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異時空日本“明治維新”後實力大增，為轉移國內矛盾就用武力迫使朝鮮簽訂《江華條約》。
西元1875年4月，在朝鮮交涉受挫的日本駐朝鮮釜山理事官森山茂，讓自己的副手廣津弘信回國，向日本外務省提議派遣軍艦開赴朝鮮，以借口測量海路來進行示威，以便推進日、朝交涉。
雖然“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和“外務卿”寺島宗則不讚成其計劃，但廣津弘信等人轉而找海軍大輔川村純義（河村純義）商量，並提出了派遣軍艦測量北海、西海的“獻議”（請求），並得到了批準。
在這年的5月25日，“雲揚號”等3艘軍艦以“測量海岸”為名義，闖入朝鮮釜山海域示威。同年9月20日，“雲揚號”軍艦又入侵朝鮮首都“漢城”（後世的韓國首爾）附近的江華灣，並派出小艇向朝鮮“草芝鎮炮台”進行挑釁。而“草芝鎮炮台”立刻自衛反擊，先行對日方小艇開炮。“雲揚號”軍艦也於次日對草芝鎮進行炮擊。
由於“草芝鎮”官兵的頑強抵抗，日軍陸戰隊轉而於這年的9月22日登陸“永宗鎮”，並與當地的朝鮮士兵交火。日軍以2人受傷的代價，擊斃了朝鮮士兵35人，俘虜16人，繳獲大炮36門，並縱火焚燒“永宗鎮”後撤離，這就是“雲揚號事件”（又稱“江華島事件”）。該事件也就成了朝、日間《江華條約》簽訂的“導火線”。
西元1876年1月8日，日本政府所任命的全權辦理大臣黑田清隆、副全權辦理大臣井上馨在神戶會合，率領載著1000多名士兵（水兵800人，陸戰隊262人）的3艘軍艦和4艘運輸船前往朝鮮，準備與朝鮮交涉，追究“雲揚號事件”的責任，而他們肩上更重要的使命，則是利用這次事件來打開朝鮮的“國門”。
用日本“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對黑田、井上的訓令來說，就是“全權使節應以與彼結約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視為對‘雲揚號事件’之賠償，不必再行苛求”。
日本“明治政府”要求使臣必須從朝鮮得到的是：一、除釜山外，在江華島開港（後因實地勘測發現江華島不適宜開港而改在他處）；二、.朝鮮沿海的自由航行權；三、“.雲揚號事件”的謝罪；
四、日本陸軍卿山縣有朋趕到“下關”（馬關），設立“征韓事務局”，命令熊本、廣島兩鎮台做好出兵準備，一旦談判破裂就立即出兵進攻朝鮮；五、日本政府還命令“法國顧問”保阿索那特研究“國際法”上可以開戰的條件。然而，當時受日本財政所限不宜發動大規模戰爭，因此，“大久保政權”仍期待和平解決。
不過，也有一種解釋認為，“大久保政權”之所以積極預備開戰，主要目的是為了控製武士階層，以防他們在交涉破裂時興風作浪。而黑田清隆在駛往江華島的途中也擔心會遭到朝鮮的炮擊，請求日本政府給他增加兩個大隊的兵力以備不測，但日本政府以“違背和平主義方針”為由，拒絕了黑田的增兵建議。
但在黑田、井上出發前稍早的時候，日本另派森有禮作為駐華公使，前往中國北京，賦予他試探朝鮮的“宗主國”——清朝的態度的使命。森有禮代表日本政府向清廷通報了“雲揚號事件”及日本遣使“修好”的經過，揚言朝鮮如不接受日本要求的話，將會“自取不測之禍”，試圖勸說清政府幹預日、朝之間的交涉。
其實，日本人是希望清政府能派遣官員和日本使者一起去朝鮮，並向朝鮮發送谘文，代為寄送日本致朝鮮的書函等。但是，這些都被清朝的總理衙門嚴正拒絕了。總理衙門認為：“朝鮮雖隸中國藩服，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今日本國欲與朝鮮修好，亦當由朝鮮自行主持。”
經過與清政府官員的辯論之後，森有禮在西元1876年1月20日向日本政府報告說，所謂的“宗屬國”僅有其名而無其實。朝鮮有權與日本締約，但同時鑒於朝鮮名義上還是清朝的屬國，如同塞爾維亞之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因而也不應把朝鮮和其他“獨立國”等量齊觀。
森有禮建議在與朝鮮締約時，不要寫入此為日本與朝鮮對等的條約，以及互派常駐使臣之類的條款，隻要求在京城和通商口岸設置“領事”即可。他還觀察到在交涉過程中，“彼等（清朝總署官員）無憤發之氣色，亦更未顯注意朝鮮禍福之狀，想必是因支那（中國清朝）內部不洽之形勢，無他顧之餘力耳”。
森有禮在中國獲得的情報，遲至西元1876年2月24日才為黑田清隆等所知。此時，離《江華條約》簽訂隻有3天，而朝、日雙方已基本上達成一致，所以並未對談判本身造成影響。
與此同時，清朝的“禮部”則將“總理衙門”與森有禮交涉的相關文件，以“五百裏飛谘”傳遞給朝鮮（朝鮮在1876年2月4日接收），要朝鮮國王“酌辦”。此舉，被認為是清朝對朝鮮政府最終決策產生了一定影響。
