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都是強調作家用意之精,追求獨出新意的言論。這種說法,與“喪我”之說是否矛盾呢?在蘇軾的理論體係中,兩者並不矛盾,恰是相成。蘇軾給《莊子·在宥》篇的一段文字作過注解,曰《廣成子解》,對“喪我”之說有進一步的闡發:

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故學道能盡死其人、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1120]

這裏用的概念與《齊物論》有異,“吾喪我”的“我”是私欲,相當於這裏的“人”;這裏的“我”卻是“真我”,亦即“性”。死其“人”而存其“我”,意謂滌除私欲,發見真性。用“人”“我”對舉,易生歧義,用字未妥,但基本意思還是明白的。此是對《齊物論》“吾喪我”之說的發揮,其意義在於破後有立,“喪我”(“人”)以後有“真我”(“性”)的確立。這樣一來,我們就容易領會蘇軾的意思了,他是說,滌除了障蔽真理的物欲之“我”後,人才能保持公正清明的理性,可以認識萬物的真相,故謂“近是則智”,進一步就是“得是則得道矣”。《讀道藏》詩雲:“道集由中虛。”[1121]這也是承《莊子·人間世》“惟道集虛”的說法,謂心無物欲,虛懷若穀,才能獲取真知,體認到“道”。然則,“喪我”恰恰意味著真正主體性的建立,是“與造物者遊”的前提;反過來,主體用意精至,也恰是要令創作成為一種自然過程,實現自然為文的理想。

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與用意精至、自出新意,兩者的統一見於蘇軾對文同繪畫創作的描述: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1122]

此所謂“嗒然遺其身”者,是用《齊物論》“答焉似喪其耦”的語典,也就是“吾喪我”的意思。“喪我”而“與造物者遊”,又專注於竹,乃能“與竹化”。既“與竹化”,就能領略竹的全部生意,領略竹的整個生長過程,再現於繪畫作品中。由於竹的生長過程是日新月異的,是隨地隨遇而有所不同的,所以說是“無窮出清新”,那麽,再現這個生長狀態的作品也就必具新意。在這裏,嗒然遺身,“與造物者遊”,使創作成為自然過程的延伸;而專注於竹,至於“與竹化”,又見其用意的精至。同時,自然過程就是新意迭出的過程,故自然為文必然是自出新意的。

通過對文同繪畫藝術的理解,蘇軾提出了他的創作論中最重要的一個命題: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複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1123]

這就是幾乎盡人皆知的“胸有成竹”的創作命題。怎樣叫“胸有成竹”呢?蘇軾說:

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暢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1124]

很清楚,“成竹在胸”就是把握、窮盡了竹的全部生長過程,得其生理,重演於畫幅,故能“合於天造”。這當然是嗒然遺身而“與竹化”的結果,也是“達士之所寓”,即真性寄寓於竹的結果。畫竹如此,畫別物亦如此,推而廣之,文藝創作皆依此原理,就是主體滌除私我,“與造物者遊”,得其理之全,自然地發露於創作。“物有畛而理無方,窮天下之辯,不足以盡一物之理。達者寓物以發其辯,則一物之變可以盡南山之竹;學者觀物之極,而遊於物之表,則何求而不得?”[1125]這裏的關鍵是主體要無私循理,與萬物同化,“其神與萬物變,其智與百工通”[1126],才能達此境界。一句話,要“與造物者遊”。故此語實是蘇軾全部創作論的關鍵。

“與造物者遊”,這一語把“性”“道”“文”都統一了起來:主體摒棄私我,以曠達的態度寓意於對象,是保存真“性”;徹底把握自然的全過程,是對“道”的體認,與“道”合一;由於“道”乃是“美”的“無盡藏”,所以自然為“文”,就能新意無窮。如此看來,蘇軾的創作論也明顯地帶有宋人的思維特點,即從形而上方麵獲得“道”“性”“文”三者的統一,以此來解答創作主體與文學本體如何統一的問題。不過,“與造物者遊”一語的意義遠不止此,其更有價值的方麵,乃在於從此可以推出像“成竹在胸”這樣的真正傑出的藝術命題,對於創作實踐有著切實的指導意義。我們之所以用“與造物者遊”一語來概括蘇軾的文藝創作論,就是因為它既在形而上方麵提供了“道”“性”“文”統一的某種模式,又包含了“成竹在胸”的具體藝術命題,如果隻有前一方麵而沒有後一方麵,那就不免空洞。如上所說,“成竹在胸”也是自然為文與用意精至的統一,它是用意精至的結果,是自然為文的前提。

