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完春節，我發現有張手機卡丟了，，在人來人往的機場，我急得背包和錢包的每一個夾層和角落來來回回翻了兩三遍，最終，我確定，它確實丟了。
一邊等待行李傳送出來，一邊用朋友的手機打電話去問運營商的客服：“能憑本人身份證在北京補辦嗎？”
被告知：“不可以，女士，請您攜帶本人身份證去原歸屬地辦理補卡。”
身旁的朋友看到我灰白臉色，試著給我出主意說：“別補了，反正弄丟了的這張卡你平時不用它打電話，也不用它上網，就新辦一張北京的電話卡吧，這樣以後更方便。
我輕輕歎了一口氣，哎，你不知道。
那張卡，那個號碼，我已經用了十年。
從任何意義上來說，它都是我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現在最常打這個號碼的不是快遞小哥就是騷擾電話。
我在當天夜裏訂好三天後回長沙的機票，行李箱攤放在原本就很擁擠的客廳裏，它看起來比我更疲憊。我一直癱坐在沙發上，無意義的點擊著手機屏幕上的APP，點開，又關上，點開，又關上，並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麽。
旅行結束後總是會陷入這種失語的狀態。
給繡花發信息說：“我過幾天回來哦。”
“回來做什麽？”
“補手機卡。”
機艙門一開，我呼吸到第一口空氣就知道，這裏是南方。鼻腔裏有一股植物、樹葉混合著潮濕的泥土的氣味，令我想將它儲存在肺裏。
人和一個地方的關係很微妙。我從前覺得“回”是一個不能貿然使用的說法，它很嚴肅，大約隻有讓你感覺到強烈歸屬感的地方才能用，可是漸漸的，我似乎也沒有那麽苛責了，相反，我現在很少說“去”了。
“回學校”、“回去上班”、“回北京”、“回去掙錢”——在這樣的語境裏，故鄉的底色也變得越來越模糊。
外麵在下大雨，叫了一輛車，在車上我問司機：“這雨是今天開始下的，還是下了好幾天？”
“下好幾天了，”司機停了停又說：“我們這兒春天是這樣的。”
他好像把我當成了外地人。我怔住，悵然若失，久久不能言語，那或許是離家久了的人都有過的心情——你曾經熟悉這個城市如同自己身體的每個部分，那些曾伴隨著你一呼一吸的那些微小事物，在你飄零在異鄉的時間裏，被其他更重大，更繁複的東西遮擋住，繼而被你遺忘了。
當你記起某一個細節，你同時也會意識到，在這種候鳥般往複的生活中，你已經度過了前半生。
你的道路是漫長的，你流浪的歲月也很長。
是不是自己天生不夠機敏呢，有時候我會這樣想，否則為什麽，我做很多事都要比別人慢幾拍。
《東京女子圖鑒》這部日劇熱播時被很多公號拿來做推送素材，而我在那個時間段裏對它似乎並沒有產生興趣，等到熱度散去，大家開始看別的了，我仿佛才忽然反應過來。
這個故事的主旨並不複雜，也不沉重，甚至可以說是很輕盈的。
可又是為什麽，我中間有好幾次會停下來，去給自己倒杯水，或者把衣服扔進洗衣機裏，總之就是要找點兒別的事情來做一做，好讓自己停一停。
在這樣的片段與片段的縫隙之間，有些很難以描述的感受慢慢被想起來了。
說是感同身受嗎，好像有點兒做作，但又否認不了，女主角綾的某些台詞，就是我年輕時候的心聲。
如我一般生長在小地方的女生，青春期的某些時刻，做的都是關於離開和遠行的夢。
隻是在那之後，有些人選擇付諸行動，不斷折騰，有些人選擇把它忘掉，好好生活。
劇中有一條清晰的時間線。
綾去到東京之後不久，便在一次散步中認識了初戀男友，但很快便和那個溫暖靦腆的男生分手，搬家，交往了住在惠比壽高級公寓裏的青年才俊。
她刷信用卡買下一條自己根本擔負不起的禮服裙，期待著新男友會帶她去那家有名的法國餐廳吃生日晚餐。
“三十歲之前在這裏約過會的就是好女人。”綾的聲音在旁白裏說，
餐廳的畫麵一出現，我就叫了一聲：“媽呀，我去過這裏。”
“那你是好女人了，”朋友善意的諷刺我，笑著問：“東西好吃嗎？”
比起食物的味道，我印象更深的是那頓晚餐的時長——真的吃了很久，付完賬走出餐廳呼吸到外麵的冷空氣時，好像從一個悠長的幻覺裏醒來。
毋庸置疑，那是一間高級餐廳。客人們的著裝優雅得體，燈光的明暗適宜，所有的人音量都很低，侍應們彬彬有禮，神情友好。
一切都無可挑剔。
