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蘇軾通常給人一個天才的印象:萬斛泉源,隨地湧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可是,當我們對他的生平、思想和創作進行一番比較詳盡的考察後,即會發現:蘇軾創作的每一步發展,都伴隨著理論、批評方麵的新的思考,也就是說,他是在自覺的文藝美學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創作的。我們不懷疑蘇軾可能具有常人難以比擬的一分天才,但可以斷言:蘇軾創造了如此巨大的文藝成就,其所憑依的主要不是天才,而是思想,即高度自覺的理性的思考。

因此,蘇軾寫作的實際情形,頗與我們平常想象的那種隨興而作、一揮而就的情形相異,據他的學生李之儀的記載:“東坡每屬辭,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然未嚐停輟,渙渙如流水,逡巡盈紙,或思未盡,有續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為同異,蓋不知諦思乃在其間也。”[1052]這是說,蘇軾的寫作並非提筆立成的,而是研墨甚久,行筆遲慢的;但一旦濃墨上紙,其文思決不滯澀,能夠不停地寫下去,甚或一寫就是十餘紙。此兩方麵看似矛盾,卻正如李之儀所說,“諦思乃在其間”,是精心運思的結果。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現象是,蘇軾“作文不憚屢改”,對於自己的詩文,不以一時快筆為定,而是勤於修改,見於宋人筆記《春渚紀聞》的記載[1053]。可與這個記載相印證的是現存蘇軾的紙本行書《定惠院月夜偶出詩稿》[1054],塗改得簡直滿紙狼藉;即如其最著名的《黃州寒食詩帖》,書法方麵向稱純乎天機之作,甚至被黃庭堅認為東坡自己亦不能複作的,但觀其行文的內容,也仍有點竄改定之處[1055]。此二件皆作於黃州,正值他的思想和創作發展中的最重要時期之一,向稱才思敏捷的蘇軾,竟會令人難以置信地將詩稿改得滿紙狼藉,也許是心情悒鬱或避忌困擾的緣故。但《黃州寒食詩帖》的沉著痛快的書法風格,和文字內容上的點竄相並觀,則可見沉著痛快乃是一種理性力量節製下的宣泄:這宣泄是痛快的,故一無雕琢,重筆寫出,卻又有著強健剛勁的理性節律,故筆筆沉著,略無虛浮。實際上,這裏看不到飄飄然的“坡仙”,這乃是一種痛苦的藝術,或者說是一種衝決痛苦的藝術。衝決的力量來自理性思考,來自理性的律動。在《後赤壁賦》中,作者的心路曆程,從人間的幽昧之地,朝向不可捉摸的世外之境,在迷離恍惚的幻覺中進行了一場人天(仙)對話,最後又複返人間。所謂“幽則為鬼神,而明則複為人”[1056],以交通人天的巨大思力來擊穿和濾卻了種種人生的痛苦,還得生命的澄澈。秦觀曰:“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1057]對人的本性與天命作出統一把握、透徹了達的,正是對“道”的理性思考,而這種思考的結果即“蘇氏之道”,分明是蘇軾文藝作品的靈魂。

宋人講的“道”,並不僅僅是一個哲學概念,當然最終可以歸結到哲理上,但論其人生和文藝創作,也離不開“道”。或以為“道”局限了文藝,那恐怕是將“道”僅僅理解為政治意識形態,沒有想到它的豐富的超越性內涵給予宋人的心靈激動和精神提升。對於宋人來說,“道”也是他們憑借著向藝術境界的深廣處拓展的根本力量,也用來總結和指導實際的創作,並使得他們的文藝批評頗成體段,從模糊籠統的印象批評向精密的文藝美學思想發展。如果說,程朱之“道”主要想把人生的氣質欲望淨化為性理昭晰的話,那麽,“蘇氏之道”顯然還有另一層豐富的內涵,即把寫作衝動斡運為真正的藝術創造,將人生感受超升為審美的體認。因此,我們這裏要探討“蘇氏之道”的美學內涵,然後便可據以鉤沉散見於他許多具體的文藝批評中的文藝美學觀點,且使埋藏其間的理路呈露出來。

