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亥年九月，先生起複，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
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德洪曰：“此意如何？”
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
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複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
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
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
既而曰：“以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隻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隻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
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傳習錄·下·門人黃省曾錄》
天泉證道：本體和功夫不可偏廢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廣西思恩（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武鳴縣北）、田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田陽縣北）發生少數民族叛亂。朝廷起用王陽明，命其前往廣西平叛。
臨行之前，王陽明的得意門生錢德洪、王汝中和他討論學問。
錢德洪，王門大弟子，名寬，號緒山，浙江餘姚人，官至刑部郎中，他是《傳習錄》的編撰者之一，也是《王陽明年譜》的作者。
小錢同學與王陽明除了有師生關係外，還有一個很有趣的關係：兩個人是在同一幢樓出生的——瑞雲樓。
王陽明在餘姚的老家，並非自有產權，而是向一個姓莫的人租的。王陽明的父親王華高中狀元後，在越城蓋了新房，舉家搬遷，房東莫氏就把房子租給了一戶姓錢的人家。弘治九年（1496年），即王陽明出生的24年後，錢家有個孩子也出生在瑞雲樓中，他就是錢德洪。
嘉靖七年（1528年），王陽明再度出征，這時他已經56歲，次年平定“思田之亂”後，便在歸鄉的客舟中與世長辭了。事後來看，他臨行前的這次論學，其意義自然非同往日。而巧合的是，這次論學的主題又恰好是非常重要的“良知四句教”，所以此次論學，幾乎可以視為王陽明一生學問的總結和指歸。
所謂“良知四句教”，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關於這四句話，小王同學認為還不是陽明先生最究竟、最根本的言說。他的理由是：“如果說心體本是無善無惡的，那麽意念也該是無善無惡的，良知也該是無善無惡的，物欲也該是無善無惡的了。如果說意念有善惡，畢竟在心體上就還有善惡存在。”
小王同學之所以認為“四句教”還不是陽明先生的“究竟話頭”，是因為在他看來，一個修行人一旦悟到心之本體是無善無惡的，功夫自然到家，意念上也就不存在善惡了。若意念上還有善惡，就證明修行還有欠缺，還沒悟到家。
很顯然，小王同學是屬於六祖慧能那一路的，提倡“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頓悟。
小錢同學卻不以為然，說：“心體就是天命之性，本來是無善無惡的，但人的心有了習染，意念上便有善惡了。格物、致知、誠心、正意、修身，都是要恢複那性體的功夫。若一切都無善惡，那就沒什麽修行功夫好講了。”
毫無疑問，小錢同學是北宗神秀那一路的，主張“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漸修。
當天晚上，兩位同學在天泉橋陪陽明先生一塊兒坐，還在爭論這個問題，於是就請先生裁決。