我本應該沉浸其中，放鬆享受，可我卻無端端的想起一樁陳年往事。
十年前，我還在念書的時候，一位姐姐帶我去酒店吃晚餐。對於我來說，那是平常根本無法涉足的地方。盡管我並不愛吃甜食，但是拚命的拿蛋糕和冰淇淋。
她覺得很奇怪：“蝦和蟹都很新鮮，你不喜歡吃嗎？”
年輕意味著自尊心強，貧窮往往又伴隨著敏感。
所以，在那個時刻，年輕又貧窮的我說不出這句話來：“我不會吃。”
是，你年紀大了許多，見過的看過的都豐富了許多，好像理所當然的，你應該自信了許多。但事實上卻是，隻要出現一個相似的場景，你就會全都想起來，連空氣都能將你打回原形。
花了這麽長時間還是沒有辦法克服的缺失和塌陷，那就是刻在你基因裏的“故鄉”。
為什麽會來北京，這麽多年我不能夠徹底說清楚。
事實上，這個城市本身就提供了很多種答案：它是首都，是從小到大背誦過無數遍的“經濟、文化、政治的中心”，它有曆史，也有未來。
因工作而認識的朋友還會告訴你，這裏有最好的資源和最多的機會，隻要你有強烈的想要成功的欲望，有足夠的冒險精神，就會獲得你在家鄉永遠也無法獲得的東西——具體是什麽東西呢，他們諱莫如深，不肯明說。
曾經的我連講話都是文藝腔調，說是向往它高而深遠的天空——尤其是每年的十一月初，銀杏和梧桐在風中簌簌落葉的畫麵，是我在南方生活了二十多年都沒有見過的金色秋天。
還有深藏在心底裏的原因，是因為我最愛的那個人，曾在某次聊天中漫不經心的說：“北京吧，除了有時候空氣差些之外，其他方麵還不錯。”
現在，連我自己都很難以相信，一個人隨口說出的一句話，會那樣深遠的影響了另一個人的人生。
可是年輕的時候，你好像對愛情就是沒有辦法。
後來他離開了北京，而我卻長久的在這裏待了下來。
在北京的日子與從前在長沙那種成天和朋友們廝混在一塊兒的日子完全不同，大部分時候，你都是自己一個人。
在南方時，我隻會分“左右”，而在北京，打車師傅會問我“東南西北”。以前約人，臨時約臨時就能見，而在北京，熟悉的朋友要提前兩三天約，不熟悉的朋友更是需要提前一周甚至更長的時間來確定。
北京以它縱橫七環的氣勢拓寬了每一個生活在這裏的人的半徑，不光是距離上的，還有心理上——那種你在長沙絕對體會不到的疏離感和分寸感。
像一個轉校生一樣，我努力的適應它，它的幹燥，粗糲，冬天晚上呼嘯的風，春天肆意飛揚的楊絮。我的微信好友從幾十增長到一百，然後是兩百，有些人在加的時候我就知道彼此不是一類人，可特定場合之下，也不能不加。
我一直保留著一個舊筆記本電腦，不僅是因為我用它寫過好幾本書，也因為那些過去的聊天記錄。
有時候我會想，也許再過十年，十五年，某個秋天的下午，我會心血**的把那個舊筆記本插上電源，開機，登錄，翻看著多年前我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的那些對話，到那個時候，往事已經毫無意義了，而這種無意義或許又將衍生出新的意義。
時間稍微長點兒，我交淺言深的毛病就顯露出來——逢人就掏心窩子的傻勁兒，我輕而易舉就付出給人的信任——這些以前被當做“單純”“沒心眼”的特點，好像都成了一種愚蠢和活該。
“你聽任何人說話，最多隻能信一半，”一個比我年長五六歲，卻比我先到北京十來年的朋友告誡我：“可不能人家說什麽你都信。”
我懵懵懂懂點點頭，卻又不是真的明白。
神奇的是，一開始，北京的無情刺痛過我，而在往後的時間裏，我卻漸漸的喜歡上了這種無情——在這種無情裏，我這麽笨的人，也累積出了一點點聰明，一點點成熟，一點點使自己免於被傷害的能力。
我身上有些從家鄉一並帶過來的熱騰騰的東西在這裏慢慢都冷掉了。
生過病之後，我明顯倦怠了許多。
也許是真的不再年輕，精力不再充沛，也許是因為醫生反複對我說“不要搞得自己那麽累，錢是掙不完的”，總而言之，我慢了下來。
“慢”是“北京”的反義詞，在這個極速而高效的城市，沒有人敢慢。
可我快不動了，就這樣自暴自棄的過上了一種鬆鬆垮垮的，沒著沒落的生活，好像排在一個隊伍末尾的人，決意以一種自己獨有的節奏走下去。
我刪掉了微信聯係人裏許多平時根本沒有來往的人——與此同時，發現有些人也早已經刪除了我。我剔除了許多不必要的社交，也不再參加任何無聊的飯局，我不再愚蠢的期待有千載難逢的奇跡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又開始像剛畢業的那幾年一樣到處去晃**，去看世界，我在三十歲這一年花在旅行上的時間比前三年加起來都多。
