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陽修之後,蘇軾以他卓犖的詩文和深刻的思想,指導著當代文藝事業的發展。釋惠洪曰:

秦少遊、張文潛、晁無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為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以來未有也。[1176]

這是指元祐間蘇軾和他的蘇門學士集聚汴京,相與倡導應和的斯文盛況。惠洪本人也私淑蘇門,在北宋後期“蘇學”被禁的境況下追憶著當年的盛事。南宋的葉適,則從文學史的角度作過總結:

初,歐陽氏以文起,從之者雖眾,而尹洙、李覯、王令諸人,各自名家。其後王(安石)氏尤眾,而文學大壞矣。獨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始終蘇氏,陳師道出於曾(鞏)而客於蘇。蘇氏極力援此數人者,以為可及古人,世或未能盡信。然聚群作而驗之,自歐曾三蘇外非無文人,而其卓然可以名家者,不過此數人而已。[1177]

這段話是符合曆史實情的。蘇軾不但完成了歐陽修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與其門下一道創造了文藝史在元祐間的鼎盛局麵,也為他身後的文壇樹立了範式。當王氏新學的繼承人“尊經術”而取締詩文的時候,正是蘇門後學在支撐著文學事業。

到蘇軾兄弟為止,宋代的文化史結束了那種集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於一身的巨匠相繼崛起於朝堂的景象,而由蘇門後學開啟了在廟堂之外的文人學者間繼續其文學事業的曆史,如四學士中最晚死的張耒,就擔當著這樣的職責,其晚年居陳州,“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沒,耒獨存,士人就學者眾,分日載酒肴飲食之”[1178]。此後南宋文學史上的江西派、晚唐派、江湖派直至遺民派,都托根於民間意義上的“文壇”,與廟堂關係不深。據此,我們可以蘇軾為界,將宋代的文學史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杜詩韓文的繼承者從民間興起,逐步取得它在廟堂上之成功的時期;後一個階段,則是歐蘇文和蘇黃詩的範式在民間的延續和反響。造成兩個階段之間的轉折的原因,大致有兩個方麵。一是時局所迫,不得不然,“元祐黨籍”把蘇門後學趕出了廟堂,他們當然隻好在民間存立了;二是從文學自身的發展來說,前一個階段的全麵總結者蘇軾已為這種轉折準備了充分的條件,蘇軾思想尋求“大地”的艱苦曆程,已確立了一種不依托於廟堂的士人生存價值,和文學作品在廟堂可否之外的另一種衡量標準,而其晚年長期的流放生活,又使真正熱愛文學的青年不再心戀魏闕,而以東坡所在為斯文不喪之處,他們以絕海往見東坡為榮,以得其一言傳授為立身治學作文之本。稍後,又有追隨黃庭堅於蠻荒僻地直至終其葬事者,而士人一皆仰其高風。這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史上十分動人的一頁,名公巨卿從此黯然失色,師友淵源成為文化的命脈所在,文學事業也就通過師友淵源而延續,與當局可以分庭抗禮。更重要的是,蘇軾以他巨大的創作業績為此後延續於民間的文學建樹了範式。對於這種範式的意義,在北宋後期朝廷嚴令禁毀三蘇、四學士文集的高壓下,已由當時最重要的批評家呂本中明確地指出來。政和三年四月,流落楚州的呂本中為問學於他的青年寫下這樣幾段文字: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功夫中來。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更考古人用意下句處。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詩,自然功夫度越過人。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眾體,出奇無窮者,惟東坡一人;極風雅之交,盡比興之體,包括眾作,本以新意者,惟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為法。[1179]

按“悟入”之說,就是“活法”說,也就是後來嚴羽的“妙悟”“別趣”說,其本原便是蘇軾的“奇趣”說,即對文學審美本性的揭示。呂本中認為,“悟入”要憑借功夫,所謂功夫,就是文學韓柳歐蘇,詩學老杜蘇黃,再進一步說,可以歸結到以蘇軾、黃庭堅“為法”。呂本中說,這是“予之聞於先生長者本末”[1180]。後來周必大獲讀呂氏手書此帖,歎息為“師友淵源,固有所自”[1181]。史稱呂氏得“中原文獻之傳”,將北宋文化傳入南宋,而其“師友淵源”的內容,已在政和三年的帖子中條列出來。這是一個具有文化發展綱領之性質的重要文件,總結前代的成就,指導後學的方向,上麵所錄僅為文學方麵的四條,確實揭示出北宋文學的主流,也開啟了南宋文學的軌轍。呂本中對於批評史的貢獻,決不僅僅是畫了一卷《江西詩社宗派圖》,而更有其犖犖大者,繼往開來,厥功甚偉。上述四條文字,可視為宋代文學史的一大轉折在理論方麵被明確揭示的標誌,而蘇軾的文學,被視為前一階段的總結,後一階段的範式。

