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來書又雲：“師雲：‘為學終身隻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隻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誌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嚐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隻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隻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1]。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2]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雲“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
計較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3]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雲“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雲“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傳習錄（中卷）·答歐陽崇一》）
【譯文】
來信又說：“老師您說‘為學終身隻有一件事，不論有事無事，隻是這一件。若說寧可不去理事，也不可不加以修養，這卻是把理事與修養分為兩件事了。’愚見以為，感到精疲力竭，不能將事情處理完，就是良知（的判斷）。寧可不處理事情，先去休養，這是致知。這怎麽成了兩件事呢？如果事情來了，事態不容不去處理，就算筋疲力盡，但隻要自我激勵，強打精神，也能支撐著處理完事情，由此可知，讓意誌統領著氣力還可行。不過，此時的言行舉止畢竟是有氣無力，待處理完事情就會疲憊不堪，這不和濫用精力差不多嗎？這期間的輕重緩急，良知固然不會不知道。然而，有時被事勢所逼，又怎麽能顧及精力？又有時困於精力，又豈能顧及事勢？該怎麽辦才好？”
寧可不去處理事情，也不可不去加以修養，這句話對初學者來說也不無裨益。但是，把處理事情和修養看作兩件事就有了問題。孟子說：“必有事焉”，那麽，君子終生的學問就隻有“集義”這一件事情了。義，就是宜，心做到它應當做的叫作義。能夠致良知，那麽心就能“得其宜”。所以，集義也就是致良知。君子應酬萬變，應該做的就去做，應該停的就停下，應該生時就生，應該死時就死，斟酌調停，也無非是致良知，以求問心無愧罷了。因此，“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謀求力所不及的事，勉強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都不能稱為致良知。而凡是“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都可以稱為是致良知的事情。如果說寧可不去處理事情也不可不去加以修養，也是因為先有了功利心，去計較其中的成敗利鈍，爾後再在其中做出私意上的愛憎取舍。這樣是把處理事情當成一件事，把修養當成另一件事，就是有了看重內在而忽視外在的心態，就是師心自用，就是處於義之外了，這便有了“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的毛病，就不是致良知以求問心無愧的功夫了。你所說的自我激勵，強打精神堅持下去，處理完事情後就會疲憊不堪，又說被事勢所逼，被精力所限，都是把處理事情和修養當成兩件事看了，所以才有這樣的困惑。凡是做學問的功夫，隻要一心一意就會真誠，心有旁念就會虛偽。以上你所談及的情況，均是由於致良知的心意缺乏誠懇、專一、真切。《大學》中說：“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你曾經見過厭惡惡臭、喜好美色時，還要自我激勵、強打精神才能堅持下去的人嗎？曾經見過這些事情過後而人感到極度困乏疲憊的情況嗎？曾經有過被事勢所逼，被精力所限的人嗎？從這幾點你就會知道病根到底從何而來了。
【解析】
歐陽崇一的問題十分尖銳，而他所說的情形對世上大多數人而言也都能感同身受。舉例子來說，周末即將到來，勞累了一周的你期待著明天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在差五分鍾就要下班的時候，老板突然宣布，明天有緊急的業務，需要幾個員工加班，由於老板對你平時的工作能力十分欣賞，特意點中了包括你在內的幾個同事。相信此時的這個“驚喜”會讓你猶如被當頭澆了一桶涼水，從精力上來說，勞累了一周的身體急需休息，但是從工作上來說，公司的業務需要加班，而且違背老板的決定甚至有丟掉飯碗的可能。此時，良知該何去何從呢？