1.“蘇氏之道”的美學內涵

在本書關於蘇軾哲學思想的部分,我們已經論證他的“道”乃是指自然的“大全”。自然的“大全”是無所不包的,大致說來,基本的原料是“氣”,在變化中呈現出來的是種種“象”,主宰其間的是所謂“造化”。自古以來,哲人們運用這些概念來解釋自然過程,力圖揭示其真相,也有許多人力圖從中推導出儒家人倫、社會規範(即禮教)的合理性,其所得雖有深淺,但都是想對“真”和“善”作出哲學的說明,則無疑義。同時,在思考“真”和“善”時,他們也對“美”有所感知。比如講“氣”的時候,除了講陰陽外,也常有“天地之秀氣”“山水之靈氣”之類的說法,在一氣陶甄萬有的宇宙論中,特意用了“秀氣”、“靈氣”來解釋美好事物或聰明人的來曆。至於這特殊的“氣”屬陽屬陰抑或是陰陽的和諧,倒也難以深究。又比如講“象”的時候,《易》的“四象”雖用以通攝實在事物的器用,但也可以脫離器用而發揮為對事物的一種審美把握,如後來被引入詩歌理論的“興象”“意象”之類。《文心雕龍·原道》雲:“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1058]這裏的“形”“象”顯然是從審美方麵講的,而不指事物的器用。並且,對自然美的這種感悟,被認為是文藝的源泉。李白《秋於敬亭送從侄耑遊廬山序》:“長山橫蹙,九江卻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潨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1059]自然美在他的筆下被說成“宇宙之奇詭”。進一步講,這樣的“奇詭”應有造成它的原因,如獨孤及《仙掌銘》所雲:“陰陽開合,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疑有真宰而未知屍其功者。”[1060]“真宰”也就是“造化”,獨孤及用形象化的方法來描述:“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揮太極,蹴踏顥氣,立乎無間,行乎無窮,則捩長河如措杯,擘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好像有個“巨靈”在創造著宇宙間的種種奇觀,其實,那是“萬化之一工”,也就是說,宇宙萬象的創生運行過程本身具有美的規律。《仙掌銘》是唐代古文家對“造化真宰之工”的一篇禮讚,反映出唐宋時代的審美觀念經曆了一個飛躍,從對自然現象的賞會(在《世說新語》中幾乎俯拾即是)深入到探索美的創造規律,即從“象”到“理”的飛躍。於是,晉、唐以來“恥一物之不知”的“博物君子”的愛好,到宋代成了知識分子的普遍習尚,所謂“探造化之秘”,其成果有兩個方麵,一是使《夢溪筆談》那樣的科學巨著得以產生,二是對文藝尤其是詩歌的表現力提出了要求:要能夠揭示“造化之秘”,盡發其蘊。歐陽修詩雲:“大哉天地間,萬怪難悉談。嗟餘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纖。”[1061]他對梅堯臣、蘇舜欽詩歌藝術的肯定,也是出於同樣的旨趣:“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覷天巧,命短疑為天公憎。”[1062]說二人的詩筆揭示了“天巧”,即造化的秘密,而他將造化形容得“怪”“巧”,則分明已認知到造化之“理”中蘊含了美的規律。萬事講“理”自是宋人的思維特點,不滿足於現象而欲窮究其“理”,有具體的物理、事理和概括的天理。在今人看來,這“天理”一說有著濃重的倫理色彩,科學性不強,但在當時,它也被當作萬物的總規律來論述,故我們不能忽視數百年來知識分子對造化之理的積極探索和知識積累在宋明理學創建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那使得宋人的本體論在追求“真”“善”“美”的結合上超越了前人。不過,歐陽修對“天巧”的探求,本包含審美方麵的認知,到了程氏的“天理”,卻似乎更注重“真”與“善”的結合,而把“美”驅除了。如果說,程顥的“天理流行”境界還有點過於籠統的審美境界的味道,則程頤似是天性善於辨析抽象義理,而缺乏藝術感知力。與他相反,北宋道學的另一流派“蜀學”,卻注重發展包含在歐陽修學說中的審美認知的一方麵,並將其提升到“道”的層次上進行思悟,使“蘇氏之道”更側重於“真”與“美”的結合(將“善”降低)。所以,我們不妨說蘇軾是一個美學家。

