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上午，我和麵麵相約去看了場電影。
那個片子叫做《滾蛋吧，腫瘤君》。
彼時，她住在百子灣，我住在離三裏屯附近。兩人都挨著東三環，見麵很方便。
大部分人都在上班的時間，我們買了兩張電影票，兩杯咖啡，一起看完了這場電影。出來之後，她從包裏拿出煙說，找地方抽一根去？
“好啊，順便想想中午吃什麽。”我說。
這一年，北京全麵實行禁煙令，任何封閉場所內都不允許吸煙。
在富力中心某個拐角的垃圾桶旁邊，我們聊了幾句對電影的看法，我們吊兒郎當的樣子看起來像是兩個無業遊民。
一個瞬間，她忽然對我說，我們這種自由職業者，沒有公司定期安排體檢，你自己要在這方麵上點心啊。
她之前也和我提起過幾次，但我總是聽過了就忘了。
或許是因為在這一天，我剛剛看完《腫瘤君》，她的話引起了我內心一點兒震動。
我點點頭，摁滅了煙蒂。心想：好吧，那就找時間去做個體檢吧。
遵循常理來說，誰都覺得這種倒黴事不太可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去做個檢查，無非是求個心安。
後來回想起這一切，我也覺得有點兒drama，但又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那個命中注定的上午，我的人生必將滑向更加悲慘的境地。
有時候，你認真的追溯某些事情的源頭——如果倒回至某一個時刻，那個刹那——你一定會感到毛骨悚然。
你想過這件事嗎——
在你沒有意識到的無數個時刻，也許你已經死掉了。
那是我第一次做全麵體檢。（也是夠沒心沒肺的）
流程並不複雜。體檢當天清早空腹去體檢中心，剩下的聽從工作人員的安排就好。
前頭一直很順利，直到某項B超。我躺在檢測台上，B超探頭滑著滑著……突然停住了，醫生明顯有些遲疑。
“你平時有沒有覺得哪兒不舒服？”
“都是小毛病，肩頸酸痛之類的，其他方麵也沒什麽特別不舒服。”答完，我想了一秒鍾，忍不住問一生：“為什麽這麽問？”
“你這裏有個結節，不過我們的儀器沒法做精確的定性檢查，你去找個三甲醫院再仔細查一下。”
我一時不知道說什麽好，再蠢的人也知道這不是什麽好消息。
醫生看我沒說話，連忙補充了一句：“也不要太緊張，通常都沒什麽事。”
偏偏，我好像就隻記住了最後那句話——“通常都沒什麽事。”
一直等到體檢報告出來，發到了我的郵箱裏，看到上麵著重的提醒了“建議做進一步檢查”，我還沒有認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
等有時間再去查吧，先把小說寫完，再回趟長沙看看媽媽，還有十幾場簽售……我井井有條的羅列著這些事情。
我表現得像個傻子一樣。
實際上，我內心有一種直覺：如果先去做檢查，它的結果會影響到和我有關的所有事情。
很多年前，我和S一起在西藏旅行。有天我們為某件事情爭執起來，他對我說，你這個人，一點邏輯都沒有。
我很氣，可我說不過他。
在那之後，又過了很久，我在寫給他的信中說：你是依靠自己的知識儲備、邏輯和技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但你要知道世界上還有我這種人，我依靠的是直覺。
我的直覺被證明過無數次，它將又再被證明。
那是2015年的初秋，我在寫《一粒紅塵II》。
小說已經進入尾聲，葉昭覺貧窮而潦草的人生漸漸柳暗花明，她遇到了新的愛情，新的工作，她終於從如何解決溫飽上升到了追求自我價值實現。
她的生活眼看著已經好起來。
與之相呼應的是我的現實生活：回到北京的第一年，租了一套老房子，屋裏幾乎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最搞笑的是，我經常會在深夜裏拿著皮搋子通馬桶和浴室的下水口。
我自己買了一個很便宜的洗衣機，又趁宜家打折時去扛了一張餐桌、碗碟和兩把椅子。在網上買了張寫字台，兩百多塊錢還包郵，買的時候就想清楚了，將來帶不走也不心疼。
