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

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隻是一個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隻是這個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嚐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嚐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個大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說[1]，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隻是見得未精耳。眾人則失了心之本體。”

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隻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傳習錄（下卷）·錢德洪錄》）

【譯文】

有人問：“古人對‘人性’的議論，各有異同，誰說的才是定論呢？”

陽明先生說：“人性沒有固定的體例，不同人對其議論也就沒有固定的體例。有從本體上來說的，有從生發運用上來說的，有從源頭上來說的，有從流弊處來說的。總而言之，隻有一種人性，隻是人們所見有淺有深。若是執著於一點，就不對了。人性的本體，原本是無善無惡的，在生發運用上也原本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但是其中的流弊就是執定為善和執定為惡。比如眼神，有喜悅時的眼神，有發怒時的眼神，直視的時候就是正視的眼神，微視的時候就是眯著的眼神。總而言之，都是這一個眼（在看）。如果看到發怒的眼神，就說不曾有喜悅時的眼神；看到直視時的眼神時，就說不曾有眯著看的眼。都是執定一端，就知道這種認識是不對了。孟子說的人性，是從源頭上來說的，也隻是說個大概如此。荀子的‘性惡’說，是從流弊上來說的，也不能完全說他講得不對。隻是他的見地不夠精深。普通人則是失去了心的本體。”

問：“孟子從源頭上說人性，要人做功夫以追求源頭上的明徹；荀子從流弊方麵說人性，做功夫隻在末流上去補救，就比較費力了。”先生說：“對。”

【解析】

此節值得注意的是陽明提到了荀子的“性惡”說，後一句拿孟子和荀子就“人性”的不同階段做功夫做了比較，得出荀子“隻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的結論。

有意思的是，孟子和荀子正好是先秦時期“性善論”和“性惡論”的代表人物，將二者放在一起探討一直都是後人津津樂道的話題。為避免枝蔓過多，我們就結合本節的內容管窺一下二者的皮裏春秋。

先引用一段《資治通鑒》中的話：“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就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這段話的大意是：事情沒有不是從細微的兆頭開始而逐漸變得顯著的，聖人的思慮深遠，所以能在細微的兆頭開始之時就治理，普通人的見識淺陋，所以必須等到事情變得顯著了然後再去補救。在兆頭剛開始的時候去治理就會用力少而功效大，在事情變得顯著的時候往往竭盡全力也不能補救過來。

孟子做功夫的方法，用陽明的良知說來解釋，就是在良知的萌發之時（源頭上）就做功夫，做什麽功夫呢？自然是善念擴充，惡念遏製的功夫。荀子雖然主張性惡，但是他也強調約束人性的惡，使之歸於善，與孟子不同的是，他的去惡為善的功夫是在惡已經發酵了之後才加以實施。這就好像是在救火，孟子在星星之火的狀態下隻要澆上一小杯水就可以撲滅，荀子卻要在大火已經燎原的情況下再開著救火車趕來，二者哪個費力哪個省力也就一目了然了。

如此看來，同樣作為救火隊員，孟子比荀子要高明得多。但是，實際情況是用孟子功夫的人比用荀子功夫的人要少得多，原因就在於“聖人之慮遠”而“眾人之識近”，本來良知是人人具有的。“眾人”和“聖人”就其自帶的“操作係統”而言，原本是沒有差異的，後來這個“慮遠”和“識近”的距離又是如何拉開的呢？我們再看下麵一則小故事。

和陽明先生同時代的學者王廷相，曾經講了一次乘轎的見聞。一次他乘轎進城遇雨，一個轎夫穿了雙新鞋，開始時小心翼翼地循著幹淨的路麵走，擇地而行，後來轎夫一不小心踩進泥水坑裏，由此便“不複顧惜”了。

普通人的心理和這個轎夫類似，一旦被“私欲”所“折節”之後，往往就會破罐子破摔，不再用力致心中之良知，甘願讓良知之明鏡日益鏽垢蒙塵，且美其名曰“與世同浮”。所以，陽明先生在前麵談到做克治私欲的功夫時說“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大本事人尚且如此，更何況私欲環繞的普通人呢？但是普通人並不是不做克治功夫，隻是他們做克治的功夫，往往要等到私欲帶來了切身體會的痛楚之後，才知道回頭自省，更多時候，是需要災難或者法律幫他們去自省，也就是這節說的“隻在末流上去補救。”

其實這節說的“用功在源頭上明徹”和“隻在末流上救正”可以從很多方麵加以發揮，比如我們現在講的“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就是分別對應的“用功在源頭上明徹”和“隻在末流上救正”，而隱藏在這些國策背後的思想正是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為了不牽扯過廣，我們不再詳談。

[1]荀子性惡之說：荀子（前313—前238）戰國末期趙國人，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惡說，在其著述《荀子·性惡》中有關於性惡論的詳細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