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原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核心地區，這一地區既孕育了輝煌燦爛的三代文明，也相繼發展出秦、漢、隋、唐等統一王朝。中原中心的形成，是中國文明起源中的大問題，自百年前中國考古學誕生以來，就成為考古學者致力探索的重要課題。隨著考古發現的層出不窮，學術界關於這一問題的認識既在不斷深化，也仍處於探索之中。
一、王朝乃中原中心之始的基本認識
由古典文獻記載與地下出土文字材料對證，進而得到確認的最早的中國古代王朝遺存，是商代後期的殷墟遺址（王國維1959，李濟1990）。至20世紀50年代，發現早於殷墟，而文化特征與之近同的二裏崗文化及其中心都邑鄭州商城，把考古學上的商文化又往前推了一步（鄒衡1956）。但一旦脫離“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的互證，鄭州商城究竟屬商王朝中期抑或早期都邑，學術界聚訟紛紜。顯然，殷墟文化與二裏崗文化之間，是中原地區“曆史”時代與更早的“原史”時代的分界點（見本書《商文明：中國“原史”與“曆史”時代的分界點》）。1959年，徐旭生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率隊踏查“夏墟”，又發現了位於中原腹心地區洛陽盆地的二裏頭遺址，熟諳古典文獻的徐旭生卻推斷該遺址應為商王朝的開國君王湯所都（徐旭生1959）。此後學術界圍繞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問題展開了曠日持久、至今仍莫衷一是的論爭，從中可以顯見考古學參與狹義史學探討的局限性（見本書《方法論視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但缺乏或全無當時確切文字材料的“原史”時代和史前時代，恰恰是考古學可以揚長避短、大顯身手的研究領域。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研究方法是由已知推未知，無論二裏頭遺址和鄭州商城屬於何朝何都，其巨大的體量和高度發達的文化，都彰顯出建立在社會複雜化基礎上的大型權力中心和核心文化的存在。
作為中國考古學的領軍人物，夏鼐在20世紀80年代的總結具有代表性。關於中國文明的開始，他認為：“對於中國文明的起源，可以從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鄭州二裏崗文化，和比這更為古老的偃師二裏頭文化。從新發現的文化內容上，我們可以證明它們之間是有互相聯係、一脈相承的關係。”“至少它（二裏頭文化——引者注）的晚期，是夠得上稱為文明，而又有中國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國文明的開始，也是接近於開始點了。比二裏頭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屬於中國的史前時期。”論及這些考古遺存與古典文獻中的朝代對應問題，他指出：“夏朝是屬於傳說中的一個比商朝為早的朝代。這是屬於曆史（狹義）的範疇。在考古學的範疇內，我們還沒有發現有確切證據把這裏的遺跡遺物和傳說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連接起來……作為一個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認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關於對更早的文明要素的探索，他提示：“中國新石器時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帶中國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是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發展的。但是文明的誕生是一種質變，一種飛躍。所以有人稱它為在‘新石器革命’之後的‘都市革命’。當然，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還有許多地方仍不清楚，有待於進一層的探討。”（夏鼐1985）
這些論斷審慎有據，到目前為止，尚無因新的考古發現而需要修正其基本論點之處。按我個人的理解，夏鼐論述中有幾點是較為明確的。首先，這裏的“中國文明”指的是以中原為中心的青銅時代的王朝文明，這是探索中國文明更早起源的基點。其次，中原形成文明的中心，從當時的考古探索來看，隻能上溯到二裏頭文化時期。二裏頭較之此前的新石器時代的區域文化，是一種質變和飛躍。最後，“（各）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自有演化的序列”，有相對的“文化圈”（夏鼐1985），也即尚無中心可言。
1988年，考古學家張光直在二裏頭遺址考察，左起：鄭光、徐蘋芳、張光直、許景元
