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崇禎帝利用“寄魂分身”治理朝政，並借助太祖“洪武皇帝”之威，參考了“永樂盛世”整合資源。
說起那通過“靖難之役”篡逆而起的“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為被後世頗多指責，登基之後倒行逆施，和大肆屠殺“建文帝”舊臣的行為招致抨擊之外，曆史學家對其在位22年的評價還是挺高的。
明朝“永樂年間”的整個國家財政年收入平均起來約為3000萬兩白銀！在“鄭和下西洋”期間大搞“外貿壟斷”，狂賺西洋人的錢，也不過才將財政年收入提高到3700萬兩銀子而已，因為“靖難”之後，中原已糜爛。
但是，在朱棣登基後，參照“南京”城防來營建北京城，並先後五次北征蒙古，四次南征交趾，征服遼東，穩定西南，疏通並新開運河，派遣鄭和下西洋，修建“武當山”的“道教祖庭”，同時還要修“永樂大典”。
上麵說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但卻少有人敢稱永樂朝橫征暴斂，百姓民不聊生，因這其中不得比提一個人被海內外諸多明史學家讚為“永樂盛世大賬房”的名臣——夏元吉。
其實，以上種種原因都可歸根於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有錢能使鬼推磨，無錢能使磨推鬼”。在這個集列朝所有“宏圖偉業”於一身的時代，列列偉績歸根結底都離不開一個“錢”字，更何況明朝商品經濟發達。
夏元吉升官為“左侍郎”數月後，於永樂元年(西元1403年)四月，收到了他任上後的第一個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時的江南，是大明朝物產最為豐富之地，也是稅收的主要來源，乃朱元璋定都南京的原因。
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來，連年暴雨成災，導致糧食減產，使國家賦稅大損。因此，朱棣很重視此事，早在入主南京之初，就先後派遣工部侍郎吳中、兵部侍郎方賓於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兩次下江南治理。
可是，這兩位跟從朱棣而來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勞而無功。因而，夏元吉受命此行，讓朱棣甚為重視，以至於行前，明成祖朱棣還專門派督禦史俞士吉送水利書籍給夏元吉治水之用。
兩個月後，朱棣又派戶部右侍郎李文鬱前往協助。夏元吉到任後，先反複考察水情，然後力排眾議，更改傳統治水方法，提議從吳淞河至太湖之間開鑿運河，並在沿途設置水閘，控製流量，以求保證“澇則分洪，旱則灌溉”之效。此舉動用民工10萬人，而夏元吉則以身作則，經常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親自督工。
旁人勸“夏大人”注意休息，他卻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獨享安逸？”眾人聞之感動，於是工程大進。次年，他又督造了連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把江南兩大河流貫通起來，至永樂二年九月全線竣工。
從此以後，“蘇淞農田大利”，真正做到了“蘇湖熟，天下足”。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還要等到200年後的美國田納西水利工程啟動了。這說明，東方古國的水利工程技術遠超同期西方！
對於夏元吉的江南治水功績，就連朱棣的第一謀士“妖僧”兼“國師”姚廣孝也為此大為稱讚，並認為夏元吉乃“古之遺愛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明成祖朱棣的榮寵，並且在榮歸南京後也愈加器重他了。
不久後，夏元吉被升為“戶部尚書”，正式擔當起了大明朝廷的“大賬房”。於是，夏元吉借此勸諫朱棣廢除“文字獄”，並為朱元璋時代因“寫文章”而招禍的文人們“平反昭雪”。這其實在勸誡朱棣要避免“文字獄”。
經過一番開導後，朱棣終於下達了“大明朝不因文殺人”的訓誡，使得一批之前蒙冤幾十年的文人、學子和諸多被封殺的詩文著作等，從此得以重見天日。這使得明朝文化空前繁榮，百家爭鳴，更從此開始。 夏元吉在“永樂時代”最重要的作用，其實是和“永樂時代”的一係列“大功業”緊密相連的，比如造寶船下西洋；修建武當山“道教祖庭”；征服東北與西南；編修《永樂大典》；4次南征安南（越南）且每次動兵30萬；5次發兵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動兵50萬；經濟花費都是天文數字，沒有雄厚的財力，根本就玩不轉！
