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明朝時,中日兩軍在防護裝備上的差距,並通過大量案例深入分析了倭軍盔甲不如明軍好。

之前說了古代的中國與日本在冷兵器時期的傳統裝備優劣之比較後,接下來該說的就是中、日兩國在古代同一時期,對“火藥武器”的態度了。眾所周知,“火藥”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因為古代的“煉丹術士”(外家丹道)者,在將硫磺、硝石、木炭等物資混合在一起煉化時,意外發現居然會產生爆炸現象。

因此,最早在晚唐時期,中國古籍中就已經有了火藥被應用於戰爭的記載,但那也隻是“火箭”而已。所謂“火箭”則是“弓射火藥箭”。稍後的“五代十國”時期還出現了“疾藜火球”、“引火球”、“霹靂火球”、“竹火鷂”、“鐵火鷂”、“火藥鞭箭”、“霹靂火牛”、“突火槍”、“鐵火炮”等“火藥武器”,在戰場上具有明顯殺傷力。

到了宋朝時期,朝廷已成立了專門負責“火藥武器”(“火器”)生產和製造的機構——“火藥作”。而“突火槍”、“鐵火炮”等初級階段的“火藥武器”,也是在這一時期才得到了快速發展起來。

元朝建立後不僅繼承了宋朝的火器技術,而且在“蒙元帝國”的前身三次西征時,也都帶上了大量漢人工匠,通過製造“火藥武器”來攻打“波斯”(伊朗)和“大食”(阿拉伯)的城市,甚至一度打到歐洲無敵手。

後來,在元世祖忽必烈前後三次大規模東征日本的戰爭中,他就曾動用過“火炮。不過,那時的中國軍隊尚未大規模成建製地列裝“火器”,因此,那時的“火器配備率”還是比較低的。

再後來,等到了明朝的“永樂年間”,古代中國才終於誕生出了最早且成建製的火器部隊——“神機營”。

事實上,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創業經曆中,“火器”就已開始發揮了顯著的作用,例如在元朝至正十九年(西元1359年),朱元璋的部將胡大海率部進攻張士誠治下的紹興城,卻遭到守城部隊的火銃、火炮的攻擊,導致士卒死傷無數,尤其是“春波橋”一帶的胡大海部士兵,居然被張士誠勢力的守軍用“火器”全殲了。

痛定思痛的胡大海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於是,他命士兵用拋石機與常用箭打頭陣,繼而集中火銃、火箭和石炮(“回回炮”)、鐵彈丸等向城內密集射擊,終於一舉拿下該城池。此後,集中優勢“火器”擊敵,就成了朱元璋軍隊的常用戰術,尤其是在他於南京稱帝建立明朝後進行北伐時,都是用“火器”開路。

在朱元璋和陳友諒的“洪都決戰”中,陳友諒率大船進鄱陽湖攻擊朱元璋所部。當時,陳友諒的戰船不僅比朱元璋的船大而且做工也更結實,當然了,陳友諒和朱元璋一樣,都擁有大量“火藥武器”(火器)。

在“鄱陽湖大戰”中,雙方都大量使用“火器”交鋒,但朱元璋命令自己的部隊以車輪戰輪番用火器集中打擊陳友諒的戰艦,盡管如此也並不足以徹底消滅陳友諒的巨艦堅陣,但朱元璋仍堅信自己的判斷不會錯。

關鍵時刻,朱元璋命令帳下的“敢死之士”駕駛了7艘裝載有火藥柴薪的漁船衝入了敵陣中順風放火,於是,《三國演義》中“火燒赤壁”的場麵就這樣真實地發生在了鄱陽湖的水麵。最終,陳友諒因腦袋中箭,於此戰中陣亡,而朱元璋也消滅了一個能與之爭奪天下的重量級競爭對手。

在大明建國十年後,出現了“凡軍一百戶,銃十”的明文規定。到了明成祖朱棣時代,更是明確規定了明軍的日常訓練科目為“五分習刀劍,三分習弓弩,二分習火器”。盡管此時的明軍還是以“冷兵器”作為主要裝備,但已有二成左右的明軍裝備了“火器”,這意味著“火器”在明軍之中已不是零散的臨時性裝備了。

朱棣在遷都北京後,組建了拱衛京師的“三大營”,其中的“神機營”就是明軍中專門掌管火器的部隊。這是中國乃至全世界第一支獨立成建製的“火器部隊”。在朱棣五出漠北,打擊北元殘餘勢力的戰爭中,明軍綜合運用冷、燙兵器相結合的戰術對付大規模的蒙古騎兵,居然能屢屢得手,用武力將蒙古人徹底打服。