作為自然萬物之理的總體,蘇軾的“道”是包羅萬象之世界的根據,那當然也是藝術創造的根據。在《淨因院畫記》中,蘇軾認為:物雖無“常形”,卻必有“常理”,畫物是不妨失其“常形”的,但不可以違背這“常理”[1063]。在《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讚》中,他又說:“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1064]此謂文藝創作皆以“德”為根本。我們明白,所謂“道”,其在物為客觀的“理”,其在人為主體的“德”。當蘇軾說文藝創造是發乎“德”合乎“理”時,也就等於說藝術是“道”的表現。那創造著世界萬物的“道”的運作,也創生著藝術,或者說,“道”本身就是依藝術規律運作的。《赤壁賦》對此有最好的闡述: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1065]

這裏最後一個“食”字,諸版本或作“適”“樂”,南宋的朱熹說他曾見東坡手寫本作“食”,又解釋“食”之義為“享也”[1066],今從之。“食”的含義既是“享”,則猶今所謂“藝術享受”“美的享受”,其內容為聲色,聲色是耳目之所得於風月者,此風月乃是“造物者之無盡藏”,意謂:“造物”給人們源源不絕地提供著無窮無盡的“美”。而所謂“造物”,不過是“道”的形象化的說法。然則,蘇軾的“道”實在是“美”的淵藪,“道”與“美”是一非二。

當然,蘇軾沒有提出現代意義上的“美”的概念,而是采取了另一種表述:

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為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故凡作而為聲,發而為光,流而為味,蓄而為力,浮而為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為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蓋嚐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1067]

這一段話是講道教丹訣的,內丹理論與兩宋道學簡直是孿生兄弟,血脈相通,蘇軾的哲學思想受道教的影響便極大。但這段話吸引我們的地方在於,作者幾乎是苦於沒有“美”這個概念來把他的思想表述得更清楚些。所謂“軼於形器之外”的“英華”,實在就是“美”的表現,作者說了六種:聲、光、味、力、膏,以及“可喜”的色,稱為“六華”。《赤壁賦》說“造物者之無盡藏”時,隻略舉聲色,這裏就更加豐富了,有“六華”。它們當然是自然之“道”的內涵的發露,也就是“美”的顯現。至於人所“存乎中”的“了然常知者”,在蘇軾的哲學體係中,無疑就是“性”。相對於“六華”來說,“性”也就是審美判斷力,在審美活動中,人的天賦的審美判斷力與對象的審美表象自然融會,所以,“必為吾所取”。蘇軾進一步說,“我”(審美主體)本身也是由“性”與“六華”合而生成的。此語較為費解一些。大致說來,人有性靈、有形質,缺一不成,按照現代的說法是靈與肉,按照程朱理學的說法是天命與氣質,很多哲人視後者為惡的來源,認為它的存在是對前者的遮蔽。蘇軾卻似是說到了兩者的統一性,既然“美”是在形質中發露出來的(“六華”從形器軼出),則合乎理想的形質應該是“美”的形質,原初的人就應當是審美主體性(“了然常知者”)與“美”的形質的結合。而且,隻要審美主體性“存乎中”“則必與此六華者皆處於此”,那麽,自然界中的“六華”,也就“安得不赴其類”,而為人所汲取?這段話的本意是在構想一種“內丹”的生成過程:性靈與“六華”生成人,再不斷汲取“六華”養成丹。然而,這裏包含著對“美”的覺悟,很容易被我們置換為另一種表述:審美主體性與它的對象(美的形質)融合,生成了審美主體,在審美活動中,主體又能不斷地擴展這種融合,“食”“造物者之無盡藏”(美)以充實主體。顯然,關鍵在於“性”,“性”是能取,“六華”是所取。“性”如何才能取到“六華”呢?要“存乎中”,要“不物於物”。也即是說,要自覺存省,要不迷失於對象。可是,怎樣的一種主客體的融合,才能令主體性長存而不迷失呢?

