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九百十三年的冬天，瑞典的文學會，以諾貝爾獎金(Nobel Prize)奉給泰戈爾。這是東方人第一次在歐洲得到的榮譽。在這個時候以前，泰戈爾的《吉檀迦利》(Gitanjali)的出版，雖然使歐洲讀它的人為之驚異不置，然而對於泰戈爾並未十分了解。但從這個把一九一三年的諾貝爾獎金給與他的消息傳出後，他的名字才常常在許多平常人的口中說著，他的作品才常常有人去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才常常有人要想知道。他的文學上的地位，從這時起才在世界文壇上確定了；他的名譽，也從這時起才變為世界的了。——不僅歐洲人美洲人，知道他，連東方的中國與日本向來與世界文學，尤其是自己東方的近代文學，不相接近的，也立刻認識了他。
這一次諾貝爾文學獎金之給與泰戈爾，除了關於泰戈爾的自身外，許多人都以為是世界上一個很大的消息。歐洲的文壇，本來不大與東方的文壇接近，對於近代東方文學尤有蔑視之意。從這時以後，這種意見才漸漸的泯滅。一個美國的著作家這樣說道：“這個獎金將勉勵西方的人類去訪求東方的人類所已說的話，或將要說的話。這件事將把以前永未解釋過的東方，為西方解釋一下。所以這件事成了一件曆史上的事實，一個那半球明白這半球的轉點。”不僅如此，這件事且表白出東與西的友誼一個新時代的黎明。東與西的文學，藝術與理想的互相了解，互相讚賞，如一陣大風似的，能夠把國際間或人種間的敵視的與歧異的見解的黑雲吹散到天外去。這個期望，我們在這時說出，也許覺得是過早，但我們看泰戈爾近來在歐洲的影響與他近來的努力的成績，卻使我們決不能相信這是一種不可能的期望。
他的作品，從這個時候以後，譯為英文的一天多似一天。有的是他自己譯的，有的是他朋友譯的；後來又有人把他們譯為德文，法文及其他各國的文字。
他以前曾到過英國，曾到過美國，但他的來與去，都不為一般社會所知。從得諾貝爾獎金的前後，他的生活卻不能如此的自由了。他走一處，這一處的人便帶著熱忱歡迎他，要求他的思想上的贈品。如他到了英國，英國人便要他講演；他的《生之實現》一部論文集，便是一九一三年夏天前後在英國講的演說稿。英國人及愛爾蘭人之歡迎他，較之本國內的任何文人都甚些。有的人甚至於伏在地上，吻他的足。以後他又到美國去，美國人歡迎他的盛況，也不下於英國人及愛爾蘭人。他的《人格論》,即為那時在美國講演的稿子。以後，他又到過日本，日本人敬奉他如神明，稱他為“聖的泰戈爾”。日文的泰戈爾著作的譯本與論泰戈爾生平的與思想的書，立刻出版了不少。他的《國家主義》的論文集，即為那時在日本的講演集。
自一九一七年歐洲大戰告終以後，世界上到處都彌漫著和平的新覺悟。泰戈爾的思想與精神益受各處求和平者的歡迎。他往來歐洲各地，為印度民族向英國政府求自由，又與世界的知識階級的代表，如巴比塞(Barbusse),羅素(Russel),勃蘭特(Brandes)諸人組織“光明團”發表宣言。後來又回到印度，定居在鮑爾甫(Bolpur)的和平之院裏，又計劃著把和平之院改組為國際大學。他在他的國際大學宣言裏說道：
“在現代，人類的地理上的區分，差不多已經消滅了。不但各種不同的部落，便是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也都在生死的關頭，不是創造新的生活，便不免淪於滅亡。在我們的前麵，引起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全地球的統一的國家的創造。把各民族都發展開來，便各成為全世界的大結合的一分子，也像把各個人發展開，成為民族的一分子一樣，這在現在，不已是可能麽?”
