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工程師可以建造一個由精密的生物機器人組建的社會。從外部來看，它會和我們的社會完全一樣。你會看到人們開車去上班、工作、在餐館用餐、夜晚回到家然後入睡，但是你要是打斷其中一個機器人，並讓它解釋為什麽它決定做這些事，那麽它不會有答案。它從未決定過做任何事，不涉及任何有意識的想法，它隻不過是在依照自己被編好的程序做事而已。
1976年，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尤利安·傑恩斯提出了“二分心智理論”。該理論指出：直到曆史較晚時期以前—即大約三千年前，人類運行的方式一直與以上描述十分相似。當然，傑恩斯並不認為我們的祖先是機器人，但是他確實主張我們的祖先是沒有自我意識或者自省的能力。雖然他們種田、建造城市、發動戰爭，但他們這麽做是沒有意識的。他們就像自動機器一樣運行。如果被問起為什麽會如此行動，他們也沒有回答的能力。那麽，我們的祖先是如何做出決定的呢？這裏是傑恩斯理論最奇怪的部分。傑恩斯主張，我們的祖先都受自己腦中聲音的指引—幻聽—告訴他們該做什麽。他們順從地跟隨這些指示，因為他們相信這些是上帝的聲音。
作為一名年輕的研究者，傑恩斯對人類意識之謎產生了興趣。他感興趣的並不是指保持清醒或對周圍事物有覺知方麵的意識。相反，他著迷的是我們大腦中製定決策這一部分的意識。這部分可以被描述為“我們的內省自我意識”，或者說是我們醒著時經過我們大腦的一係列想法，思索著我們過去做過的事，在我們腦中重現場景，並預料未來的事件。
這種意識似乎是一種人類才有的獨特現象。我們不可能確切地知道動物怎麽想，但是它們似乎是活在當下的，依靠更本能的行為來做出決策，而我們在自身本能之上還擁有一層自我意識。傑恩斯想知道這是從哪裏來的。
為了探索這一問題，傑恩斯首先依循了當時傳統的研究方法。他研究了動物的行為，在蠕蟲、爬行動物和貓身上開展了迷宮實驗和其他心理學測試。但是很快他就變得沮喪起來。他斷定，意識是太過複雜的主題，無法在實驗室受限的環境中被充分闡釋。為了理解它，需要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因此，他放棄了動物實驗，轉而沉浸在研讀一係列廣泛的主題之中：語言學、神學、人類學、神經學、考古學和文學。
正是從這種涉獵極廣的自學中，傑恩斯得到了一個啟示。他認識到我們的意識肯定有一段演化的曆史。在過去某個時點上，我們的祖先肯定就像動物一樣，曾專注於當下，而在那個時候和現在之間，我們的自我意識得到了發展。基於這一點，在其演化過程中肯定是有中間步驟存在的。但是，這樣的步驟可能是什麽樣子呢？他想出的答案是，我們的意識在發展成為成熟的自我意識之前經曆了一個階段。這段時間裏，它以一種“腦中的聲音”的形式存在。我們的祖先經曆了會給予他們指示的幻聽。
他想象的情況是這樣的：在我們的演化曆史的大多數時間裏，早期人類作為狩獵采集者群居生活，他們依靠純粹的本能行為生存，生活在此時此地，專注於手頭的任務。這些群體足夠小，所以你會認為它們通常處於能聽到彼此聲音的範圍內，在危險的時刻，每個人都能即刻對領頭人的口頭命令做出反應。就這樣，它們並無必要擁有任何種類的內省自我意識來控製自己的行為。
傑恩斯認為，改變的關鍵時刻大約發生在一萬兩千年前，那時我們的祖先放棄了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定居下來開始了農耕。由此誕生了更大的社會群體，如城鎮以及最終發展出來的城市，這引起了社會控製的問題。人們已無法做到始終待在領導者身邊，有一些任務要求他們自行完成。領導者喊出的命令不再能組織群體的行為了。