還是要講到“道”。從人類理性所探索的“造化之秘”,到享之不盡的“美”的寶藏,蘇軾顯然賦予了“道”以“美”的內涵。這令我們想起蘇軾論“道”時非常強調的“全”這一觀念。“道”之所以與“美”不二,是可以從“全”找到理解的鑰匙的。“全”是存在的完整性,包括時間上的永恒性和空間上的無限性。“道”是“全”的,即永恒的、無限的、完整的,所以是“美”。那麽,把握“美”也等於要把握“全”,這種把握才合乎“道”。審美活動中的主客體融合,就是主體對對象的徹底認識,完整把握,達自由之境界。這種自由境界是可以代替化工的境界,蘇軾有個比喻:“猶器之用於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性至於是,則謂之命。”[1068]“命”是天命,但人若窮理盡性而達自由之境,則知天命,而且就是天命,因為實際並無“天”下的命令,天命不過是造化自然之理。天命呈現的境界也就是人對造化自然之理進行完整把握,順理而行的境界。蘇軾將此境界表述為:主體“與造物者遊”。這“與造物者遊”一語乃是蘇軾全部文藝創作論的關鍵,我們留待下文再征引資料展開論述。這裏隻要指出:“與造物者遊”乃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境界,是對對象完整把握的境界,是得“全”合“道”審“美”的境界,即主客體融合的最高境界。在這樣的融合中,主體性才能長存而不迷失,因為“道”與“性”是統一的,“道”在人為“性”,人之所為合乎“道”,即是“存性”。

擁抱全部自然萬物,窮盡其理而得自由,這當然隻是一個理想,人怎能窮盡全部“理”呢?如果說,要待窮盡全部的“理”,才是審美境界,則審美境界豈非永不可得?實際上,這隻是一個人生態度的問題,就是一個人能否不固執私見,不膠著物欲,而循理行事。蘇軾說:“循萬物之理,無往而不自得,謂之順。”[1069]又曰:“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無私而已。”[1070]晁補之《七述》敘蘇軾對他的教導:“吾以樂而未嚐無以樂者,順也。”[1071]所以,無私順理的人生態度,就是一種“道心”,堅持這樣的態度,“道”便不求而自致。在蘇軾看來,這也是審美的態度,它伴隨著“樂”,即審美的愉悅,而所謂“無往而不自得”者,就是自由,就是“性命自得”。

審美的人生態度,是循理無私的態度,是放棄對物的占有欲而觀其存在的整體性,俾其內在的合理性充分展現,窮其生機,條達暢茂至於完美,英華發露,乃得所享,其間切不可橫加摧殘取用,夭其生理,那會得小而失大,得不到“與造物者遊”的快樂。所以,蘇軾闡述了人對於物的兩種態度,一是“寓意”,一是“留意”: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1072]

“樂”的關鍵在於“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這是什麽意思呢?蘇軾舉書畫為例:

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嚐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複好。見可喜者,雖時複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複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複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1073]

由此看來,“留意於物”是指精神被對象所占據,“寓意於物”則是精神自由,自得其樂的,一“留”一“寓”,其義分明。精神被對象“留”住的原因,是本想占有對象;若以非功利的審美觀賞的態度對待之,則能自由地出入於物,所謂“寓”了。蘇軾說,“留意於物”是“失其本心”的,反過來,“寓意於物”的“樂”正是“存”此“本心”了。《蘇氏易傳》雲:“性所以成道而存存也。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亡,此真存也。”[1074]這“真存”與“本心”一樣,是“性”的別稱,“存性”就是“體道”,主體性不迷失於對象而得存省,正是因為對“道”的體悟後“寓意於物”的審美態度,伴隨著“與造物者遊”的“樂”,即審美愉悅。

這樣,概括上麵的意思,就是“物”有“六華”軼於形器之外,而“道”乃是其“無盡藏”,主體“寓意於物”,則能“存性”,“性”的存省而不迷失,便能吸取“六華”,整個過程又充滿了“樂”。毫無疑問,這裏包含了關於美、審美、審美主體性及審美愉悅的一係列認識。故“蘇氏之道”實有著豐富的美學內涵,或者說,根本上是一種美學理論。在兩宋時期的諸家“道學”中,蘇學的這個特色是極鮮明的,它總結了古代哲學中的美學思想觀念,提高到“道”與“性”的層次進行論述,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美學理論體係。蘇軾實在是我國古代不可多得的一位嚴格意義上的美學家。

