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明朝崇禎帝與大臣們在“乾清宮”開會,戶部尚書提到因免“人丁稅”造成了朝廷財政巨額虧空!

“噢?嗬嗬,這事兒,朕心裏有數!”崇禎帝與周皇後端坐高位,掃視群臣後,威嚴穆穆道:“錢的事情就不用諸位愛卿們操心了,還有何事盡管奏來,朕洗耳恭聽!”話音一落,崇禎帝與後妃們彼此點了點頭。

“呃……臣等有本上奏。”刑部尚書徐石麒、兵部尚書換張國維 、吏部尚書鄭三俊、周延儒和林汝翥等人彼此麵麵相覷後,便紛紛掏出奏折,高舉過頭後,躬身等候司禮監王公公下來收走並親自上稱給崇禎帝。

崇禎帝朱由檢如今盡管隻是“分身”駕臨,但因其本尊修為境界已達到了“真丹後期”,精神力前大道能瞬間覆蓋方圓百裏區域,故即便是“分身”拿起一摞奏折,隻要瞄上一眼便同樣一目了然,於是放下奏折道:

“刑部說地方官在執行朝廷頒布之‘推恩令’時畏手畏腳?那朕就讓‘禦史’和‘宗正’以‘欽差大臣’名義去‘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崇禎帝似笑非笑道:“都是太祖高皇帝血脈,朕雖為‘大宗’,卻也不好對‘小宗’太絕情!”

“皇上英明!”文武百官們聽罷後為之一振,畢竟天下乃朱家之天下,大明乃朱家之王朝,若皇帝老子能像當初漢武帝削藩那般用“軟刀子”將天下反王全都收拾幹淨,那也就避免了“靖難之役”這種骨肉相殘了。

其實,眾臣工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崇禎帝由於當初看了催木匠全力催動萌頭”法術,並用精神力映射出的“未來畫麵”後,才不希望朱家子孫在農民起義浪潮中被農民軍屠殺殆盡,這才決定效仿漢武帝狠心逼迫宗親自謀生路。如此一來,經過推恩奪爵後,要不了百年時間,便能讓親王們淪為路邊賣草鞋的“劉備”。

此乃“一石三鳥”,一來極大減輕了朝廷的財政供養;二來也減輕了各藩王封地內普通百姓賦稅壓力;三來讓地方上的土豪、劣紳、世家、大族明白朝廷的決心而不敢亂來。與長遠來看,大有利於政局穩定!

“吏部說最近查到了不少貪贓枉法的地方官,但背後牽涉到朝中大臣,尤其是‘東林黨人’?”朱由檢麵無表情道:“既然朕已提前放出風聲以示警告了,但其仍心存僥幸?那就依照《大明律》移交‘三法司’處理!”

其實,朱由檢心裏想讓廠衛特務機關直接動用私刑審訊算了,但想想覺得為了向天下人展示公平和公正,不如先讓“三法司”處理,若結果不滿意,再讓廠衛特務機關和“錦衣衛”出手,該殺的殺?不放過一個!

“兵部說年關將近,戰馬難買,因蒙古各部與西域諸藩遠離內地且與我‘九邊守軍’有衝突,信不過我大明?還敢公然漫天要價?”崇禎帝朱由檢麵露猙獰道:“那就先在內地買,挑選百姓家的好馬要價格公道!”

其實,朱由檢自從見了“新軍”以少量步兵打敗大量騎兵後就興奮了,畢竟若能讓這樣的“新式步兵”也具備快速機動能力,或許就能一直追著敵人的騎兵打,再配合自己現有的那幾萬人規模的邊軍騎兵,未必不能有所作為,於是笑道:“給邊軍將士們送足給養,把以前欠的軍餉全部一次結清,同時慰問軍隊家屬!”

“臣等代邊關將士及其家屬們謝過皇上隆恩!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哈哈,還有何事上奏?”

“老臣徐光啟,有事要上奏皇上!”禮部尚書徐光啟如今負責訓練新軍,雖說是被皇帝老子點名且他自己也欣然同意,但畢竟是跨部門作業,而且還是喧賓奪主地搶了“兵部尚書”的“美差”,因此感覺有點別扭。

“徐愛卿有話不妨直說,朕洗耳恭聽呢!”崇禎帝朱由檢原本就很賞識徐光啟,畢竟他不看好“東林黨”。

徐光啟一生辛苦,做了許多了不起的事情,但在後人看來,似乎有些浪費人才了,因為他的情況就好比讓純粹“科學家”去跑業務,肯定不太合適,但在崇禎帝眼中,滿朝文武多為勢利小人,而君子太少了!

