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中國古代“火藥武器”的發展遠遠走在了同時期的島國日本前麵，並引發元朝兩次東征日本。
元朝在西元1274年和1281年兩次大舉東征日本，從表麵上看，這隻是單純的對外戰爭，但在“時間線”上，卻和南宋的滅亡息息相關，因為此時的“蒙元政權”已經掃**了歐亞大陸，並對南宋形成了包圍態勢。
“大蒙古國”在滅金後向南擴展的同時，還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西征，其兵鋒遠及中亞、西亞、東歐甚至中歐，先後打敗突厥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受阻於埃及“西奈半島”後建立了“四大汗國”。
但是，蒙古擴張的腳步並未停止，早在窩闊台統治時期，蒙古就發兵東征高麗，迫使高麗稱臣納貢。在元朝建立之後，元世祖忽必烈以高麗為跳板，分別在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西元1281年）發動了“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兩次戰爭，但均以失敗告終。元朝東征日本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其實，對於草原遊牧民族來說，其征服欲望則是重要原因之一。不過，在這背後，還有更深的政治、經濟原因和其他因素的共同推動，畢竟宋朝是古代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很多宋人亡國後逃到日本。
當時，“蒙古帝國”攻占“大理”後，其進攻態勢就已對南宋形成合圍，而南宋朝廷唯一獲得援助的方式，就是通過海路向高麗、日本求援。不過，在西元1260年，“蒙古大汗”蒙哥卻被“火炮”轟死於“釣魚城之戰”中（今重慶合川）。於是，正在與南宋軍隊交戰的忽必烈不得不立刻撤兵，趕回草原上都爭奪“大汗之位”。
此時，忽必烈的弟弟阿裏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貴族推舉為新任的“蒙古大汗”，但在西元1264年，忽必烈則擊敗了阿裏不哥，並奪得了“蒙古大汗”之位，且還定國號為“元”，將自己“年號”定為“至元元年”。
但是，在忽必烈奪得汗位之後，蒙古大軍南下大舉進攻南宋均未獲得成功。而在此之前，蒙古攻滅西夏和滅亡金朝時，都是和南宋達成了協議，並采取“遠交近攻”戰略的。因此，在元世祖忽必烈看來，征服高麗、日本，在政治上對孤立南宋就顯得十分必要了。當然，這有助於“蒙元朝廷”實施“心理戰”壓服南宋。
早在窩闊台主政時期，“蒙古帝國”就已經采用武力手段迫使高麗稱臣納貢了。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時期，“蒙元朝廷”更是采取了“和親”的手段，牢牢控製著高麗的內政和外交，並進一步強化其“藩屬國”地位。
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年）忽必烈更是將“皇女忽都魯揭裏迷失下嫁於世子愖”，從而使元朝和高麗之間除了存在宗蕃關係之外，又增加了“王室姻親”關係，從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忽必烈所說的“義雖君臣，歡若父子”的局麵。從此，“蒙元朝廷”完全掌控了朝鮮半島的政治局勢，並且在不知不覺中使得征服欲望膨脹。
於是，元世祖將目光投向了日本，並希望通過遣使通好的方式，使日本也一並成為元朝的“藩屬國”，以達到孤立南宋，早日統一的目的。隻可惜，此舉並未能獲得成功，因為倭人瞧不起馬背上的遊牧民族。
根據史書中記載，西元1266年，郎赫德、殷弘攜帶“蒙元”國書出使日本，且國書中用漢文寫道：“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當元朝遣使通好並帶有威脅意味的“國書”到達日本後，如何處理這一關係國家安危的大事？日本大權旁落的京都朝廷和實際掌權的鐮倉幕府執權北條家發生了分歧。“幕府”朝廷認為應當對蒙古在國書中提出的要求以平等立場提出婉拒，但幕府認為國書內容帶有威脅意味，十分無禮，不必理會，讓其自討沒趣。
最終，元世祖決定起兵東征日本。其實，這並非元朝第一次遣使詔諭日本，因在至元三年（西元1266年）八月，忽必烈第一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文書中不乏“和好”、“通好”的字眼，但同樣帶有命稱臣之意。
在至元四年、五年、十年，元世祖均派遣過使者出使日本，但均以失敗告終。日本人多次的不理不睬已經讓元朝感到顏麵盡失，“既然禮”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那隻好用“兵”來解決，這在古代叫“先禮後兵”。
