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子——孔子最中意的學生顏回,在孔子之前結束了年輕的生命,除了《論語》記錄的一些問答和孔子對他的讚許外,既無功業彪炳於世,也無著作供後人學習。但他卻長期被尊為“亞聖”“先師”,令後世的儒者有說不盡的顏子。宋明道學抬高孟子,取代了顏子的“亞聖”地位,但顏子依然是“先師”,“顏子所好何學”依然是宋學的一個關鍵問題。距我們兩千年前的這個青年,僅僅以他的窮居自樂,就如此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民族文化,這本身就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曆史現象,它表明一個人內在的洞達和堅定是高於一切的,著述與功業固然可以不朽,但人格更其重要。

唐宋儒學複古運動的發起者韓愈,曾視顏子的窮居自樂為“哲人之細事”[1209],不甚重視,蓋其心目中仍是欽羨於大事業大功勞甚至大官的。北宋人紛紛批判韓愈,而對顏子的“樂”進行探討。尹洙《送浮圖回光序》[1210]開始以顏“樂”對抗趨心浮圖者,暗示了顏子之“樂”是儒學內聖功夫的理想境界。我們知道,宋代儒學大致有“向內轉”的傾向,那曾經給一些不太安分的和尚、道士提供了機會,聲稱儒學隻能治外事,隻有釋道之學才能治內心,兩者理當結合起來。然而,援釋、道以入儒雖是道學的無可否認的特點,但道學作為儒學的新階段,其建立心性之學時仍應通過對儒學自身的命題的探討。宋代儒學“向內轉”的時候,是以探討顏“樂”所樂何事為命題的。胡瑗在太學裏出的試題就有《顏子所好何學論》,程頤就因為答得好,受到了賞識;周敦頤對程顥的啟發,也是教他去尋思顏子究竟憑什麽“樂”,怎樣才能體達此種人生境界;孔宗翰造了一個顏樂亭,李清臣為他寫《顏樂亭銘》,司馬光寫《顏樂亭頌》,蘇軾寫《顏樂亭詩》[1211]。這一係列活動,使顏“樂”的問題成了哲學的問題,從一般的讀書人的處窮之道,上升到了心性層次或人格的高度上來論述之。如果說,從前的儒者大多把儒學闡述為一種“名教”,使之在內聖方麵有所缺乏,令佛道得以乘虛而入的話,那麽,宋人則已發現儒家本來自有內聖的典範,就是顏子。隻要把顏子學很好地闡發出來,就不必再在治心的方麵求助於佛道了。當然,在顏子學上仍不免暗暗援入佛道,但它畢竟可以明白地被宣稱為一種儒家的學問了。