其實,早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間”,一種全新的“火槍戰術”就被明軍發明出來了。洪武二十一年(西元1388年),雲南“麓川宣慰司”思倫發舉兵30萬(號稱)反明,奉朱元璋之命鎮守雲南的“平西侯”沐英即刻挑選3萬精騎前往平叛。然而,明軍的戰馬一見到思倫發的“大象騎兵戰陣”(象陣)就被嚇得四處打轉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沐英想到了利用明軍的火器優勢。不過,此時的明軍“火器”還有一個缺陷,那就是打完一發之後,需要花相當長的時間來填充火藥,可還沒等彈藥裝填完畢,也許敵人就已經衝到眼前了。

沐英針對這一缺陷,命令部隊將火銃、神機箭分置三行,第一行發射完畢就自動退下裝填彈藥,讓第二行上前進射擊;待第二行射擊完畢再退下裝填彈藥,由第三行上前進射擊;等到第三行射擊完畢時,之前的第一行士兵已裝填好彈藥,可以接著上前射擊敵人了。如此循環往複,便是著名的“三段式射擊法”。

後來,“沐英”發明的這一戰術(“三段式射擊法”)在明軍遠征漠北之時,也一再被“神機營”士兵使用。不過,明軍的“火銃”在“三段式射擊法”戰術下的威力確實很大,但卻無論如何也比不過重型“火炮”的威力!

時間來到了明朝“正德”十二年(西元1517年)。歐洲的葡萄牙王國派遣到中國的第一位使臣皮雷斯,在一支由4艘帆船組成的護航艦隊護送下抵達了廣州。艦隊為了向中方表達敬意,而按歐洲禮節鳴放禮炮,卻被當地官府和百姓誤以為是對方在故意開炮滋事,以此來炫耀武力。

盡管後來經過一番解釋之後使誤會消除,但葡萄牙人還是引起了中方的格外關注,因為當地官員為此登上了葡萄牙艦船視察。根據當時廣州官吏給朝廷的奏報以及他們留下的私人筆記中可以得知,葡萄牙人的“火器”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銃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其銃用銅鑄,大者千餘斤,名佛郎機”。

“佛郎機”原本是明朝對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的稱呼,故也被用來指代這種原產於葡萄牙的“新式火器”。

當時,明朝國產的“火銃”、“火炮”都存在不少缺點,主要在於均為“前裝式”,且“火藥”須從筒口裝入;每射擊一發之後,須等槍管、炮筒冷卻後,才能繼續裝入火藥,一旦碰上機動性強的敵騎,就根本沒機會打第二發了。而來自西方的“佛郎機”銃炮在設計和製造上,則恰恰有助於明軍解決這些問題,於是整改。

這種流行於西元15到16世紀的歐洲早期“後裝炮”,其最大的妙處就是采用“母銃”銜扣“子銃”的結構,較好解決了管內閉氣的問題,將裝有火藥的“子銃”放入“母銃”膛內發射,以避免“銃膛”與火藥直接接觸,從而帶來“炸膛風險”。這種技術對於明軍來說,簡直不可思議,算得上是“可遇而不可求”,抑或“雪中送炭”了!

由於“子銃”是單個的,便可以發射一個“子銃”後,接著換上另一個,且幾個“子銃”迅速更換,就能形成“彈落如雨,所向無敵”的密集火力。與此同時,“佛郎機”還配備了準星、照門,能使射擊精確度大大提高。

到了明朝嘉靖元年(西元1522年)8月,有5艘葡萄牙艦船公然駛入“珠江口”挑釁當地駐軍,在明軍成功擊敗了這支葡萄牙艦隊並俘獲了2艘艦船後,其船上的20多門“佛郎機”被明軍沒收並送往朝廷研究仿造。

這時,在“佛郎機”這一具體武器上,葡萄牙人的技術已發展到了明朝“火器”的前麵,但論整體戰鬥力,仍是明軍更強。明軍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而是認真研究了“佛郎機”的構造特點,成功進行了大量仿製。

到了“嘉靖中期”,明朝駐屯在甘肅的邊防軍已擁有“佛郎機”炮車1158輛,寧夏則有1000輛,固原也128輛,而大同則有“弗朗機”炮車1000輛!由此,明朝開啟了由朝廷仿製“西洋火器”並將其列裝軍隊的先河!

相比之下,日本應用“火器”的曆史就相當晚了。由於古代日本作為島國,長期處於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致使其戰爭模式一直比較原始。

直到西元10世紀末,當中國已進入宋代後,而日本的戰爭模式還停留在將領之間決鬥的“一騎討”形式上,比如兩軍列陣後,先由將領派使者下戰書,然後武將之間互通姓名出陣決鬥,還約定俗成不得射殺對方的坐騎。元朝至正十一年(西元1274年)10月5日,元世祖忽必烈決定東征日本,以示“殺雞儆猴”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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