我在那張寫字台上寫小說，也寫公號推送。
從朋友家拿了一株小小的綠蘿回來。插在透明的玻璃瓶子裏，每天寫作的時候都能看著它。
那是我在北京養的第一株小植物。。
再往後，我找到了離家不遠的花市，每周都會去一次。
生活不容易，但我也沒覺得有多苦。
我打定主意要在北京長久的生活下去，並且告誡自己說，從前那些克服不了的毛病，這次一定要全克服。
盡管當時的方方麵麵都不是我最理想的狀態，但每個寫完稿子的淩晨，從窗口看到外麵漸漸泛白的天空，心裏總是會有一點點的自我感動。
那是三裏屯清晨的天空。
這個夜晚充斥著喧囂和浮華的街區，在清晨露出它溫柔靜謐的模樣——像某一類女子，用化妝棉片擦去厚重的脂粉後，依然眉清目秀。
暗湧，總是潛藏在你以為風平浪靜的時候。
南方初秋的空氣裏有濃鬱的桂花香氣，仔細聞，能聞到一點甜。
我從機場出來，坐上出租車，發了一條朋友圈：桂花的香味太好聞了，舍不得離開長沙。
很快收到一個人的微信：你也回來了？一起吃個飯吧。
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麵。
我在北京，他在比南方還要南方的城市。工作和私人生活都毫無交集，平時從不聯絡。
還能坐下來吃頓飯，喝杯咖啡嗎？
我遲疑了一會兒，覺得應該沒問題。
巷子裏的那家蒼蠅館子依然開著，快十年了。
我們第一次去那裏吃飯的時候，我還是個年輕姑娘，閱曆和見識都非常有限。我一麵渴望開拓這種局限，同時也懷著深切的自卑。
過了這麽久之後，事情終究還是有了一些變化。我再見到他的時候，非常平靜，如我多年前想要的那樣——有了一張不動聲色的麵孔。
我們一邊等著上菜，一邊聊些有的沒的。
服務員端上第一個菜，我還沒拿起筷子，這個時候，我的手機響了。
就是有這麽巧——
體檢中心的工作人員打來電話，得知我還沒有去醫院時，客服小姐都著急了：“您還沒去啊？您一定要去啊。”
我有點尷尬，轉到一旁去聽電話。餘光瞥到他，他的臉色已經沉下來，眼神嚴肅。
在那種情形之下，我也隻能說“我盡快去醫院，謝謝你們。”
怎麽了，身體有什麽問題？他問我。
我笑了一下，其實自己心裏也沒底，但還是習慣性的嘴硬：有事也不會麻煩你的，放心吧。
他又露出了那種神情，像是大人看著無理取鬧的小孩。有點兒無奈，有點兒不知道該怎麽辦：“好好保重吧，我希望，我們至少每年都能吃一頓飯。”
我歎了口氣，很掃興的樣子。
久別重逢，許多話還來不及說，電話把氣氛全攪亂了。
終於沒法再繼續躲避下去。
國慶假期前最後一個工作日的下午，我去了湘雅醫院檢查。
掛號的人問，有醫保嗎？
平時極少去醫院的我有點兒懵，答：有，在北京。
好，那就是沒有了，先掛號，然後去找醫生。
醫生例行問診，哪裏不舒服，有什麽異常，都沒有？那先做個B超去吧，拿了報告再過來。
B超報告出來的時間是五點整，再回到門診，所有的醫生都下班了。病人和家屬也都不見了。剛剛還人頭攢動的門診樓一下子變得空空****。
麵對這種寂靜，我有些恍惚，一時間不曉得自己身在何處。
醫院大概是人間最特別的地方，它是至善之地，卻又聚集著無以複加的絕望。
這裏有你能夠想象的世間所有的痛苦，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舊的尚未消失殆盡，新的已經密密麻麻覆蓋上來。
這劇痛中的每一個人，都遊走在生死場。
我站在走廊，眼睛來來回回的掃視著報告上的每一個字——每一個字我都認識——可是，我不知道那意味著什麽。
想了想，我拍下報告的照片，發給我的醫生朋友王波。
他收到照片後，直接給我回了一個電話。
在電話中，他的語氣完全不同於平時嬉嬉笑笑那麽輕鬆，他毫不迂回的對我講，葛婉儀，我不是跟你開玩笑，你這個很大可能性是癌。
很短暫的時間，但又好像很漫長，我握著手機沒有說話。
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字會用在我身上，在我還這麽年輕的時候。
我寫了十年小說，從來沒舍得對任何一個角色下如此狠手，而命運，它卻對我下手。
比安靜還要更安靜，又像是整個世界的噪音一齊湧進耳道。