大概程顥對顏子的“樂”境體悟得最深,他不但解釋此“樂”乃是“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的聖賢氣象,而且確實獲得了一種心理體驗:由感覺天理流行,萬物生機充滿,而有胸襟灑落之趣。後來李侗就教朱熹要努力靜坐,默悟天機,去獲得此種心理體驗。應該說,這是濂溪、明道的獨得之秘,雖然不難理解,卻並不容易真正獲得這樣的身心快樂的體驗。因為這不是認識的問題,而是修養的功夫,若到達了這一境界,便真是一派溫潤粹和,所有的鄙事都不願去計較了的。看起來,程頤、朱熹可能並未獲得此種心理體驗,他們用艱深的推理來論證天命,嚴格地辨析概念,不可抑製地與別人爭論,花畢生的氣力來格物致知,但看來並不感到快樂,他們隻是從義理上闡說得更確切明白,心理體驗上則距明道尚有一間。問題就在這裏:為什麽義理上的深入闡發,反而使這種心理體驗幾乎不再可能?實際上,程顥所至之境,雖是儒者的“樂”境,但並非隻有儒者能夠獨到的。莊子就有過“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超越俗世的體驗,而且,道家哲學通向此境的路徑似乎更為便捷一些。就程顥的心理體驗來說,實已匯通了儒、道,走到了這兩種哲學的最終交匯之處。但因為是講體驗而不講義理,所以一下子看不出有援道入儒的痕跡,隻說是追企顏子的“樂”境。而一旦企圖從義理上加以闡說,就必須摒落莊子哲學的成分,遠離莊子提供的直覺之路,從而就陷入困境:要是必須窮盡萬事萬物的義理才能造此“樂”境,則它便成為空標的理想之境,隻能不斷接近而永不可能達到了。朱熹當然明白這一層道理,不過他寧願背棄李侗的教導,走上程頤的格物致知之路,認為這樣更實在一些。他不止一次地指責程門弟子有濡染禪學、莊老的傾向,隻不好對程顥說什麽。當論及顏子之時,他一再強調:“顏子生平,隻是受用‘克己複禮’四個字。”“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隻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1212]《論語》講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朱熹就說:“不遷不貳,非言用功處,言顏子到此地位,有是效驗耳。若夫所以不遷不貳之功,不出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句耳。”[1213]有人問:“顏子樂處,恐是功夫做到這地位,則私意脫落,天理洞然,有個樂處否?”朱熹答:“未到他地位,則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功夫處做。”[1214]很顯然,他想把顏子學落實到“克己複禮”上,對於奢談“樂”境是不以為然的。當然,他也未免要談一下這個“聖人之樂”,講:“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逾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1215]他不許常人談論顏“樂”,要他們去做實在功夫,認為隻有聖人才談得上這“樂”。有趣的是,一旦談及此“樂”,就牽引出一個莊子來。可見,朱熹其實很明白:如果將顏“樂”描述為天人合一之境,則儒、道兩家都通向此境,在此境地上,孔顏與莊子是相通的。

顏子學當中不可避免地被援入莊子思想,其實是非常自然的,因為儒家典籍裏找不到對顏子人生境界的哲理說明,而《莊子》書中卻有。在《莊子·人間世》裏,有一大段孔、顏對話,講“心齋”的道理。所謂“心齋”,就是顏回將顏回忘掉,即“喪我”,然後就像一個童子那樣,“是之謂與天為徒”,宅心不動,靜觀萬物之化[1216]。——很顯然,“心齋”可以成為顏“樂”的哲學闡釋。程門弟子呂大臨作詩雲:“獨立孔門無一事,隻輸顏子得心齋。”這是程頤也稱賞的詩句[1217]。“心齋”明明是莊子的說法,程頤也不以為非。可見濂溪、明道的那種心理體驗,與“心齋”頗有近似之處。

不過,用“心齋”之法去體驗顏子之“樂”,以為人生的最高境界,也確有取消實踐的傾向,故朱熹情願放棄對這種心理體驗的追求,而去做格物致知的實在功夫。後來的葉適更奮起批判之,認為這是“玩物為道”,乃隱士山人所為,不足以言儒者事業[1218]。這是從道學理論上提出異議。早在南北宋之交,感受著國破家亡之痛的詩人陳與義已經大聲疾呼:“中興天子要人才,當使生擒頡利來。正待吾曹紅抹額,不須辛苦學顏回!”[1219]詩人是時代的喉舌,來自理論界的對顏“樂”哲學的清算,比詩人要晚許多。朱熹隻敢說邵雍的“樂”是“樂得大段巔蹶”[1220],不敢顯斥濂溪、明道的“吾與點也”之意[1221]。但“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1222],顏子的簞食瓢飲、曾子的“風乎舞雩”、程顥的“雲淡風輕”,與邵雍的擊壤而歌,又有多大區別呢?葉適斥之為“隱士山人所以自樂”[1223],才是真正的理論上的清算。

話說回來,北宋人論顏子,倒也並非都如程顥、呂大臨那樣隻追求心理體驗。王安石曰:

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1224]