明知道這樣會掉隊，會成為這個城市的異類，可我也不是很在乎了。
《女子圖鑒》的後半段中，綾一度懷疑自己不適合繼續留在東京，於是她回了趟老家，那個她從小就看不上的、土裏土氣的鄉下——看到這裏，我已經猜到了後麵的情節——果然，她偶遇了學生時代的老師，老師激動的拿出綾登上過的雜誌給她看，這一刻，綾作為“東京女子”的虛榮心又重新獲得了滿足。
老家是什麽樣的存在呢，我想了很久很久，覺得那就是一個會讓你三天兩頭說要回去但實際上根本回不去了的地方。
我已經弄丟了我的老家，像一縷孤魂投胎轉世之後弄丟了前世的記憶。
畢業後，我留在長沙，在一次次的搬家中，我遺失了老家的門鑰匙，那簡直就像是命運的暗示吧，我想。
有次給媽媽打電話說起這件事，她跟我講：“沒關係的，將來你會有自己的家，會有自己家房子的鑰匙。”
她並不知道，我為這件事情哭過，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很難過。
我曾經絲毫不珍惜的，拚盡全力想要擺脫的，在漫長的青春裏一直竭力回避著，甚至與之對抗的那一切，我沒有想到，會在多年後的深夜裏讓我如此傷懷。
十年前看《每當變幻時》，楊千嬅飾演的阿妙一直想買一個錢包，但始終沒有找到100%中意的那個，她說想要一個“像Gucci的prada”。
陳奕迅飾演的魚佬說，要麽是Gucci，要麽是prada，哪有像Gucci的Prada這種東西。
道理我都懂，可就是放不下。
每年夏天，當北京的第一道閃電劈亮天空，我就會把達達樂隊的《南方》找出來聽：我住在北方，難得這些天許多雨水，夜晚聽見窗外的雨聲，讓我想起了南方……
然後我就真的會在想起南方的時候，掉下眼淚來。
一個人無論離開多久，輾轉過多少地方，故鄉的意義總是不同的。
春天的晚上和媽媽一起散步，走了很久，從解放西路一直走到我以前住的望月湖小區。
湘江一橋兩邊隻有很窄的人行道，走在橋上時會不斷的跟摩的師傅們擦肩而過。如果是第一次來這裏的人，也許會感到不理解、不方便，甚至有點兒危險，但長久生活在此地的人們對於這種情況早已司空見慣，彼此有種渾然天成的默契。
望月湖依然讓我感覺親切，一草一木都是舊時模樣。空地上都是搬著椅子出來乘涼扯閑談的婆婆姥姥們，隔著老遠就能聽到麻將館裏棋牌室裏的長沙話，叔叔大爺們圍在一起抽煙嚼檳榔，說些有的沒的。
唯一與那時不同的，是我和繡花以前每天都要去買醬板鴨的店現在賣起了新疆特產，我馬上給她發微信說了這件事。
“你還記得吧？”
“記得啊，我們每次買完醬板鴨就去水果攤攤買水果，有一次老板說西梅是新來的，很甜，我們買了一斤，洗都沒洗，邊走邊吃，還沒到家就吃完了，結果兩個人輪流拉肚子。”
她在語音信息裏哈哈大笑，或許也隻有我們自己知道，那就是一生中最後的無憂無慮的時光。
還記得曾經和喜歡的人在江邊一起走了很遠，明知道結局會是什麽樣子，還是希望那條路能一直走下去。我踩在他的影子裏，心間如有薔薇色的泡沫輕輕破掉的聲音。
後來，我們各自去經曆人生的驚濤駭浪，大概也都不會再記起當時的夜色溫柔。
在東京看花火大會時，同船的日本客人都很興奮，平日裏正襟危坐的他們在酒後顯露出了另外一副模樣，滿船嘈雜中，我顯得格外落寞。
同去的朋友問我，你覺得無聊嗎？
“你知道我們湖南有個地方叫做瀏陽嗎？”我凝望著深藍色夜空：“我住在長沙的時候，每周六橘子洲頭都會燃放瀏陽煙花，比這個要壯觀得多，我們就那樣看了一兩年。”
在北京，有段時間，我每周都會開車去二十多公裏之外的一家湘菜館吃飯。第一次在那家喝到放了紫蘇葉煮的魚湯時，我半天說不出話來。
無論身在何處，我總是無意識的追尋著昔日的浮光掠影，這些都是我生命的烙印，像樹的年輪一樣，你非得劈開它才能看見。
靈魂剛剛長出來的時候，你總想往千山萬水去，往更自由的天地去。
我也曾立誌要去更遠的地方，要一次比一次走得更遠。
可就是要在你走了那麽遠之後才會曉得，離開其實是很簡單的，艱難的是，你沒法再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