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這一段褒貶,可以了解蘇軾所謂“合乎天造”的意思:不但要像,還要活。畫水像而不活,與“印板水紙”相去無幾;“活水”才是蘇軾所肯定的。在他的筆下,畫“活水”的孫知微的創作情形與文同畫竹無以異,當已達“胸有成竹”之境界。如此,刻模形似隻能畫出“死水”,“胸有成竹”的人才畫得出“活水”。很顯然,這裏講的是“形似”與“神似”的關係——而這,正是蘇軾文藝批評的核心問題。

從蘇軾的創作論出發,他無疑是要求作品“形”“神”兼備的,如雲:

與可論畫竹木,於形既不可失,而理更當知。生死新老,煙雲風雨,必曲盡真態,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而形理兩全,然後可言曉畫。[1146]

寫真奇絕,見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奪真也。[1147]

所謂“形理兩全”“十分形神”,便是要求“形神”兼備。然而,就創作方麵說,固應兩不偏廢,而就作品鑒賞、批評方麵立說,則不得不回答一個“形似”與“神似”何者更重要、更有價值的問題。如果蘇軾一意要使其批評與創作論保持統一,則他應該始終如一地強調“形神”兼備,缺一不可。然而,蘇軾卻大膽地肯定:“神似”是更重要、更有價值的。這便是蘇軾文藝批評的一個重要論點,即“傳神”論: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雲:“傳神寫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顴頰。吾嚐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雲“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複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1148]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此兩幅,疏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1149]

這一文一詩,前倡“傳神”,後貶“形似”。對於他的“傳神”之說,後人都無異議,皆推為高論;但對於他貶低“形似”的說法,後人卻議論蜂起,持異議者甚眾[1150]。其實,文中已明言“傳神”者不必“舉體皆似”,關鍵在於“得其意思所在”,則詩中貶低“形似”,甚至認為“寫生”“傳神”(形神兼備)的邊趙花鳥畫,還不如所詠的兩幅“折枝”能以局部之似傳出整體神采,此與“得其意思所在”的說法實為密合無間,如一紙之正、反兩頁,豈可一則推為高論,一則責其失言?如果貶低“形似”為不當,那麽“傳神”論也有問題。

應該說,“論畫以形似”的準確意思是“論畫僅以形似”,觀後麵“賦詩必此詩”的“必”字可以推知,因為此種句格,大抵皆應看作“互文見意”的。隻要我們在理解時加入一“僅”字,恐怕就可以為蘇軾解去後人對此句的所有指責。而且,完全可以舉出他重視“形似”的一些言論,如批評黃筌畫飛鳥“頭足皆展”[1151],戴嵩畫鬥牛“掉尾而鬥”[1152]等,就是反對脫離真實的形貌去想當然地誇張“飛”“鬥”之神情。所以,上麵這首詩的問題倒不在於“論畫以形似”一句,而在於“邊鸞”以下數句,即認為“寫生”“傳神”的邊趙花鳥畫,還不如以“一點紅”“寄無邊春”的兩幅“折枝”高明。這裏很值得仔細分析。大概“傳神”有兩種,一種是建立在“形似”基礎上的,從全部具體、真實的形狀中跳躍出生動的神情來;另一種則不必“舉體皆似”,唯要傳達出“意思所在”。前一種,當然是蘇軾所讚美的,沒有問題;更令人注意的是他對後一種的態度,在上詩中他是認之為比前一種更高明些的。即便我們可以認為那不過是在特殊的場合說說而已,但多少也暗示著:為了強調“傳神”,蘇軾是願意認可一些在“形似”方麵有所脫略的作品的。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蘇軾的文藝批評常在“全形傳神”與“略形傳神”之間徘徊。“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1153],此謂真正的神似應建立在精微的形似的基礎上;“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清麗”[1154],此又貶低了刻模形似的“畫工”,讚賞某種“離”“度數”的詩意。從蘇軾思想的整體來看,我們認為前一種議論是代表他的基本態度的,因為它與蘇軾的哲學、美學觀及創作論相一致;但也應該承認,在文藝批評的範圍內,他的後一種議論是更為突出的。這後一種議論,有個鮮明的特色,就是屢次把拘於形似的作品認作沒有詩意的工匠之作,與此相應的是,他在文藝批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隻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1155]

