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文

在作家變得越來越複雜的今天，我認為衡量作家的主要標準是良知。

一個是對藝術的良知，一個是對現實的良知。對藝術具有良知的作家敢於超然於世俗的種種物欲之外，孤獨寂寞地把生命投進文學藝術的建設；對現實有良知的作家會自覺地以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冷靜、真誠地剖析人生的大畫，勾勒出靈魂的喧響。正因如此，我覺得在複雜混亂的文學中，真正的作品有兩種：一種是空靈的；一種是充實的。前者把文學回歸到藝術的本身，使文學具有美學意義，進而起到淨化靈魂的作用；後者則提倡文學的現實精神，以其思想的深邃、情感的真實、反映生活的準確來震撼人心，起到藝術的啟蒙作用。王充閭顯然是後一種作家。王充閭的《文脈》顯然是後一種作品中最典型的一部巨製。

評價一個作家不能離開他成長的曆史。王充閭是在一個不需要說的年代懷著對文學的虔誠和生活的熱情走上文壇的。那是一個人性遭到扭曲的年代。因此，從一開始，他的創作便有了雙重性和複雜性。他既要把文學寫得符合政治的需要，又不能失去文學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特定的時代心理迫使他在政治與藝術的夾縫中穿行。當然這種特殊的創作狀態有可能磨蝕掉一個學者的靈氣，甚至會導致一個作家走向乖巧和虛偽。但是這種擔心對王充閭來說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即使那個年代是虛假的，但他不是在有意躲閃什麽，而是以真實的感情和真誠歌唱著他所理解的生活。

這部總題為《文脈》的心靈史，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審視文學也許會有另外的意義。在宣揚“自我”已成“自私”的時候，在表現“個性”已變成“個人”的時候，在商品經濟的競爭使人與人的關係更加撲朔迷離，在文學和人性越來越漠然、世故、虛偽的時候，重讀這些質樸的語言，我感到一種久違的親切！我看到一個純淨沒被汙染的世界。這是單純的美好和真誠的力量！而且我從中讀到一種蓬勃向上的精神！在某些國民對金錢的膜拜達到喪心病狂程度的時候，連同信仰一起陷落的還有人格。而這些敘述中熔鑄的精神，正是一個民族應具備卻又喪失的精神。這種蓬勃向上的精神形成了王充閭的創作底色，以至影響了他以後的全部創作。也正是這種精神使他順理成章地繼承了我們民族傳統的優秀品格，即責任感和使命感。這是王充閭他們這代人人格的典型特征。他們活著，不能不關注別人的命運，不能不思考時代、現實、曆史與未來。不論是寂寞還是喧嚷，他們總是主動地把自己的生命注於時代的浪潮。這在目前矯揉造作的不負責任的創作風氣中無疑是寶貴的。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這些文集誤解成“正統”，其實我們在後來王充閭那些浪漫情調較濃的現實主義作品中依然能看到他對腳下土地的思考，看到那種正直的人格和富有同情心的文學大師的精神。

這不僅僅是就“文脈”寫《文脈》，更深深地滲透著作家創作的生命體驗，應該說，這個時期王充閭的整個創作基調是規則的、和諧的，但局部是不規則的，或者說是和諧的整體交雜著不協調的局部。他的情感是富有亮度的，但他的思考則是冷峻深厚的。他把人生中獨特而真實的感受轉化為文脈，他把生活中的酸辛與對人生的理性思考淹埋在浪漫的光環之中。

像有的人說：我熱愛晴朗；有的人說：我憎惡陰暗，情感的方式不同，思想內核是一致的。所以王充閭表達的是對光明的整體謳歌。這樣的創作特色在作者的係列敘事中尤為明顯。可以說，《文脈》在整個創作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充分顯示出王充閭的才氣和思想的深度。這些用詩一樣的語言“編”出來的故事是淒婉動人的。它的整個基調是通過美好事物的毀滅來宣傳一種人格的美好和偉大。而美好的事物毀滅時所發射出的人生哲理已超過悲劇故事本身所蘊含的意義。那個基因：大道之行；那個自覺：性本愛丘山；那個大氣：扶搖直上九萬裏；那個平淡：人有悲歡離合……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脈、血脈與命脈，是人類心靈棲息的家園。生活對於他們個體生命來說是悲劇的，然而在他們的生命中卻寄托著作家理想的人格，所以他們的犧牲便得到了升華並具有了美學價值。值得強調的是《文脈》的敘事成分明顯較少，故事僅僅是維係文學的構架，是為作家抒情提供一個背景和場所，讓讀者在特定的環境中發現作家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恒久的宗教般的人生思考。這可能就抒情文體與敘事文體的根本區別。文脈的主體是學習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的人文蘊涵、高尚的精神旨趣。《文脈》對生活的凝重思考也融化在感情潮水的傾瀉中。