對比前朝、後世，號稱“豐庶”的隋朝煬帝時代、後人讚為“富宋”的北宋徽宗時代、累積“十全武功”的朝清乾隆時代，上述的“大動作”僅進行了一、兩樣，便足以招致國庫空虛和苛捐雜稅叢生，使得百姓負擔激增，以至於變亂四起，天下動**了。但永樂時代，雖說難免勞苦百姓，卻終能將這些“大動作”逐一完成。
再算上修建北方“邊牆”即“萬裏長城”，則更是一筆巨大開銷，個中奧妙，正在於夏元吉的“理財之能”。
清朝曆史學家趙翼曾讚歎說：“曆朝論理財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居然將明朝“大賬房”夏元吉與西漢“大司農”桑弘羊相比，評價可謂甚高。
其實，夏元吉之所以能順利解決這些問題，在於他高人一等的經濟眼光。在朱棣的曆次“大動作”中，不斷有人提議用增加賦稅的辦法解決籌款問題，每次夏元吉都堅決反對，因為這是“涸澤而漁”。他的訣竅可以概括成一句話：“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庶民，且便商賈。” 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難辦，其內容涉及到“機構精簡”，減少皇室開支用度，甚至限製朱棣本人日常花費等問題。但夏元吉知難而上，於永樂四年，借籌措下西洋經費為由，請旨裁減中央到地方閑散衙門200個，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給諸諸多皇子、藩王的賞賜，也經其諫勸，從而每年儉省了近三分之一。
朝廷禁軍經其核算後，淘汰了大量老弱殘兵，卻建成了兵少而戰力精的“三大營”。這一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夏元吉賄賂以圖“方便”，但他將眾人賄賂之物盡數掛在家中屋簷下，以表清廉之意。
接著流言四起，不斷有人在朱棣麵前進讒言，誹謗夏元吉狐假虎威，沽名釣譽，誤國誤民等等。好在明成祖朱棣對夏元吉信任有加，並多次告誡群臣：“構陷夏元吉者，處重罪。” 這才使誣陷風伯逐漸平息。
其他幾條政策同時施行。比如，“平賦役”即增加對富戶階層的稅收，同時減免貧民階層稅收，其實就是動用行政手段縮小貧富差距，泯滅仇富心理。同時，夏元吉還允許鄉民在不得已時，也可出錢代勞役。
“清倉場”即清理各地倉庫和廢棄的官營手工作坊，嚴查貪汙腐敗，每遇貪墨要案時，他便親自核算，屢屢揭穿貪官伎倆後移交“三法司”，按照《大明律》法辦，該抄家的抄家，該發配的發配，甚至砍頭！
“廣屯種”即招募內地無地“流氓”去邊塞耕種落戶。這不是朱元璋時代的“強製遷移”，而是國家出台“優惠”政策，用免稅和經濟補助來吸引農民前去落戶，結果愣是讓“九邊重鎮”各地22年來“戶口增倍”，大大有利於“明長城”一線的國防安全建設，給朝廷減輕壓力。而最早從內地“闖關東”的人，也恰出現在這一時期。
其中最關鍵也最難辦的是兩樣——“嚴鹽法”和“錢鈔之禁”。所謂“嚴鹽法”是對“洪武朝”時楊思義倡導的“開中法”的再調整。“開中法”是明清政府實行的以鹽、茶為中介，召募商人輸納軍糧、馬匹等物資的方法。
自洪武年間實施以來，對鞏固國防，加強邊地防務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到了“永樂時期”，情形大變。
自永樂八年(西元1410年)起，明成祖朱棣開始主動出擊，先後5次大規模對蒙古各部用兵，雖捷報頻傳，但每次出師都在30萬人以上，加“下西洋”、“開運河”、“通西域”等大動作同時進行，使財用捉襟見肘。
無奈之下，夏元吉開啟“跳躍性思維”，變“開中法”為“嚴鹽法”，即由每年的商人向“九邊重鎮”輸糧食、軍械、馬匹以換取“鹽引”，變為商人僅向北征蒙古的“出發地”集中輸送糧食、軍械、馬匹來換“鹽引”罷了。
這小小的調整，雖減少了“九邊”其他“邊鎮”的收入，卻保證國家可以短時間內集中大量錢糧，打好北征蒙古草原之戰。後來，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時，夏元吉故伎重演，頓時解決了大明王朝遷都的經濟難題。
雖說這是“權宜之計”，可畢竟解決了實際問題。其實，“錢鈔之禁”是朱元璋時代的“曆史遺留問題”。洪武時代，朱元璋發行紙幣，即“洪武寶鈔”，但當時明朝發行紙幣並無“準備金”，導致紙幣貶值，物價飛漲。
