我們隻好從曆史記載中看他所畫的內容。南宋鄧椿《畫繼》雲: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高名大節照映今古,據德依仁之餘,遊心茲藝。所作枯木,枝幹虯屈無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盤鬱也。作墨竹,從地一直起到頂,或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嚐逐節生耶?”雖文與可自謂“吾墨竹一派在徐州”,而先生亦自謂“吾為墨竹盡得與可之法”,然先生運思清拔,其英風勁氣來逼人,使人應接不暇,恐非與可所能拘製也。又作寒林,嚐以書告王定國曰:“予近畫得寒林已入神品。”雖然,先生平日胸臆宏放如此,而蘭陵胡世將家收所畫蟹,瑣屑毛介,曲畏芒縷,無不具備,是亦得從心所欲不逾矩之道也。[1018]
這裏評述了蘇軾的四個作品,一是“枯木怪石”,一是“墨竹”,一是“寒林”(可能也是墨竹),一是“蟹”。但我們懷疑鄧椿是否見到過這四個作品,因為他的評語都是抄來的,前兩個是從米芾的《畫史》轉錄,“寒林”見於蘇軾尺牘[1019],“蟹”見於晁補之《跋翰林東坡公畫》一文[1020],鄧椿隻是將幾段評語串聯起來而已。不過蘇軾畫的內容,大致就是這一些,其中“寒林”或即“墨竹”,“蟹”似是工筆,今亦未見,唯“枯木怪石”今存一幅,談藝者皆推為絕無僅有的蘇軾真跡,抑或就是米芾所見、鄧椿所錄、蘇轍西軒屏風上張掛的那一幅?
蘇軾確實愛畫枯木、怪石,孔武宗曾作《東坡居士畫怪石賦》《子瞻畫枯木》詩[1021],可見一斑。為什麽石要怪,木要枯呢?一方麵是便於以墨來造其形,這是將“墨竹”之法用於別的題材時所作的創造。後世的“國畫”,畫石都有些怪,畫木也多作老幹枯枝,蓋亦與畫法有關,大概欲畫端方平正、蓊鬱潤澤者則不免於勾描,此為蘇軾所不喜。另一方麵,也是更重要的方麵,是為了增強寫意性、抒情性。孔武宗記蘇軾畫怪石時,感到“吾之胸中若有嵬峨突兀,欲出而未肆”[1022],米芾、鄧椿也認為“如其胸中盤鬱也”。其枯木“枝幹虯屈”,充滿張力,也是為了表現畫者的內在力量。這與他畫“墨竹”時“從地一直起至頂”頗為同趣。無論是所畫的形象還是用筆的方法,都成為主體情懷的表現。對於蘇軾來說,畫枯木、怪石、墨竹,乃是特別的抒情手段,而且其抒情風格是豪邁的,故觀者覺其“英風勁氣來逼人”。從現存的《枯木怪石圖》,也很容易看出這種鮮明的風格。在蘇軾的詩歌創作中,此種風格屬於他任職的時期,而見於記載的蘇軾繪畫,也主要作於翰林學士任上。
相比於繪畫,蘇軾的書法藝術不但名聲更大,作品數量也多得多,而且得到了較好的編集、整理、刻印。早在南宋時,汪應辰即編集他收羅到的東坡法帖,刻於成都西樓,世稱《西樓帖》,陸遊還擇取其中尤為奇逸者編為《東坡書髓》[1023]。《西樓帖》在後代被重刻過,流傳不絕,而今台北、北京之故宮、上海圖書館等單位及日本、中國台灣的一些收藏者,猶保存著不少紙本真跡或宋拓法帖,尤以台北故宮收藏為多。1991年北京榮寶齋出版《中國書法全集》,其中有《蘇軾》兩卷,是現今為止編印蘇軾書法作品最為全備者,其將《西樓帖》打散,與各種紙本、拓本皆依創作時間編年印出,共一百六十四種,並加考釋,可以反映蘇軾書法藝術的發展過程。
從蘇軾一生的書跡,不難看出發展的階段性。雖未易以年月分斷,但大致早年追摹晉人,字體妍麗,風神俊爽,筆畫也細致流暢;中年遍參唐人筆法,掣筆甚為有力,用墨也較豐,點畫肥厚,勁鋒溢出,而字體也變得稍扁,雖不失妍麗,但可以觀察到字體與筆法間的張力,如黃庭堅所謂“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蟆”[1024],唯醉後之作有順筆而行,痛快淋漓者;至其晚年作品,則筆力能沉著於字畫形體之中,頗見雄勁灑脫,而字體亦從有意構巧轉為漸近自然,蓋已臻得心應手之境,有“一篇神行”之妙。其於書法創作,可謂功隨年進,老而彌篤,以唐人筆法造晉人風韻,為行書藝術提供了一種典範。
對於蘇軾書藝之進展,始終以行家眼光熱情關注的,就是並世的大書家黃庭堅。他是蘇軾書法的最早一批評論者中留下批評文字最多的,其批評也最具權威性。他經常分早、中、晚三期評論蘇軾書法,如:
東坡道人少時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公權)。中歲喜學顏魯公(真卿)、楊風子(凝式)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邕)。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餘此論者。[1025]
東坡書如華嶽三峰,卓立參昂,雖造物之爐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浩);晚年沉著痛快,乃似李北海(邕)。[1026]