大腦出現短暫的空白。
他還在那頭說著：“最終還是要等穿刺結果出來才能確定，現在放假了，沒人給你做穿刺吧？”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終於，我問出來：“如果確定是癌，我會死嗎？”
“人都有一死，不過你這次不會啦。”
我久久的閉上了眼睛，深深的呼吸，仿佛凍結的血液又開始重新循環。
一呼一吸之間，我把報告疊好，收進包裏。
不會死，那就先找個地方喝杯咖啡吧。
說來也奇怪，我的確是很平靜的接受了這個現實，沒有一點兒慌亂，連悲傷都非常節製。
在咖啡館裏，我灌下很大一杯熱美式咖啡，理清了思路：。
首先，我決定回北京做細胞活檢，無論結果如何，我都不會讓我媽媽知道。
接下來是簽售的行程，這比瞞住我媽更棘手。時間和地點早就對外宣布了，工作人員已經準備了很久，讀者們也都在期待。有些姑娘甚至提前一兩個月訂了車票或機票，她們還在微博給我留言說“好想你啊，我們到時候見”。
怎麽說？
要如何措辭，以何種方式。
想了很久，我始終想不到一個周全的方法。
晚上，我一直獨自待在在家裏的陽台上，吸了很多煙，沒怎麽跟我媽說話。
我從未感覺人生那樣孤獨過。
去做穿刺。
溫和的女醫生對我講，這個是不打麻藥的，忍一忍啊。
我點點頭，十根手指緊緊的摳著椅背，閉上眼睛等待那根針刺進我的肌體。
比想象中還要更疼一點兒，但的確很快就結束了。
所有的“此刻”都是艱難的，但所有的“此刻”都會立即成為“過去”。
人總是會在疼痛中有所領悟，或者說，深刻的領悟往往都伴隨著深刻的疼痛。
血檢、CT、細胞活檢……諸如此類的術語在那段時間裏，成為了我生活的重心。
一次次去醫院，看到的全是令人心有戚戚的場麵：被病痛和藥物折磨得形容枯槁的病人們、掛不上號的家屬們，在醫院門口的樹蔭底下鋪張布睡午覺，他們之中有些人會在這塊布上睡一整夜，僅僅是為了能掛號的窗口排得靠前一點兒。有些患者才十幾歲，一邊給家裏人打電話一邊哭……
眾生皆苦，我在記事簿裏寫下這樣的話，又寫，不可在自憐中沉淪。
與醫生麵談。
我說，我還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沒有做，如果馬上入院，擔心會影響到工作，能否等我做完那些事再來手術？
醫生說，這個取決於你自己，你要是覺得工作更重要，就忙完再來。
我無力的看著他，心裏十分矛盾。
“站在醫生的立場，我們當然是建議病人早發現，早治療。”
晚上和王波視頻聊天，我跟他講我的苦惱：我就是不想讓那麽多人知道我生病的事情啊……
他打斷我那些毫無意義的絮叨：“什麽事比命還重要？你治好病，以後還有幾十年可以寫書，辦簽售會，做你想做的事情。但你要是一直拖，等拖出大問題，死了，以後誰也不會記得你。”
“如果是我喜歡的作家得了癌症，我也會希望他安安心心去動手術。你的讀者肯定也和我是同樣的想法。”
他說話用的都是最直白的字眼，不好聽，但的確令我冷靜了下來。
在那之後，我寫了一篇簡短的說明文字分別發在微博和公號上。
很快，大量的信息像潮水一般從各個渠道湧向我，手機從早到晚都在震動。
網絡的傳播效應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有許多久不聯係的朋友重新出現了。我媽媽也終於還是從多事的人嘴裏知道了。
她在電話裏的聲音聽起來比我都要虛弱，我隻能故作輕鬆的對她講，你不要管啦，我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大家都很關照我。
還有小妹妹打電話來，哭著問我，為什麽會這樣？
為什麽會這樣？我也不知道。
從前抑鬱最嚴重的時候，我也會問，為什麽偏偏是我？
如果說年紀的增長會帶來一點兒實質的意義，我想那也許就是你不會再問沒有意義的問題。
麵對那麽多的關心，我隻能機械的重複著回複：放心吧、沒事的、不會死、真的啦、別擔心、扛得住、OK的。
更多的問候也意味著更多的壓力，到後來，我與外界斷絕了一切聯係。
從早到晚，我不見任何人。