蘇軾描述“成竹在胸”以後自然為文的情形,是頗令人神往的:“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1127]他認為文同畫竹已達這樣的藝術境界。蘇轍的說法更具體些,講文同畫竹能夠“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是因為文同懂得“道”,全麵地理解了“竹之所以為竹”,然後“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修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茲”。在蘇轍看來,文同畫竹正與庖丁解牛、輪扁斫輪的境界相當[1128]。蘇軾也說過:“輪扁行年七十而老於斫輪,庖丁自技而進乎道,由此其選也。”[1129]出自《莊子》書而被蘇氏兄弟所重視的這兩個寓言,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成竹在胸”命題的深層含義,就是主張藝術家必須是“有道”者,即必須能洞達造化的原理並了解其全過程。不過,到此為止,似乎還僅屬“腹稿”的範圍,與藝術成品尚隔一間。蘇軾畢竟更重視創作的實踐,所以他批評蘇轍:“子由未嚐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並得其法。”[1130]確實,不經繪畫實踐者,即便懂得“成竹在胸”的道理,也不能把“在胸”者傳達到紙上來。一入紙,就不能不有個“法”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技巧問題。沒有高明的技巧,再好的意思也不能表達出來。蘇軾在闡述了“成竹在胸”的道理後,又如實地交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1131]心裏懂得創作的原理,手上的功夫卻跟不上,“得心”而不能“應手”,是“不學之過也”,實踐不夠,經驗、技巧不夠。以故,真正的文藝創作不僅僅是個“道”的問題,還有個技藝的問題,蘇軾屢次強調作家要“有道有藝”:

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1132]

少遊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遊乃技道兩進也。[1133]

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1134]

這幾段話,都強調了技藝與“道”有著同樣的重要性,可見,蘇軾絕非空談理論的人,而他的創作論也並不是隻到“成竹在胸”為止的。“有道有藝”是對“成竹在胸”的一個重要補充。

那麽,所謂“有道有藝”“技與道相半”,是不是就成了朱熹所指責的“二本”的情形了呢?字麵上是這樣,但我們不可以辭害意。實際上,有作文、繪畫與書法創作經驗的人都知道,“有道有藝”隻是理論上歸為兩個方麵,在實踐中並無切割之理。“與造物者遊”固是指心靈體會自然創造的本身,但若說到“胸有成竹”的境界,那也就離不開把握世界的藝術方式,故“與造物者遊”一語作為文藝創作的原理,也含有以藝術的方式感知和把握世界的含義。而要獲得這種把握,離開各種具體的藝術創作的技法、規律,是決不可能的。也就是說,不掌握繪畫的技法,本來也就談不上“胸有成竹”。藝術家在自然中體會竹的生長過程時,必然隨時隨刻地用他所掌握的所有技法來追攝這個過程,當然也會因此而把技法的運用提升到新的境界,或在某種啟發下創生新的技法。此原是相互交融的一個結果,分而言之,固然“有道有藝”,合而言之,乃“道、術未裂”。所以,當蘇軾說“技進乎道”或“技道兩進”時,他的表述更為恰當一些。如果不是因為他對創作實踐的重視,在理論上本不難作出有如朱熹所謂“一本”的那種表述。

從時間上看,“成竹在胸”論提出較早,在元豐二年作的《文與可畫筼簹穀偃竹記》中;《跋秦少遊書》講“技道兩進”,《書李伯時〈山莊圖〉後》講“有道有藝”,此二文不署年月,但必在元祐年間無疑;《眾妙堂記》講“技與道相半”,署“戊寅三月十五日”,則已遲至元符元年。我們相信,這是蘇軾隨著其創作實踐經驗的積累而不斷深入思考的結果。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到了他的晚年,他顯然獲得了更成熟的領悟,這便是“辭達”說。他在惠州作《答王庠書》雲: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1135]

這裏還沒有說明什麽叫“辭達”。至北歸時《與謝民師推官書》則雲:

求物之妙,如係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1136]

可見,“辭達”的意思是既了然於心,又了然於口與手。不用說,了然於心就是“胸有成竹”,就是“有道”,而了然於口與手就是“有藝”,兩者的統一,即“辭達”。從“成竹在胸”到“有道有藝”,再到“辭達”說,蘇軾終於獲得了最好的表述,且與他的“自然為文”說更是密合無間,而其全部創作論,也無疑都跟主體“與造物者遊”的哲學美學思想相合。蘇軾就是這樣從創作主體的心、手相應的角度,來論述創作主體與文藝本體之間的融合的。創作論中的基本矛盾,實際上不是由理論來解決,而是由創作實踐來解決的。在我們看來,這無疑是正確的思路,我們在這裏談蘇軾的創作論而不談他的“文藝理論”,原因也即在此。

蘇軾的創作論既如上述,他本人的創作成就也曾獲得黃庭堅的如此評價:

東坡先生……其於文事,補裘則華蟲黼黻,醫國則雷扁和秦……尤以酒而能神,故其觴次滴瀝,醉餘顰申,取諸造物之爐錘,盡用文章之斧斤。寒煙淡墨,權奇輪囷,挾風霜而不栗,聽萬物之皆春。[1137]

這一段評價,可謂無一語不與蘇軾的創作論相印證。自古及今,最深刻地理解東坡的人,非山穀莫屬。倘若聯想起蘇軾曾以“與造物者遊”來讚譽黃庭堅,我們便不禁要為這兩位並世的大家如此心心相印而感到無限神往。後人對蘇、黃藝術追求上的同一性,也有印可,南宋吳泳稱讚黃庭堅的一個後代寫的詩:

唐人漫自說金華,山穀雲孫自當家。玄色釀成真一酒,別機織出象生花……[1138]

按“真一酒”乃蘇軾自釀酒名,“米麥水,三一向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1139]。以“真一”為名,乃取“天造之真”的意思,故此酒象征著造化自然的色味[1140]。“真一酒”與“象生花”,正堪作為對蘇軾文藝創作論的形象總結,而以此讚譽“山穀雲孫”的詩作,則表明那也是山穀家法。

3.蘇軾的文藝鑒賞與批評

一般來說,一個人的鑒賞、批評觀點,與他的創作論應大體一致,他有怎樣的創作主張,自然就會根據這個主張去鑒賞、批評。然而,事實也不是絕對如此。一方麵,胸襟博大的批評家也會欣賞與自己的意見和趣味相左的作品,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創作與批評雖可說是相逆的,但非徹底的可逆。批評者即便努力作“知人論世”的研究,也未必就敢宣稱他確切地知道作家如何創作出眼前的作品。如果說,一個批評家必須通過作品鑒賞來完全逆知作家創作的情形,然後以自己的創作論來批評其高下,那才會令其鑒賞、批評觀點完全地與創作論一致,那麽,由於創作與批評的關係並不完全可逆,故亦不完全一致。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蘇軾當然會從他的創作論出發,去進行批評,上文探求他的創作論時,所引的材料也有一部分是屬於文藝批評的文字,而他的“成竹在胸”說,也主要通過對文同繪畫藝術的鑒賞來提出的。不過他與文同有特殊的關係,對文同的一切都很了解,且文同本人也會如實將創作體會告訴他,因此,在這個特殊的場合,創作與批評幾乎已完全可逆。事實上,“成竹在胸”論雖見於蘇軾的文字,其真正的論主應是文同,蘇軾乃是轉述其說,融會到自己的創作論中。當蘇軾去批評另外的作家時,那情形就不一樣了。

以“合於天造”的標準來衡量前代的繪畫作品,當然要以吳道子的畫最合乎理想了。蘇軾讚其畫藝:“細觀手麵分轉側,妙算毫厘得天契。”[1141]這也就是說吳道子的畫合乎“天工”。他又猜想:“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1142]此亦頗與“成竹在胸”之論相近。那麽,吳道子應該是蘇軾說的那種“與造物者遊”的“有道”者了,觀蘇軾雲:

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餘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1143]

用庖丁與郢人(出《莊子》)來比擬吳道子,說明蘇軾心目中的吳道子是“有道”的,至於稱為“古今一人”,並謂自己能立刻分辨吳道子畫的真偽,則可見吳道子的繪畫藝術是近於蘇軾的理想的,而所謂“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也已近於“與造物者遊”的境界了。然而,事實上蘇軾不可能像他了解文同那樣地了解吳道子,他隻能從作品和有關的記載來判斷:作品中的形象如此逼真,記載中畫家創作的情形常是一氣嗬成的,以此來推斷畫家是“胸有成竹”的。這樣的推斷,對後人研究吳道子不無啟發作用,但也明顯地把蘇軾本人的創作思想賦予了吳道子。在這裏,吳畫的藝術造詣是具有客觀性的,對其創作情形的記載也或許可信,但由此便能逆知吳道子的創作心理、精神境界與文同一樣嗎?當蘇軾把吳畫與王維的畫進行比較時,就繪畫技藝的本身,他無法硬分高下,但王維能詩,詩境與畫境相通,而吳道子則不聞其能詩,故兩人的精神境界、文化修養又不能不有差別。王維、文同、蘇軾皆能詩而兼長繪事,心靈更易相通,就此而言,蘇軾曾覺得自己對王維的理解可以達到“無間然”的程度,而吳道子則“猶以畫工論”[1144]。雖然吳畫絕妙,但還是畫工之畫,不是那種“有道”的士人之畫。——蘇軾的這個說法產生於早年任官鳳翔時期,他後來似乎改變了看法,把吳推崇為“古今一人”,認為像庖丁、郢人那樣“有道”了。其實,前後兩次從作品造詣逆推其精神境界,同樣地具有懸揣的成分。看來,用這樣的方式進行文藝批評,結論並不很可靠。將“作品”還原到“創作”,又追問出“作者”,然後以批評者自己的創作觀來衡量其優劣,這其實是在批評“創作”,而非批評“作品”了。對“創作”進行批評,盡管結論不一定可靠,畢竟還與蘇軾的創作觀保持了一致。但文藝批評恐怕主要應針對“作品”。針對“作品”時,情況要具體一些:必須是什麽樣的作品,才能讓蘇軾從中看出其“創作”合乎他的理想?

創作時“胸有成竹”,則作品中的形象“合乎天造”,由此逆推,“合乎天造”的作品形象,會被蘇軾認作“胸有成竹”的產物,和“有道”者的所“寓”。然則,“合乎天造”是作品批評的標準。怎樣才算“合乎天造”呢?以畫水為例: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厘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升同年而語也。[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