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朱元璋統一天下重塑漢族的曆史功績不可磨滅，並提到加強文化自信有助於避免亡國滅種。
每當後人提及明朝，都會覺得很奇葩。對於明朝，人們印象中隻有“不愛上朝的皇帝”及“殘害忠良、一手遮天的太監”，但從開國皇帝朱元璋到亡國之君朱由檢，明朝皇帝們各個都與眾不同，性格鮮明得奇葩。
其中的六個皇帝尤其個性奇倔，各有其獨具特色的統治鐵腕或人格痼疾。在明朝276年曆史中，明朝在這六個奇葩皇帝的統治下，國家政治體製、內外政策的確立、實施及流程一變再變，反應出了以明朝為典型代表的中國兩千年來“大一統封建王朝”的國運演變，剖析了明朝“開局一個碗”和“結尾一根繩”的邏輯。
這六個明朝皇帝的事跡，分別是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紫禁城建造者明成祖朱棣、遊龍戲鳳的男主角明武宗朱厚照、修仙的皇帝明世宗朱厚熜、不愛江山卻愛木工的明熹宗朱由校、以及因過於勤政而亡國的明思宗朱由檢（即在煤山上吊自殺的崇禎皇帝）。這六個明朝皇帝的人生經曆說明了“天道”不及“定數”。
朱元璋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不僅文治武功了得，而且還很有統治手腕，如“大興文字獄”。雖說大明朝堂如同集市般熱鬧，朝臣之間意見不合可以互懟，而皇帝老子也樂得看官僚內部互相爭鬥，覺得不會讓官僚們聯合起來抗衡自己的皇權，但朱元璋有時候也會在意玩弄文字遊戲，因為他出身地位，內心敏感。
據說，野史中有一些故事，說是朱元璋最忌諱被提舊事，因為他以前不僅做過和尚、乞丐而且還起兵造反，所以一聽到“禿”、“光”、“賊”這樣的字眼或者同音字，就不高興了，以為是在諷刺自己，就要殺人。
然而，也有史書記載顯示，他並不諱言自己貧寒的出身和悲慘的少年經曆。在平常，他更不吝於以其身世和人生體驗來訓導諸皇子，使他們勿忘家本，估計是家醜不外揚。其實是自己可以說，別人說不得。
為此，朱元璋設立了“錦衣衛”，目的就是暗中監視哪些人在故意說自己的“醜話”和“壞話”，並將錦衣衛淩駕於法律之上，純粹聽命於皇帝並由皇帝本人掌握，專事刺探、偵緝、告密，且可繞開法律直接抓人、秘密刑訊直至將人處死。雖然朱元璋後期發現錦衣衛做壞事太多而將其廢除，但後來被明成祖朱棣恢複。
此外，朱元璋盡殺開國元勳，也是為了穩定老朱家的強勢地位，避免自己百年後造成孫子大權旁落。
當初，追隨朱元璋起兵的諸將及文臣，除少數死於軍中，其餘要麽罹於獄禍，要麽被賜自盡，要麽疑為朱元璋毒死，能得善終者似乎僅湯和一人。事實上，像劉邦、朱元璋這樣布衣出身的皇帝，登基後與當初一並起義的兄弟手足相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畢竟從社會底層殺出重圍者，其心理扭曲程度無法形容。
朱元璋誅殺大臣的後果就是繼任者無人可用，最後導致“建文帝”朱允炆被四叔“燕王”朱棣輕鬆奪取了皇位。也許，這是朱元璋做夢也沒想到的。不過，既然皇位由孫子傳回兒子，仍在老朱家手裏也無所謂了。
與此同時，朱元璋“約束勳貴官吏極嚴，實未嚐濫及平民”。朱元璋對官吏極其殘酷，最著名可能就是貪汙達到60兩白銀就要被剝皮揎草的規定，這反映了朱元璋對官僚集團的不信任，並極端仇視貪官汙吏。
但洪武年間清丈土地，興修水利，獎勵農耕，減免賦稅，殺減貪風，改良吏治，使老百姓得利受惠。由此可見，朱元璋是“獨夫”而不是“民賊”，即使將所有權力集於一身，卻也沒有做出什麽禍國殃民的壞事。
但是，朱元璋最慘重的失敗在於，他別出心裁且身體力行地想要證明既當“獨夫”而又不當“民賊”的政治路線，卻被事實徹底否定了，因為他的兒子篡奪孫子的皇位，而玄孫輕敵冒進致敗軍覆師，還做了俘虜。
其實，明朝自“洪武帝”朱元璋開國以來(西元1368年在江蘇南京稱帝)，至“宣德帝”朱瞻基當政，已經前後延續了5代。中間除了“建文帝”朱允炆因為強行削藩，動了其四叔“燕王”朱棣的“奶酪”，讓後者在惱怒之下起兵造反，並被朱棣借“靖難之役”強行推翻並取代之外，其他皇帝基本上也還算是個個都有所作為的。