我一麵等待醫院打來通知我動手術的電話，一麵整天在家寫毛筆字。黃昏的時候，會出門去走走，在三環的天橋上看一場落日。
橋下是川流不息的汽車，橋上是殘陽如血。
那個時候，我在想些什麽呢——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大概，就是這樣的心情吧。
一直相信，人的力量應該來自於沉默中的積蓄，而呼喊、哭泣和過多的傾訴都是損耗。
電話在一個晚上的八點半打來：“是葛婉儀嗎？明天來住院部辦入院，後天早上手術。”
多一分鍾也沒有耽誤，我放下毛筆，穿上外套，拿起錢包跑出家門。
手機備忘錄裏是王波先前提醒我準備的東西：臉盆、毛巾、拖鞋。
還有我自己另外寫的：漱口水、頭發免洗噴霧、暖寶寶、濕巾、棉簽……
仿佛是要出去旅行。
三裏屯路口有年輕小夥子向路人推薦健身房辦卡，他也攔住了我，您好，有興趣了解一下嗎？
沒有。
顧不得禮貌，我直奔生活超市，離打烊的時間很近了，我必須抓緊時間把東西全部買齊。
在屈臣氏的貨架前，手機一震。
是S發來的微信：我回北京了，什麽時候有時間吃個飯。
那麽多天以來，我緊繃的神經第一次有點兒鬆懈下來。
幾天前，在醫院簽手術知情同意書時，醫生說，這個必須要親屬簽字。
我在北京沒有親屬，想來想去，覺得隻有他可以來簽這個字，於是給他發了一條微信問他在不在北京，偏偏他那個時候不在。
我沒有告訴他實情。
回家的路上，看到那個小哥還在發健身房的傳單。
十月末，夜晚已經很冷，我裹緊了身上的外套，慢慢走回家去。
手術是清晨第一台，術前二十四小時不進食，不進水。
隔壁床的病人出院前跟我聊天。
她的病比我的嚴重，開完刀還做了二十多天化療，頭發全剃了，她哽咽著講：“我也才三十三，想到孩子還那麽小，我就想哭……”過了一會兒，她平靜了一點兒，又反過來勸我，你還這麽年輕，又不是要命的病，很快就會好的。你家裏人呢，不來陪你嗎？
“家裏人不知道，”我笑了一下，“反正要做手術的是我，我自己來就行了。”
整個病房裏的人都看著我。
前一天晚上，我醒來了好幾次，摸出手機看時間，也才三點多。
我從小就心事重重，長大以後這一點也沒什麽改變。重大的事情來臨前，我必然睡不踏實。
對我來說，這一年的秋天，每一分鍾都過得非常、非常緩慢。
說是無形的淩遲，也不為過。
六點多，我起床，洗漱完之後看著鏡子裏的自己，精神還可以。
坐在**玩了一會兒手機，護工來叫我，準備去手術室了。
我躺在病**被推進手術專用電梯，一直到手術室，我的心一直砰砰跳著，不知道即將麵臨什麽。
躺上了手術台，無影燈就在眼前，視覺上的強大衝擊令我不自覺的閉上了眼睛，直到一位護士問我，你怎麽還化妝呢？
“沒有啊。”我睜開眼看著她，感到有點兒莫名其妙。
“那你氣色很好啊，我以為你塗了口紅。”她笑了笑，又叫我放輕鬆一點。
接著，麻醉師走了進來。
十一點左右，手術結束。
那三個多小時裏，我最後的清晰的意識是麻醉師問我，叫什麽名字？
“葛婉儀”。
然後就什麽都不知道了。
昏沉之中，我被推回了病房。我身上插著引流管，手背上紮著留置針，指脈氧夾夾著手指，全身都難受得要命。
喉嚨裏太幹了，想咳嗽卻沒有力氣咳。常規來說，我還需要再等幾個小時才能喝水。
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苦。
我勉強睜了一會兒眼睛，又迷迷糊糊睡過去。等我徹底清醒過來，已經到了傍晚，麻藥失效，刀口處泛起劇烈的痛。
我伸手摸到床頭櫃上的手機，打開前置攝像頭，拍了一張剪刀手自拍。
術後六小時，我咕咚咕咚”灌下一大瓶礦泉水，然後下了床，穿著寬大的病號服在住院部的院子裏散了半個多小時的步。
散步時，腦子裏冒出一個句子：我與深淵相逢，而我活了下來。
每天早上五點多，護士會推著小推車到病房裏來抽血。這一針紮下去，再困也給紮醒了。
抽完血，我順手用外賣APP把早餐點好。
到了七點左右，別的病人家屬都拎著保溫桶來送早飯，而我的外賣員也到了，把我點的早餐交到門房阿姨手裏。
過了幾天，門房阿姨有點兒煩我了，就跑來問我：“你怎麽每天要吃這麽多包子？”
我反正是笑嘻嘻的：“您不知道，不點這麽多，他們不給送。”
