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能從石器時代揪起一名穴居人，把他丟進21世紀會發生什麽？我們會發現他比我們更聰明還是更笨？
穴居人在智力方麵不怎麽受尊敬。人們對它們典型的印象是粗野、愚蠢，揮舞著大棒的呆子。大多數人或許認定一名穿越時空而來的穴居人智力水平肯定跟不上現代。然而，有數名科學家卻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觀點，認為穴居人實際上從智力上比現代人要高一大截。其思想很敏銳、聰明、有能力輕易掌握複雜的觀念，情緒很穩定，並且擁有強大的記憶力。據這些研究者稱，其智力優越的原因在於人類的腦力在過去的一萬兩千年裏一直在走下坡路。他們說，石器時代末期，是我們物種智力處於最高水準的時期。這以“蠢蛋理論”的名字為人所熟知，來源自2006年的同名電影，講述的是未來世界人類變得病態地愚蠢的故事。
“我們可能變得更笨了”的第一條線索來自古人類學領域，這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其研究聚焦於人類的演化曆史。到了20世紀末，就人類大腦在我們的演化過程中的大小，研究者已經收集了足夠多的數據，得以揭示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在石器時代三百萬年的跨度之內，我們祖先的平均腦容量顯著增加了，但是到了石器時代末期（五萬到一萬兩千年以前），它達到了頂峰。從那以後，腦容量一直在減少，減少了相當多。
兩萬年以前，生活在歐洲的克羅馬農人的大腦體積平均有一千五百立方厘米。如今，人類的大腦體積大約在一千三百五十立方厘米，這代表了10％的減少。從視覺角度來說，我們失去的腦容量大約相當於一個網球的大小。雖說二萬年可能聽起來很久，但從演化的時間尺度來看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而已。這也就意味著，人類的大腦不僅縮小了，而且縮小得還很迅速。
關於大腦大小的這些令人沮喪的統計數字方麵並無爭議。真正的問題在於，這種縮小意味著什麽？這表示我們在變得更笨嗎？事情就是這麽簡單嗎？
也許不是。解剖學家很快指出，雖然在大腦大小和智力之間存在一種不甚嚴密的相關性，但兩者間並沒有嚴格的相關性存在。比如說，一名天才的大腦不一定比一個笨蛋的大腦個頭要大—愛因斯坦的大腦就隻是平均大小而已。
當在不同物種間對大腦進行比較時，最重要的因素是腦容量與身體質量的比值。這被稱為“腦形成商數（EQ）”。一個物種每單位體重對應的腦容量越大，它通常也就越聰明。因此，一個大腦袋的小型生物很可能比一個大腦袋的大型生物要聰明。在動物界，人類的這個數值比任何其他物種都要高，這似乎正是為什麽我們是地球上最聰明的物種，或者至少可以說，是地球上最危險的物種的原因。
也許克羅馬農人的大腦個頭大，僅僅因為它們的體型更大而已。這可能是我們大腦縮小的一種解釋，我們可以把自己較小的頭顱歸咎於我們整個體型縮小了。
不幸的是，這行不通。最近的研究表明：克羅馬農人的大腦從比例上比我們的大，即使當我們考慮到它們較大的體型也是如此—人類的大腦比體型縮小的程度要高得多，EQ並沒能給我們解圍。
這一發現使得密蘇裏大學的一位認知科學家大衛·吉爾裏（David Geary）得出結論，我們的確可能正在變笨。在他2005年的書《意識的起源》（The Origin of Mind）中，他提出，人類整體上個體能力可能降低了的可能性。他是第一個開玩笑地把這一觀點稱為“蠢蛋理論”的人。
吉爾裏猜測，我們頭顱的縮小與新時期時代末期，大約12000年前農業的采用相關。他跟蹤記錄了人類的大腦尺寸隨時間的變化，並發現恰恰就是在這一曆史時期，隨著人口密度增加，人類的大腦顯著地縮小了。在全世界所有出現複雜社會的地方，這一動向不斷重現。
吉爾裏推測，先不論我們對穴居人的固有印象，其實在我們的祖先作為狩獵采集者生活的石器時代，想要生存就需要很高的智力。他們需要掌握廣泛的一係列技能，如怎樣持續地找到並識別可食用的食物，怎樣躲避掠食動物以及怎樣很好地狩獵。一個笨蛋可是活不下來的。如果你犯了錯誤，受到的可不隻是象征性的懲罰，而是會死去。這給智力施加了巨大的選擇壓力。