王陽明說：“我就要遠行了，正想給你們講破這一點（此時王陽明的肺病已經相當嚴重，或許他也已預感到自己時日無多。五百年後，我讀書至此，仍覺一種莫名的感傷溢滿心中）。二位的認識，正好可以互為補充，不可各執一邊。我引導人的方法，本來就有兩種：天分資質極高的人（利根之人），直接讓他從本原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淨瑩徹、毫無滯礙的，原本是一個‘未發之中’，一旦悟道，本體與功夫就沒有分別，自他、內外也一齊通透了。另一種人，資質稍差，心不免有習染，本體被遮蔽，所以就教他在意念上切實為善去惡，等功夫純熟後，渣滓完全消除，本體也就明淨了。汝中的認識，是我這裏接引利根人的法門；德洪的認識，是我教資質稍差之人的方法。二位如果相互補充運用，那麽無論資質高低都可引入正道；如果各執一邊，眼前便有人不能入道，就等於你們在道體上還有欠缺。”
王陽明停了片刻，讓二位同學消化了一下，然後才接著說：
“今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丟掉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的本體，有善有惡是意念的發動，知善知惡就是良知，為善去惡就是格物。隻要照我這話，根據學人各自的情況進行指點，自然沒有毛病。這本是貫通上下的功夫。資質極高的人，世上很難遇到。對本體、功夫一悟全透，就算顏回、程顥也不敢自居，豈敢指望誰有這種資質？人都有受到習染的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切實去用為善去惡的功夫，隻去懸空想那個本體，一切行為都落不到實處，最後不過是養成了一個空虛守靜的毛病。這個不是小毛病，所以我不能不早給你們講透。”
是日，錢德洪和王汝中都有所省悟。
那麽，小錢同學和小王同學省悟的是什麽呢？
可以借用禪宗的八個字來概括：理須頓悟，事須漸修。
理就是王陽明說的本體，亦即心學的根本智慧；事就是王陽明說的功夫，亦即具體的修學實踐。一個修行人如果對根本智慧毫無體悟，就會盲修瞎練，變成一個磨磚作鏡的笨伯，就像五祖弘忍對六祖慧能說的：“不見本性，修法無益。”同樣，若是一個人以為悟到了本體就不必在日常生活中老實用功，便會淩空蹈虛，淪為光說不練的假把式。
因此，正確的修行方法應該是把頓悟與漸修結合起來，讓本體與功夫相資為用。
南宋的高峰原妙禪師，曾經說過他一生大悟十八次、小悟無數次。可見，真正的修行絕非隻悟一次就天下太平了，而是要在頓悟之後漸修，修一段時間後又有所悟，然後再修，再悟……如此循環往複，方有功德圓滿的那一天。
人性“本善”，還是人性“向善”？
王陽明和其弟子的這場論道，就是宋明思想史上非常著名的“天泉證道”。
綜觀王陽明的上述講論，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就是：為什麽他會說人心的本體是“無善無惡”的？
在我們絕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儒家曆來強調“人性本善”，最典型的證據莫過於《三字經》開頭那句“人之初，性本善”，現在很多幼兒園小朋友都會背。
在這一點上，王陽明的觀點為什麽與儒家的核心思想不一致呢？
其實，認為儒家曆來就有“人性本善”的思想，這純屬誤會。事實上，不管是孔子還是孟子，都沒有說過人性本善。儒家真正開始講“人性本善”，其實是從程頤、朱熹開始的。後來的儒家學人普遍沿襲了程朱的觀點，尤其是《三字經》的普及和它在後世的廣泛影響，更是讓所有中國人都認定：“人性本善”是儒家固有的、從孔孟開始就有的思想。
那麽，關於人性本質，孔孟的真正看法是什麽呢？
孔子隻說過一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
孟子也隻是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假如孔子認為人性本善，那人性就是“相同”了，怎麽會是“相近”呢？
假如孟子認為人性本善，那就直接說“本善”了，又怎麽會拿“水往低處流”來做比呢？
由此可見，在孔子和孟子看來，人並非生來就是善的，而是生來就具有向善的傾向。當代學者傅佩榮先生就認為，應該把“人性本善”改為“人性向善”。我覺得這種說法是很符合孔孟原意的。