“你家屬不給你送吃的？”
“我媽在湖南呢，我又沒結婚，沒家屬。”
本來還想教育我幾句的阿姨，聽了這種理由，也隻能癟了癟嘴，走時對我撂下一句話，你啊，趕緊好了出院去吃點好的吧，你說現在的小姑娘，都住院還成天吃外賣……
她邊說邊搖頭。
術後第六天，我在頭皮上摳出了血痕。
免洗噴霧隻是能讓你的頭發看起來不油膩，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我決定——排除千難萬阻，洗個頭！
給在北京的小妹們發信息：帶洗發水，護發素和吹風來XX醫院住院部X樓來找我，速來。
哈希幫我洗了第一個頭，五天後，小牧幫我洗了第二個。
門房阿姨一個勁兒的追著問：“你是她們什麽人啊，她們怎麽對你這麽好啊？前天還有個兩個小姑娘給你送牛奶送水果送花，你到底是幹嘛的呀？”
她們搶著回答：阿姨，這是我們的老板。
“真的啊，年輕有為啊，”阿姨很吃驚，停頓了一下又對她們說：“那你們要勸勸她，少吃點外賣，她整天吃包子。”
因為不想影響到別人，我都是選在病房裏沒有其他人的時候才洗頭。
偏偏，第二次洗完頭，剛要插電吹風，我發現病房裏來了兩個等著做化療的阿姨。
想了想，覺得電吹風聲音太大會吵到她們，我就決定不吹頭發了。兩個阿姨連忙說，哎呀，不要緊的，你吹吧，不吹幹會頭疼的。
“沒事，有暖氣呢。”
我把毛巾摘了，包著頭發擦了一會兒。
她們倆一直看著我我，過了片刻，其中一個對另一個說，你看她頭發多好啊，又長、又多、又黑。
“哎，我以前頭發也挺多的……”
她們倆都包著頭巾。
因為化療的緣故，她們的頭發已經全掉光了。
我站在那裏，發梢還滴著水，順著脖子往下流。
那個瞬間，我打了個寒顫。
我突然意識到，在這個特殊的地方，連洗頭這件平常小事都顯得格外殘酷。
什麽是修養？
看到別人餓肚子的時候，你吃東西不要發出聲音，就是修養。
我們經常說，對他人的不幸要心懷悲憫。
在那個時刻，我意識到，不在她們的麵前擺弄頭發，就是慈悲。
一天下午，我在吊水，病房裏一個阿姨拉著我聊天。
她患的是乳腺癌，已經動了兩次手術，後續還需要做很長時間的化療。
我們其實也不熟，但她顯然是心裏憋壞了，當著我的麵哭了起來：“你知道那種藥多少錢一針嗎？兩萬五啊，一個禮拜要打兩三次，都是錢……你多大？87年的？我兒子比你還大一歲，還沒結婚……我真的不想治了，我死了就死了吧，這些錢留給孩子多好，北京房價這麽高……”
她越說越激動。
我既尷尬又有點兒生氣，覺得她不應該把這兩件事相提並論：“您不能這麽想，病一定要治的，孩子結婚的事情就讓他自己想辦法，哪有為了攢錢給他結婚、給他買房子，媽媽連病都不治的道理。
可是她完全聽不進去，一個勁兒的哭。
過了幾天，病房裏來了另一個同樣病情的阿姨，也是來做化療的。
她躺在病**看手機，忙進忙出的是她先生，兩人都是五十多歲快六十歲的年紀，穿著打扮挺講究的。
叔叔看著就是好脾氣的那種人，講話慢慢悠悠，給老婆剝香蕉時還給我遞了一個。
“小姑娘是哪兒人呀？噢，湖南的，在北京做什麽工作呢？”
“寫東西的，瞎寫。”
“那也很不錯。”叔叔一直笑眯眯的。
在化療過程中，阿姨有時會發出輕聲的呻吟，看得出很受罪，叔叔就在旁邊一直陪她聊天，還拉著我一起聊。
“我聽說這個化療的藥很貴，而且隻能自費，是嗎？”
“是呀——”叔叔的聲音拉得老長：“那怎麽辦呢，總不能說貴就不用啊。”
因為家在本地，阿姨做完化療就可以回去了，他們臨走時給了我幾個橘子。
我一時百感交集。
沒病沒災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富有富的過法，窮有窮的活法。
可是在同樣患病的情況下，經濟狀況不同的病人，心態是完全不同的。
金錢重要嗎？有多重要呢？每一個人心裏的答案也許都不一樣，但有一點是客觀的——在落難的時候，它非常重要。
想起前幾天那個在我麵前痛哭流涕的阿姨，我覺得非常難過。
這種難過超越了疾病本身。
住院期間，我一共請了三次假。
第一次是為了回家。
手術後，我的血檢顯示有幾個指標一直不合格，每天要打好幾瓶點滴，不能出院。