有兩點需要補充說明。一是關於審美主體吸取“六華”的說法,原是帶有比喻意義的一種說法。此說脫胎於丹訣,講真“性”長存且不斷吸收萬物之精華,可養成內丹。從理論上看,這丹訣似兼有形上、形下兩方麵的含義:從形而下方麵說,是保存生命活力且不斷吸收滋養,以期長生不老;從形而上方麵說,是保存根本的領悟力且以領悟萬理的理味自悅,以求悟性圓滿。然則,“六華”的形而下意義,差不多是指如食物的營養等,吸取它可以健身,推而至於長生;它的形而上意義,則接近於我們說的“美”,而吸取“六華”,實指獲得審美愉悅,美的享受。所以,“寓意於物”的非功利之觀賞態度,與吸取“六華”的說法並不矛盾。正如《赤壁賦》所謂,對物絲毫不取,唯取風月之聲色以“共食”。“食”是比喻的說法,實指審美享受。蘇軾的意思是:以非功利的審美態度對待物,物的“美”便顯現出來,而“造化”也就成了“美”的“無盡藏”。此“藏”自然是取之不盡的,但“取”仍是比喻的說法,《超然台記》中講的是“觀”: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糟啜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1075]

一切事物都可以令人愉悅,都有其可觀處。亦即:隻要以非功利的態度去觀照,則一切事物上都可以發現“美”。但古人所謂“觀”,不僅僅是現代所謂“觀看”之義,它的含義與“遊”相近,故秦觀字少遊,陸遊字務觀,名字互釋,而蘇軾的“觀”物,也就是“與造物者遊”的意思。這隻要看《超然台記》的下文就可以明白。文中說,“觀”物則無往而不樂,若有欲於物,便不見可樂,“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複,如隙中之觀鬥,又烏知勝負之所在?”這裏的“遊”與“觀”可以互易。凡對物持功利的態度,必被物所牢籠,失其本心,陷入“物之內”,猶如“身在此山中”便“不識廬山真麵目”[1076]。隻有以審美的態度去遊觀,才能在“物之外”見其整體,才能把握到事物的“全”,也才能獲得美的享受。“全”是真,也是美,真與美就是這樣結合的,所以,《赤壁賦》中的“食”,《大還丹訣》所謂主體吸取“六華”,實是遊觀之意。

另一點要補充的是,在蘇氏學說中,“留意”“寓意”之上應更有“獨存”境界。蘇轍告黃庭堅雲:

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歎其不可及也。[1077]

這是說,“留意”於物會失去本心,固不足取;而“寓意”(“寄於物”)雖能“存性”,但仍有假於外物;若真正高明的人,應能不假於外物,無所“寓”而保存其性靈的。晁補之雲:“宅道之奧,妙在獨存。”[1078]此“獨存”二字正指這種不“寓”而自“存”的境界。蘇轍認為,一般賢者隻能做到“寓意於物”,依仁遊藝,隻有顏子達到了“獨存”境界。此是蘇氏的“顏子學”。宋學在義理上雖繼述孟子,但在人生境界上仍追企顏子,故“顏子所好何學”實宋學之重要命題,此待下章論蘇軾人生思想時再詳論。蘇轍以顏子為“獨存”的典範,並誇獎黃庭堅的人格修養已接近這種境界,實則也傳達出他自己在修養方麵的心得。所以,蘇軾常說蘇轍的修養高於他,就是因為蘇轍能夠“獨存”,而他自己則不耐“獨存”的枯槁,不免於“寓”。他說:

筆墨之跡,托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弈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1079]

他也承認顏子式的“獨存”境界是更高的,但不否定以文藝創作“聊寓其心”。他又說: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嚐寄於酒乎?仆亦未免此事。[1080]

酒當然也是一種外物,張旭要假酒來催發草書藝術,即未免有待於外物,若王羲之就不需要“寄於酒”,所以境界更高。然而,書法創作本身也還是一種寄寓行為,若能不作而獨存性靈,豈不更高?程門弟子呂大臨作詩曰:“獨立孔門無一事,隻輸顏子得心齋。”連素不喜詩的程頤也大加讚賞[1081]。其實,這正如陶淵明說顏子,“一生枯槁”,意味不多。觀蘇軾“仆亦未免此事”一句,可見他實在也是不耐“獨存”之“枯槁”的。他把身世說成“吾生如寄”,把文藝創作說成“聊寓其心”,就隱然於“獨存”之外更強調寄寓。晁補之說了“妙在獨存”後又雲:“有不得已,文乃其藩。”這“藩”原是籬笆之意,引申為邊沿之意,亦可更引申為邊沿之內的領域之全體。《莊子·大宗師》雲:“吾願遊於其藩。”文藝正是真存之“性”不耐“獨存”時遨遊其中的領域。蘇軾讚黃庭堅的書法是:“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遊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1082]此是對“寓意”的最好說明。正如晁補之所雲,這是“不得已”的。文藝創作對於蘇軾來說,畢竟是不可少的。他沒有去做“獨立孔門無一事”的顏子,而是將他的創造力都“寓”於學術、政事,尤其是文藝中了。