說人性本善，在現實世界，尤其是在當下社會中，顯然是窒礙難通的。如果真的是人性本善的話，那這個世界早就是一個“善人俱樂部”了，為什麽世界上還有這麽多讓人觸目驚心的醜惡、黑暗和不公？可見，程朱理學強調“人性本善”，更多的是一種“應然”（應該如此），而不是“實然”（實際如此）。“應然”是一種信念，“實然”才是一種判斷。作為信念，我們當然可以把人性的至善視為一種美好的願景來追求，但是作為判斷，我們卻不宜過分高估人性。
因此，王陽明認為人性是無善無惡的，就是一種“實然”的判斷。
當然，王陽明也曾經在很多地方說過“至善是心之本體”“人性皆善”“至善隻在吾心”之類的話，看上去好像與“無善無惡心之體”自相矛盾，實際上，後一類說法都是一種“應然”的信念。
關於這個說法不一的問題，王陽明本人也曾經談到過。
有一次，一個學生問他：“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
王陽明的回答是：“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隻是一個性。但所見有深淺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傳習錄》卷下）
我們在上節說過，陽明心學與佛教禪宗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法無定法”——所有的說法都要根據問題的性質和學人的情況而定（有真問題，有偽問題；有利根人，有鈍根人），因此表麵上自相矛盾的話，實則都有助於學人的入道。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王陽明前後說法的不同，就沒有什麽困惑了。
這也教會了我們一個讀古人書的方法：要掌握古人的學問，就必須先體悟其根本宗旨，然後將其整體思想融會貫通，這樣回頭來看他的每一句話，自能體會到當時的語境，以及他這麽說的用意何在，從而避免了盲人摸象、窒礙難通的問題。
用王陽明自己的話說，就是“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隻是未見得”（《傳習錄》卷上）。
一旦你“見得”其學問的根本宗旨，或者說體悟到了“第一義”，那就不管他“橫說豎說”，你這裏都可以做到了了分明、處處通透。
道德意識&自由意誌
對於王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的思想，後世有不少學者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比如明末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就是典型代表。他認為，王陽明的這個思想太空疏、太含混，“空則一切解脫，無複掛礙”“混則一切含糊，無複揀擇”，如此便混淆了現實中的善惡。
顧憲成批評王陽明，固然是有見於晚明時期王學末流談玄說妙、不務實學的流弊，但是，因下遊河水的汙濁而懷疑源頭水質的清澈，顯然是不公平的。
此外，顧憲成把“無善無惡心之體”從“良知四句教”中剝離出來單獨進行批判，也是不太厚道的。要全麵理解陽明思想，就必須把四句話綜合起來看。換言之，如果說“天泉證道”是王陽明對自己一生學問的“總結陳詞”，那麽“良知四句教”就是我們打開其心靈世界（也是我們打開自己心靈世界）的終極密碼。
事實上，王陽明之所以說人性無善無惡，並不是要取消善惡，更不是想混淆善惡，而是因為人性本質的善惡是根本無法定論的。確切地說，探討人的本性是善還是惡，這本身就是戲論，就是偽命題。
打個最簡單的比方，菜刀可以用來切菜，也可以用來砍人，但是你能說菜刀的本性是善的還是惡的嗎？同理，人也是一樣：李世民發動了骨肉相殘的“玄武門之變”，也締造了海晏河清的“貞觀之治”；上海黑幫大佬杜月笙什麽壞事都幹過，卻在抗戰期間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四川的一名女毒販，用販毒賺來的錢去資助一個貧困的腦癱患兒……麵對這些善惡集於一身的人和事物，你能撇開他們所做的事情，單純去討論他們本性的善惡嗎？
由此可見，無論菜刀還是人，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麽“本性”的話，其本性在價值上也隻能說是中性的，你可以將其用於善的目的，也可以將其用於惡的目的，但就是不能說其本性是善還是惡。換句話說，無論是人還是什麽東西，都必須將其本性“用”到具體的事情上，落實到行為上，才可以評價善惡——但所評價的也僅止於事情或行為，而不是所謂本性。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撇開人的意念、行為而空談本性的善惡，絕對是沒有意義的。