其中最後一點，被蘇秉琦係統地梳理為六大區係，並將中國新石器時代各區域考古學文化的這種多元狀態形象地比喻為“滿天星鬥”（蘇秉琦等1981）。他指出，“各大區係不僅各有淵源、各具特點和各有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且區係間的關係也是相互影響的。中原地區是六大區係之一，中原影響各地，各地也影響中原，這同以往在中華大一統觀念指導下形成的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中國民族文化先從這裏發展起來，然後向四周擴展，其他地區的文化比較落後，隻是在中原地區影響下才得以發展的觀點有所不同，從而對於在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漢族中心、王朝中心的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蘇秉琦1999）類似的表述還有張光直的“中國相互作用圈”說或“中國以前相互作用圈”說，他指出，龍山時代一些可以被看作“中國共同傳統”的“新建樹到處滋出”，“但它們並不指向一個單一的龍山文化……從每一個區域文化個別的觀點來說，外麵的作用網和兩千年間在內部所發生的變化，在這個區域史到公元前第3千紀之末之準備向國家、城市和文明跨進的準備工作上都是同等重要的”（張光直1989）。
上述建立在全麵梳理考古發現基礎上的觀點，排除了中原中心形成於中原王朝文明之前的可能性，大致廓清了中國文明從多元到一體的特質與鮮明的階段性。
二、上推中原中心形成時間的問題所在
新中國成立以來，田野考古與研究工作成就斐然，尤其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許多發現具有填補空白和獨立寫史的意義。因而，考古界並不滿足於因僅見諸後世文獻而撲朔迷離的早期王朝史影，而意欲循此向前探究中國文明的起源，由是形成了一些關於史前時代中原文化曆史地位和中原中心形成過程的獨特認識。
嚴文明在認可“中國史前文化並非出於一源”的前提下，認為“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區應包括整個華北和長江中下遊。而在文明的發生和形成的整個過程中，中原都起著領先和突出的作用”，“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原的文化比較發達，其次是它的周圍地區，再次是邊境地區”。他把主要分布於黃河、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分為中原、甘青、山東、燕遼、長江中遊和江浙六個文化區，進而認為，“五個文化區都緊鄰和圍繞著中原文化區，很像一個巨大的花朵，五個文化區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各文化區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有不同程度的聯係，中原文化區更起著聯係各文化區的核心作用。我們看到在中原地區仰韶文化中發生的那種飾回旋勾連紋或花瓣紋的彩陶盆幾乎傳遍了整個黃河中下遊，長江中下遊的同期遺存中也偶爾能見到這類產品。”（嚴文明1987）嚴文明認為，在仰韶文化興盛時期（約公元前4000年前後），中原文化區即已“起著聯係各文化區的核心作用”。張學海從聚落形態的角度，論證在“重瓣花朵”結構中，仰韶文化占有全國新石器文化的“花心”地位（張學海2002）。餘西雲也有類似的表述：“西陰文化（即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引者注）發端於陝晉豫交界區。鼎盛時期控製了中原的廣大地區……影響所及更是東越渤海，南抵長江之濱，北逾燕山之陰，奠定了先秦中國的空間基礎……西陰文化時期，傳統的家庭模式趨於瓦解，社會的層級化已然顯現，私有觀念逐步形成，成為中國文明的濫觴。”（餘西雲2006）韓建業除了論證“仰韶文化東莊——廟底溝類型時期，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首次交融聯係形成以中原為核心的文化共同體”外，更認為“正是由於地處中原核心的裴李崗文化的強大作用，才使黃河流域文化緊密連接在一起，從而於公元前第9千紀形成新石器時代的‘黃河流域文化區’；才使黃河下遊、漢水上遊、淮北甚至長江中遊地區文化也與中原文化區發生較多聯係，從而形成雛形的‘早期中國文化圈’”（韓建業2012A、2009）。由是，中原中心或其雛形被不斷提前。
支撐中原文化區核心地位的仰韶文化階段的考古資料，大體上限於聚落數量、大小及聚落群的規模，以及彩陶的繁盛與地域擴展等，從中可提取的可靠信息，基本上限於人口的膨脹以及彩陶這種日常生活用品的製作技術和藝術水平，它反映的應是史前農耕生活的發達程度（見本書《“新中原中心論”的學術史解析》）。而在社會發展階段上，遠未達到同時期華東地區，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那樣高度的貧富分化、社會分層和階級分化（欒豐實2003，趙輝2017）。即便就陶器和玉石器製造技術而言，“通常會把仰韶文化的質地細膩、器形規整、燒成溫度高而且圖案漂亮的彩陶作為這個時期陶器製造技術的代表。其實，最早出現在大溪、崧澤文化的封閉窯室和黑、灰陶燒製技術，以及利用輪製成型技術而可能達成的批量生產的意義也不能低估。玉石器製作技術在長江流域諸文化中發展得較早且快，崧澤文化和南京北陰陽營、安徽含山淩家灘遺存中的玉器便是當時的代表作。”（趙輝2000）而仰韶文化晚期秦安大地灣的所謂“原始殿堂”，雖稍具章法，但仍與更早的作為公共活動場所的“大房子”一脈相承，其他遺存則乏善可陳（見本書《“新中原中心論”的學術史解析》）。
