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約一萬兩千年前，我們的祖先放棄了狩獵采集者遊牧的生活方式，定居下來成了農民。這是我們物種的曆史上一個關鍵的時刻，因為農業把我們直接引向了文明，因而也引向了現代世界。但是，為什麽我們的祖先做出了這一改變？這個問題令科學家們一直感到困惑。有研究顯示，狩獵采集者生活得相當好。他們有充分的休閑時光，而且食譜也很健康和多樣。而另一方麵，成為一名農夫卻意味著艱苦繁重的工作，食譜也很單一，這導致營養不良和疾病的問題。換句話說，農業看起來並沒有令大多數人提高生活水平。所以說，到底是什麽促使他們接納農業的呢？

明顯的答案是食物。農業會給新石器時代的人類提供穩定的穀物來源，穀物可以輕易地長期儲存，之後再用來烤製麵包。這種安全感顯然比找不到任何食物的持續威脅要更好。然而，一個不那麽明顯的答案，是啤酒。畢竟，穀物可以用來烤製麵包，也可以釀製啤酒。也許我們的祖先被酒精的魅力吸引，於是開始種植作物，期望成為釀酒者而不是麵包師。

這個猜測就被稱為“啤酒先於麵包假說”。當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被提出時，學者們把它當成一個小玩笑。這個想法似乎太蠢，不必認真對待。然而，在最近的幾十年裏，它卻在穩步地提升地位，以至於人們已經不能再把它當成幽默段子了。許多研究者現在認為，啤酒創造了文明是一件很有可能的事。

1953年，考古學家羅伯特·布雷德伍德在伊拉克的一處考古遺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種植穀物的證據，隨後該假說首次被提出。布雷德伍德在《科學美國人》的一篇文章中主張，變化的氣候條件使人們更易於在那片地區種植穀物。因此，他得出結論，生產麵包肯定是他們放棄狩獵，選擇在農業村莊定居下來的決定背後的驅動力。但是威斯康星大學的植物學家喬納森·索爾很快就對他的這一假設提出了異議。索爾問道：“若製作啤酒才是種植穀物的目的呢？”

布雷德伍德值得讚揚的一點是，他並沒有對索爾的觀點置之不理。事實上，他承認自己頗受這一觀點的吸引，而且他同意這些證據並沒有明確地更支持其中哪個假說。他發現了殘餘的穀物，以及種植和收割它們所用的工具，但是並沒有跡象表明人們用穀物來做什麽。因此，布雷德伍德決定將問題交給來自人類學和考古學的一個專家小組。他向他們提問：我們新石器時代的祖先采用農業生產，更像是為了製作麵包還是啤酒呢？他們的回應刊載於《美國人類學家》的一期刊物中。

索爾得到了第一個論證的機會。他主張就我們的祖先擁有的工具來看，種植和收獲穀物對他們來說會是一個極為耗費時間的過程。他問道，他們會費那麽大力氣隻為了麵包嗎？顯然啤酒比麵包更值得費工夫。他還指出，考古學家不斷地在新石器時代的定居點發現小麥和大麥的組合。這在他看來更像是啤酒的配方而不是麵包。

然而，大多數專家都持懷疑態度。丹麥的考古學家漢斯·赫貝克開玩笑說：“這有點像提出早期人類馴化奶牛是為了用它們產的奶做酒類飲料一樣。”植物學家保羅·曼格斯多夫更加懷疑並發問：“如果人們花了這麽多時間培育作物來製作啤酒，那他們吃什麽呢？還是說他們一直隻是在喝酒嗎？”他輕蔑地問道，“我們是該相信西方文明的基石是由一群營養不良的人建立的，而這群人永久地生活在一種半醉的狀態下嗎？”

普遍的結論是：在啤酒和麵包之前，可能先出現了某種粥或糊，因為粥可以簡單地通過向穀物裏倒水做成。最終我們的祖先會了解到，通過烹飪這種粥，他們可以將其轉變成麵包。因此，專家們斷定：啤酒的釀製應該在這之後才出現。

這似乎平息了爭論。在討論會之後，啤酒先於麵包假說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學者們繼續認定，轉向農業是古代人類清醒的抉擇。

在三十年裏，這一直是人們的共識，直到20世紀80年代，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兩名研究者：所羅門·卡茨和瑪麗·福格特重提了啤酒的觀點。他們指出：“在這幾十年間，考古學證據已經弱化了麵包在先假說的說服力。”許多研究發現，在最初種植穀物之後的數千年裏，新石器時代的人們仍繼續食用多樣的植物。這揭示了，采取農業生產的決定受到的是文化渴望的驅動，而非人類對食物的生物需求的驅動。這些早期的社會在用穀物做一些他們想要的而不是必要的東西。這聽起來更像是啤酒而不是麵包。

同時，從人類營養學領域出現的證據，支持啤酒在先假說。有研究顯示：發酵是一種釋放穀物營養成分的極佳方法。它通過添加賴氨酸、提高B族維生素含量，以及使關鍵的礦物質能更容易地被吸收，而將穀物從相對營養較低的食物轉變成了營養較高的食物。新石器時代的啤酒可能還富含熱量及可溶性纖維—完全不像如今超市裏賣的味淡、過濾後的拉格啤酒。另外，酒精成分可能殺滅了細菌，使它比粥喝起來更安全。因為它在發酵過程中生成了抗生素四環素，因此甚至可能具有藥用價值。總的來說，飲酒者比起那些決定不喝酒的人，可能享受到了顯著的演化優勢。而這甚至還沒有將啤酒提供的愉悅的醉酒感納入考量。

鑒於這些新發現，卡茨和福格特主張，想象發酵法的發現促使早期人類開始有目的地種植穀物，也就很說得通了。

在21世紀，有許多證據給啤酒先於麵包假說提供更多的支持。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人類學家帕特裏克·麥戈文曾經使用生物分子分析方法來檢查古代陶器碎片上麵的殘留物。這使他得以確定陶罐裏曾經儲存了什麽。很顯然，通常儲存的都是發酵的飲品。他得以確定，在伊朗和伊拉克邊境附近，可追溯到五千五百年前的戈丁特佩考古遺跡發現的一個陶罐裏麵，裝的是大麥製成的啤酒。

而且，西蒙弗雷澤大學的文化人類學家布萊恩·海登還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探討了這一問題。他主張，我們不應低估或輕視我們的祖先有多喜歡聚會的事實。聚會在當時和現在一樣，它將社群聯結在一起，滿足非常基本的社交需要。這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會是很有利的事情。而大多數人可能會同意，聚會有啤酒通常比沒有要更好。

海登指出，誇富宴[91]，或精心策劃的宴會，在許多部落族群的文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他想象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可能會經常舉辦宴會，以此向他們的鄰居炫耀財富和權力。他把這稱為“競爭性設宴”。在這一背景下，啤酒可能被看作價值很高的食物，對宴會的貢獻很大。它也會成為某種出於社會原因，我們的祖先非常願意生產的東西。另一方麵，麵包卻並不會提供類似的文化回報。

所有這些支持啤酒先於麵包假說的論證為它贏得了地位，盡管還沒到取得學術正統地位的程度。支持它的證據仍然是間接的。但是對麵包在先的證據亦如此。我們有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真相是什麽，但是很可能我們的祖先是先成為釀酒者後做的麵包師。卡茨和福格特對該理論做了如下總結：想象一下你是一個新石器時代的人，你吃飯時可以配粥、麵包或者啤酒。你覺得你會選擇哪一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