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元朝初期兩次東征日本目的乃為了穩定統治，但對後來晚期明朝決定東征日本提供了借鑒。

眾所周知，遊牧民族相較於農耕民族的生產力水平並不高，對於土地的概念多半是用於放牧。因此，“蒙元朝廷”的大臣別迭等人曾經建議窩闊台：“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場。”

這說明，蒙古人在未入主中原之前，所獲得生產資料、財富的方式除了放牧，就是在漢地邊境進行掠奪，這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因此，元朝攻打南宋的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同時還進行了第二次西征。

長期戰爭消耗，使得“蒙古帝國”的國庫早已空虛。而其後方生產水平不高，很難滿足前線士兵的日常生活與訓練需要。是故，“蒙元朝廷”才毅然決然出兵攻打日本，其實也是為了掠奪財富，彌補戰爭消耗。

而且，在當時還有傳言日本盛產黃金、白銀等貴金屬，並且在馬可波羅的“遊記”中還曾這樣描寫道：

“……殿堂的藻井也同樣是用黃金建造的，許多宮室內都擺放著厚重的純金案台，窗戶也用黃金裝飾……。這座島上還盛產珍珠，色澤粉紅，形狀圓潤，個體很大。這種珍珠與白珍珠等價，有的甚至還要高於白珍珠。”日本自古就盛產黃金、白銀，在與宋朝長期貿易中，金沙、黃金、白銀、硫黃等乃大宗貨物。

史料中關於宋、日貿易的記載非常多。比如《開慶四明續誌》卷八載：“倭人冒鯨波之險，舳爐相銜，以物來售。”這說明當時的日本向中國宋朝輸出的主要商品是砂金、黃金、木材、硫橫、工藝品和稻穀等。

當時，日本盛產黃金、砂金，導致大量的黃金、砂金用於出口與宋朝交換各種商品。而後世的日本學者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考證》一書中指出，當時宋朝國內黃金價格大約是日本國內市場的63倍，這主要是因為日本當時的黃金年產量很高。與之相反的是宋朝的黃金產量很低，或因宋朝商品經濟太繁榮所致。

加藤繁經過對相關史料的研究之後，認為每年從日本出口到宋朝的黃金可能多達四五千兩以上！另外，還有日本學者森克己在《續日宋貿易之研究》中認為到南宋末年“每年輸入中國的日本黃金近萬兩”！

當時，宋朝從日本進口了大量的木材回來，用於建造各種寺廟。比如，宋朝趙汝適寫的《諸藩誌》卷下的《倭國》條中有記載：“多產杉木、羅木，長至四十丈，徑四五丈餘，土人解為枋板，以巨艦搬運，至我泉貿易。”

宋朝人樓胡也在自己所寫的《玫瑰集》中記載了日本旅宋僧人榮西，在歸國後征集了大量的木材，用海船運抵中國，來幫助宋朝修緒明州的“天童山千佛閣”。

由於日本列島正好分布在“太平洋板塊”和“亞歐板塊”的“地震帶”上，因此不僅火山噴發頻分，地震海嘯常有，就連大大小小的“活火山”都幾乎隨處可見。這就有利於當地人敢於冒險去火山口附近采集“硫黃”了。

並且，“硫橫”是製造“黑火藥”的重要成分，所以，宋朝從日本進口大量硫橫用來製造“火器”。有史料記載，北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元1084年）二月八曰，“知明州”馬琉言：“遵朝旨，募商人於日本國市硫磺五十萬斤，乞每十萬斤為一綱，募官員管押。”

日本的手工藝品也非常精美，深得宋人喜歡，所以大量出口到宋朝。而當時的宋朝人也非常欣賞日本的折扇，並賦詩讚美。可見當時日本手工藝品的製作是非常精良的，居然能讓更加文明先進的宋人欣賞。

古代的日本不僅折扇在宋朝暢銷，而且其他工藝品如金銀荷繪、屏風等也很暢銷。例如，在日本的文獻《皇帝編年記》中還有關於日本向宋朝出口稻穀的記載，例如“寬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宣布停止西國米穀渡唐事。”以上皆為古代日本向中國宋朝出口的大宗商品。說明宋朝和日本之間的雙邊貿易非常活躍。