他就不以顏子的窮居自樂為止境,認為顏子未“盡仁道”,因為顏子隻能自樂而不能“化”,即對世道人心不能有所作用。這倒並不是說顏子應該去做官蒞民,而是說一個真正的仁者胸中應不忘生民之病,而不以個人修養為滿足。確實,若對照範仲淹的“後天下之樂而樂”,則顏“樂”豈足道?北宋的儒者中,原有思想更為崇高,心胸更為博大者。“先憂後樂”的深刻憂患意識,使顏“樂”亦相形見其渺小。我們在討論宋儒的人生境界時,範仲淹自應是第一值得肯定的思想家。所謂顏“樂”,隻有作為這種巨大責任感的補充,即在窮居不得誌的時候仍能以道義自樂,保持節操的堅定與精神上的豁達樂觀,從而使人格走向完整,這才具有積極的意義。司馬光《顏樂亭頌》即稱此“樂”是“德之所以完”[1225],將平居自樂與臨大事時奮不顧身相結合,才是完整的理想人格。

以上簡略交代了宋朝具有代表性的幾位思想家對顏“樂”問題發表的見解,他們借此表達了不同的人生思想。蘇軾的《顏樂亭詩》,也是借此以表達人生思想的,但相比於上麵的幾位,他的人生思想更豐富、複雜一些。先把《顏樂亭詩》[1226]抄在下麵:

天生烝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鬥。騖而不返,跬步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栗,虎豹卻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這首詩讚美的雖是“先師”顏子的“至樂”,觀其義理,卻出於莊子、孟子。《孟子·公孫醜上》曾講到“不動心”,即心誌的堅定,這種內在的堅定是超過古之勇士孟賁的血氣之勇的。蘇軾所謂“孟賁股栗,虎豹卻走”便是窺得孟子此意而形容之。然而,內在的堅定又何以是“至樂”呢?“至樂”是莊子的說法,《莊子·至樂》篇說,世人追求的樂並非真正的樂,“至樂無樂”,隻有“無為”才是“至樂”。什麽叫“無為”?“請嚐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1227]可見“無為”就是不以私意去幹擾天地萬物的自然化育。這正是《蘇氏易傳》講的“無私”,“無為”其實就是“無私”[1228]。人而“無私”,則其內在的堅定是不可戰勝的;人而“無私”,則能感到超越於私欲滿足之“樂”以上的“至樂”。把顏“樂”理解為“無私”的“至樂”,分明是與莊子所謂“喪我”之“心齋”同理的。如有私欲,即要追求感官的滿足,分別美惡、芬臭,弄得“六鑿交鬥”。與“六鑿交鬥”相反的是“天遊”境界。“天遊”亦見於《莊子·外物》:“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1229]這是說,要有內在的精神空間,足以宅其心,使之不隨感官欲求而外騖不返。然則“天遊”與“心齋”,義無不同。“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此即莊子所謂“虛”,“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1230]心中沒有私欲,才能感知天道。按蘇軾的邏輯,這也就是“存性”。省存本性以隨順天道,就是“性命自得”,這便是“樂”之所在。由此看來,蘇軾亦采用“心齋”之說以解釋顏“樂”,而“心齋”被理解為去私欲以存真性。

從字麵上看,“心齋”意謂宅心於一個內在的精神空間,也即“心有天遊”之意。不過“心齋”“天遊”都是比喻的說法,實際意思是《人間世》中孔子教顏子的一句話:“一若誌。”即心誌的堅一自守。所以,“心齋”與孟子的“不動心”之說,委實有著相通之處,即便莊、孟二子所執之誌有所不同,但執誌自守的心理狀態是近同的;而且,由於所執之誌都建立在對於天道、人性之真理的認知上,故亦足以自樂,不被私欲、外物所動。這就為人類的心靈開辟了廣闊、明朗的內在天地,可以容納豐富的精神景觀。我們認為,這確實是儒、道相通之處。對於宋儒來說,內在精神天地的問題,無非是一個“性”的問題。蘇軾的顏子學,當然也歸結到“性”。但“性”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如何“存性”才是人生問題。像朱熹就認為,顏子之“樂”固是見其本性的,但已是修養的成就,不是修養的用功處,所以仍要從“克己複禮”做起,才是實在功夫。常人之“性”已被私欲蒙蔽,須克去私欲,才能見性,才有可樂。這樣,不斷地“克”去,最後的境界應該是“樂”的,可在“克”的過程中,我們隻見其苦。在陸九淵看來,朱熹指出的恐怕是一條南轅北轍的路。與朱熹這條艱苦的路異趣的是,蘇軾的“存性”之路卻被他描述得充滿快樂,無往而不樂,而且其思考也超越了顏子學的範圍——這便是他的“寄寓”思想。