2.蘇軾的文藝創作論

蘇軾有關文藝創作的論述,散見於他的記、序、題跋、書信等多種體式的文字之中,其內容有兩方麵,一是關於具體某種文體之創作方法的,二是關於一般創作原理的。前者如《謝歐陽內翰書》[1083]支持歐陽修所倡導的平易流暢的古文風格,《題柳子厚詩二首》之二[1084]主張詩歌寫作要“以故為新,以俗為雅”,《與鮮於子駿三首》之二[1085]對突破柳永詞風的自喜,和《與陳季常十六首》之十三[1086]稱讚陳詞是“詩人之雄,非小詞也”,等等。這些言論對於宋代古文運動的發展、宋詩“以文為詩”的走向,與宋詞豪放派的崛起,都曾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他一再地讚美蔡襄、文同的書畫藝術,也有借批評以指導創作的意思。但我們這裏要重點闡明的,是蘇軾關於一般創作原理的論述。

所謂“創作原理”,無非是要解決一個基本的矛盾,就是文藝本體與創作主體之間的矛盾。作為人類文化的一個特定的門類以及社會存在的特定形式,文藝必然有其內在的合理性,有它的界限,並不是隨意造作可以成就的;但是,如果沒有創作主體的自由意誌來突破創新,作品就失去創造性,文藝就不會發展。因此,作家在創作時就麵臨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是為了一定目的、遵循一定規範進行創作呢,還是自由地抒寫性情,不受拘限?我們看蘇軾有關創作的言論,對這兩方麵都加以肯定,如:

文章以華采為末,而以體用為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1087]

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故,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1088]

這是說創作應有一定目的,“有為而作”。蘇軾自己“有為而作”甚至到了“好罵”的程度,受到黃庭堅的批評,意謂寫作乃是吟詠情性的,不是用來針砭諫諍的[1089]。其實,蘇軾也並不否認寫作乃是吟詠情性的,他自述其創作雲: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1090]

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達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1091]

這是肯定自由抒寫、隨意興發的創作態度的,後人也稱“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1092],比他的“有為而作”的主張更為人們所傳誦。同樣,對於文藝創作是否遵循一定規範的問題,他也是既承認其有“法”,又肯定不受“法”拘限的自由創造力的。他在潁州曾同趙令疇、陳師道共訪歐陽棐、歐陽辯兄弟,有詩雲:“夢回聞剝啄,誰乎趙、陳、予。”[1093]趙令疇以為“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歐陽辯說:“有之。長官請客,吏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語也。”[1094]這固是一時笑談,但蘇軾確實是在探尋某種句法,《泛潁》詩雲:“趙、陳、兩歐陽,同參天人師。”[1095]與“誰乎趙、陳、予”是同樣的句法,不過這兩例都算不得佳句,其《點絳唇》(閑倚胡床)詞雲:“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1096]也是同樣的句法,卻虛實相映,頓成佳句。這一通過反複試驗終獲成功的經驗,對於詩詞句法的豐富,無疑有著積極的建設意義。可見,蘇軾對“法”是很重視的,在《書吳道子畫後》與《鹽官大悲閣記》[1097]等文中,他還用了“數”的概念,認為成功的作品是合乎一定的“數”,“美”是可以從“數”上總結出來的。這幾乎是接近於自然科學的觀念了。可是,蘇軾又有另一種言論: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1098]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跡也。[1099]

此又否定了“法”,而歌唱自由的創造了。那麽,創作究竟是為了一定目的、遵循一定規範的,還是抒寫情性、自由無拘的呢?蘇軾究竟如何解決文藝本體與創作主體之間的矛盾呢?