永樂時期雖出台禁令，嚴禁民間金銀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對“寶鈔”采取抵製態度，具體方法是每到用紙幣交易時，就故意哄抬物價，每到用銅錢交易時，便恢複常價，雖時常重懲，卻屢禁不止，以至於曾一度出現“紙不如銅”的尷尬局麵。這也是元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元朝統治者濫發紙幣造成信用危機！
夏元吉反對用強，對症下藥，一方麵緊縮銀根，保障“寶鈔”信譽，另一麵讓紙幣麵額所代表的“價格”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食鹽掛鉤，以維持“寶鈔”經濟價值穩定，不會輕易貶值，類似後世的“石油美元”。
這種“穿越時空”的“經濟手段”確實管用，不久後的物價也漸趨穩定，使得國家財政日益平穩。而身為“大賬房”的夏元吉，又麵臨著國家每年“花費如流水”的情景，自然養成了夏元吉“用度謹慎”的性格特點來。
每年歲末朝會，夏元吉都會“諫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宮廷開支和藩王用度等。連“永樂時代”的各式“大活動”，如接待外國使節、修築河道、“邊牆”，乃至練兵設防等樣樣用款，但凡由他負責，皆小心百倍，認真核算，能省則省。為此，他時常與兵部、戶部等部門的官員發生爭執，由此得了一個綽號“夏刺頭”。
所謂“刺頭”，在當時民間方言裏，就是“小氣鬼”的意思。這次，“刺頭”夏元吉也終於刺得明成祖朱棣龍顏大怒。永樂十九年(西元1421年)，朱棣欲發動第三次北征蒙古草原，並一舉平滅韃靼太師阿魯台所部。
深感國家財政日益吃緊的夏元吉卻看不下去並竭力阻止，於是觸怒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國公張輔以及漢王朱高煦的爭相挑撥，終於使夏元吉被解除職務，並由廠衛特務機關送到“內宮監”長期關押。
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熾從中調解，方才保住了其性命。在抄其家的時候，家中僅布衣和瓦器。朱棣聞之感歎：“果然刺頭也。”而北征的結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蒙古人望風而逃，明軍無功而返。
然而，明成祖朱棣連續發動遠征，“嚴鹽法”漸被濫用破壞，而國家財稅也捉襟見肘，使得國庫空虛。當然了，明朝騎兵遠沒有漢唐騎兵多，全是靠大規模發動步兵與“神機營”去草原上示威，結果不然而喻。
從夏元吉下獄的永樂十九年(西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於第五次北征歸途的永樂二十二年(西元1424年)，僅大米的價格，就從1石1貫“寶鈔”，飆升到了1石50貫寶鈔！也就是說，明朝國內通貨膨脹了至少50倍！
朱棣病逝後，明仁宗朱高熾登基，赦夏元吉出獄並官複原職，首任要務還是解決這“通貨膨脹”問題。
夏元吉殫精竭慮，再改“嚴鹽法”，允許商人用寶鈔直接換鹽引，規定以300貫換1引，並繼續對皇帝“刺頭”，禁絕宮廷奢靡消費。盡管皇室成員和各地藩王對此腹誹不已，但明仁宗始終相信夏元吉的忠心體國。
因此，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後，夏元吉又主持改革商稅，減少國內關卡，鼓勵商品流通，削減收稅比例，力爭“稅少而財增”，經永樂時代日益空隙的國庫終於重新充裕起來，讓後來的明英宗有了豪橫底氣。
宣德五年(西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數月後病逝於家，贈“太師”。這位曆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賬房”，堪稱“永樂盛世”、“仁宣之治”兩大黃金時代的關鍵人物。 話又說回來，素來被認為“刺頭”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時候，比如每年劃撥給各地收養孤寡老人的“養濟院”的經費，從來都是逐年增加。
但凡有各地鬧災，劃撥救濟糧米均大大超過預算。相反，私生活方麵，其親弟弟從老家來看他，他也僅贈米兩石而已。不過，對於京城周邊乃至老家的孤苦學子們，卻能時常得其無私資助，完成十年寒窗。
在這位“大賬房”眼裏，“錢”如果用在了老百姓身上，也就是用在了“刀刃”上。當然了，夏元吉卻不知自己的“生平事跡”，被後來的崇禎皇帝拿來當作衡量明朝官吏的“參照物”，讓不少心存渾水摸魚者忐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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