首先，朱元璋在江蘇南京稱帝後，國號“大明”，年號“洪武”，接著發兵北伐，用武力推翻了蒙古人建立的“大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為“大明帝國”以後的歲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此乃有目共睹，不必多說。
“燕王”朱棣在成功奪權上位後改年號為“永樂”，並在位期間繼承其父朱元璋“八征漠北”而“五征漠北”，並全力支持鄭和五次下西洋，促進了明朝與東南亞各國的貿易和友誼，固化了明朝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
與此同時，號稱“成祖”的朱棣也完成了以“禮部尚書”兼“首輔大臣”解縉為首編撰《永樂大典》的工作。
解縉一生最大的功績是他親自主持了《永樂大典》的編纂工作，這也是解縉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大貢獻。作為編寫此書總負責人的解縉，他白天參與朝政議事，晚上參加修纂，統領全書，孜孜不倦。
解縉學識淵博，才華卓著，領導3000纂修人員得心應手，並且親自翻閱資料，查檢經典，認真補寫、勘校無錯。經過四年的通力合作，書稿在永樂五年（西元1407年）11月編輯就緒，由朱棣親自撰寫序言。
這部卷帙浩繁規模龐大的類書計有22877卷，凡例、目錄60卷，裝訂成11095冊，共3億7千萬字，輯入經、史、子、集、釋藏、道經、北劇、南戲、平話、醫學、工技、農藝、誌乘等各類著多達作七八千種。
《永樂大典》是我國最大的一部類書，在世界文化史上，被譽為編纂最早，規模最大、內容最廣的“百科全書”。解縉除了主編纂《永樂大典》之外，他還具有多方麵的才能，並且也取得了多方麵的成就。
解縉不僅在學術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詩歌、書法、散文等方麵也很有成就。他才氣橫溢，下筆不能自休，尤工五言詩，現存詩五百餘首。他的古體歌行，氣勢奔放，想象豐富，逼似李白，而律詩絕句，亦近唐人。他又擅長書法，小楷精絕，行草皆佳，用筆之精妙，出人意表。
他的著作有《白雲稿》、《東山集》、《太平奏疏》等。現留存下來的有《解文毅公集》十六卷及《春雨雜述》一卷，《古今烈女傳》三卷。解縉學識淵博，才華卓越，為官清正，建樹頗多，尤其在文化方麵做出了極為有益的貢獻。解縉是曆史造就的一代“風流”，又是專製毀滅的一大“英才”。
解縉生於西元1369年，卒於西元1415年，字大紳，又字縉紳，號“春雨”，又號“喜易”，為後世江西吉水縣文峰鎮人。解縉自幼穎悟絕人，又受父母的良好教育，年少才盛。5歲時，其父教之書，應口成誦；7歲時，能賦詩且有老成語；10歲時，日誦數千言；13歲時，能讀四書五經，貫穿其義理，世稱其“神童”。
洪武二十年（西元1387年），解縉參加江西“鄉試”，成績最優，名列榜首。次年赴京都會試，文章評論時政頭頭是道，博得主考官好評，中“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內閣首輔）、右春坊大學士，參預機務。
解縉有治國安邦之才。他初入仕時，就鮮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政治見解，顯示了他的正氣和才幹，甚受朱元璋寵愛，常奉伺左右。朱元璋常稱讚解縉“有經幫濟世之才，治國平天下之略”。
到了永樂元年（西元1403年），太宗成祖朱棣登基，擢解縉為“翰林侍讀”，與黃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胡儼等共入“文淵閣”參預機務，並奉命總裁《太祖實錄》、《列女傳》。
這時，“明太宗”（成祖皇帝）對解縉很信任，曾對大臣們說：“天下不可一日無我，我則不可一日少解縉。”但皇帝的寵愛改變不了解縉剛正不阿且堅持正義的氣節，因為對不合禮儀之事，他還是要反對的。
因此，解縉在朝時，以賢德論士，好就說好，壞就說壞，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解縉不僅學識淵博，才華橫溢，而且為人耿直，剛正不阿，不畏權貴。他屢次上疏，針故砭弊政，彈劾奸佞小人，由此導致他一生坎坷，時而得寵，時而失寵，時而升遷，時而貶謫，直至因朱棣立太子事得罪漢王，才被迫害致死。