“所謂世界的大結合，是說把人類都團結起來，比現在一切的聯盟團體，更為深切，更為堅固。這種結合應該以人的神性的出發點為基礎。我們應該建築一所世界的大殿，以供奉個人類公共的神道。這種理想實現的第一步是在於使民族都表示他們的精神的主宰，但在猜忌和鬥爭支配一切的時候，這樣的理想是不會達到的。所以我們應當創立人類相互交通的機關，以消滅各民族間的敵愾心。隻有國際的大學，才配作為這一種交通的機關。因為在大學裏，我們可以一塊兒尋求真理；利用了幾千百年來的人類遺產，一塊兒研究學術；全世界的藝術家可以共同創作藝術品；科學家共同開發自然的秘密；哲學家共同解放人類的思想，聖人賢者共同實現人生的理想，他們幹這些，不但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也是為了全人類。”
“氣象學家曾經發明過一個真理，他們證明地麵上的大氣都是屬於同一氣層的，雖然各處的氣候各不相同。我們可以同樣的證明人類在精神生活上是全相一致的，雖然體質可以各不相同。我們應該知道：所謂人類大結合，並不是把一切的民族都變成齊一，乃是說叫各種不同的民族互相協調的意思。在現時，似乎大家都已負著這重要的責任了。為了這個責任，我特在印度創立國際大學，我的意見，以為這是促進東西人類相互協調的最善方法。我打算邀請西方各國學者到這裏來，住在印度生活中來研究印度的哲學，藝術，音樂，由印度學的專家指導他們。”
國際大學發起的原因是如此。和平之院本是由泰戈爾獨力擔任，絲毫不受英國政府的津貼。現在這個國際大學的經費也是如此。他把諾貝爾獎金捐給這座學校；他所有的著作上的報酬，也大都送給了它。
一九二一年，他又作歐洲之遊。這時，他已被他們稱為傳道的大師。為戰爭所疲勞的德國人民，對於他所稱道的東方生活與東方思想，尤為頌讚鼓吹。他在柏林及其他地方講演了好幾次，聽的人都十分的擁擠。入場券所售得的款，都捐入他的國際大學。他講演的台上，布了一個森林的景致。當他到郊外森林中遊散時，已有數萬人預先在那裏等候他。他一到，歡呼之聲大作，有許多人唱歌，還有許多小孩子手執鮮花到他麵前跳舞。他在其他各地，所得到的待遇也是如此。最近出版的《創造的統一》(Creative Unity)一書，即是他在這時前後所做的論文集。他到歐洲去，原抱有很大的誌願，他在一封信上說道：
“向來和平之泉都是源於東方，所以今日歐洲便不期而然的回麵向著東方來了。歐洲好像一個在遊戲中受傷的孩子，現在他正離去眾人，在找他的母親呢。這樣說來，東方怕不就是精神的人道主義的母親——能舍她自己的生命與人的麽?我們印度人還盲然不知歐洲人已在我們門前求救——還不知乘他們需要的時候，以人道主義與之；這真是一件可歎的事!”
但印度人雖不知道救歐洲人，而泰戈爾他自己則已開始到歐洲去做這種事業了。當他將倦遊歸來時，當他在盼望歸期時，心裏還憂愁著，躊躇著，想在歐洲至少再住上一年，以盡他的責任。
不過他究竟是一個詩人，——僅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對於傳道的事業，他似乎不大適宜。他自己說道：“當我向來在柏特瑪大河的河心住居的時候，我不過是個抒情詩人，但自從移居和平之院後，我逐漸成了一個教師的模樣了；這是非常危險的，我的真實的先知的資格，從此就要斷送了。現在已是誰都向我請求教訓，生怕有一天我不免要使他們失望呢。”所以他雖然很想盡他的在歐洲傳布他的和平的福音的責任，而故鄉的精靈，黃金彭加爾的景色，卻時時在他心靈呼喚他回去；他雖然在歐洲受到一種極熱忱的歡迎，極崇敬的待遇，而在他自己的心裏，卻反覺得彷徨與不安。下麵的幾封信，可以把他那時的情況充分的表白出：
“我在歐洲到處都受熱切的歡迎，料想你是在報紙上看到了。我非常感謝歐洲人待我的好意，這是無疑的，可是，在我的心裏，總像有些惶惑，——而且也幾乎要暗暗地叫苦。”
“凡是群眾的感情的表示，其中總有一大部分是不真實的。群眾的表示，往往不免過度誇張，這隻是由於群眾心理中感情累積的結果。就像在一座廣廳中所發的聲音，因為有室內各處的回聲混合其中，所以所聽得的已全不是原來的聲音了。群眾的感情，大部分是相率附和而成。——這是非理性的，群眾裏邊的各分子，都有根據自己的想象造成他自己的意見的自由。他們理想中的我，決不是真的我。我為了這個擔憂，也為了我自己擔憂。這使我對於我從前的隱居生活，不禁起無窮的戀念。被迫在別人的幻想所構成的世界裏生活著，這委實是最煩厭的事了。我曾見許多人迫住了我，扯住我的衣裾，畢恭畢敬的向我衣裙親吻——於是憂鬱罩住了我的心了。我怎樣才能使這些人相信我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並不是超出他們之上的，在他們中間也就有許多是值得我的尊敬的，我卻又怎能使他們相信呢?”
