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給一個文化巨人作傳,我們十分費力地追蹤蘇軾的思想在哲學、史學、政治、文藝各領域的行進軌跡。盡管這樣的追蹤已令我們收獲不淺,卻遠未窮盡蘇軾的世界。是的,蘇軾留下的全部文字,確實展現著一個遠為廣闊的世界,展現著整個生活著、思索著的真實人生的豐富性。分科述學是研究活動得以展開的方式,其合理性還在於,被這類科目所區界的許多領域,本來就是社會文化為人生提供的各種事業舞台,離開了這樣的舞台,人生的內涵也就無從表現。然而,分科述學畢竟有支離的傾向,如果不在其人生的整體上特著一眼,就會影響總體的判斷。蘇軾在以上各領域所取得的成績都是引人注目的,但均不能獨領**:論哲學,要推程朱理學的體係更為完備;論史學,司馬光、李燾畢竟以其皇皇巨著居於首席;論政治,我們更應該同情王安石的改革主張和實踐,即便在元祐黨人的心目中,蘇軾的地位之崇高也決比不上司馬光;論文藝,他在宋代自是首屈一指,並且體現了中國曆史上審美文化的一大轉折,可是,有那些迫使轉折出現的“集大成”者在前,他們確也更受推崇,比如在詩歌王國裏,蘇軾怎麽也得屈居於杜甫之下。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文化的各專門領域,人們都容易找到更具代表性的典範。然而,若就整體成就而論,像蘇軾這樣的“全才”恐怕是極少見的,其人生內涵的豐富性幾乎無與倫比。尤其重要的是,通過其文字傳達出的人生體驗、人生思考、人生境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後繼者的人生模式的選擇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設計,其深刻、鮮明的程度遠非以上各領域的代表人物所能比擬。人生問題是最大的問題,蘇軾處理人生的方式,比它的結果(即他在各領域的成就)更具有久遠的影響。後世中國文化人的心靈世界裏,無不有一個蘇東坡在。即此而言,蘇軾的意義可以與我們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鑄造者孔子和莊生相匹敵,而且,由於蘇軾的出現,才基本上完成了民族文化性格的鑄造:用更超拔的人生領悟,將孔、莊兩種人生態度統一於一種人生模式。毫無疑問,蘇軾的人生模式是體現我們民族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之模式。

因此,在分科述學之後,我們有必要回到人生的大問題上,研究蘇軾的人生思考。曆史上每一位思想家都曾思考人生,自覺設計其人生模式,但隻有到了宋代,即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達到成熟階段的時代,這種思考和設計才能最典型地體現民族文化性格。是時代把典型性和成熟性帶給了蘇軾的人生思考,因為他的思考不能空無依傍地進行,而必要針對一個時代裏的人們集中思考著的命題來提出自己的見解,這命題本身就是文化發展的結果。在宋代,人生問題被提到這樣的高度:如何才能在人格上企及聖人?這個問題的求解包含著互相聯係的兩個方麵:一是在義理上求得徹底的明白,一是在修身上達到內聖的境界。在北宋時期,前者主要體現為對孔孟學說的探討,後者則體現為對孔顏人格的領會。如果說孔子是不可企及的,那麽孟子、顏子被認為是可以企及的。中唐以來的儒學複古運動已經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孔子賢於堯舜,一是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這說明時人已把思想看得高於功業。那麽,簞食瓢飲、居於陋巷而不改其樂的顏子,其高於鍾鳴鼎食的王公貴族的人格魅力,究竟何在呢?——這便是宋人的顏子學,也是他們的人生哲學中極重要的內容,甚至可以說是核心的內容。我們探討蘇軾的人生思想,也要從他的顏子學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