可是我很掛念家裏那幾盆小綠植。
一想到我不在家，它們就眼巴巴的被暖氣烘著烤著，也沒人給它們澆水，不知道還能不能活到我出院的時候，就覺得好揪心。
終於，在某個晚上，等到吊瓶裏最後一滴**滴完後，護士給我拔了針後，我問她：“我能出去活動活動嗎，離開醫院範圍的那種。”
“那你得請假，去護士站填請假條。請假期間出了任何事情自己負責哦。”
那沒問題啊，能出什麽事呀。
去護士站填好假條，高高興興的叫了個專車。
回！家！了！
辛辛苦苦爬上五樓的樓梯，拿出鑰匙打開門，有種不可名狀的酸楚湧上心頭，然後又一點點充斥鼻腔。
明知道桌椅板凳不是生命體，可我還是覺得它們在對我說“回來啦，你受苦啦”。
家裏的暖氣還是那麽熱，所有的植物都無精打采，葉片低垂，有些嚴重的還卷邊了，明顯是在高溫環境裏缺水了。
洗碗池裏還殘留著我去住院之前幾個沒洗的碗，看起來已經發臭了。
一間房子如果沒有人住，它也會感覺到很寂寞吧？
我換下衣服，洗了碗，用食器消毒劑泡了一會兒，又挨個給植物們澆了水。
做完這一切，我知道，不能再磨蹭了，隻請了兩個小時的假，我得走了。
站在門口，我遲遲舍不得關上門，眼睛把它裏裏外外的掃了一遍。
這個破破舊舊的房子，其實隻是我一個臨時的住所，在我租過的房子裏不算倒數第一差也是倒數第二差的了，可我還是覺得很溫暖。
“你們好好的哦，我爭取早點出院，很快就會回家來的。”關上門的時候，我對著屋子裏輕輕的說。
第二次請假，是為了去看電影。
《山河故人》快要下線了，我還沒出院。
大病房裏跟我同期入院的很多病人都已經回家去了，隻有幾個外地的阿姨因為要做化療而一直待在這裏，她們每天看到我都會說，咦，你怎麽還沒走，年輕人應該恢複得快啊。
我也很想走啊阿姨們，我也不想再吃包子了呀。
“我要請假。”我跑到護士站去對值班護士說。
“又請假？”
“我去看個電影就回來，保證不出任何問題，而且電影院也很近，我走過去十分鍾就到了，真的。”我學生時代向老師請假也沒有這麽真誠過。
值班護士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從她的眼神中讀出了一條彈幕：你也太作了……
盡管護士妹妹對此難以理解，但還是給我批了兩個半小時的假。
我換上自己的衣服走出去時，正好碰到門房阿姨，她一看這人沒穿病號服，第一反應就是——哪個病人家屬又在非探視時間進來了，她正要趕人——“是我，阿姨，是我。”我連忙說。
“是你啊，你這是出院了？”
……
我想她可能比護士更難理解，我隻是要去看一場電影。
“你穿上自己衣服我都不認識了，你平時都打扮這麽好看呐？”
“嘿，主要是我長得好看，您說是不是？”
聽起來像一對相聲搭檔。
二環裏的老電影院，座位像是本世紀初期留下來的皮沙發，顏色陳舊而又曆史感。劇場小小的，空氣像是很長時間沒有流通過。
算上我在內，一共有五個觀眾。
如何形容那種魔幻的氛圍呢，完全不像在2015年的北京，而像是在一個很久以前的年代，幾個無所事事的人，碰巧湊到一個劇院來看戲。
這個片子，也很不像這個年代的東西，它晃晃悠悠，帶著賈樟柯的個人色彩。你很難相信張艾嘉會出現在這個電影裏，但她真的出現了。
電影放到最後一幕，老年扮相的趙濤在下雪的空地上跳起舞來，她閉上眼睛，像是回到了自己年輕的時候，那個迪斯科剛剛流行起來的時候，有兩個小夥子都想追求她，並且暗戳戳的較著勁。
說不清什麽原因，看到這裏的時候，我默默的流下淚來。
回醫院，路過糖炒栗子的小攤，買了一包栗子。
最後一次請假是在一個晚上，我去見S。
那時離出院其實已經不久了，但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隻覺得每天都要待在醫院裏吊水，哪兒也不能去，實在太枯燥、太煎熬。
在這種前提下，生病的痛苦反而被弱化了。
S後來還是知道了我生病的事，問我住院的地址，說，我去看看你吧。
我沒有把地址給他。
我不願意穿著病號服和他見麵，更不願意讓他看到我慘兮兮的樣子。
雖然，出於自尊心，我平時極少主動聯係他，但我都知道，這個人始終還在我心裏。每當我遇到過不去的難關，我就會想，如果他遇到這種事情，肯定能找到解決的辦法。這麽一想，我仿佛對自己也會多一點信心。