宋朝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有香料、藥材、茶葉、絲綢、陶器、瓷器、宋版書籍、各種年號銅錢等。由於當時的日本寺廟佛事特別繁盛，所以需要大批量的香料，而且官員和莊園主在日常生活中也喜好用香料，所以從東南亞和西亞運來的香料，被宋朝商人大量轉運到了日本高價出售，以便牟取暴利。

例如，在唐朝時期的“天平”六年（西元734年）和“天平”八年（西元736年），日本平城宮皇先後贈賜“法隆寺”的香料計有：熏陸香七百一十五兩，沈水香九十六兩……甘鬆香九十六兩，蘇合香一十二兩。”

在“鐮倉幕府”時代，雖然大多數莊園已經可以大批量生產絲織品，但日本的莊園主和官員們仍更喜歡中國的絲織品，畢竟中國古代的絲織品無論是質量還是口碑都更好，使大量的宋朝絲織品被出口到日本。

“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產的絲織品，甚至連其婢女亦皆穿戴進口衣服……連內侍也穿唐式衣服。”宋朝的‘蜀錦’和‘吳續’在日本也深受歡迎。“

《平氏物語》中說：“平清盛擁有‘揚州之金，荊州之珠，吳郡之綾，蜀江之錦，七珍萬寶”。宋朝的瓷器比前代更加精美，其中青瓷和白瓷是主要代表作品，被用來大量出口。 因此，斯波義信在《宋代的海外貿易》中指出“日本鐮倉可能是中國瓷器和銅錢的最大進口者”。而大量宋版書籍的出口也頗為引人注目。

由於日本上層社會把饋贈宋版書籍視為一種時尚，所以大量宋版書籍被貿易到了日本。但是，宋朝統治者擔心本國的機密泄露給周圍的對峙政權，所以一直禁止宋版書籍的出口，但是由於巨大利潤空間的存在，所以還是有很多書籍被走私到日本。

“宋商劉文仲於仁平年間（以《東坡指蒙圖》二貼、《五代記》十貼、《唐書》十貼獻給左大臣藤原賴長；平清盛於治承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從宋朝輸入的《太平禦覽》獻給高倉天皇。”

世紀宋朝銅錢大量出口到日本，不僅有相關史料的記載，還有大量的考古發現做印證。銅錢出口對宋日兩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中日兩國學者對此都比較關注。宋朝除王安石變法時期外，其他時期一律禁止銅錢外流，並屢發禁令，如宋太祖幵寶三年、宋神宗熙寧七年、宋哲宗元祐六年都發出過禁令。

到了南宋時期，“市舶司”會派官吏檢查出海的商船，以防銅錢外流，但銅錢外流還是屢禁不止。銅錢大量出口到日本的主要原因，是當時日本商業發展很快，急需大量優質的宋朝銅錢來作為商品等價交換工具。此外，銅錢在日本市場價格很高，利潤空間巨大，致使宋、日兩國商人都想盡辦法偷運銅錢到日本。

宋朝商人在購買日本貨物時，多用宋朝的銅錢交換，而日本商人在購買宋朝貨物時，則多用砂金、黃金、白銀來進行交換。因此，在近代的考古發掘中，大量的宋朝銅錢在日本境內各地都有所發現。

宋朝銅錢在日本分布範圍非常之廣，而且出土的宋朝銅錢總量也特別的大，這些都直接印證了宋、日銅錢貿易的繁盛，以及宋銅錢大量流入日本境內的事實。

後世學者李嘉圖發表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係統性的提出了比較優勢論，認為發生國際貿易的原因是不同國家在不同行業間的生產效率不同，各國也都傾向生產自身優勢比較明顯的商品。

比如宋朝在銅錢生產和水稻生產上的生產效率都髙於日本，但是在古代東亞貿易中我們還是發現宋朝從進口水稻，而日本從宋朝進口銅錢。這是因為宋朝在銅錢生產上的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遠遠高於日本，

這種優勢特別的明顯。但在水稻生產上，宋朝的優勢顯然就沒那麽明顯了，因此還從日本進口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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