趙輝把“中原文化區開始形成的時期”下拉到仰韶文化後期（公元前3000——前2500年）。但這一時期的文化態勢卻是，與大汶口、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相比，“同期的仰韶文化卻顯得比較衰弱”，“文化麵貌十分統一的情形消失”，“進入一種離析狀態”，開始“由各個地方文明對中原地區施加影響”，出現了“中原文化和周圍幾個地方文明實力對比的差距”。“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中原地區處在一種空虛狀態”，所以周邊地帶的文化成就顯得相當醒目，“地方文明都處在中原文化區的周邊地帶，它們幾乎在相同的時間裏達到很高的發展程度”（趙輝2000）。從仰韶文化後期處於“比較衰弱”的“離析狀態”，恐怕還看不出其已成為跨文化區的史前文明中心的態勢。“周邊地帶”與“地方文明”的概念，是否也到了更晚的時期才開始出現？如此種種，都需進一步探討。而從地理上看，仰韶文化分布的區域既超出了中原地區，中原腹心地區也不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區域。這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仰韶文化時期並沒有形成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態勢（見本書《“新中原中心論”的學術史解析》）。
此後，趙輝調整了自己關於中原文化區形成的推論。他指出，“仰韶文化鬆散離析的態勢持續到大約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區進入了一個各種文化重組的複雜階段”，公元前2500——前2000年，“中原地區在經過廟底溝二期文化的調整之後再度崛起，形成了上述‘以中原為中心的曆史趨勢’”（趙輝2006）。可知，他把中原中心形成的時間由公元前3000——前2500年又下移到了此後的中原龍山文化時期。
但既有考古發現表明，龍山時代晚期以各小流域為單元的聚落群廣泛分布於中原各地，它們多為一個中心聚落所控製，內部等級分化明顯，從而形成一種“邦國林立”的局麵。考古學文化譜係研究表明，這些聚落群分別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傳統，而大量的殺殉現象、武器的增多和一係列城址的發現又表明它們之間存在著緊張的關係，衝突頻繁發生。可以認為，這一時期在整個中原地區並沒有發現超大規模、具有跨區域影響力的中心聚落，也沒有顯著的區域整合跡象；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一二百年裏，也即在夏王朝前期，中原地區各人類群團不相統屬，戰亂頻仍，築城以自守，外來文化因素明顯，考古學上看不到與傳世文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見本書《“新中原中心論”的學術史解析》）。
與此大致同時，活躍於東亞大陸各地、異彩紛呈的區域性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甚至退出曆史舞台。在這些人群共同體和後來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間，有一個“連續”中的“斷裂”（見本書《“連續”中的“斷裂”——關於中國文明與早期國家形成過程的思考》）。這種斷裂究竟是出於天災還是人禍，原因想必多種多樣，學術界還在探索之中。
三、中原中心形成於二裏頭時代
上述“斷裂”涉及諸多變化，隨著考古發現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而逐漸明晰起來。張弛即指出：“其中最為重大者有三：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核心區域文化的衰落，二是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徹底改變，三是青銅時代全球化開始形成。這三個‘事件’應當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古代曆史，使得龍山——二裏頭文化時期可以一並作為劃時代的曆史階段。”他進一步解釋，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的文化核心區域一直在黃河、長江中下遊地區，而這些核心地帶中唯一沒有衰落的區域隻有嵩山以北的鄭洛地區和晉南地區，也即中原腹心地區。幾乎就在同時，燕遼地區——北方地區——西北地區——西南地區這一半月形地帶逐漸興盛（童恩正1986），徹底改變了新石器時代的傳統文化格局，“至二裏頭文化時期（二期至四期），傳統新石器時代核心區域中僅剩下洛陽盆地一塊唯一持續發展的地方，更像是一處文化孤島……龍山晚期——二裏頭文化時期乃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文化核心區史上最黑暗的時段”（張弛2017）。在歐亞大陸青銅文化傳播的視角下，他指出，如果沒有歐亞大陸青銅時代“全球化”帶來的半月形地帶的興起，或沒有新石器時代核心區域的衰落，就不會有夏商周三代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曆史。那麽，二裏頭遺址和以其為代表的二裏頭文化這一“文化孤島”，究竟有著怎樣的內涵和特質，又放射出怎樣的輝光，從而開啟中原青銅時代和王朝文明的新紀元，就頗令人矚目。