東坡先生晚年書尤豪壯,挾海上風濤之氣,尤非他人所到也。[1027]
東坡少時觀摹徐會稽(浩),筆圓而姿媚有餘。中年喜臨寫顏尚書(真卿)真、行,造次為之,便欲窮本。晚乃喜李北海(邕)書,其毫勁多似之。[1028]
東坡晚年書,與李北海(邕)不同師而同妙。[1029]
由於書法藝術強調作者用筆的功力,故書法批評中例將一個作者分前後期或早中晚期來作評論,又由於黃庭堅作評論的時間不同,故他對蘇軾書法創作的分期有些參差,如學《蘭亭》在“少時”,似徐浩則或說在“少時”,或說在“中年”,似李邕也或說在“中歲”,或說在“晚年”。造成這種參差的原因,也在於“少時”“中歲”“晚年”皆為模糊概念。但大致整理一下,可以歸納為三個階段:學《蘭亭》最早,似李邕為晚,中間則遍學唐代諸家如徐浩、顏真卿、柳公權及五代的楊凝式等,但也有一個從似徐浩到學顏真卿的過程,因為徐浩的“姿媚”與《蘭亭》有聯係,顏真卿又與李邕同為“豪壯”,而徐浩又有“圓勁”的一麵,與顏真卿有聯係。《蘭亭》——徐浩——顏真卿——李邕,這大概就是黃庭堅勾畫的蘇軾書法藝術發展的過程。
在此過程中,顯然有兩種要素的作用,一是字體的妍麗姿媚,一是筆法的豪壯勁健,就是所謂“字”和“筆”。黃庭堅認為:“蓋字中無筆,如禪句中無眼。”[1030]“句中眼”是他對詩歌的要求,即謂句語中須有思理貫行的意脈,使一個語句體現出一種獨特的構思,猶如張開了一隻洞穿事物的眼目[1031]。“字中筆”則是他對書法的要求,“字”謂字體,要有形式的美,“筆”謂筆法,即寫字時筆毫的運動要傳達出力量,才能使線條有精神。在古代史籍中,關於“筆法”的授受經常講得很神秘,不過其要點在於中鋒用筆,但表現在各種點畫形式上,自然會有許多具體的法則,要在不斷學習中體會、把握。至於運用此筆法來造字體時,則也有一番“意在筆先”的“意造”功夫,但無論怎樣“意造”,皆不可違拗筆毫運動的規律,不可使線條無力,也即“字”中不可無“筆”。蘇軾說過:“草書隻要有筆。”[1032]草書幾無字形可講,唯看其筆法。楷書呢?當然也有“字”的問題,但楷書字形穩定,變化不太多,主要還是“筆”的問題。行書就不同了,其字體既不像草書那樣簡省近於純粹的線條,又不像楷書一般穩固,隨意所造,變化豐富,故對於行書來說,“字”幾乎與“筆”同樣重要。所以,“字中有筆”確是行書藝術的要領。以“意”造“字”,以“學”進“筆”:晉人的字體瀟灑清麗,可以摹寫,但主要仍在自出新意,自成一體;晉人的筆法難以窺測,唐人講究法度,易於從中學習筆法,故廣學唐代諸家,是增進運“筆”功力的途徑。蘇軾雲:“學即不是,不學亦不可。”[1033]此“學”是指學習筆法。筆法不可不學,而以筆法造字體,卻還要自出新意。“我書意造本無法”[1034],這是他早年的話,強調造“字”,而忽視筆法,後來糾正了。在黃庭堅看來,蘇軾早年追求“字”的妍麗,中年加強了“筆”力,晚年達到“字”“筆”的統一,故以《蘭亭》、顏真卿、李邕分別比擬之。(《蘭亭》並非無“筆”,顏書亦非無“字”,比擬時隻取其一麵,此從黃庭堅語意中可以推知。)這是他分三個階段評論蘇軾書法的總體思路,我們認為是符合實際的。
問題在於,蘇軾本人對黃庭堅的評論有所異議。說他學《蘭亭》、學顏、似李邕,他都接受,但他拒絕承認自己的書法與徐浩有關。《自評字》雲:
昨日見歐陽叔弼,雲:“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浩)書者,非也。[1035]
後來其子蘇過也說,他父親“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1036]簡直把黃庭堅也歸在“俗子”之列了。可是,關於蘇軾的書法有似於徐浩的觀點,黃庭堅卻是一直堅持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認為,不能簡單地憑蘇軾的自述來否定黃庭堅的說法。黃庭堅曾這樣評價徐浩: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餘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1037]
可見他所取於徐浩的,在於其筆法豪勁有力。“稚恭”是晉人庾翼,徐浩所乏的是晉人的風韻。黃庭堅以徐浩比擬蘇軾,主要也是就筆法而論,《跋東坡水陸讚》雲: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1038]
這也是誇獎蘇軾在筆力上的進步。不過,若單就筆法而言,顏真卿、柳公權、楊凝式等當然更值得學習,但徐浩還有另一長處,就是他也追求字體的姿媚,而且其字形較肥,將以比擬蘇字,並非太不合適。黃庭堅正是看到了蘇軾在書法上是“字”“筆”兼重的,所以屢次比作徐浩。當然,李邕也被認為是“字”“筆”兼重的,蘇軾更喜歡人家把他比作李邕,而在黃庭堅看來,徐浩、李邕、蘇軾在這一點上是相通的,《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雲: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後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1039]