在本書論述蘇軾文藝美學思想的部分,我們已經提到過“寄寓”思想。大致“存性”有兩種方式,一是“獨存”,一是“寄寓”。顏子的不借外物而自得其樂,被認為已達“獨存”境界,此惟顏子為能,其他人則未免於有所“寄寓”。所謂的“寄寓”,就是與外物相接,但不陷入物欲,隻是以非功利的審美態度遊觀之,聊寓其意。相比之下,“獨存”是不假於外物的,“寄寓”則未免假於外物,相同之處在於都不被物欲所奪,都不迷失真性。打個比方說,張旭要借酒勁催發他的草書藝術,王羲之則不必借酒勁,前者有所“寄寓”,後者仿佛“獨存”,但兩者都不是惡俗的酒徒,張旭喝酒也不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欲。從修養方麵講,似乎“獨存”是更高的境界,“寄寓”隻是做不到“獨存”而又不甘陷於物欲時的不得已之舉。莊子在論述顏子的“心齋”時說:“一宅而寓於不得已。”[1231]此“宅”是指心的居處,心居於一宅而不動,謂之“心齋”。雖然莊子也肯定“不得已”時的“寓”,但仍以宅心不動為本,忘我無待為高。這“一宅”就相當於“獨存”,晁補之曰“宅道之奧,妙在獨存;有不得已,文乃其藩”[1232],分明就是“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一句的化用。不過,蘇軾雖然把顏子推崇為“獨存”的典範,卻也積極地肯定“寄寓”。從理論上說,由“寄寓”走向“獨存”,是修養提高的過程,是蘇軾指出的通向顏“樂”之路。這是一條審美的人生之路,一路上是充滿快樂的,與朱熹那條艱苦的“克己複禮”之路絕然異趣。把顏“樂”理解為一種最高的審美愉悅,這正是蘇氏顏子學的特點。

在我們看來,“獨存”未免過於枯槁,那境界雖高,卻不發諸事業、見諸文章,沒有付諸創造的活動。所以,“寄寓”是更值得重視的,更有價值的思想。從蘇軾的真實的人生態度來看,他也是更讚賞“寄寓”的。而且,“寄寓”思想還有更為深刻和寬廣的內容,不能被顏子學所囿。“寄寓”不僅僅是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由此態度走向顏子的“獨存”境界。在蘇軾看來,它還是人生的真實的生存境況。也就是說,生命本來就是一段“寄寓”於人世的或短或長之過程,人生的本質就是“寄寓”。

這個思想,當然也與莊子有關。莊子就把人看作造化自然的產品之一,在造化的無始無終的運作當中,它隻存在於一個有限的時段。“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1233]人生不過是自然過程中的一點小插曲。蘇軾詩雲:“有生寓大塊。”[1234]即承莊子此說而來。生命來自自然,又解散還歸於自然,生命的本質確實是一小段“寄寓”生活而已。在蘇軾的詩集中,共有九處用了“吾生如寄耳”一句,按作年排列如下:

(一)熙寧十年《過雲龍山人張天驥》:“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蚤。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1235]

(二)元豐二年《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之一:“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1236]

(三)元豐三年《過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1237]

(四)元祐元年《和王晉卿》:“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1238]

(五)元祐五年《次韻劉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1239]

(六)元祐七年《送芝上人遊廬山》:“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1240]

(七)元祐八年《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聚散一夢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1241]

(八)紹聖四年《和陶擬古九首》之三:“吾生如寄耳,何者為吾廬?”[1242]

(九)建中靖國元年《鬱孤台》:“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遊。”[1243]