據傑恩斯說，我們的祖先通過想象領導者可能會讓他們做什麽而解決這一問題。他們內化了他的聲音，隨後每當他們必須做出不尋常的決策時，或者每當他們需要被提醒集中注意力於一項任務時，他們就會以幻聽的形式聽到這一想象中的命令聲。傑恩斯舉了一個例子：如果有人試圖靠自己架設魚梁[87]，時不時地，他腦中的聲音就會催促他繼續工作，而不是像他喜歡的那樣到處閑逛。
最終，這些聲音的身份不再是群體的領導者了。人們開始相信他們聽到的是一位死去的祖先或者上帝的聲音。傑恩斯創造了這樣的理論，稱數千年來（直到公元前1000年前後），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依靠著他們內在聲音的指導，體驗著一切。
他在一本書裏詳述了這一理論，書名讓人印象深刻，叫《二分心智的崩塌：人類意識的起源》。盡管這個名字聽起來仿佛隻有學者才可以讀懂，但其轟動一時的主張吸引了公眾的關注，它很快登上了暢銷書的榜單。
但是，為什麽有腦中的聲音一說呢？傑恩斯從哪裏得來的這種想法？他靈感的一個來源是所謂的裂腦研究。我們的大腦由右腦和左腦兩個半球構成，連接左右兩個半球的是被稱為“胼胝體”的很粗的纖維束。20世紀60年代，外科醫生開始采取一種激進的治療手段，將割斷胼胝體作為治療嚴重癲癇病例的方法。這一手術留給患者的本質上是頭部兩個不再相連的腦半球。
該手術的確緩解了癲癇發作，而且患者在手術後，外表看起來很正常。但是，隨著研究者對患者展開研究，他們意識到有時候患者表現出很奇怪的樣子，就好像他們擁有兩個各自獨立、相互對著幹的大腦一樣。例如：在穿衣時，一名患者試圖用右手扣上襯衫的扣子，而左手卻在同時試圖解開扣子。另外一名患者會堅決否認能看到一個物體，而他當時正用左手拿著那個物體。
這些結果使研究者意識到：我們大腦的兩個半球不僅各自獨立地工作，而且關注世界的不同方麵。左腦是以細節為導向的，而右腦關注更整體的畫麵。左腦可以被描述為更理性或符合邏輯的，而右腦更具藝術性或靈性。
正是這些裂腦研究，使得傑恩斯創立了理論。他聲稱：我們祖先的原始意識可能類似地被分成了兩個，就像大腦也分成兩個半球一樣。對他們而言，右腦可能發揮著決策者的作用，沉思著長期的計劃和策略，而同時左腦可能發揮著執行者的角色，照管此時此地的活動。回到架設魚梁的例子上，左腦可能應對的是每分每秒的任務細節，而右腦可能作為整體管理者，確保工作順利完成。
因此，大多數時間裏，左腦會掌控局麵，但偶爾可能會有嶄新的情況出現，左腦會猶豫，不確定該做什麽。到了這一刻，右腦會對其發出指令，而這時左腦體驗到的會是幻聽或者幻視。
傑恩斯將這種假想出來的裂腦意識結構稱為“二分心智”，二分這個詞是從政治學中借來的術語，在政治學中，它描述的是由兩院組成的立法體係，如英國的下議院和上議院。
當然，你我也有左右腦兩個半球，但是我們大多數人不會在腦中聽到聲音。傑恩斯的假設是我們的祖先還沒學會協調大腦左右半球，以生成我們所經曆的單一、統一的意識。
裂腦研究並非傑恩斯靈感的唯一來源。他宣稱：“我們並不需要嚐試猜測我們遙遠的祖先是如何體驗世界的，因為從二分心智時代，實際上我們留存下來了第一手的記錄，描述了祖先們當時的生活。通過仔細地審視這一信息來源，我們就可以了解他們的精神世界的特點。”
或許你曾經讀過他所指的這段記錄，它就是《伊利亞特》—古希臘宏大的史詩。它描述了特洛伊戰爭時期的種種事件，史學家認為特洛伊戰爭發生在大約三千兩百年前。我們並不知道《伊利亞特》被寫下來的確切時間，但應該是在特洛伊戰爭的幾百年之後。然而，這段記述似乎是根據戰爭以後口口相傳的故事而寫就的。出於這個原因，傑恩斯主張，它可以使我們得以一窺那些生活在三千多年前的人的精神世界。這是一部藝術作品，由二分心智所創。