應當承認,就創作實踐來說,這個矛盾肯定是永遠存在的,作家經驗的積累和修養的不斷提高,可以使這個矛盾得到統一,對於這種統一的把握,幾乎是靠了許多甚至無法言傳的心得,以許多不同的創作風格呈現在作品中的。但是,從理論上說,這個矛盾卻也不難統一,雖然這種統一可能僅具理論意義,但若它是建立在豐富的創作經驗、心得之基礎上的,則對創作實踐也肯定會有指導或啟發作用。古今中外,凡是可稱作文藝理論家的,都會提供某一種說法來解決這個基本的矛盾,問題在於他的說法能否對作家有些切實的幫助。宋人有他們的“道學”,隻要講到“道”上,什麽問題都不難在理論上解決。文藝的特定本體肯定出自“道”,作家的創作主體性肯定出自“性”,而“道”與“性”完全是一回事,這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將兩者統一起來,毫不費力。然而,那畢竟太過抽象,於實踐未必有多少幫助。蘇軾的說法,基本上也出於這樣的思路,但他的論述要具體得多,將他的許多心得包含進去。

首先也是要將文藝創作提到“道”的高度來講。蘇軾轉述歐陽修對他的教導:“我所謂文,必與道俱。”[1100]那意思是說,寫文章的人必要懂得“道”。觀其下文緊接著說,“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就可見其著眼點在於創作主體,要求作家將守“道”與學“文”相結合。嚴格地說,這並非論述“文”與“道”的關係問題。從主體著眼,討論其守“道”與學“文”的關係,並不完全等同於從本體論上討論“文”與“道”的關係。但後來的朱熹顯然對“我所謂文,必與道俱”一語作了錯誤的理解,認為此處“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裏麵”,終究“是二本,非一本矣”[1101]。其實,“文與道俱”的論點,是講學文與守道,即學寫文章的人也要在思想道德上有所操守,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那意思與我們常說的“功夫在詩外”之論相近,而並不是說寫出來的文章裏麵既講了些道理,又有些與道理無關的文辭,更不是在本體論上離“道”與“文”為二物。所以,這裏談不上“一本”“二本”的問題。但從朱熹的錯誤批評裏,我們卻發現,從創作論的角度講主體學“文”守“道”之關係,比從本體論上講“文”“道”關係要優越得多。且看朱熹關於“文”“道”關係的正麵論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唯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1102]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位以“盡精微”著稱的哲學家在這兒居然偷換概念,將客觀真理的“道”與某個人理解的“道”混為一談,“發之於文,皆道也”,隻能是“發”其人對“道”的理解,與“道者,文之根本”的“道”有嚴重的區別,豈能由此便直接推出“文便是道”的結論?可能是朱子慣常將他理解的“道”直視為客觀真理的“道”,故偷換了概念而不自知。倘說朱子的創作主張是:一個作者把他對“道”的理解或他的道德修養體現在文章裏,則此主張與歐、蘇並無什麽不同。蘇軾說:“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1103]表述的就是這個意思。此“德”隻能是“有德者”自己的“德”。“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1104],這是文與可的“德”。古人一般將“德”訓為“得”,即人所得於“道”者。蘇軾關於文道一致的言論,大抵是將特定的個人寫的文章與他本人所領悟的“道”相聯係,“文與道俱”的主張乃是就創作而言的,不是就文藝作品與客觀真理的關係而言的。說“文便是道”是過於簡單化的,但說一個人的文藝創作應該表達出他對真理的領悟,是不錯的。當然,鑒於蘇軾的“道”是自然之大全,且與“美”並無二致,故我們認為蘇軾肯定也不會拒絕“文便是道”的結論,但他的可貴之處,卻更在關注於創作主體、創作實踐,當他要求在創作過程中把握作文與體道之關係,而不是簡單地從“道”演繹出“文”的時候,他的理論更有價值。我們之所以斤斤於辨析朱熹對蘇軾指責之不當,就是為了強調這一點。把蘇軾要求展現於文藝創作中的“道”正確地闡釋為某一個特定的個人對“道”的領悟,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就使創作主體成為全部問題的樞紐,主體應如何體“道”,如何深入體察對象以提高自己的認識,又如何將之付諸創作,在作品中藝術地表現出來,等等。雖然其理論框架也不外乎“道”“性”“文”三者兩兩相等,然後循環統一,但他使這個框架盡量地包容自己豐富的藝術感悟。

主體對“道”的認識和把握,依蘇軾所說,應是無私順理,觀事物之全體,而到達的自由之境界;也隻有以非功利的“寓意”之態度去遊觀,才能做到這一點,並且使性靈不迷失。蘇軾將此境界表述為“與造物者遊”,如他稱讚韓琦:

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1105]

又如他稱讚黃庭堅:

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1106]

他稱讚黃庭堅能夠“輕外物而自重”,與蘇轍稱讚黃庭堅近乎顏子之“獨存”,理無二致。不過,他更重視“寄”“寓”,所以標舉“同乎萬物”“馭風騎氣”的“與造物者遊”之境界。所謂“與造物者遊”,就是與“道”一致,對“化工”的全過程了達透徹,隨其斡運,窮其變態,而與“性”無礙。相比於“獨存”來說,雖不免於外物有所寄寓,但一則本性仍不迷失,二則境界不枯,包羅豐富,姿態萬方,行果圓滿,更重要的是,在“與造物者遊”的過程中,能夠體會到一種根本的創造力的斡運,體會到這種斡運中發露出的美。他早年寫巫山: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峰稍可怪,石室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坱軋勢方深,結搆意未遂。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1107]

又晚年寫惠州東北的白水山佛跡岩: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鵬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工自爐鞲,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時,天匠揮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後土……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1108]

這兩篇都是勁筆力作,在奇偉的自然景物中體會到“造物者”的“化工”。詩中說的“天工”“神工”“天匠”與“帝”等,皆指“造物者”而言;所謂“運神巧”“自爐鞲”“揮月斧”“分餘瀝”等,就是對根本的創造力的形象描述。相比之下,前詩中的主體似是驚愕於這種“神巧”,故曰“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他被偉大的創造力所震動、吸引,一步步走進去領略;後詩中的主體卻是另一副麵貌,“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他以自由遊觀的姿態鑒賞“造物者”的“化工”,並敢於“戲侮”它,這才是真正的“與造物者遊”的境界。

主體“與造物者遊”,乘坐“造化”的航船遊觀了自然創造的全過程,此是體“道”。體“道”如此,發而為文藝,也能傳達出這種天工。蘇軾對優秀作品的稱道,多從此立說,如“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天有工”[1109],“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1110]等。文藝作品的美,被認為是造化自然之美的延伸,或說是造化之美通過它被作者所領會而得以發露於作品中。從這個角度說,創作被理解為一種自然過程,這就是蘇軾的“自然為文”說: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1111]

辯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詩,乃如巧人織繡耳。[1112]

依此說,人是天地之傳舍,“造化”假手於人而發其美的蘊藏。然而,事情沒有那麽簡單。蘇軾看到高郵人陳直躬畫雁栩栩如生,徐行自在,就發問雲:“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1113]這真是富有理趣的一個問題。鳥類有敏銳的覺察力,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一見人時,意其或來捕捉,隨時準備飛走,《論語》所謂“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夫子嚐用以自喻其明哲保身。蘇軾進一步說,即便人未有顏色表露,鳥兒也先已有預防之意了。如此,則鳥的自在的真態,隻在無人的場合才有,而畫家竟從何處看得到這“無人態”?難道是出於想象嗎?若出想象,則非是真態。是出於寫真嗎?隻要存在寫真的人,則所寫者必不真!這真是令人悲傷的事:人想了解真實,但人所見的一定非真,因為人的存在妨礙了真的自然顯現。人是累贅,是癰瘤,是美的障蔽,是醜的淵藪,“大患分明有此身”,所以如此者,人之私欲不除的緣故。這個“人”的問題不解決,“自然為文”之說便理路不暢。

在早於蘇軾千餘年的時代裏,莊子就思考過這個問題,提出了他的“齊物”說。所謂“齊物”,就是放棄我執,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吾喪我”,然後,人才可與萬物齊觀,不遮蔽真理[1114]。蘇軾受莊子思想的影響至深,故在提出了“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的問題後,又自作答:“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1115]毫無疑問,這是用“吾喪我”的“齊物”論來解決“人”的問題。一個人隻有“喪我”,才能與雁鳥兩不相妨,各得自在,從而也才能看到雁鳥的真態,令自然之美顯現無阻。

主張作家“喪我”“齊物”以實現“自然為文”,是不是主體性的失落?從蘇軾的其他文字裏,我們很容易找出一些強調作家主觀努力的言論,如:

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1116]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1117]

(王獻之)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1118]

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