其家中財產被抄沒，妻子、兒女、宗族都被流放到遼東。後來，到了成化元年（西元1465年），“明憲宗”（“成化帝”）朱見深才為解縉平反昭雪，並恢複官職，而且還追贈“朝議大夫”，賜諡號“文毅”。
幾百年來，解縉“才名煊赫，傾動海內。俗儒小夫，讕言長語，委巷流傳，皆藉口解學士”。這也正是當時的人們崇敬和懷念解縉的最好方式，因為他為人正直，剛正不阿，敢當麵指出朝政利弊，據理力爭。
“洪熙帝”朱高熾乃朱棣長子，體態臃腫，走路微瘸，行步時要人攙扶，形象欠佳，不受父親朱棣待見。讓朱棣一直想廢長立幼，卻因解縉苦口婆心勸說才未另立太子。但這位皇帝絕對是位宅心仁厚之君。
朱棣在位時，為鞏固“靖難”政權，殺人無數，對侄子“建文帝”以及一幫舊臣殘酷殺戮，有的甚至被滅了“十族”(方孝儒語)。朱高熾繼位後改年號為“洪熙”，是為“明仁宗”，下旨撥亂反正，凡在“建文一朝”因為“靖難”而被罰沒為奴的大臣家屬們，一律赦免為平民老百姓，並發給土地，讓他們自行耕種，以便安居樂業。
“明仁宗”朱高熾還問這些大臣有無後人，後人有官位者恢複官位，無官位者發給撫恤！同時，朱高幟當著滿朝文武大臣感歎道：“建文帝時的很多大臣們都被殺掉了，但像方孝儒這一類人，也都是忠臣啊！”
由此，“忠臣”一詞應當是不分君主也不分正反方向的。朱棣當政時，那些嚴格執行朱棣政策、法令、忠心不二的大臣們，對朱棣來說就是“忠臣”。
同樣的道理，“明惠帝”朱允炆執政時期，那些嚴格執行朱允炆政策、法令、忠心不二的大臣們，對朱允炆來說也都是“忠臣”，隻是所效忠的君主不同，所執行命令的對象不一樣罷了，無關乎誰對誰錯！
“明仁宗”朱高熾應了常人說的那句話，“好人不長命”。由於身體有毛病，因此，朱高熾隻做了十個月皇帝，便於洪熙元年(西元1425年)5曰29日就駕崩了。
“明宣宗”朱瞻基是朱高熾的兒子，年號“宣德”，也是一位仁厚之君，但在位時間太短，年僅38歲就因積勞成疾駕崩，否則或改寫曆史。他對叔叔朱高煦篡權造反，多次忍讓，隻是把他囚於牢獄，以示懲戒。
至於“漢王”朱高煦最後還是被殺，那是因為他自己作死，一直想學他老子朱棣試圖篡位，於是被囚於牢中反省，卻還在侄子去看望他時，趁機絆腳妄圖摔倒侄子。要知道曆代封建王朝，皇帝對於敢於造反之人，不管何人，那怕是太子、王爺，決無忍讓，一律殺無赦！故此，朱瞻基真算得上是一位仁慈的皇帝。
鄭和下西洋總共有七次，前五次是在朱棣當政時實現的，但也隻是去了東南亞一帶國家，這已經夠壯舉了。而後兩次則是在朱瞻基當政時期完成的，因為這兩次下西洋走得更遠，不僅到了印度，還到了東非海岸諸國，甚至還到了伊斯蘭聖地——麥加。而作為“回教徒”的鄭和（馬三寶），還親自去“天方”朝聖了！
朱瞻基上台之初，經常去民間私訪。有一次他經過田間地頭，看見直不起腰的老農在地裏幹活，便過去問他們為何如此辛勤勞作？老農回答：“我們春天播種，夏天耕耘，秋天才能收稻穀。如果任何一個時侯偷懶，這一年的生活就沒有著落了，連田租也繳不起。還要養活老婆、孩子，因此隻能每天不停地幹活”。
朱瞻基又問：“那你們冬天可以休息了吧？”老農回答：“冬天的時侯，官府的徭役就派下來了，我們還得出力去築路，架橋，修水利呢……”
此次“微服私訪”，讓朱瞻基感觸良多，回到宮中後，連夜寫了一篇詔文，並將以上經曆大意描述了一番，最後動情地對大臣們說道：“百姓們如此辛苦才能謀生，而我們怎能不愛惜民力啊？！”
縱觀以上幾位帝王，雖然朱元璋、朱棣兩位皇帝殺人太多，都是想讓大明王朝能順利地傳承下去，不得不使用的一些極端手段，似乎可以理解。後幾位帝王善待大臣，關心民間疾苦，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使國家秩序趨於平穩，百姓安居樂業。是故，古人雲“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其功勞或許更勝於前者。
他們都是明朝國祚和社稷的操心者，推動了明朝曆史前進，對明王朝來說，都是正能量，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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