傑恩斯帶著重塑其古代作者心靈世界的目標閱讀了這本詩作。他很快就看出，古代人對現實世界抱有與我們非常不同的看法。首先，詩中的人物完全沒有表現出任何自我意識。他們從未暫停下來自省一下或者沉思片刻。傑恩斯指出，《伊利亞特》所用的古希臘語中，甚至沒有詞語可以用來表達諸如意識、心靈或者靈魂這樣的概念。
更有趣的是，每當人類角色需要做出決定時，他們都沒有自己做決定。無一例外地，會出現一位神祇，告訴他們該做什麽。傑恩斯詳述了關於這一點的例子。當阿伽門農[88]帶走布裏塞伊斯—阿喀琉斯[89]的情婦時，一位神揪住阿喀琉斯的頭發，警告他不要舉劍攻擊阿伽門農。是眾神領導著軍隊上的戰場，隨後又在每個轉折點催促著戰士，在人與人之間引發爭端的也是眾神。實際上，一開始引發戰爭的也是眾神，正如傑恩斯所說的那樣—“眾神代替了意識”。
傑恩斯之前，古典學者曾經提出過眾神在這部詩作中扮演的奇怪角色，但是他們一向將其解讀為一種文學手法。傑恩斯挑戰了這一說法。他問道，如果《伊利亞特》中的眾神並不是虛構出來的，而是對古代人真實體驗的實際描述呢？如果他們的確聽到且看到眾神發出命令呢？他提出，畢竟詩中的人物是據實對待眾神的，仿佛他們真的存在一樣。
當然，他承認，希臘和特洛伊戰士並沒有真的看到眾神；他們隻是體驗到了幻聽和幻視，但是他們可能並不能區分二者。對他們而言，以他們的二分心智，眾神可能看起來非常真實。傑恩斯直白地陳述了他的觀點：“特洛伊戰爭是由幻覺領導的，而那些被這樣領導的戰士一點也不像我們。他們是不了解自己所作所為的高貴的機器人。”
在傑恩斯的年表中，特洛伊戰爭發生在二分心智時代的末期。人們的意識向著現代意識轉變的過程在那之後不久就開始了。
據傑恩斯稱，這一轉變的起因在於，二分心智過於僵化，無法很好地對真正嶄新的情況做出反應。因此，隨著社群規模增長並開始與附近的社群發生摩擦，出現了緊張的跡象。人們需要一種更靈活的方法來調節行為。本質上，這些古代人類的世界發展得更加複雜了，而他們需要更精密複雜的大腦組織形式來應對這種情況。其結果就是現代自我意識的發展。人們不再等待聆聽一位神明發出的幻覺指令，而是發展出了一個可以做出決策的內在的“我”。
傑恩斯強調這一發展並未涉及大腦的物理變化。現代意識是一種習得的適應性變化，一種通過社交學到的技能—這種技能隨後會被傳授給子孫後代。傑恩斯提出，即使在今天，意識仍然是我們在孩童時學到的東西，僅在七歲左右就獲得了完整的自我意識。實際上，大腦的一個不同尋常的方麵在於：它是一個極具可塑性的器官，通過回應社交接觸並受其指導而得到發展。沒有了社交，大腦就會萎縮。正如野孩子的罕見例子中，兒童在沒有人際互動的環境下被撫養長大，他們永久性地失去了學會語言的能力，同時顯然也失去了擁有理性意識的能力。
但是，據傑恩斯稱，二分心智並沒有完全消失。他主張二分心智以許多不同方式留下了印跡，如宗教。據記載，人類大部分的宗教曆史中，都充斥著腦中聽到聲音的人們，並相信這些聲音來自眾神。例如：先知摩西[90]，他接受了一個聲音的指令，而這個聲音據說自一個燃燒的灌木叢中發出。
傑恩斯同時還提出，二分心智殘存的跡象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以精神分裂症的形式存在。那些受到這種病症困擾的人仍然能在腦中聽到聲音，他們經常把這些聲音解讀為眾神、惡魔或者天使的聲音。雖然在古代世界，這樣的聲音是能夠帶來好處的，但在統一心智的時代，這些聲音已成了明顯的障礙，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
傑恩斯的學者同事們並不是很確定該怎麽看待他的理論。一些人將其斥為荒謬的。其他人更模棱兩可一些。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寫於2006年的評論稱：“這是那樣一種書，要麽就徹底是垃圾，要麽就是頂級的天才之作，不存在中間的過渡。大概屬於前者，但我想押一部分在後者上，以規避風險。”
