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月的第一天，我見到了地中海。

在陽光下，它閃耀著一種生動的、熱烈的藍色。

“這不是普通的海。”我說，但它不普通在哪兒呢，我似乎又沒法確切的說出來，隻是心裏隱隱約約的認為，這是從初中地理書中走出來的大海啊。

離開菲斯和舍夫沙萬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幾乎見不到人。住在離德土安市區幾十公裏的郊外一個建在半山上的封閉小區，這個中產氣息濃重的小區裏，所有房子的陽台都正對著地中海。

夜晚躺在臥室裏，隱隱能聽到海潮起落，但如果凝神細聽，又什麽都沒有了。

入住時，房東大爺向我交代了一些基本事項和電器們的試用方法，但因為語言不通嘛，所以我也並沒有完全搞懂他說了些什麽——這直接導致後來我用洗衣機的時候崩潰了，一條裙子，竟然洗了三個小時，不管我摁哪個鍵它都不肯停下來。

這片區域大概是新開發不久，周圍連一間商店也沒有，最近的超市是十七公裏之外的家樂福——雖然很大，但我們能選擇的食材卻並不多，隻能買些意麵、雞蛋、番茄、洋蔥之類的，零食區呢，除了巧克力就是薯片，叫人實在提不起胃口。

在那一個多禮拜的時間裏，我簡直把一年份的意麵都煮完了，每頓都是意麵加煎雞蛋，吃到後來簡直懷疑人生，巧克力也不想碰，薯片還有了三大包——丟在客廳的茶幾上，誰也沒興趣拆。

沒有wifi，電視機裏播的內容也看不懂——悶得人發瘋，雖說我們需要休整幾天，可這樣與世隔絕和坐牢又有什麽區別？

終於，在一個下午，我提出“我們去海灘上轉轉吧”。

友達開車，從小區去海灘的路況很好，都是新修的路，又寬又平坦，m’diq附近往來的車輛很少，我們出發的時候離日落還有一個多小時——聽起來，一切都沒什麽問題。

事情是在一瞬間發生的：

從地圖上看，離海灘隻有不到一公裏的距離了，前麵的紅綠燈路口有很多人在等燈————前麵的車慢下來了——我們也該減速了——減速啊——我X，為什麽不減速——為什麽越來越快了——就要撞上了啊——“刹車失靈了”——什麽？！

在我的大腦中，那幾分鍾的記憶是一片空白。

我完全不明白是怎麽回事，嘴裏一直尖叫著“停啊！！快停車！我X——”

“哐當”一聲——街邊的一個指示牌應聲倒地，發出的聲響並不大可事在我們的耳中卻是驚天動地一般。

車刹住時，友達已經徹底懵了，還是我先反應過來：“快下車看看！”

下車一看，汽車的左前輪已經騎到了馬路牙子上，輪胎完全癟了，車頭的漆也刮掉好大一塊——萬幸的是——車速夠慢，沒有撞到任何人，我們自己也沒有受傷。

霎時之間，整條街的人都湧了過來，包圍著我們倆和那輛該死的汽車，他們一邊竊竊私語一邊指指點點。我呆呆的看著他們，手指甲狠狠的掐在掌心裏才勉強維持了鎮定，可是……

接下來，該怎麽辦？

很快，看熱鬧的人群中走出來一個中年男子，他沒有穿製服，可是你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知道他是這件事情的負責人。

我上前一步，盡量用平靜的語氣向他解釋：“先生，我們開得非常慢，沒有超速，是車子出了問題……我現在還不清楚是什麽問題……撞倒的欄杆，我們會賠償……”

不管我說什麽，警官先生始終笑眯眯的，他拍拍我的肩膀：“Noproblem.”又指了指一個年輕人：“你們跟他去做個記錄吧，”

“車呢？”我依然忐忑不安。

“Noproblem.”警官先生又重複了一遍。

誰能想到，車禍現場的對麵就是警局。

我們跟著那位年輕的警員過了個馬路，就進了警官辦公室。

“法語？”警官先生問。

“不會。”我們搖搖頭。

“西語？”他的表情像是跟我們對暗號似的。

“不會。”

“隻會講英語？”警官先生看起來有點兒頭疼。

我們老老實實點點頭：“是的，隻會英語。”

也沒有難倒他，他出門轉了一圈，從警局裏抓了一個會講英語的同事過來。他講一句，同事幫忙翻譯一句。

“我需要你們做個記錄……嗯，護照帶了嗎……把護照複印一份……他帶你們去……”他一邊翻著材料一邊對同事說：“你帶他們去複印吧。”

他們的神情看起來輕鬆極了，好像在處理“冰箱裏的西瓜到底是誰吃了”這種小問題，友達跟著警員同事去複印文件時，我就枯坐在警官的辦公室裏等著。

世界安靜極了，好像隻剩下我和警官先生，窗外的樹葉被風吹得沙沙作響。

我悄悄抬起頭來，滿臉擔憂的神情，正好撞上他的目光。

“Miss，noproblem——”他又笑了。

警官先生永遠也不知道他唯一會說的這句英語在那個特別的時刻給了我多大的寬慰。

那是個涼爽的傍晚，在我沒有去得成的海灘上，餐廳的燈依次亮起，孩童們在海水裏撲騰翻滾，大人們收起沙灘墊和浴巾，正要回家或是去享用晚餐。

夕陽落進地中海裏，而我坐在警察局裏。

警員同事帶著友達回來之後，隻用了五分鍾不到的時間便把所有的事情處理完了。

“在這裏簽個名，你們就可以走了。”

我們都驚呆了，什麽？不用賠錢嗎？欄杆怎麽辦——噢，那個，已經扶起來了呀——他們一臉懵懂的神情看著我們。

“走吧走吧，”警官先生的同事說：“在我們這裏，這種事太常見了。”他們又露出了剛見麵時的微笑：“我給你們叫了個修車工，他會幫你們換胎。”

我眼中一件天大的事兒，在警官先生嘴裏雲淡風輕的結束了。

在警局門口等了半個小時，修車工終於出現了。我們跟著他回到撞車的地方，他隻花了十多分鍾就把癟了的車胎卸下來，換上了備胎。

“你們看，這個胎的內側，破了。”他把舊胎翻過來給我們看：“很危險啊。”

我和友達都沒有說話，我們誰也不能確定車胎是什麽時候被爆掉的——可能是撞上馬路牙子的那一瞬間，但更大的可能是在菲斯到舍夫沙萬的那一百多公裏山路上。

一直到修車工走了之後，很久，我的呼吸才漸漸恢複到正常的節奏。友達坐在路邊，雙目失神的望著馬路上飛馳而過的汽車。

“我們可能是第一個走進這間警察局的中國人呢。”我說，但調侃在這個時候顯得挺沒意思的，我又沉默了下來。

“其實挺後怕的，”友達忽然說：“幸好是在城裏，要是在山上爆胎……”

他沒有說完，但我已經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根本不敢想象如果發生在幾天前，我們傻嗬嗬的開在山路上，平均海拔幾百米，兩旁時刻是懸崖。

好像有一條蛇爬上了我的背，冷汗大顆大顆的從額頭滑落。

我們沉默地望著路口那根重新立起來的指示牌，它看起來很普通，仿佛從來不曾被撞倒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