當我們的物種開始從事農業生產，這提供了更可靠的食物來源，人口開始膨脹。農田周圍形成了城鎮，隨後又被城市所取代。文明誕生了。然而，即使最積極的發展，往往也會有人們意料之外的影響。在這裏，農業緩解了施加在我們物種身上的必須聰明的壓力。它製造了某種安全網，於是那些不那麽聰明的人也活了下來，將他們的基因傳遞了下去。跨過許多個世紀，這種選擇壓力的缺位使我們物種的腦容量逐步減少。其最終結果就是我們在變笨。
就好像大腦正在縮小還不夠糟一樣，在遺傳學這個學科中又出現了“蠢蛋理論”的另一個論點。在《遺傳學趨勢》2013年1月刊上，斯坦福大學教授傑拉爾德·克拉布特裏（Gerald Crabtree）在一篇兩部分組成的文章中提出，一項直接的基因分析同樣暗示，我們自石器時代以來正在變笨。他把它稱為“脆弱的智力”現象。
據他描述，問題在於我們的智力要求許多基因都恰好發揮正確的作用。他估計維持我們的智力涉及的基因在兩千到五千個之間，占我們整個基因組的10％。據克拉布特裏稱，與智力相關基因的絕對數量帶來了一個問題，因為它使得有害的突變有更大的概率積累。這使智力成了脆弱的特性，易於跨世代而逐漸消失。
為了理解這一論點，可以想一想“打電話”這個小遊戲（有時也被稱為“傳聲筒遊戲”），在遊戲中一隊參與者需要傳遞一段信息，每個人需要悄聲向相鄰者的耳朵裏說出這段信息。如果該信息很簡單—也許隻是一個詞—那麽很可能它抵達這支隊伍的隊尾時仍然沒有改變。然而，信息越長，被改動的概率就越大。這種類比並不確切，但是基因也受同樣的基本概念支配。一個特性涉及的基因越多，隨著基因信息從一代傳給下一代，突變就有更大的概率會積累，而如果沒有為消除這些突變采取任何措施的話，它們的數量就會增加，最終對該特性造成負麵的影響—在這裏，也就是指智力。
如果這是真的，智力一開始又是怎麽進化出來的呢？克拉布特裏解釋道，答案是由於我們的祖先作為狩獵采集者生活的數十萬年裏所承受的選擇壓力。正如吉爾裏之前提到過的，有巨大的選擇壓力施加在智力上，因為隻有那些擁有的智慧足以使它們在嚴酷、艱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的人，才得以延續它們的基因。在這些環境條件下，人類變得非常聰明，但是它們為此付出了駭人的生命代價。
與吉爾裏相似，克拉布特裏認為：農業的采用是我們的演化曆史上一個關鍵的時刻。農業保護我們不再承受強烈的選擇壓力，而這種選擇壓力正是為使智力不受損而維持相應基因所需要的。人類社會繁榮發展，但這一成功的代價就是我們的智力不可避免地緩慢下降。直白來說就是，笨人不再被從人類族群中剔除了。克拉布特裏估計，與石器時代末期的一名狩獵采集者相比，我們每個人在智力相關的基因方麵都有二到六個有害的突變，這聽起來好像不多，但使我們普遍比祖先要笨可能已經足夠了。這些突變在後代中隻會繼續積累，因此我們的後代大概會比我們還要笨。
古人類學和遺傳學都暗示我們可能在變笨。“但是，等一下！”你也許想這樣說。怎麽可能會有人認真地宣稱我們在變笨呢？看看我們這個物種在過去一百年裏的所有驚人之舉吧。我們把人送上了月球，解開了基因密碼，還製造出了電腦。如果要說有變化的話，人類似乎正在變得更聰明，而不是更笨。
這是對“蠢蛋理論”的一個常見反對意見。如果到處都有人在做越來越聰明的事情的話，我們怎麽可能是在變笨呢？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問題的答案來自人文學科，而它構成了蠢蛋理論的最後一根支柱，被稱為“集體學習理論”。包括曆史學家大衛·克裏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內，構想出它的研究者們，從未想過要拿它來支持所謂我們的智力在下降這樣的理論，但是它確實可以提供一種解釋。
集體學習描述了人類作為一個群體，而不僅僅是個體層麵上，積累和共享信息的能力。一個人一學到什麽東西，群體中的每個人都可以從這個新信息中學習並獲益。
克裏斯蒂安的主張是，集體學習是我們物種最典型的特點，因為隻有人類掌握了這種技巧。數萬年前，早期人類在最初發明符號化語言時獲得了這種能力。這使它們得以與彼此共享複雜、抽象的想法，隨後將這一知識傳遞給子孫後代。就這樣，作為一個物種，我們開始積累越來越多的信息，而我們擁有越多的信息，獲取更多信息就變得越發地容易。整個過程就這樣乘勢加速了起來。
很快，我們發明了一些技術，能夠增加我們共享和積累信息的能力。我們實際上學會了將我們大腦的一些功能，如記憶，外包的方法。書寫是這些技術中最強有力的一種，隨後是印刷術，還有現在的電腦。多虧了這些科技創新，我們在以幾乎指數級的增長速度積累著信息。