對於傑恩斯的理論，學者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批評。古典學者提出：“盡管《伊利亞特》的大部分內容與他的理論所指出的情況一致，但並非完全符合他的說法。”當赫克托耳決定接受阿喀琉斯的挑戰時，他的確顯現出在做內省式沉思的樣子。另一方麵，心理學家提出，傑恩斯暗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會體驗到二分心智的狀態，但這不大可能，因為他們的幻覺比傑恩斯描述的要複雜得多，種類也多得多。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生物學家克裏斯托弗·威爾斯指出：“以與世隔絕的方式生活在現代的狩獵采集者，看起來與所有其他人具有同樣形式的意識。但是，如果傑恩斯是對的，鑒於他們與外部世界缺乏交往，並不應該是這種情況。”
實際上，傑恩斯的假說很大程度上隻是被學者們忽略了。由於其高度跨學科的本質特點，傑恩斯的假說似乎無人問津，很少被引用。因此，這個假說占據了自己獨有的古怪的學術角落。然而，傑恩斯確有一些熱情的支持者，他們確信傑恩斯談及了一些重要的東西。作為其證據，他們指向了史前洞穴藝術研究中的一些最新發現。
一萬到三萬年前，我們生活在歐洲石器時代的祖先，在洞穴中留下了絕妙的藝術作品，大多數描繪的是他們生活環境中的動物。這一藝術的複雜性已經使得大多數研究者得出結論，他們肯定擁有與我們非常相似的頭腦。但是，1999年，認知科學家尼古拉斯·漢弗萊在《意識研究期刊》中發表了一篇文章，主張情況不一定如此。正如傑恩斯在《伊利亞特》中發現有跡象表明，那時的人們與我們的頭腦非常不同一樣，漢弗萊也在洞穴藝術中看出了類似的古怪特點。
具體來說，漢弗萊將人們的注意引向了法國肖維岩洞史前藝術，和1967年生於英國諾丁漢的名叫納蒂亞的自閉症女孩的畫作，兩者之間不尋常的相似之處上。納蒂亞是一名藝術天才。盡管納蒂亞從未接受過任何教導，而且幾乎全無語言技能，但在她三歲時，她已開始創作技藝高超的畫作。然而，她的畫作展現了極為獨特的風格。她選擇的主題是動物，尤其是馬，而且她經常將動物身體的不同部分混合在一起，組成嵌合體生物。她對側麵畫有顯著的偏好，而且會強調麵部和腿部，同時很大程度上忽略身體其他部分，經常隨性地畫出形象，一個疊在另一個上麵。這一風格似乎來源於她過分關注某些部分，同時忽略更大背景的自閉症傾向。
漢弗萊指出，洞穴藝術展現出非常相似的風格，諸如聚焦於動物、嵌合體生物，以及看起來隨性的重疊作畫。因此，雖然洞穴藝術被經常性地作為“現代”意識出現的證據提出，他卻主張完全相反的情形可能才是真相。它可能揭示了這些古代繪畫者的頭腦是怎樣奇怪地具有前現代特點的。
漢弗萊並沒有引用傑恩斯的理論，但是他的結論成了二分心智假說有力的回響。他的結論再一次暗示，我們的祖先體驗真實世界的方式可能與我們截然不同。從生物學上來說，祖先們的大腦可能和我們的大致相同，但可能是依據非常不同的原理組織起來的。
如果情況如此，這就引出了一個有趣的想法：我們的意識是可以改變的。大腦或許能夠重組其自身，從而以新的方式體驗真實世界。這件事以前可能就發生過，當時它從二分心智切換到了現代意識，而如果這件事在以前發生過，它未來也許還會發生。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肯定會好奇，它又會采取怎樣奇怪的新形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