“士人畫”的“取其意氣所到”,正猶“得其意思所在而已”的“略形傳神”之境,也就是後世所稱“寫意”的“文人畫”,與刻模形似的“畫工”異趣。蘇軾在繪畫方麵貶低“畫工”,在書法方麵也貶低“書工”: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娼抹清紅,妖歌漫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風容,蕭然自有林下風……[1156]

這一首柏梁體,褒貶得淋漓痛快,用了如此流利的口吻說出驚世駭俗的議論,真是批評文字中少見的佳構。與晉人的高妙書風相比,唐人草書的兩大代表竟都淪為“書工”,就像冶容妖態的低級妓女一樣,何曾夢見淡掃蛾眉的貴族婦女那種自然高雅的風姿。且不論這樣的評價是否公允,我們從這裏可以知道:在蘇軾看來,士人的書畫之所以高於工匠,就是因為它能見出士人的性情誌趣。於是,我們得到了“略形傳神”的根據,那就是創作的主體性,如果主體的性情誌趣得以表現出來,脫略形似是允許的,甚至是應當的。

到此為止,“傳神”論的立足點已經明白,就是強調主體性。文藝乃是主體的真“性”所“寓”,就創作言,蘇軾要求作家“與造物者遊”而“成竹在胸”,令作品形神兼備;就批評、鑒賞而言,則貴在見其真“性”,不必拘求形似。這便是他的鑒賞、批評與其創作論相異的地方。他讚賞王獻之的書法: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1157]

此分明將人品與書品等觀。如他所說,“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1158],即我們常說的“書如其人”。關於此點,蘇軾曾借評論顏真卿書法來加以闡述:

觀其書,有以得其為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

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況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嚐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其為人而已,凜乎若見其誚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斧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為人邪正之粗雲。[1159]

他似乎否定了“書如其人”的說法,認為把書品與人品簡單地等同起來,是不足取的,因為這原本隻是疑似之見,不可據為定論。然而,他又從更深的層次上指出了“書如其人”的合理性,就是一個人的書法中必然反映出其審美情趣,而審美情趣多少具有個性化的特征,從這個角度說,書品與人品總是有所關聯的。這裏提出了“趣”的概念,即具有個體特征的審美趣味。蘇軾據以判斷一件作品是否“傳神”的根據,就是看它是否傳達出作者獨特的審美趣味。如他評智永的書法雲: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1160]

智永的書法與陶淵明的詩歌一樣,其好處在於有某種“奇趣”。從“趣”又進為“奇趣”,蘇軾的鑒賞、批評的眼光漸漸凝視在文藝的審美本性上了。可以說,他的批評觀比創作論更切中文藝的審美本性。他的創作論要求作家“與造物者遊”而令作品形象“合乎天造”,雖也包含著豐富的審美因素,畢竟主要著眼在“真”而不是“美”;但他的批評觀,卻強調作品要“傳神”,要有“奇趣”,無疑是將審美特性提煉出來,作為批評的標準了。我們之所以要辨析蘇軾創作論與批評觀的同異,原因就在於,作為蘇軾美學思想的表現,其批評觀是更為精粹的。