朝鮮在“雲揚號事件”以後，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已經入侵了自己，直到隔年1月才得知係日本所為，並被“釜山倭館”通知日本使節將來朝鮮，“若大臣不出接，須要直進京城”。
朝鮮政府緊急召開臨時原任大臣會議，討論對策。經過主戰派和主和派的激烈爭論，最終於西元1876年1月30日，朝鮮政府以申櫶為接見大官，尹滋承為副官，派往江華島與日本人交涉。同年的2月10日，日本特使黑田、井上在江華島登陸，日、朝談判正式拉開序幕。
從2月11日到2月20日，朝、日雙方進行了4次談判。第一次談判時，日本軍隊以慶祝“紀元節”為借口，肆意鳴槍放炮，耀武揚威，對朝鮮方麵起了相當大的震懾作用。
期間，日方代表拋出了“雲揚號事件”責任問題和朝鮮拒絕書契問題，質問朝鮮是否“悔悟”？朝方代表則強調日本背信棄義和無故侵犯在先，且“雲揚號”掛的是黃色旗幟，並非日本國旗，還舉出了由清政府提供的西元1866年日本人八戶順叔在香港報紙上發表的侵略朝鮮言論，以揭露日本野心，此輪談判無果而終。
2月12日第二次談判時，日方代表拿出了13項修好條款，限期十天內答複。2月13日第三次談判時，日方代表公然進行武力威脅。
申櫶在給朝鮮政府的報告中說：“彼人接話半晌，以書契答複事、條約冊子事，速即稟達回報之意，重言複言。彼曰：‘事不如意，則將有屢萬兵下陸之弊矣，預為諒悉，勿至兩國失和之境’雲，隱然有恐嚇之語，極可憤惋。”
由於朝鮮代表的身份是“接見大官”而非“全權代表”，所以麵對日本的脅迫，無法單獨決定締約問題，遂將日本提出的13項修好條款呈送朝鮮政府，以待朝議決策。
此時，朝鮮民間正掀起一股抗議“對日締約”的浪潮。談判期間，特別是日本放出數萬大軍將入侵朝鮮的風聲後，朝鮮到處流傳日本將攻入漢城的消息，“倭人即今入京，長安（漢城）人民，哭聲動地，江華炮聲如雷……京中男女，奔走東西”。
以崔益鉉為首的大批儒生們，在漢城王宮門前持斧上疏，堅決反對同日本談判乃至締約。崔益鉉提出“倭洋一體”論，並指出這個條約的不平等性質，預見了這些條款將對朝鮮社會產生的衝擊以及日本吞並朝鮮的野心，表示如果政府不接受他的主張就立即以斧劈頭而死！
已經下野的“興宣大院君”也上書表示，接受日本要求就是“自取滅亡”，並斥責閔妃集團向日本妥協的行徑，聲稱“我有家僮，可率以殉，則青邱三千裏，豈非賢聖祖宗培養之遺裔乎？”不惜與日本一戰。
但當時實際統治朝鮮的“閔妃集團”在“開化派”大臣樸珪壽的影響下傾向於開放，卻又害怕“興宣大院君”趁機奪權，並且畏懼日本的武力威脅，便不顧朝鮮全國上下的強烈反對，決定與日本講和締約。
同時，“閔妃集團”還當眾彈壓了儒生崔益鉉等示威者。經過對條約草案的連日研討，朝鮮政府於2月18日同意與日本簽訂條約，但對條約前言中的“大日本國”和“皇帝”字樣及6項條款提出異議。
由於日方的首要目的是簽約，所以也作出部分讓步，如將前言中的與“大日本國”相對的“朝鮮國”改為“大朝鮮國”、將“日本皇帝”和“朝鮮國王”改為“日本國政府”和“朝鮮國政府”，取消了“永興開港”的要求，並刪除了“片麵最惠國待遇”的條款等，但沒有修改“居留地”、“領事裁判權”等朝鮮方麵曾提出異議的條款。
朝鮮亦無進一步的“修正案”。因此，雙方在2月20日的第四次談判中，就條約內容達成了一致。此後，日朝雙方又就“謝罪照會”和“禦名禦寶”的問題發生爭執。就前者而言，日本對朝鮮出具的照會內容不滿意，批評其內容全是朝鮮的自我辯解而毫無謝罪之意，且隻字不提“雲揚號事件”；
就後者而言，日方則以各國通例為由，堅持要求批準書上必須有“禦名禦寶”。而朝方認為國王名諱不能簽在頒給臣子的文書上，而且隻能蓋用於交鄰的“為政以德”之印，而不能蓋國璽。為此，黑田等一度撤退到船上，以示談判破裂，怕引起雙方的武裝衝突。
而後，日、朝雙方都各自相應地做出一定妥協，朝鮮修改了照會內容，提及了“雲揚號事件”，表達了遺憾之意，雖然修改過的“照會”也沒有“謝罪”的意思，但日本代表隻好將其當做“謝罪照會”來受理。其後，日本政府對外宣稱，朝鮮已經向日本“謝罪”，但並未公布照會的內容。
日本也同意朝鮮國王在批準書上用印即可，不必署名。朝鮮則臨時趕製了“大朝鮮國主上之寶”（不再用中國清朝賜下的滿、漢雙文的“朝鮮國王之印”），鈐於批準書上。
在日、朝交涉的過程中，日本人得到了朝鮮“開化派”官員吳慶錫的暗中幫助。當時，作為日方隨行人員的野村靖在日記中寫道：“沒有吳慶錫的話，（談判締約）大概不會如此迅速地了結，我們極其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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