這九例,作年從壯(42歲)到老(66歲),境遇有順有逆,而一再詠歌,不避重複。倘加上他其餘詩詞中類似“人生如寄”的語句,則足以斷其為蘇軾文字中一再複現的主題句。早在宋末,就有人注意到這一點。文天祥的朋友陳貫道,就摘蘇詩中的“如寄”二字以為自己的雅號,文天祥還為之賦《浩浩歌》一首[1244]。不難領會的是,這種人生“如寄”的思想,與蘇軾的“寄寓”哲學相表裏。他的“寄寓”哲學,是一種時刻伴隨著審美愉悅的審美的人生態度,是他對於人生的獨特了悟,並由此推出了蘇氏之顏子學。那麽,他以何種思路,從悲哀的境遇中解脫,轉悲為喜的呢?還需要從哲學上解釋一下“吾生如寄”。

《莊子·齊物論》雲:“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陸德明《經典釋文》雲“耦”一作“偶”,俞樾雲:“偶當讀為寓,寄也,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1245]這是說一個人的性靈遺棄其所寄寓之身形。蘇軾詩雲:“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1246]此用《齊物論》語,而將“喪其耦”理解作“遺其身”,與俞樾所解莊子義合。以故,“寄寓”思想包含有把人身看作性靈“寄寓”之所的意思。由於人身存在的時間有限,所以性靈在此不能長住,隻是“寄寓”而已;性靈,即與“形”對立的“神”,在蘇軾的概念中指“性”,與“道”本一,有本體意義,故是長存的。這倒不是一般講的“靈魂”,也與輪回觀念無關,而確實是一個嚴格的哲學概念。蓋人身雖不長存,但人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即有天道表現在其中,就是人的“性”,那是人的本體,也是人有可能認知天道的根據。作為本體,“性”當然是永恒的,在此背景下,才把有限的人身視作“性”的“寄寓”之所,而人生被闡述為一種“寄寓”過程。這是“吾生如寄”的哲學含義。“吾生如寄”將人生解析為短暫、虛幻的人身和永恒、實在的人“性”,正是這後一方麵的覺悟,引導蘇軾走出悲哀,邁向快樂和自由之境。

這裏有個如何看待人身的問題。有身即有私欲,私欲是背道的。如執著於人身,為其短暫而悲哀,此是不達道之故;若追求及時行樂,也是私欲滿足之樂,非是真樂,同樣不達道。大患分明有此身,除去私欲才能顯見天道。那麽,“寄寓”是沒有價值的了。莊子就把人身看作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它是“大塊”運作中偶然的產物,還要返回“大塊”中去的,“人”隻是短暫的存在形式,所以沒有意義,人應該放棄屬“人”的一切,還歸於屬“天”的本性。但另一方麵,他似乎又認為人而合於“天”,即成“真人”,可以長生,永遠地保持其形體不壞。蘇軾也曾有煉氣養生方麵的追求,但他還不至於真的相信長生之可能性,“吾生如寄”的思想表明他清楚地認知了人身存在的有限性。不過,他決不把人身的存在看得沒有價值,因為有“性”“寄寓”在此中,怎能說沒有價值呢?他也不否定“寄寓”而要求“性”返歸天道。嚴格地說,“性”雖與“道”為一,畢竟有區別,“性”是人性,在各種人情的總體上顯現出來,其理為“道”,其跡為“人”。也就是說,“性”必然地“寄寓”在人身。蘇軾與莊子的不同在於,莊子以否定“寄寓”來肯定天道,蘇軾卻以肯定“寄寓”來肯定“性”與天道。而一旦肯定“寄寓”,也就不會放棄儒家的人生追求了。故蘇軾的“寄寓”思想,正可以統一儒、道兩家的人生態度。

肯定“寄寓”當然不是執著身欲,而是在把人生的本質理解為“寄寓”的同時,要求把“寄寓”作為人生態度。這種人生態度,就是將真正的人“性”體現於人所能做的各種事情中,不本著私欲來做事。那也就是,人和各種事物之間,不是功利的關係,而是審美的關係,合道合理,自由快樂,毫無扭曲牽強的狀態。所以,“寄寓”思想的深層含義,乃是審美的人生態度。有此態度,便處處有可樂,“如寄”的人生於是轉悲為喜。在上麵列舉的蘇詩“吾生如寄耳”的九例中,也可以看出詩人從悲哀中解脫的過程。