這樣說,是不是略微貶低了他的創作論呢?當然不是。在我們看來,文藝的鑒賞、批評固應持審美的標準,而文藝創作,固不當以個體審美趣味的表現為唯一的追求,作家固應將視野擴展至生活的全方位,以自然、社會、人情的全部內容為表現對象,否則,創作就成了無源之水。反過來,批評的標準卻應該在多樣化中突出審美標準,否則也不能稱為文藝批評了。所以,我們認為,蘇軾創作論和批評觀的同異,是合理的,而且正是蘇軾的高明之處。廣闊的視野、開放的心態、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生活曆練,使他成為一個大作家;而精微敏銳的藝術鑒賞力,使他成為一個對我國古代審美文化的發展具有突出作用的批評家,他的“略形傳神”論、“士人畫”概念以及“奇趣”說,都是影響深遠的。下文再將“奇趣”說略作展述。

蘇軾後半生極喜柳宗元詩,將柳詩與陶詩並提。柳宗元有一首《漁翁》詩雲:

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1161]

惠洪《冷齋夜話》記蘇軾評此詩:

東坡雲:“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1162]

惠洪記下的這段評論,影響至為深遠,不但《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九轉引其說,且被南宋人取以注釋柳集[1163]。其主張刪去詩末二句,嚴羽《滄浪詩話》從之,以為“使子厚複生,亦必心服”,而劉辰翁則提出異議,以為當存,後來李東陽、王世貞、章士釗皆主存,胡應麟、王士禛、宋長白、沈德潛皆主刪,議論可謂紛紜不一[1164]。至於“奇趣”說,則有清人吳喬的闡發:

子瞻雲:“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此語最善。無奇趣何以為詩?反常而不合道,是謂亂談;不反常而合道,則文章也。[1165]

吳喬將詩與文章異觀,未必符合蘇軾的原意,但他對“反常合道為趣”的理解,甚有可取之處。所謂“不反常而合道,則文章也”,實指沒有詩意,而“反常合道”,就是以審美的方式把握世界,直達本原。以故,蘇軾講“詩以奇趣為宗”,實是抓住了詩的“詩性”,即審美本性。他認為陶、柳之詩就有這種“奇趣”。

南宋人吳沆撰《環溪詩話》,把柳宗元這首《漁翁》詩稱為“賦中之興”,理由是:“漁家詩要寫得似漁家……又要不犯正位。”[1166]即謂其既寫出了漁家的真麵目,故是賦,又“不犯正位”,不直說義旨,故是興。照此說來,柳詩最後兩句直說“無心”義旨,犯了正位,固可刪去。令人關注的是,“不犯正位”一語正是注陳師道詩的任淵對陳詩的評價:

讀後山詩,大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1167]

陳師道是江西詩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受蘇軾影響很深的作家,其作詩“不犯正位”,其實就相當於蘇軾說的“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如此作詩,當然“切忌死語”。所以,我們認為蘇軾的“奇趣”說也是江西派“活法”說的先聲[1168]。至於嚴羽《滄浪詩話》所標榜的詩有“別趣”說,不過就是“奇趣”說的翻版。就揭示詩的審美特性這一點說,“奇趣”“活法”“別趣”並無多大的差異。不過,蘇軾是以此為批評的標準,嚴羽卻以此為創作主張,就顯得取徑太窄了。嚴羽的說法在明清批評界的影響非常大,蘇軾刪柳詩一事也常被討論,卻似乎沒有人把兩者聯係起來。

與“奇趣”相關的,還有“至味”一說。蘇軾以“趣”評柳詩,也以“味”品柳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佛雲:“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1169]

按此所謂“中邊”,參照“外枯而中膏”一句,可知“中邊”就是“中”與“外”,即詩歌的審美趣味與語言風格。蘇軾語意原較明白,似不必另參龍樹的“中觀”佛學,那反又說不到切實處。唯其所引佛說,《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九轉引之,何異題《環溪詩話》卷首也以“譬如食蜜,中邊皆甜”論詩,所以必須加以闡釋。此二語見《四十二章經》第三十九章:

佛言:人為道,猶若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爾,其義皆快,行者得道矣。[1170]

此蓋以蜜味的“中邊”,比喻經文和經文講的“義”,與蘇軾將以比喻詩歌的語言風格和審美趣味,義理正同。

那麽,“味”何以有“中”有“邊”呢?茲引蘇軾說“味”的幾段文字於下:

達與不達者語,譬如與無舌人說味。問蜜何如,可雲蜜甜。問甜何如,甜不可說。我說蜜甜,而無舌人終身不曉。為其不可曉,以為達者語皆應如是,問東說西……更相欺謾。[1171]

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眾生未諭故,複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1172]

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雲嶺。鹹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1173]

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1174]

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1175]

觀此數段,蘇軾之意可以了然。他是用蜜的甜,來喻詩的“至味”。甜不可說,喻之以蜜仍不曉,須廣舉甘蔗、查梨、橘柚等甜物,甚至其他非甜之物,令有舌者嚐盡眾味,酸鹹苦辛都嚐過了,默然自悟甜為何等之味。詩也是如此,其“至味”無法抽象地寫出來,須令作者以空靜之心,“了群動”“納萬境”“走人間”,詩筆無所不到,鹹酸等味無所不具,才能傳達出“中有至味永”。這“至味”當然並非鹹酸苦辛,而在“鹹酸之外”,卻也非嚐盡鹹酸不可得。以故,就“味”而言,“鹹酸雜眾好”乃是“邊”,“中有至味永”就是“中”。蘇軾說“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即謂眾人僅知味之“邊”,而不能品知其“中”的“至味”。此又就鑒賞而論。創作時,不能離鹽梅之鹹酸而空說“至味”,問東說西,更相欺謾;但鑒賞之要,卻貴在品得“鹹酸之外”的“至味”。柳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其詩“味”之邊雖是枯淡,其“中”卻有“至味”,其語言風格雖是簡古,卻因具有“至味”而品之愈覺纖穠。這就是讀柳詩必須“分辨其中邊”的道理。然則“中邊皆甜”者又如何?詩之無“至味”者,猶如茶,徒然雜有苦辛,此“中邊”皆不甜者;詩之有“至味”者,如柳詩,要從枯淡中品出來,如其他的詩,可能要從“鹹酸雜眾好”中品出來,此皆“中”甜而“邊”不甜,有待於讀者分辨其“中邊”者;若“中邊皆甜”,則“至味”徹及全詩,盡善盡美,那恐怕隻有“佛說”的境界可以當之。所以,“中邊皆甜”之境,實隻空標其理,可以存而不論的。真正的要點在於讀詩應由“邊”而至“中”,識其“至味”。

不用說,柳詩的“至味”,就是柳詩的“奇趣”。以“趣”“味”說詩,雖不始自蘇軾,但標舉陶、柳以論“趣”“味”,卻是他的特識。與其“略形傳神”論及對於“士人畫”的標舉一樣,皆是在文藝的審美本性上獨具隻眼,而為後人所樂於繼述。

從體現在“蘇氏之道”中的美學內涵,到強調創作主體“與造物者遊”以創造真與美自然結合的飽滿形象,再到文藝的審美本性的揭示,在蘇軾的哲學美學、文藝創作論與鑒賞、批評中,可以看到一種關於“美”具有獨立價值的觀念,在他的思想中已逐漸形成,並占據崇高的位置。在蘇軾之前的曆史上,不曾有過如此豐富而係統的文藝美學思想,在他的同時代,其他批評家的言論也沒有如此全麵、深刻、明確者,因此,他無疑是那個時代裏我國審美文化發展的導航人。他提出了許多傑出的藝術創作命題,確立了一係列前世未有或雖有而不夠明確的批評概念,並與其哲學思想融為一體。他重新評價了一係列前代的文藝名家,又以他的特識表彰了一批本不被人重視的作家作品,為此後的文藝發展樹立了新的學習典範。他的這些具有極大創新意義的成果,大都為後人繼承,影響廣泛而深遠。這種創新,使中國審美文化在此後呈現出明顯不同於前代的麵貌,造成了審美文化的一次曆史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