所謂“韻”,是就字體而言的。徐浩之“韻”雖不及晉人,但畢竟也試圖運用筆法來創造妍麗的字體,與李邕、蘇軾同轍。可以注意的是,黃庭堅也批評他們有“筆不到處”,即在追求字體時妨礙了筆法。這也不錯,“字”與“筆”是有一定矛盾的。黃庭堅自己學習唐人筆法甚力,但其字欹側取妍,也是為了“字中有筆”,兩不偏廢,所以他對兩者之間的矛盾,是有深刻體會的。蘇軾嚐批評其字如“樹梢掛蛇”,黃庭堅反譏蘇字如“石壓蝦蟆”[1040],說明無論作瘦字、肥字,皆有“字”“筆”矛盾造成的困境。比較而言,黃庭堅是更強調“筆”的,他說:
餘嚐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嚐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嚐為餘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1041]
他對蘇軾遍學唐人筆法,給予積極肯定,同時,他認為蘇軾是天生能解筆法的,一學就善。對於蘇軾因“字”而妨“筆”,“作徐浩體字”,實際上有所不滿。所以,他喜歡讚揚蘇軾醉後寫的字,此時作“字”之意略鬆,筆力天挺,如《黃州寒食帖》,便突破了“石壓蝦蟆”的扁字體,一任筆力所至,清雄豪放,沉著痛快,而又不壞字體,自然成妍,具有超逸的韻味,他認為“誠使東坡複為之,未必及此”[1042]。後世亦多將此帖推為東坡行書第一。蘇軾自己也說過:“仆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1043]按蔡襄字體妍麗,楊凝式有顏魯公筆法,“言法華”即釋誌言,史稱其“居東京景德寺,為人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勁”[1044],可見蘇軾所謂“放”,蓋指筆力超邁足以擺脫字形束縛的境界。沒有“筆”的“字”不過是一番做作的媚態,有“筆”才有精神,有生氣,將“字”寫活。“筆”確實是更重要的。然而,如此強調“筆”,是有一種自信為基礎的:即相信自己在以“筆”造“字”時,無論怎樣“意造”都不會太無風韻。倘若一味隻講筆法,沒有字體的風韻,那是要被蘇、黃貶為“書工”的,因為筆毫的運動規律是一個熟能生巧的工匠足以把握的,但運用筆法以創造具有藝術風韻的字體,卻必須是具有審美修養的文人才能做到的。故蘇、黃雖然在“字”“筆”矛盾時強調“筆”更為重要,但總體上仍追求兩者的統一。蘇軾自雲:“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1045]此處“骨”即指“筆”,“肉”即指字。他評歐陽修書,曰“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1046],也是從“筆”“字”兩方麵來作出肯定。可見,“字中有筆”確實是他的自覺追求,就此而言,黃庭堅將他比為徐浩、李邕,是並不錯的。
同是“字”“筆”並重,為什麽比作李邕就欣然接受,說學徐浩就不肯承認呢?原因在於蘇軾認為徐浩的字體媚俗。書法固應追求筆力雄勁、字體妍麗,但筆力是對書寫工具的掌握,不依人品分高下,字體卻是隨意所造的,同是妍麗的字體,隨創作主體人品、學養、意趣的不同,有著雅俗之分,故可以人品定其高下。這就已經不是“字”與“筆”的問題,而是作者的性情和文化修養的問題了,也是更高層次的問題。在這個層次上,黃庭堅是一再地讚美蘇軾的:
(東坡大字)雖時有遣筆不工處,要是無絲毫流俗。[1047]
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1048]
東坡簡劄,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1049]
餘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1050]
餘嚐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掃地,惟顏尚書、楊少師尚有仿佛。比來蘇子瞻獨近顏、楊氣骨。[1051]
類似的話不一而足,明顯地將體現於創作中的主體的精神氣質、審美趣味看得高於筆法、字體。黃庭堅以此肯定蘇軾書法得晉人風韻,近顏、楊筆意,無俗氣,為當代第一。而且,在這一點上他也貶低了徐浩。在他看來,就“字中有筆”而言,蘇軾是學徐浩的,但精神氣質不同,所以,對於其晚年的藝術境界,他用李邕來作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