被形勢所限製，你會十萬個不情願地答應加班，隻能按這裏歐陽崇一所說的那樣，自我激勵，強打精神，硬著頭皮去加班，本來是強弩之末的精力在經過一天的操勞後，更是疲憊至極。歐陽崇一想問的就是，這種情況的實際結果不是和濫用精力差不多嗎？
陽明的回答中，有這樣幾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奪人眼球的是“當生則生，當死則死”這八個字，連生死這樣的大事也僅僅是為致良知而服務的。當然，如果“良知說”在涉及生死的問題時就繞過去，良知說也就辜負了天下千萬信眾對它的篤信，也算不上是“血統純正”的學說了，甚至會被人冠以“偽學”的稱號。生存，還是死亡，這是生命無法逃避的終極問題，也是人類哲學必須麵對的問題。
陽明當然不隻是隨便說說，他用行動詮釋了自己的生死觀，用半生的言行（因為龍場悟道是陽明先生中年時期的經曆，故說“半生”）踐履了自己的良知說。當然，我們知道，陽明先生的歸宿不是馬革裹屍，戰死沙場，而是病逝的。但是，陽明先生去世時的遺言足以光耀千秋——“此心光明，夫複何言？”他是在沒有任何遺憾的情況下駕鶴西去的，對於一個以文臣封侯拜將，半輩子戎馬倥傯，在平叛戰爭中殺人無數的人來說，可以死而無憾，這該是一種何等純粹的學養？何等磊落的氣概？
從對待生死的態度來看，陽明是當之無愧的隨時可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仁人誌士。但另一個問題來了，朱熹也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名言，但是我們知道，就是這句名言幾乎成了朱熹在當時遭遇人人喊打的最著名罪證之一。從形式上來看，朱熹也是主張舍生取“義”，這和陽明相同啊，為何眾人不指責陽明，卻都不放過朱熹？我們下麵接著看。
如果陽明是秉承朱熹那般迂腐的生死觀，那他就不配叫王陽明了。在《王陽明全集》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王陽明向朝廷請求告病還鄉，省親致仕的奏章。陽明請求歸退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我們知道，陽明先生身體不好，痰嗽之症一直伴隨著他的後半生，此病用今天的話來說，很可能是肺結核之類，但在當時，這就是不治之症。第二，陽明先生從小受其祖母撫養，與祖母感情很深，他常年在外做官，無法在祖母膝下承歡、盡孝心。但是，在《王陽明全集》當中，類似這樣告退的上奏實在太多，從反麵我們也可以推知，朝廷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沒有允許他的奏請，否則，陽明也就不用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這些內容相似的奏折了。
從以上情況我們可以得知，陽明是非常重視健康的，反詰者會帶著雞蛋裏麵挑骨頭的語氣問陽明，你不是說“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嗎？怎麽到了國家需要你效力的時候，你卻要告病而退？回答這些問題，就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陽明上告退奏章的時機，都是在局麵綏靖之下，按照陽明的說法，此時的情形，換作別人來頂替自己的職位也完全可以搞定，而自己病軀殘喘，思親成疾，留之並不能對國家有更多補益，而去之於國事並沒有損失，對自己則誠如旱禾得雨，此時，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利就是該做的“義（宜）”事。
相反，在平定宸濠之亂這件事上，陽明卻忠實地踐履了自己“當行則行”的言論宗旨。當時，他隻是路過叛亂發生之地，當地發生的事情是不屬於他管轄的，且宸濠之亂剛起之時聲勢浩大，陽明手中並沒有正規軍隊。如果隻是從自身的利害關係著想，陽明完全可以不管這件事，反正出了事情朝廷追究責任也追不到自己頭上，而組織平叛對當時兩手空空的陽明而言難度太大，而且失敗後很可能會丟掉性命。但是，陽明認為，這件事從良知上來說，就必須去做，這就是對“當生則生，當死則死”的注解了。理該如此，雖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辭。當然，我們知道，對於“知行合一”的陽明來說，他的勇氣絕對不是來自一種盲目的血氣之勇。良知既然能告訴他該做什麽，同樣也能告訴他該怎麽做。
這樣，就引出了陽明下麵說的話：“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有了這句話做補充，陽明“舍生取義”的內涵就和朱熹“舍生取‘義’”的內涵有了很大不同。並不是他吝惜生命，而是熱愛生命，不到最後的關頭，決不輕言戰鬥，忍無可忍的時候，他會挺身而出，挺身而出的時候，他會依從良知的判斷找到擊敗敵人的最佳途徑。忠義，不僅僅是勇氣與血性，而是勇氣和智慧的雙重化身。這東西，在他這裏，叫良知。
[1]“思不”句：語出《論語·憲問》，原文是“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2]“勞其”五句：語出《孟子·告子下》。
[3]“不得”句：語出《孟子·告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