徐光啟一生做了許多重要事情,其中三件最有標誌意義:一個是翻譯了《幾何原本》,一個是寫了一篇《辨學章疏》,第三是向內地大規模引進了紅薯。此外,憂國憂民的他,還幫朝廷訓練新軍抵禦強敵。

西元1593年,也就是中國明朝萬曆年間,來自福建福州的商人陳振龍帶著兒子陳經綸及商隊渡海到菲律賓做買賣。在那裏,他們見到了漫山遍野的紅薯,吃了半輩子大米的他們第一次吃了這種陌生農作物。

紅薯獨特的清甜香氣和令人滿足的飽腹感,馬上吸引了他們的注意。於是,經過打聽後,他們才了解到紅薯這種作物不僅耐幹旱,耐貧瘠,易移栽,易繁殖,營養豐富,味道甘美,而且產量高,立刻動心。

當時,海西大陸的大明王朝正在繼續大舉征兵去朝鮮半島,與侵略朝鮮的日本豐臣秀吉大軍交戰。但由於雙方僵持了數年也未能最終分出勝負,而明朝名將李如鬆也正率領明軍與日本倭寇在平壤激戰正酣。

受到天災人禍與連年刀兵,老百姓飽受糧食短缺折磨,餓殍遍野,困苦不堪。於是,這對父子當即決定一定要把“紅薯”這種高產作物帶回家鄉種植。然而,當時的菲律賓群島乃西班牙的殖民地,管製很嚴。

西班牙殖民者製定了嚴苛的禁止帶出法令,將包括紅薯(地瓜)在內的多種農作物如玉米(苞穀)、馬鈴薯(土豆、洋芋、山藥蛋)、西紅柿(番茄、毛辣椒)等從美洲引進的作物禁止帶出,以壟斷經營。

麵對各口岸盤查森嚴,陳振龍和兒子想出了妙招,將一根紅薯藤交纏編織在一條纜繩中,躲過西班牙殖民者的關卡,成功踏上回福建老家的商船。經七天七夜航行,有驚無險的將紅薯藤蔓秘密帶到了中國。

登岸後,父子倆趕緊向當時的福建巡撫金學曾上了稟帖,請求推廣種植“紅薯”。好在這根藤蔓生命力極強,原本已經脫水且近乎幹枯了也能在清水中暴漲並恢複生機,埋入土中後仍會生長並結出“地瓜”來。

於是,巡撫金大人也被震驚到了,親自品嚐過“地瓜”(番薯)過後,覺得不僅口感甘甜,而且還能充饑,甚至蒸煮來吃還能做菜肴,於是大力推廣種植,讓老百姓多了一門主要食物來源,美其名曰“金薯”。

別小看引進紅薯(甘薯、地瓜、番薯)是一隨機事件,好在金大人向朝廷奏報後得到了以徐光啟為首的務實派大臣們的肯定,若無它和後來的玉米,則古代中國的人口就不可能從幾千萬猛然躍升為乾隆年間的兩億多。雖說東方古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全靠後來清朝打下的底子,而玉米、紅薯則功莫大焉!

《幾何原本》不用多說,《辨學章疏》指出傳統倫理缺少一種可靠的內在道德動機。歸根結底,一個人為什麽要做好人?古代君子很重視自我評價,並且不欺暗室,但唐宋以後的儒者卻認為“善發乎人性”。

這對普通人來說,確實是太難了!如果善是對自己的義務,似乎做了件壞事,得罪的隻是自己;如果善是對別人的義務,放棄這種義務的理由又太多了。這就是“宋明理學”最後把儒家思想弄成“鑽牛角尖”了。

徐光啟雖然是明朝末期人,但在後來的清朝社會仍有一定的名聲,雖然不小,但遠遠不能與他的貢獻相副。比如,談實學的如劉獻廷等,才看重徐光啟,至於普通的讀書人,大多數沒讀過他一字一句,甚至不知道這個人。原因很多,其中一件讓人回避,那就是主導輿論的“東林黨後學”竟對徐光啟並不感興趣。

明代晚期,“東林黨”和“北黨”激烈廝殺,爭奪朝廷控製權,都想主宰明朝的官僚體係。“東林起”於吳中(江蘇無錫),其主要成員多是江南讀書人。徐光啟則是上海人,與“東林黨人”的交往很自然就多了去。