“可是我也知道在他們當中像我那樣的詩人，是一個也沒有。但用了這種的敬禮，來敬禮詩人，委實是不對的。詩人是在人生的筵席中司儀的；他所得的報酬就隻是在一切筵席中都有他的份兒。假如詩人是成功了，他便被任為人類的永遠的伴侶，——隻是伴侶，卻不是指導者呀。但要是我被盛名的惡戲所捉弄，被他們扛到神壇上去了，於是在人生的筵席裏就沒有我的座位了。”
“那種盛譽，實非我所能當；實不能不謂之無相當的時間而施與過驟呢。這就是我感著驚異，厭倦，——甚至憂悶的緣故。我自思正如一個家畜的羔羊，隻能居在屋角庭隅，以婚愛親交友朋，倘若一旦廁身大庭廣眾之場，我便要覺得卑微，對群星告不敏了。”
“凡我所到的地方，不論德國或斯坎德那維亞半島，都有一種熱烈的愛戀，隨著我，包圍著我，這事，我想你一定想不到。我所欲的就是欲回到自己的人民裏去——回到咒詛不絕的環境裏去。我生長在那邊，我工作在那邊，我在那邊給我的愛，所以我生命的收獲在那邊。即使得不到完全的償報也不要緊，僅收獲自己的成熟，已給我以莫大的償報了。所以那邊的田野似乎有一種呼聲到我這裏來，那邊的日光是等候著我，那邊的四季更遞的季節是在問著我的歸期。他們知道我的一生都在把我的夢的種子撒在那邊。但是暮色已深沉的照在我的路上，我是倦了。我不欲得國人的讚美與責備。我隻願休息在星光的下麵。”
他從歐洲回來之後，即休息於彭加爾鮑爾甫的和平之院的裏邊。他現在年齡已高，不大高興出去，但遠遊之念卻還未絕。明年三月間，林花爛發，山鳥奏歌之時，他大約會在我們中國的春光秀媚的地方出現。
他在晚年，很想逃避名譽，雖然名譽的石碑，已重重的壓在他的身上。他自己說道：“總有一天，我要從我自己的名譽中突圍而出；因為雖然有這龐大而且日益增長的障壁，阻隔著，但是柏特瑪河卻仍舊在向我招呼呢。他仿佛向我說：“詩人，你在哪裏?”於是我的心，我的靈魂都想去找尋那詩人。但是那詩人已經是不容易找到了。因為一大群的人把榮譽堆滿在他的身上，他被榮譽壓在底下，已不能脫逃了。”
這是很可詫怪的，少年的作者總是努力向著名譽的山巔爬上去，他們雖不全以名譽為他們的太陽，為他們的活動力的源泉，而享受名譽的愉樂卻至少是他們的成功的驕傲之一；至於已享盛名的作者，在飽饜了名譽的食品之後，卻反漸漸的有些厭惡它了。名譽反成了壓迫他們的重負，使他們不得不逃避。泰戈爾如此，托爾斯泰(leo Tolstoi)也是如此。詩人的成功，即是詩人的寂寞；詩人的名譽，則如黑霧似的，使他不能找到他的自己。這即是泰戈爾所以眷戀柏特瑪河上的自由生活而欲逃避出現在的名譽之牆的原因。
然而名譽究竟能逃避麽?名譽如好花的清香，發麝鹿的芬芳，如秋晨的晴空，如春池的綠波，——不然，還比譬得不對，他們雖然如名譽一般，一附上去，便非待花枯了，鹿死了，白日終止，池水幹竭之時不能消滅，但名譽的壽命，卻較他們為更長更久。詩人的歌聲雖有止歇之時，而詩人的歌，卻終將永久的，永久的，在新的活潑的必再唱出來；詩人的形骸雖有時而長眠於青鬆綠蘿之間，而詩人的名譽，卻終將永久的，永久的，掛在千百代後的千萬人的口中。
“你是誰，讀者呀，在百年之後讀我的詩者呀?”
“我在這樣的春天的繁富裏，不能送給一朵花，不能送給前麵雲端的一縷金色。”
“請開了你的門，向外望著。”
“從你的百卉盛放的園中，收集百年以前的已滅之花的芬香的回憶。”
“在你心的愉樂裏，也許你會覺得在一個春天的清晨歌唱著而送它的快活的聲音度過百年的時間的那種活潑潑的愉樂。”
——《園丁集》第八十五首。
詩人的不朽，不朽的詩人。誰能逃避了這名譽的不朽的牆呢?燦爛的春光，年年是繁花似錦，綠柳如絲；靜謐的秋空，年年是片雲高掛，山色清幽；偉大的詩人泰戈爾的名譽也將如這樣的春光與秋空，曆千萬年而不朽，而更新。人間的屋基不完全毀滅，他的名譽的牆是永遠不能倒的，——雖然他自己是想逃避出這座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