如果沒有高度的責任感，決不會產生這麽具有穿透力的《文脈》。它不僅引起我們感情上的轟鳴，更增強了思想的硬度。這裏，作家原來和諧的美學觀得到了補充和改造，悲劇的色彩強化了作品的力度。也許悲劇才是對人生的真正的詮釋，然而，更讓人百感交集的是這些文脈的故事都是悲喜交加的結局，也許生活本身就存在著讓人琢磨不清的情節，生活的戲劇化遠遠比舞台上的劇情更讓人措手不及。因此，我們真應該感謝《文脈》，是它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廣闊而凝重的藝術空間。

晴朗是王充閭的創作底色。然而王充閭近幾年的散文卻出現一種不奇不險，以“實”“曲”的生活原色來觀照人生的藝術新景觀。實，是說《文脈》不再受某種框架的限製，而是還生活以真相，還感情以真實。曲，是語言的輻射麵，由此及彼的廣度。

王充閭這代人，最珍貴的就是能把時代精神轉化為自己的思想，加上他無處不在的同情心，使他表現任何題材時都傾注進感情化了的理性思考。

作家是自身的產物。作家永遠走不出自己的學識、經曆和氣質。所以王充閭表現的作品是他獨特的發現，更是他自身潛在素質的自然凸現。當然我們應該看到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附屬於某一思想或傾向時，作品便顯得拘謹而缺乏張力。明顯的啟蒙意圖會影響藝術創作的自由和作品的恢宏，隻有當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外向吸力被剔掉，把這種人格融成作家自身固有的氣質，並能自然地以此來觀照人生的時候，這種人格才會爆發出廣闊而深遠的光芒，作品《文脈》才因之而增加廣度和力度。

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生命的意義是什麽？什麽是生存的價值？人已經越來越弄不清自己。是啊！有什麽能比這猝不及防的命運更永恒呢？

這裏我感到一種距離，理想與現實、你和我、有限的生命與無限的宇宙，人無力達到的地方太多了！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文脈》結構的長處。作家在開闊的時空中展開情節，早、午、晚、夜四節的時間與內容有寬泛的對應。

我們不能忽視的是作者在每節後有一段自身生活現狀的記錄，這種曆史與今天的對應顯然強化了力度。在這些段落裏，作者絕不是故意誇張他生活的窘迫，而是把這忙亂而又有節奏的生活與曆史做形非神似的比較。盡管生活依然存在著不盡如人意的事物，但時間不會停頓，曆史不可能抗拒地前進著、發展著。人生也因此而開闊，生活也因此而充實。表現了作者唯物主義的自然觀、曆史觀和科學的現實主義的人生觀。

《文脈》另一突出特色便是民族化。民族化首先是人民性。我國傳統文人的基本特征是忠於人民。呼民之聲，喜與民同，憂自民起。屈原、杜甫像豐碑一樣在前麵啟示著我們。《文脈》絕大多數的篇章都是表現勞動人民喜憂和生活的作品。《文脈》人民性的主要表現就是以人民的愛憎對封建政治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做了入木三分的批判，這種直麵人生、憤世嫉俗的精神正是《文脈》之風。其次，《文脈》的民族化表現在它所反映的對象是我們民族的曆史和文化中的精華和糟粕。而《文脈》的表現手段、思維方式、語言風格都是我們民族藝術精華集中而完美的體現。因此，《文脈》的成功，使我們對傳統有了信心。

王充閭是一個民族的作家、人民的作家。他的創作道路便是一個繼承傳統、改善傳統和發展傳統以及與人民同憂樂的過程。他的貢獻在於在本民族的土地上，把人生的思考詩歌化，把《文脈》哲理化。他的情感與思想水乳交融，並發射出獨特的光芒。這是我們傳統的精華，王充閭接過了它，並以不老的創作精神——社會的責任感和曆史的使命感，在複雜的文壇上聳起一座令人矚目的紀念碑。我想，這就是王充閭和他的《文脈》存在的全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