對於我來說，這個人，就是這樣的存在。
那晚風特別大，窗外獵獵作響，病房裏隻有我一個人。
已經很多年，我不曾感覺那樣寂寞。
腦中忽然有一把聲音對我說，去見一見吧，哪怕就半個小時，四十分鍾，哪怕什麽也不說，見一見也好。
我到酒館門口的時候，看到他正在裏麵和幾個外國朋友聊天。他穿著紅色的毛衣，背對著門口。
我不出聲的站了好一會兒，直到他經朋友提醒，回過頭來看到我。
我笑了一下，我猜那表情大概更像哭。
麵對麵坐下，他叫人給我倒了杯溫開水，問我究竟是怎麽回事。
我解下圍巾，他看到我的創口，神情裏有著實打實的吃驚，一時錯愕，沒有說話。
我反而是更輕鬆的那個人：“手術前，醫生說要家屬簽字，我那天給你發微信，其實想問問你方不方便來幫我簽一下，但是你剛好不在北京。”
停頓了一下。
他說，如果當時我在，會去簽這個字。又說，如果我生病了，也會和你一樣，自己一個人處理。
我笑了好幾聲，時間好像又回到五六年前我們剛剛認識的那個夜晚。
“不然你以為我這套處事的方式是受誰影響？”
一直是我看重他遠勝過他看重我，一直是我深愛著他而確信他不愛我。
那個夜晚，我知道他快要離開北京了。而我還要在這裏生活很長時間。
對於他來說，人生總是山水有相逢。可是我心裏很清楚的知道，這次分別不同於從前，往後再見的機會不會太多了。
我走的時候，他一直把我送到胡同口，看著我上了出租車。
車一開動，我整個人就癱軟在座位上，連呼吸都慢了好幾拍。
你我之間總有世界終結，但這夜星辰永不泯滅。
我已經不那麽年輕了，很多與我同齡的女生都已經不做這種夢。大家都成熟了，冷靜了，比起愛一個永遠也愛不到的人，顯然還是愛自己來得更實際一點，可我好像一直在那團迷陣裏走不出來。
因為你且隻有你目睹過我的粗糙與激烈，予我暴曬，也有灌溉。
很多人心裏都有過不去的一道坎。
我也有。
我也有想起就痛徹心扉的事，我也有怎麽都無法忘記的人。
等到我的各項指標都達標的時候，冬天已經到了。
辦好出院手續之後，我把沒用過的暖寶寶都送給了每天來病房做清潔的保潔阿姨，又讓小牧把提前在網上買的護手霜拿去送給每天辛勤工作的小護士們。
跟門房阿姨和住院大夫一一告別之後，我拖著箱子離開了醫院。
久違了，我的自由。
之後的大半年時間裏，無論是在網絡上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一如從前，寫些日常瑣碎，發些自己覺得還算好看的照片。
大家都說我康複得很好，沒有人知道我度過了怎樣艱難的一段日子。
到了年底，房子租約到期，中介來找我談，說房東願意繼續租給我，房租隻漲幾百塊。
我沒有續約，其中有一個原因，說來也是有點好笑：因為年後我要把延遲了的簽售會全補上，這意味著有兩個多月的時間，我每個周末要拎著行李箱去出差，而沒有電梯的老房子讓我望而生畏。
搬完家之後沒多久就是過年。開春以後，我馬不停蹄的去了十幾個城市見我的讀者，大家分布在天南地北，有些從前就見過，有些是第一次見麵。
姑娘們緊張又感性，有的哭有的笑。
有些個性活潑，送給我各種奇特的小小禮物。有些男生幫不能來簽售會現場的女朋友排隊拿簽名，有的女孩從國外飛回來，還有年紀很小的讀者，是父母甚至爺爺奶奶陪著一起來的。
我們一起度過了一個快樂的春天。
夏天快要來臨的時候，我和笨笨一起去了越南旅行。
時間飛逝，看起來一切都已經好過去了。
我媽媽看見我的傷口，有好幾次都用近乎無腦的態度說“哎呀，可惜，不漂亮了”。
這是我預計之中的事情，是我在第一天知道自己可能生病時就想要的結果——我知道她遲早會知道這件事，但她不親眼看見那個過程，就不會有切膚之痛。
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正常的母親，看到女兒從手術室裏被推出來，整個人散發著淡淡的血腥味，會不心碎。
你的傷口會愈合，而她的心，碎過就無法複合。
是，這就是我想要的。
母親不記得，朋友不記得，讀者不記得。
這是我人生的大事，卻不是快樂的事。因此，除我自己之外，誰都不必記得