這是一種洋溢著詩意的人生哲學。“寄寓”的人生,實是人“性”的審美遊曆,即所謂“遊戲人間”。“寄寓”一詞的更富詩意的表達,就是“遊”。這從蘇軾對唐代大詩人李白的人生禮讚中可以看到: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相鳴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汙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1247]

此詩前後七句各用一韻,稍變柏梁之體,故既有一氣嗬成之感,而又見其層次。前七句,在無窮無盡的時空背景上,把李白的人生描寫為一種“寄寓”,也就是“遊”。生命本屬於大時空(“三千秋”“八極”),稍留於開元時期,也不過短暫的寓居,既無求於世,當然也不能為世所束縛。後七句,是寫李白的人生態度。因為本屬於大時空而暫寄於世,所以睥睨一世,以詩自明,無論是功業卓著的大臣,抑或是相傳得道的高士,統不過以其“大兒”“小兒”視之,更不知依仗人主之勢的宦官為何物了。蘇軾在此詩中,通過讚美李白,而表達了他的人生理想,即他對人生的“寄寓”本質的領悟,和對“寄寓”之人生應持何種態度的思考。“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按:分指郭子儀與司馬承禎)一聯值得深味,即儒家的入世功業與道家的出世坐忘,都不過“寄寓”人生之一境,這兩種人生態度的意義都被“寄寓”所包籠。這在邏輯上也講得通:由於人生不過是“寄寓”於世,故出世之思當為覺醒了“寄寓”本質的人生所固有;又由於蘇軾積極地肯定“寄寓”的價值,要求將真正的人“性”體現於人所能做的各種事業中,所以入世的功業也是“寄寓”人生所應創造的。一句話說,“寄寓”的人生態度,就是覺悟本質而付諸創造性的活動。進一步說,由於“寄寓”的人生是審美的人生,所以其創造性活動的完整體現,就是詩。蘇軾把大臣、道士視作詩人的“大兒”“小兒”,即謂詩人乃是“寄寓”人生的最完美的體現,其意義包攏了大臣和道士的價值。以更為超拔的人生了悟,蘇軾將儒、道兩家人生態度統一於詩人的形象上了。在我國古代的人生哲學中,如此拔高詩人的意義,可能是絕無僅有的。

“寄寓”思想,在莊子那兒,是對人生有限性的消極體認,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歎息;在蘇軾這兒,便轉化為對於人生的詩意的深刻闡發,對創造性活動的積極肯定,對世間利害得失的本質超越。蘇軾的“寄寓”哲學,融合了儒家的創造精神與道家的超越精神,將創造性與超越性推闡為“寄寓”意義的兩個方麵,在“寄寓”上統一起來。這個思想方法,是否受中國大乘佛學“一心開二門”“不變隨緣”(集中體現於《大乘起信論》中)之思想方法的影響,當可繼續探討[1248]。我們認為,佛學對蘇軾的影響是肯定存在的,但在研究中也不難獲知,相比於莊子哲學的影響來說,佛學的影響比較籠統,很難在學說的具體環節上指實哪一處采自佛學,而莊子的許多概念,則多可與蘇軾的說法作具體的比勘。所以,雖然蘇軾的“寄寓”哲學頗與“一心開二門”的思想方法相似,我們仍認為,以“寄寓”來統一超越與創造,乃是蘇軾在人生思想方麵的獨創。

這樣的人生思考,當然已大大地突破了顏子學的範圍,而給人生下了一個大判斷:生命是如此富有詩意地寓居於人世,帶著與生俱來的超越之思,而不斷地在創造活動中體現自身,故人生的理想狀態就是詩人。人生確實是短暫的有限的,確實是寓居於人世而已,但這種寓居是快樂的,充滿詩意的。那麽,人世又如何呢?它能給這樣詩意的寓居者提供居所嗎?蘇軾的思想顯然還要為“寄寓”的人生尋求可以安身立命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