如前所述，1959年，徐旭生率隊在豫西踏查“夏墟”的過程中發現了偃師二裏頭遺址，當年秋季，田野考古工作正式啟動。2020年是二裏頭遺址發現與發掘61周年，這60多年的探索曆程，可以分為兩大階段。二裏頭遺址田野考古工作的前40年，主要任務是建構文化史框架，二裏頭工作隊的前輩通過大量考古資料的搜集和梳理，建立起了以陶器為中心的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裏頭文化一至四期的演變序列得到學界普遍認可。這是二裏頭遺址及二裏頭文化研究的基礎工作。與此同時，一號、二號宮殿基址等大型宮室建築，能夠生產高精尖青銅禮器的鑄銅作坊，以及出土青銅、玉石和漆質禮器的貴族墓葬等高等級遺存的發現，確立了二裏頭都邑及以其為代表的二裏頭文化在中國早期國家、文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曆史地位。自1999年秋季開始，二裏頭遺址新一輪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理念與重心上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將探索二裏頭遺址的聚落形態作為新的田野工作的首要任務。在這一學術理念指導下，二裏頭遺址的田野工作取得重要收獲：確認了遺址的現存範圍、遺址邊緣區的現狀及其成因，確認了二裏頭都邑中心區和一般居住活動區的功能分區，在遺址中心區發現了成組的早期多進院落宮室建築、井字形主幹道網、車轍、晚期宮城及兩組中軸線布局的宮室建築群、大型圍垣作坊區和綠鬆石器作坊、與祭祀有關的巨型坑和貴族墓葬等重要遺跡和珍貴遺物。與此同時，積極深化多學科合作研究，圍繞二裏頭文化的聚落形態、技術經濟、生計貿易、人地關係、社會結構乃至宏觀文明進程等方麵的探索研究，都取得了重大進展。以聚落形態探索為中心展開多學科合作研究，構成了世紀之交以來二裏頭遺址田野考古工作與綜合研究的兩大特色。可以說，二裏頭見證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曆程，二裏頭考古則是中國考古學長足發展的一個縮影（許宏2015B、2019）。
二裏頭都邑中心區
二裏頭宮城平麵呈縱長方形，其內分布著成組的大型宮室建築，其南為大型圍垣手工業作坊區，有學者稱其為“工城”。
二裏頭文化的年代約相當於公元前1750——前1520年（仇士華2015），從時空分布與文化特征來看，二裏頭是探索中國最早的王朝文明——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關鍵性遺址，但其重要性遠不止於此。經過60多年的田野工作，在二裏頭遺址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最早的布局嚴整、與紫禁城布局一脈相承的宮殿區與宮城，最早的多進院落大型宮殿建築，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國家級祭祀區和祭祀遺存，最早的封閉式官營手工業作坊區，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銅禮器鑄造作坊和最早的綠鬆石器作坊等。這裏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這樣的規模和內涵在當時的東亞大陸都是獨一無二的。可以說，這些“中國之最”前無古人，開中國古代都城規製、宮室製度、禮樂製度和王朝文明的先河。就其文化影響而言，二裏頭文化的分布範圍突破了地理單元的製約，幾乎遍布整個黃河中遊地區，二裏頭文化因素向四圍輻射的範圍更遠大於此。至此，二裏頭文化成為東亞大陸最早的核心文化，二裏頭都邑則是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權力中心，中國曆史自此進入了開創新紀元的“二裏頭時代”（許宏2004A、2009）。從嚴格意義上講，真正的宮廷禮製，是發端於二裏頭都邑二裏頭文化晚期的宮室建築和以酒器為核心的青銅禮器群以及玉質禮器群的（岡村秀典2003）。
早期王朝時代的資源分布與重要遺址
要之，二裏頭文化與二裏頭都邑的出現，表明當時的社會由若幹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並存的局麵，進入廣域王權國家階段。黃河和長江流域這一東亞文明的腹心地區開始由多元化的邦國文明走向一體化的王朝文明。而二裏頭都邑與二裏頭文化，正處於華夏文明從多元到初步一體格局形成的重要節點上。以文化軟實力見長的二裏頭政體，顯然通過社會與文化的整合具有了核心的威勢，在眾多族群的凝聚與模仿中擴大了自身的影響，其文明要素的輻射範圍遠遠超出了中原地區（見本書《前中國時代與“中國”的初興》），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史一棋2018）。隻有到了此時，地處中原腹地的洛陽——鄭州地區才成為中原王朝文明的發祥地，中原中心最終形成。作為中原王朝文明的先導，二裏頭文明建立起的管控協調大規模人群的政治架構，經青銅時代王朝間的傳承揚棄，奠定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後世王朝國家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