每一次的複查，我都獨自去醫院。
王波跟我講，前五年一定要定時去複查，不要怕麻煩，不要有心理陰影，隻要平安度過這五年，常規來講就算是徹底痊愈了。
可命運好像非要試探我的承受力的底線。
半年後，B超顯示疑似淋巴結轉移。這就是說，我需要做第二次手術。
那天下雨，我的手機隻剩10％左右的電量。我強撐著從醫生辦公室走出來，站在醫院的門口，無限大的天空向我壓過來。
就算是再樂觀再堅強，我也想問一句：為什麽？
過了十幾分鍾，我的呼吸慢慢均勻了，大腦又恢複了正常運轉。
我這個人很奇怪，在小事情上特別容易抓狂，大事到了眼前卻從沒亂過陣腳。對於接受命運中壞的東西，我好像真是天賦異稟。
去地鐵站坐車回家。淋了一點兒雨之後，我更加鎮定了。
年少時，我在博客上寫過：人生是一本書，我們在做的其實隻是翻頁而已。於是我想，既然翻到了這一頁，就打起精神來將它讀完吧。
所有的流程，一模一樣，我重新又經曆了一遍。
你永遠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浪頭拍過來，你可能就再也站不起來。
手術前一晚，我在家洗了澡，收拾了幾本《阿拉蕾》的漫畫，把小鱷魚公仔裝進背包裏，打車去了醫院外科樓。
同病房的女病人與我同齡，她和她丈夫都驚訝於我的淡定。
我解釋說，我是第二次了。這說法大概像是成績不好的學生被迫留了一級。
次日下午五點才輪到我的手術，被推進手術室時，我已經餓得接近虛脫，完全沒有力氣害怕了。
“你朋友說你是個作家，你寫什麽的？”主刀醫師一邊指揮大家一邊跟我閑聊。
我笑著說：“您先給我動手術，等我醒來再聊。”
那一整夜，我循環反複的聽著中島美嘉唱的《我也曾想過一了百了》：“和看不見的敵人在戰鬥，在這六榻榻米大的地方戰鬥的唐吉坷德……”
護工阿姨一直在我的床邊，用棉簽蘸了礦泉水給我潤濕口腔，她說，很少見到你這種開完刀連哼都不哼一聲的病人。
事實上，還是很疼，比第一次還要更疼。並且我知道，這一次的創口比第一次還要長，還要明顯。
但最重要的是，我又挺過來了。
這一夜之後，傷口會重新愈合，新的血肉將重塑我。
等我好了，我還會去買口紅和漂亮的衣服，我還會再去看世界。
從第一次檢查到第二次出院，自始至終，我沒有流過一次淚。
我知道，不能哭，一哭就會泄氣。
安慰你的人越多，你站起來的速度就越慢。
我曾在文字的世界裏長久的展示著我的敏感和脆弱，也因此被並不認識的人評價為“矯情”，就連以前的好朋友，也說我有一顆玻璃心。
隻有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
“這次出院後，你有什麽特別想做的事情嗎？”
“我想去旅行。”
好，那就去旅行。
每一年高考前，我的微博上總會有很多應屆的讀者留言說，舟，給我一點鼓勵吧。
年複一年，我一次次的對他們說，加油，加油。
而我的考試，是三個月，三個月，半年，接著是一年。
很多時候，我坐在醫院的血檢等候區，安安靜靜的等著某一個窗口上方的電子屏顯示出我的名字，我的心裏依然有著深深的恐懼，而我周圍的人，大多都有一張被病痛折磨得已經麻木的臉。
我經常會遠遠的、悲傷的望著他們。我想不明白，為什麽人生會是這個樣子呢？
它有這麽多不可預測也不可推卸的痛苦，它真的值得度過嗎？
凡經曆必留下痕跡。
有些疤痕留在我們身上，而另一些疤痕留在別人不知道的地方。
我知道這種故事是很好的雞湯素材，能賺人熱淚，可以被貼上勵誌的標簽。
但隻要你曾經真正正身在其中，自己體會過並且也目睹過那麽多人的不幸——那種巨大的，像天塌下來一樣的不幸，你就永遠無法說你感謝疾病，感謝痛苦。
因為你清楚的了解，這種“感謝”有多麽廉價，多麽淺薄，多麽偽善。
最近一次拿到複查報告，顯示所有的結果都很好。
“你以後一年來一次就行了。”醫生說完，然後又叫下一個病人進來，他神色如常，並不知道這句話對我有著怎樣的意義。
我鞠了個躬，靜靜的退出門診室，心裏有劇烈的喜悅。
不知為何，喜悅有時會那麽像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