當然,這個總結前人成就,樹立後學之範式的工作,也不是蘇軾獨自完成的,而是蘇氏兄弟和蘇門文人一起完成的,蘇軾顯然居於領袖的地位。呂本中隻說了詩、文的方麵,其實,別的文藝領域也是如此。蘇軾開創了宋詞的豪放派,其門人秦觀又是婉約派的代表人物,且詞學批評中的“本色”論,就是由蘇門學士醞釀起來,後被李清照等人所繼承的。[1182]南宋詞壇雖盛於北宋,要亦不出豪放、婉約兩派,而蘇、秦詞風雖然不同,其範式意義卻相仿。書畫方麵,情形要複雜些,因為書畫離政治較遠,宋徽宗、蔡京的書畫成就完全可以在蘇門之外別立一幟,而米芾、米友仁父子可能算不得“元祐黨家”。不過,就影響方麵來說,蘇門仍為主流。書法從唐人強調的法度轉向宋以下文人追求的筆墨趣味,仍以蘇軾、黃庭堅為關鍵。徽宗一朝明禁蘇黃文字,卻也暗暗學習其書藝。同樣,在繪畫領域,徽宗組織的畫院雖盛極一時,但明代董其昌概述“文人畫”的曆史時,於北宋中後期取李公麟、王詵、米芾、米友仁,為王維的正傳,而認為李唐、劉鬆年、馬遠、夏圭等“院畫”名家乃是“大李將軍(李思訓)之派,非吾曹當學也”[1183]。董氏如此剖別派流,從技法傳承的角度說未必有據,但他將與蘇門關係密切的幾位畫家列入“文人畫”的正傳,與“院畫”區別開來,是很有史識的。“文人畫”無疑是宋以後“國畫”的主流,它雖被溯源到王維,實際上卻是蘇軾提倡起來的,標榜王維以促使繪畫從“畫工”畫轉向“士人畫”,正是蘇軾的創見。所以,蘇門的繪畫成就未必高於徽宗及其畫院,但對繪畫史的影響是遠遠高於後者的。這樣看來,蘇軾及其門人確實完成了宋代文藝各領域的全麵轉折。

從更大的曆史視野來看,這個轉折的意義並不局限於兩宋時段,而更可對整部的古代文藝史而言。蘇文是唐宋古文運動的完成,是新古文的集大成和小品文的開山,從此以後,散體取代駢體而成為文言文的正宗。南宋以後的詩歌,雖然經常被描述為“宗唐”派與“宗宋”派交替占據騷壇的曆史,其實,那不過是嚴羽詩論的宗奉者或江西詩法的繼承者,與真正的唐、宋詩相去甚遠。而無論嚴羽的“妙悟”“別趣”,或江西派的“悟入”“活法”,皆自蘇軾的“奇趣”說而來,都是把蘇軾的批評觀當作了創作方法。真正的唐、宋詩的創作方法,是由蘇軾的創作論作了總結的,他的批評觀則開啟了其後的詩歌創作。晚清沈曾植論詩,有元祐、元和、元嘉“三關”[1184],這第一關就是元祐,說明元祐以下就沒有什麽“關”了。所謂的“關”,其實就指一種創作範式,元祐以下皆在此範式中。論詞,則蘇、秦詞的豪放、婉約之分,及蘇門學士對詞的“本色”的討論,乃是詞產生以來不斷“雅化”而至於“詞體”自覺的標誌。詞從娛賓遣興的“小道”到成為一種正式的文藝體裁,其轉變的過程就在此時完成。蘇軾的大力創新和其門人的標舉“本色”,是其後詞創作中兩種相輔相成的因素,自南宋直至晚清,都不出豪放、婉約二途。就書畫論,則情形更為明顯,在宏觀視野中論定蘇軾書畫及其批評對於書畫藝術史的轉折意義,似乎比限在兩宋時段內論證時,更容易得多。這種轉折的本質,可以三字概括之,曰“文人化”,或以二字,曰“詩化”。蘇軾關於詩畫相通的論述,“士人畫”概念的提出,評詩論書時同標“奇趣”為宗,等等,都促成了書畫藝術史的這個轉折。