因此，可以說元朝出兵日本，除了為了達到孤立南宋的政治目的之外，也不乏有挽回顏麵的目的，當然也有一展大國威嚴之意。至元十二年（西元1275年），杜世忠一行人出使日本，但卻被幕府斬於鐮倉西郊的龍口。倭人本意是警示元朝避免戰爭再起，可這一行為激起了元世祖的怒火，準備第二次進攻日本。
“文永之役”時，由於軍隊人員構成、戰備物資不足的原因，最終以失敗而告終。這對於一向習慣了勝利並習慣了征服的“蒙元朝廷”來說，絕對是一件不能容忍之事，所以出征日本成為了一件勢在必行事情。
另一方麵，元朝也是出於穩定國內局勢的考慮，需要一次勝仗來對中原地區蠢蠢欲動的人心進行一次威懾，以更好地鞏固自己在中原地區的野蠻統治，畢竟元朝實行的“民族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很不得人心。
南宋滅亡後，元朝招降了大批南宋俘虜，而對這些俘虜的處置卻成了一個巨大難題。對於“蒙元朝廷”來說，這就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包袱。全部殺掉並不現實，果真如此，則話元世祖勢必會背上“暴君”罵名。
古人雲“殺降不祥”，對於剛剛統一天下的少數民族政權來說，若“屠殺俘虜”，將大不利於人心的穩定。
但是，如果將宋人降兵編入元朝的軍隊中，這對於蒙古軍隊的戰鬥力將無疑會是一次巨大的削弱。湯若遣散他們，讓其解甲歸田，則元世祖又不會放心，萬一這些降卒們振臂一呼，又起兵造反了該怎麽辦？
所以，元世祖忽必烈執意要發兵去攻打日本，這其中不乏借刀殺人之意，既攻打了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日本，又消耗掉了大批的南宋降兵，真可謂是一舉兩得！就算東征失敗了，死的是漢人又不是蒙古人。
據史料記載，元朝第二次東征日本時，兵分兩路。忻都、洪茶丘率兵4萬從中原出發，範文虎率南宋新降兵10萬從中原出發。在此之前，南宋降兵的漢人將領範文虎因“弘安之役”慘敗，導致其率領的南宋降兵損失殆盡，但他並沒有如實上報軍情，反而試圖推卸責任，隱瞞實情，於是被有心人揭發並告知忽必烈。
按理來說，元世祖忽必烈一旦知道事實真相，勢必會大發雷霆，嚴懲範文虎是必然的事。然而，事實上範文虎非但沒有被降罪，反而在此後得到主子信任。由此可知，範文虎所率領的南宋降兵在上一次出征日本時是否損失殆盡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心甘情願地給“皇帝老子”背黑鍋就行了。因此，這次還有分。
就這樣，“文永”、“弘安”兩次東征日本的戰役盡管相隔時間不長，但反應出了元朝初年的統治者對國內局勢擔憂，畢竟蒙古人口太少，而漢人太多，如何防止漢人造反？驅使漢人降兵去東海葬身魚腹就不錯。這就是“權謀”與“厚黑”，無論是少數民族政權，還是孩子政權，隻要是統治階級，無不首先考慮安全問題。
眾所周知，“元朝”是由蒙古人所建立的，而對外征服、武力擴張對於遊牧民族來說，已經是一種生存本能。加之蒙古財產繼承的傳統是“幼子守產”，而年長的男性無法分到足夠多財產進行部落的生產生活。
既然原有的土地、財富無法獲得，那麽就隻有開辟新的地盤了。於是，憑武力對外擴張就承受首選，因為通過這種方式所獲得的土地，按理都歸自己所有，因為“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當初就是這麽發家的。
於是，在“蒙元朝廷”君臣們參與的“忽裏台大會”上，德高望重的各部落酋長（首領）都會一邊合著滾燙的馬奶酒，一邊撕扯著烤羊腿，笑道：“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時節，哥哥兄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嗬，各分地土，共享富貴……”因此，這種變相的獎勵、默許行為進一步刺激了蒙古人對外擴張、征服和劫掠的欲望。
在蒙古大軍第三次西征後沒多久，忽必烈通過雖然獲得了汗位，但這種征服欲望經過幾代人的傳承，對他的影響甚大。況且忽必烈本人也是一個野心勃勃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曾試圖以持續不斷的擴張征服，來維持蒙古民族的強盛武功，從而獲得大多數蒙古部落上層的擁護。
除此之外，忽必烈的汗位獲得並不是十分的正當，而是從他的弟弟阿裏不哥手中奪得的汗位。所以，他需要進行一場對外征服的戰爭來證明自己的實力，彰顯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因此，“槍打出頭鳥”，日本就成為了他的征伐目標。並且，當時元朝大軍南下進攻南宋，盡管最後取得了成功，但是“大一統”國家內部的民族矛盾、社會矛盾尖銳，必須通過對外戰爭工具來轉移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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