“東林黨”是政治派別,有自己鮮明的政治訴求,與以“閹黨”為主力的“北黨”一樣,都是朝中不同的政治勢力。而四十歲以後才開始平步青雲的徐光啟早已心有所屬,因明哲保身,對政治鬥爭實在是沒那閑心。

徐光啟曾在信中說:“黨與二字,耗盡士大夫精神財力,而於國計民生,毫無幹涉,且以裕蠱所為,思之痛心,望之卻步。”當時朝中壁壘森嚴,非此即彼,而徐光啟也在“閹黨”和“東林”之間也不做左右袒護。

徐光啟特立獨行,不去招惹是非,便惹得“鬮黨”對他不高興,同時,“東林黨”也對他很不滿意。但正因如此,他才成為了崇禎帝朱由檢的“心腹”之一,每遇大事而無不與之相談,卻又被官僚體係和財政束縛。

明末西學越海而來,“東林黨”中的一些開明人士對此也很有興趣。但作為“政治黨人”,多數“東林人”對西學這種“奇技**巧”和“西洋外道”也就顧不上發生興趣了,畢竟全力參與朝廷中的權力爭鬥才是重中之重。

早期的“”東林巨子”雖然隔膜,但相處之際,還是彬彬有禮。如“東林健將鄒元標”,隻說西學諸義、中國聖人和曆代名儒,早已講說透徹,詳盡無餘,屬“古已有之”的東西,因為他擔心因靠近西學而遭詬病。

或是“東林黨”中的傑出人才們沒有意識到“新學”(西學)同“道學”(傳統道家哲學)根基的根本衝突,後來如鄒維璉等,便起而攘之了。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在“宋明理學”閹割下變得極其排外,夜郎自大!

衝突是必然的,而且無處不在的。最簡單的例子,是徐光啟想要加入“天主教”,但其教義卻禁止一夫多妻。徐光啟隻有一個兒子,沒有孫子,曾想娶一妾,以求開枝散葉,子孫無窮。但格於教義嚴苛,遂隻好作罷,並感歎道:“十誡不難守,獨不娶妾一款為難。”就這樣,徐光啟糾結了很久決定才加入“天主教”。

有一個叫黃貞的人,頭腦銳利,曾拿這一項來質問傳教士艾儒略。黃貞舉的例子是“周文王”。舊史裏說周文王多後妃,生百子,而他又是中國的“聖王”。那麽,難道這樣一個聖人若不信宗教也要下地獄嗎?

艾儒略隻好支吾不言。文王之外,古如舜有娥皇、女英,今如皇帝後宮三千,誰敢讓他們下地獄呢?

對類似的爭執,徐光啟是能避就避。他一生求精責實,隻是事情也不容易做。明軍在薩爾滸之敗後,徐光啟數次議購新式火炮,都不順利。等他得了崇禎信用,正值兵勢日迫,便主張除購炮外,招募三四百名葡萄牙炮兵,分派邊鎮,做炮兵教習,甚至做雇傭軍上陣打仗。這在當時也是很有必要的“權宜之計”。

但這種花錢請“雇傭兵”打仗卻被認為是前所未有之事,立刻有人上疏反對道:“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習先臣戚繼光之傳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練然後能揚威武哉?”於是,花錢請外援的朝議沒能通過。

此事雖然作廢,但徐光啟卻不禁歎息道:“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實事。”說明那時候的很多“儒生”,由於“腦子進水”,全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若非如此,徐光啟也不會在信仰崩塌之際毅然投身異教懷抱!

徐光啟一生辛苦,做的許多事情在後人看來,似乎有些浪費人才,比如要練兵就手自教習,要移植紅薯就自己種實驗田,其他如譯書、編《農政全書》等,都是極吃力的工作,大約是知道爭論無用,因為別人的想法不是他能改變的,卻又不甘心“被現實打臉”,隻好悶頭苦幹,既得心安,複望為後人鋪一點路。

有道是“落後就要挨打,先進就要挨罵”。罵徐光啟的人居然不多,這和他為人寬和、大有長者風範有關。至於忽然得了大名,那是近代以後的事情,與他生前所作所為沒什麽太大關係,都是後人給的榮譽。

他主譯《幾何原本》是因為利瑪竇太忙,隻譯了六卷。他在世時,看這書的沒幾人。他曾說不知到什麽時候,有什麽人會把後半部譯出?後來才讓人知道,《幾何原本》在二百多年後的清朝鹹豐七年,才由李善蘭等譯完。因此,徐光啟憂國憂民,一片赤誠之心,在這一時空提前得到了崇禎帝賞識,正好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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