綜上所述,中國審美文化的各領域,都在蘇軾身上體現出一種轉折。在各具體領域,這樣的轉折是有一個曆史過程的,並非一人一時可以獨就,比如唐宋古文運動、“詞體”自覺等,便都經曆了一個較長的過程。但曆史的各種機緣,恰使各領域轉折的完成都在蘇軾身上集中地體現出來,這是歎為壯觀的。所以,我們認為蘇軾體現了中國審美文化發展中的一大轉折,其實質是文藝的審美特性的自覺,這種自覺,將審美文化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明乎此,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論證,蘇軾及其門下對這樣的大轉折,是有著高度自覺的。它並非無意而成,而是深刻的理性思考的結果,是自覺地總結曆史、探索新出路所取得的成就。

蘇軾對曆史的總結,有著名的“集大成”之說。《後山詩話》載:

蘇子瞻雲:“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

按“集大成”一詞出《孟子·萬章下》,以孔子為儒家思想之“集大成”。唐宋人把它引入文藝評論的領域。唐代元稹評杜詩,已謂其“上薄**,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1185],意謂杜詩兼綜眾美,已有“集大成”的初步含義。蘇軾使這個概念明確了起來。秦觀則進一步申說,認為杜詩“窮(蘇武、李陵)高妙之格,集(曹植、劉楨)豪逸之氣,包(陶潛、阮籍)衝淡之趣,兼(謝靈運、鮑照)峻潔之姿,備(徐陵、庾信)藻麗之態”,韓愈古文則是“鉤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的“成體之文”,因而,“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1186]此對“集大成”的意思作了較具體的解釋。蘇軾將此概念更廣泛地運用於文藝批評的各領域,認為顏真卿的書法也是“集大成”者。與此相同的還有吳道子的畫,蘇軾說:

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1187]

顯然以杜詩、韓文、顏書、吳畫為各文藝領域的“集大成”者。在本書中,我們認為新古文的“集大成”者應當是蘇軾而不是韓愈,但蘇、秦二人對唐代文藝的這個總體評價,大致已成為後世談藝者的定論,它既是對各家藝術造詣的充分肯定,也有從整部文藝史的角度作出宏觀概括的意思,總體上是可以接受的。

更重要的是,對唐代文藝“集大成”之盛的認識,還要引出極盛以後如何求變的自覺思考。如蘇軾所雲:

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複措手。[1188]

在“集大成”之後繼續開拓前進是很困難的,才華橫溢的蘇軾,也承認“難複措手”。但即便如此,也應該勇敢地探索新路。蘇軾從“集大成”的負麵意義開始思索:

予嚐論書,以謂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淩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1189]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見解,曾季狸《艇齋詩話》評“此說最妙”[1190]。其妙處在於,從“集大成”的這種負麵意義,正可發現開拓創新的途徑。蘇軾推崇王羲之書法,表彰智永書的“奇趣”,不惜貶低唐代張旭、懷素,揭示五代楊凝式書法在顏、柳之後“不為時勢所汩沒”的獨創性[1191],又肯定蔡襄書為本朝第一以取代世俗崇尚的李建中書,理由是李書“俗”,而蔡有天資、學問,其書“神氣完實而有餘韻”[1192]。這就將後世的書法藝術引向了講求文人趣味的方向。他將吳道子畫與王維畫作比較,推崇王畫,又提出“士人畫”概念,也為後世宗奉。在詩歌方麵,他標舉陶淵明,又看出韋應物、柳宗元詩風追美陶淵明的意義[1193],也是獨到的見解[1194]。當然他也會看到歐陽修古文一改韓愈的“萬怪惶惑”而為“容與閑易”的具有示範性的成功典例,這是早就由他的父親總結過的[1195]。而他本人,則不但把新古文發展到成熟,也大力寫作純為文藝散文的小品文,開啟後來的新路。他在總結唐人文藝“集大成”的成就後,又通過這些獨特的思考,指引了繼續開拓的新方向。這當然也不是完全恢複“魏晉以來高風絕塵”,而是在此啟發下強調文藝的審美特性和文人趣味。自然,他並不是主張不向“集大成”者學習,實際上,如顏真卿在書法史上的如此崇高的地位,本來就是經蘇軾的批評後確立起來的,而他對楊凝式的讚賞,一方麵也是因為楊能繼承顏真卿的筆法。按照蘇軾的創作論,應當全麵地吸收“集大成”者的創作方法,來進一步開掘文藝的審美內涵。但後世的文藝,是照著他的文藝批評中強調的文人趣味的方向發展的。

