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先生曰：“蘇秦[1]、張儀[2]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隻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傳習錄（下卷）·錢德洪錄》）
【譯文】
陽明先生說：“蘇秦、張儀的智慧，也具備聖人的資質。後世人的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士，隻是學到了張儀、蘇秦的老智慧。張儀、蘇秦的學術善於揣摩人情，沒有一絲不觸動人的要害，所以他們的學說難以窮盡。張儀、蘇秦也是窺探到了良知的妙用之處，隻是用到了不好的地方罷了。”
【解析】
蘇秦、張儀在傳統儒家學者的眼中，一直都是被鄙棄的角色。原因很簡單，蘇張二人立身行事，純粹以一己之功名富貴為歸依，這與儒家一貫倡導的民胞物與之胸懷格格不入。二人當時以合縱連橫之術遊說列國，走的是極端注重現實的霸道路子，這與儒家一貫提倡的王道之治又背道而馳。
二人這種追求過把癮就死的處世方式，一直不被正統儒家所肯定，且二人後來的下場都不太好，更留給後人以“陰謀之術不足學”的口實。但是就戰國末期的實際政治效果看，當時列國被這兩位同門師兄弟（相傳二人都是鬼穀子的學生）玩弄於股掌之間，卻維持了難得的近二十年的和平。這在那個爾虞我詐，戰事不斷的時代頗為難得。從拯救無數生靈於刀兵之下的實際效果來看，二人的功德也不容抹殺。
陽明正是看到了二人在功業上的實效，進而總結蘇張之學的特點，“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跳出了傳統儒家對二人一棒子打死的窠臼式評價。將做人和做事分開探討，這在陽明一貫的言論中頗為少見，以至於後人中有人懷疑這一節不是陽明先生的言論，是別人說的話混在了《傳習錄》中。但是從陽明先生一生行事的軌跡來看，陽明先生身上也可見縱橫家“善揣摩人情”之遺風，隻不過陽明先生的心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出於為國為民之公心，這就和蘇張二人之境界有了天壤之別。陽明先生既然有“揣摩人情”之切身體驗，自然可以判斷出此心用之於正，就是“聖人之資”，用之於邪，雖然令人惋惜，卻也仍然是“良知之妙用”。
後人對陽明先生的詬病之處，我認為就是出自“良知”的“良”字上。蘇秦張儀的用心，明明是不良，為什麽能將他們的智慧說成是“良知之妙用”呢？關於這點疑問，請大家參看《心外絕無“事”與“理”》節關於“至善”的解釋內容。
[1]蘇秦：（？—前317），戰國時洛陽人，起初遊說秦惠王，未被采用，後來遊說燕、趙，聯合六國以合縱之勢抗秦，後來合縱之勢被張儀所破。
[2]張儀：（？—前309），戰國時衛國人，輔佐秦惠王，以連橫之策遊說六國，以分化瓦解六國的合縱之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