正因為此，王陽明才會提出他的“良知四句教”：人的心體雖然沒有善惡可言，但是意念上（包括由意念發動的行為）卻肯定“有善有惡”，故而需要一個“知善知惡”的良知來監管，更需要一個“為善去惡”的功夫去格物。
也許有人會問：孟子和王陽明不是都說良知是人與生俱來、不學而知的嗎？而且良知肯定是善的，既然如此，人的本性不就是善的嗎？
沒錯，良知確實是我們與生俱來、不學而知的，但是要注意：良知本身並不是善，而是一種辨別善惡的道德意識。這種道德意識使人具有向善的傾向，卻沒有賦予人純善無惡的本性，也不能自動使人成為善人。因為知道了善惡，並不等於你一定就會為善去惡——你可以選擇行善，也可以選擇作惡，這是你的自由。
孟子說，“見孺子將入於井”，任何人都會心生惻隱。這一念惻隱就是良知，就是你與生俱來的道德意識。但是，同樣具有道德意識，同樣心生惻隱，不同的人卻可以有不同的選擇——A可以選擇救人，B可以選擇報警，C可以選擇旁觀，D可以選擇無視……
在這裏，人是完全自由的。換言之，人雖然天生有一種麵朝善的姿態，但你擁有調整姿態的自由——你可以選擇側身，也可以選擇背對，如同上例中的C和D。
“良知四句教”最終的落腳點之所以在“格物”上，儒家與佛教之所以都強調修行，就是因為人具有這種自由意誌，可以在善惡之間自主選擇——假如人生來就是善的或生來就是惡的，那還談什麽格物和修行呢？
因此，“良知四句教”對我們的最大啟示就在於：它揭示了人的自由意誌與道德的關係。
所謂自由意誌，就是人可以自由地選擇和支配自己的行為，倘若沒有自由意誌，就無所謂道德可言。例如：動物界的生存法則就是弱肉強食，但我們不能據此說動物是不道德的，因為動物的一切行為都服從於本能，不存在自由意誌；重度精神病人殺人放火，既不用承擔刑事責任，也無須承擔道德責任，因為他已經無法辨認或控製自己的行為，亦即喪失了自由意誌。
同理，假如人性本善，不管做什麽、怎麽做都是對的，根本無須選擇，那道德的可貴從何談起呢？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將來科技高度發展，專門給一些機器人輸入“見義勇為”的程序，其中一個機器人看見小孩子“將入於井”時救起了孩子，我們會不會讚揚這個機器人很有道德？顯然不會。因為機器人是被程序控製的，沒有自主選擇的餘地。
可見，道德的價值就在於自由選擇。
人之所以比動物高貴，就在於人有道德意識和自由意誌。如果一個人擁有道德意識和自由意誌，卻甘願服從弱肉強食的法則，並全然被物質欲望和感官享樂支配，那他跟動物相差幾何？
“人”這個字有兩條腿，這兩條腿象征什麽呢？
在我看來，一條是道德意識，另一條就是自由意誌。所有人都有這兩條腿，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用這兩條腿好好走路。
人因道德意識才與動物有所區別，從而具備了人的資格。這種資格不會被外在的力量剝奪，卻可以被人自己剝奪——當一個人明明知善卻不為善，明明知惡卻又為惡的時候，他就是在運用自由意誌剝奪自己做人的資格。
對這種人來講，自由意誌和道德意識就處於相互衝突的狀態，所以他有腿也不會走路。反之，隻有當人能夠知善便為善、知惡便去惡的時候，他的“兩條腿”才能協調一致，也才能正常地直立行走。
對於前者，人生就是一場艱難的跋涉，他隻會感到緊張、焦慮、不安、痛苦，而且趔趔趄趄，不時被絆倒；而對於後者，人生就是一場美妙的散步，他會在行走中體驗到自在、自由、安寧、喜悅。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能夠知善知惡、為善去惡的人，無須他人或上天給他什麽獎賞，隻要他的兩條腿協調運作、自如行走，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獎賞了——因為人活著，沒有比心安理得更高的獎賞。
而一個人如果明知是善偏偏不行，明知是惡偏偏去做，那就無須等到外在的懲罰降臨，他自己就已經在懲罰自己了——因為內心的衝突和不安就是對他最大的懲罰！
孔子說：“君子坦****，小人長戚戚。”
我認為，這並不是一句隨便說說的迂闊之談，而是理性思考與生命實踐相融合的一種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