所以,由蘇軾體現著的中國審美文化的一大轉折,是由蘇軾的文藝批評指引的,此毋庸置疑。然而,這也隻是在雅文藝的範圍內進行討論,宋代審美文化的曆史轉折還包括由雅轉俗的方麵,如聞一多先生指出的:

我們隻覺得明清兩代關於詩的那許多運動和爭論,都是無謂的掙紮。每一度掙紮的失敗,無非重新證實一遍那掙紮的徒勞無益而已。本來從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夠長的了,可能的調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國文學史可能不必再寫,假如不是兩種外來的文藝形式——小說與戲劇,早在旁邊靜候著,準備屆時上前來“接力”。是的,中國文學史的路線南宋起便轉向了,從此以後是小說戲劇的時代。[1196]

“五四”以來以新文學家而研究古代文學的人,總有著在古代文學中為新文學尋找源流從而肯定之的普遍傾向,聞一多先生似亦不能例外,所以會有“中國文學史的路線南宋起便轉向了,從此以後是小說戲劇的時代”這樣疏闊的大判斷。從實際曆史情形看,元明清時代的小說、戲曲並不曾取代詩古文詞的地位,而且,一定要說前者的藝術成就高於後者(姑且不論文人畫),也是困難的,正如說宋詞的藝術成就一定高於宋詩,今天的西洋畫一定高於國畫,影視藝術一定高於舞台藝術一樣地困難。不過,宋代開始繁榮起來的俗文學,確實是有著更大發展前途的新的領域,由於它新,當然比雅文學的發展前途更為寬廣。所以,聞一多先生的這個大判斷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們認為,這個大判斷應該被表述為:文學家的創造力越來越多地表現在戲曲、小說的方麵。我們不認為“從此以後是小說戲劇的時代”,但要說宋代文學的發展中包含了由雅向俗的一種轉折,是可以承認的。不過必須看到另一種同時存在的轉折,即雅文藝本身轉向對文人趣味的追求,變得更“雅”了。一是從雅轉俗,一是雅而更雅,這也許是同一轉折的兩個方麵,文人畫、學人詩等雅文藝,是與戲曲、小說等通俗文藝並立發展的,其間也並非不相協調,而顯然有著一種共生的機製。這種共生機製的根源在於:對現實的世俗生活的關懷,和對超越性的審美趣味的追尋,是真正的文藝家不能忽略的兩個方麵,也是健康的文藝界不能偏廢的兩種領域。

蘇軾當然不曾寫作小說、戲曲等俗文學作品,但他與黃庭堅等人對於“雅俗之辨”的探討,卻為雅俗文藝的這種共生機製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們探討這樣的問題,其本身便是對雅俗轉折的敏銳反應。

蘇、黃對“雅俗之辨”的思考,具有多層次。之所以要辨別雅俗,是因為“雅”不僅僅是語言風格,而是從精神氣質一直貫穿到生活、創作的審美追求。大抵從先秦時候起,諸子即紛紛詆“俗”,如孔子之詆“鄉願”,《老子》之詆“俗人”,《孟子》之詆“世俗”“流俗”,等。詆“俗”當然就意味著以“雅”自命,屈子《離騷》中處處感到自己被“俗”所迫害,所不理解,他的“雅”很孤獨。這個時候“雅”與“俗”的尖銳對立,標誌著士人的崛起,是士人自我意識、獨立精神的反映。但此時的莊子並以禮法為“俗”,影響及於魏晉南朝士人,以勤於世務為“俗”,脫略拘檢、清談遊藝為“雅”,這樣,雅俗之分漸漸走向以哲學思考和審美趣味為標準。晉人王徽之愛竹愛到“何可一日無此君”的地步,王戎以瘦為美至於命令兒子吃糠減肥,都是比較極端的表現。蘇軾欣慕魏晉風度,提倡文人趣味,有意地繼述王徽之雲:“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1197]黃庭堅亦雲:“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1198]二人桴鼓相應,一齊主張忌俗尚雅,這是其“雅俗之辨”的第一個層次。在這裏,“雅”是審美趣味,是精神氣質,也是藝術的本質。