然而，集體學習的問題在於：它是一個群體現象。作為個體，我們可能聰明也可能不聰明，但是當我們聯結在一起作為一個集體時，我們會變得非常聰明。換句話說，我們不能麵對過去一個世紀裏發明的所有先進技術，就得出結論，我們肯定是有史以來最聰明的人類。隻因我們是一代代集體學習積累的知識的受益者，我們的成就才成為可能的。
事實上，我們作為個體非常有可能確實在變笨，而集體學習的力量仍然會驅動我們的文明社會繼續做出更多的發明創造，變得更加複雜。
蠢蛋理論確有某種令人沮喪的邏輯。如果你對目前世界的狀況感到悲觀，甚至可能感覺它有著不言而喻的真實性。但是，如果你對人類的現狀更為樂觀的話，請放心，主流科學界並不太相信我們的智力在退化的理念。
例如：關於為什麽我們的大腦自石器時代以來變得更小，有其他可能的解釋。哈佛大學的靈長類動物學家理查德·蘭厄姆（Richard Wrangham）主張，很可能隻不過是自我馴化的表現罷了。動物研究者發現：被馴化的動物品種總是比那些沒有被馴化的或者野生的品種大腦更小。例如：狗就比狼的大腦要小。
研究者相信馴化和較小的大腦的聯係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馴化選擇那些不那麽有攻擊性的個體。飼養者更喜歡友好且容易相處的個體，而且，結果看起來，合作性正是與年輕大腦相關的不成熟的特性。野生物種的攻擊性會隨著成年的到來而顯現。因此，通過選擇友好的個體，飼養者不經意間選擇了那些成年時仍具有不成熟、較小大腦的個體。
當把這一點投射在人類大腦的大小上時，論證是這樣的，隨著人口密度增加，人們與彼此和睦相處變得更加重要。明顯的攻擊性危害了較大群體的穩定性，因此最好鬥的個體往往通過處決的方式，被係統性地剔除了。實際上，人類物種馴化了自身，其結果是我們的大腦變得更小了，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變得更笨了。
至於克拉布特裏的“脆弱的智力”的論點，他的遺傳學同事嚴厲地批駁了它。駁論的基本主題是：否認人類社會向農業的轉變放鬆了對智力施加的選擇壓力。都柏林聖三一大學的凱文·米切爾（Kevin Mitchell）提出：更高的智力與更低的死亡風險相關，這些死亡的原因很廣泛，包括心血管疾病、自殺、他殺和事故。因此，更聰明的個體會繼續享有繁育後代方麵更大的成功。而且，現代社會複雜的社會互動可能在智力上施加了更高的選擇壓力，因為它成了一般性健康的一個標誌。
馬克斯·普朗克分子細胞生物學和遺傳學研究所的一群研究者認同這些批評，並補充道智力並非像克拉布特裏擔憂的那樣，是一種脆弱的特性。事實上，從基因上來說，它似乎還很強健—理由在於，與智力相關的數量龐大的基因，並非僅為這一特性服務。相反，它們中的許多還與其他關鍵功能相關，如細胞分裂和葡萄糖轉運。強大的選擇壓力繼續維持著它們的存在。
在科學對蠢蛋理論的反感背後，還潛伏著一個很大的原因。許多人害怕這會引起令人不安的“優生學”的幽靈現世—優生學認為科學或者政治機構應當決定誰能生育，以確保隻有“最好的”人選才能將他們的基因傳遞下去。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有一段時間裏，許多一流的科學家都是優生學的支持者。這是科學曆史上一段黑暗的時間，沒人想重溫這回事。
對克拉布特裏而言，他堅稱自己絕不是優生學的支持者。他提出我們脆弱的智力這一問題，不是為了證明需要開展社會變革，而僅僅是出於學術上的好奇。事實上，他指出以我們現有的知識，如果的確存在這一問題，那麽我們是沒有什麽明顯可以采取的措施的，隻能接受這種情況。
真的如此嗎？我們或許已經在做什麽以改變這種趨勢了。在我們物種的整個曆史上，對人類頭顱大小，因而也是對大腦的一個重要的製約因素，在於女性的骨盆大小。頭非常大的嬰兒往往在生產過程中無法通過母親的骨盆。在過去，這意味著大頭的嬰兒在生產過程中往往會死去，但是現在，得益於醫生能夠安全地進行剖腹產手術的能力，他們不再麵臨這樣的危險了。我們已經去除了古代對頭部大小的限製，研究者懷疑這已經對我們的演化起到了作用。在過去一百五十年裏，人類平均頭顱大小有了明顯的增長。
這意味著，如果人類頭顱現在可以想長多大就長多大，更大的大腦可能就會隨後跟上。純粹憑借運氣，我們可能已經拯救自己避免成為蠢蛋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