然而,宋人之尚雅,與晉人大不相同。晉人有高風絕塵,脫略世務,遠追老莊之姿,宋人則不離世務,而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在俗事俗物中體驗和發掘雅趣。上引蘇、黃的兩段尚雅文字,我們倘從古詩、古文的體格來作審視,便大有“俗”的味道。實際上,蘇軾很擅長於化用俗字俚語,如朱弁《風月堂詩話》所評:“唯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自有妙處。”[1199]蘇軾自己也曾說過,作詩要“以故為新,以俗為雅”[1200]。這以俗為雅,正是其“雅俗之辨”的第二個層次。它反映出宋人審美情趣的深刻變化,也是使藝術之“雅”不喪失現實生活(“俗”)之源的保證。

再進一步,蘇、黃便要參照佛學“即色即空”的法門,來悟得“雅俗之辨”的第三個層次:即俗即雅,雅俗互攝。如蘇軾所謂“即世之所樂,而得超然”[1201],黃庭堅所謂“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俗眼觀,無真不俗”[1202]等等。在實際創作中,雅俗互攝的表現,幾乎是無所不在的。蘇軾既寫正宗的新古文,也寫文藝小品,這本是“雅”的表現,但小品文的語言,卻又經常是接近世俗口語的。黃庭堅可算得一個“雅”人,卻愛寫俗詞;他的詩講究用典和句格,“雅”得讓人難以讀懂,但其論詩法,卻比為“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1203]。在他以前,尹洙評《嶽陽樓記》,稱為“傳奇體”[1204]。這表現出詩文等雅文學與戲曲、小說等俗文學有著相通之處。其實,早在中唐時,張祜、白居易就曾以“款頭詩”“目連變”互相打趣對方的詩作。[1205]說明雅、俗文體並非不相容,也並非一個作家不能兼擅的。蘇、黃的即俗即雅、雅俗互攝的思想,顯然貼合著文藝史的雅俗轉折。

不過,即俗即雅,帶有較濃厚的思辨色彩,有點像參禪悟道,雅俗間的轉換純粹是心靈的一個“轉語”而已。對於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的關注,使蘇、黃的“雅俗之辨”更進到第四個層次,就是盡俗成雅的思想,即以全部世俗生活的豐富性來體現“雅”的內涵。蘇軾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詞中,始以謫仙自居,“欲乘風歸去”,脫棄世俗以返仙境;但那太虛幻境一般的境界,缺乏真實內容,其實不是真正的雅,故他又說“瓊樓玉宇”乃是“高處不勝寒”之處,“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不如世俗生活更富情味;在詞的最後,終於發出對人世間的生命的美好祝願:“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世俗的生活的圓滿完成,才是真正的雅。這與蘇軾關於生命寄寓於人世的思想相關,也和他“與造物者遊”的創作論相關。他與蘇轍討論人生問題,主張“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1206]。隨世俗之緣,盡凡心之全,即是真“性”的逍遙自由之境,故晁補之稱他“懷道含光,陸沉於俗”[1207]。包含了全部俗世經曆的豐富內容,才愈益顯出雅的人格力量,猶如黃庭堅所說:“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1208]在這裏,即俗即雅的抽象“轉語”,落實到了具體的生活實踐中,以俗的總和來體現雅的人生境界,盡俗而成雅,若詮考其理,當與車爾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著名觀點屬同一種感悟。很明顯,對“雅俗之辨”的這個層次的領悟,已經達到了對於文藝與生活之關係的正確認識,是理性思考與實踐精神相結合的產物。雅來自全部世俗生活,則文人趣味也就寓於日常之中,雅文學與俗文學的共生機製亦便有了理論基礎。

總結起來說,中國審美文化在宋代實現了一大曆史轉折,這個轉折包括雅文藝走向文人趣味的追求和俗文學逐漸興盛兩個方麵,雅俗文藝並構成合理的共生機製。在蘇軾的創作和思想中,這一大轉折得到了集中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