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曆史上，社會被嚴格地按照性別的原則加以組織。直到20世紀以前，幾乎從未受到過挑戰的主流理論認為，男人產出所有與高級文化相關的東西（藝術、政治和科學），而女人生育後代；男人在公共領域有至高權力，而女人在家庭環境中占據主導地位。這被認為是事物自然的秩序。
這一根深蒂固的性別分工在西方文學經典中，從歐洲文化最偉大典範的作者名單中反映了出來。直到20世紀之前，該名單完全是由男性構成的，包括如彌爾頓、莎士比亞、喬叟、但丁、維吉爾、索福克勒斯和荷馬等人。數不清的一代又一代學生都必須學習這些作家的作品，他們的天才之處似乎提供了令人放心的證據，證明男人真的就是更優越的文化創造者。
在超過兩千五百年裏，荷馬始終是這份名單中不可或缺的一員。他的兩部史詩著作，《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被普遍認為不僅是最偉大，而且是以歐洲語言撰寫的最早的文學作品。它們是西方文明建造的基石。他的文化影響是不可限量的。
出於這個原因，荷馬是男性被人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沒人質疑過這件事。這麽做看起來會很荒謬。它一直沒有受到過挑戰，直到19世紀末，英國小說家塞繆爾·巴特勒[92]第一次提出了異端的想法。他認為，也許這麽多世紀以來，所有人都錯了。也許荷馬真的是一名女性。
自然，這樣的想法可以被人們輕易地拋卻。關於荷馬的性別，肯定是有一些直接證據的吧。畢竟，荷馬不會在自己的詩作中哪裏提到自己是一名男性嗎？同時代的作品提到荷馬時不會將他稱為男性嗎？
實際情況是，並沒有。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荷馬是一名男性。荷馬從未提到過他（她）的性別。事實上，兩部屬於荷馬的詩作沒有提供任何關於作者的細節。其創作者在兩部作品中都徹底維持了匿名的狀態，從未站出來邀過功。荷馬的名字甚至從未在其中任何地方出現過。也從未在任何同時代的文本中被提起過。
詩作的起源本身也同樣被神秘所籠罩。我們僅掌握如下事實：
公元前1200年前後，在如今土耳其的西北角，有一座城市特洛伊，它的周圍發生了一場戰爭，或者也許是一係列戰役，考古學家不是很確定。但這些考古學家比較確信那裏發生了某種衝突，而衝突的雙方是特洛伊城的居民和來自希臘大陸的軍隊。戰爭之後過去了四百年，在公元前800年前後，希臘字母被發明出來了。在這之後不久，關於這場衝突的兩部史詩以書麵形式被記錄了下來。它們是以新字母寫就的最早的作品。第一部史詩是《伊利亞特》，背景設置在特洛伊戰爭期間；第二部史詩是《奧德賽》，它講述了英雄奧德修斯在戰後試圖返回家園，但是在旅途中遭遇了怪獸和女巫阻攔的冒險故事。
然而，從這兩部史詩被寫下時起，經過更長的時間之後，希臘人才開始好奇到底是誰寫下的它們。作者的身份已經在曆史的迷霧中遺失。現在，時間已經到了公元前500年之後，在沒有任何確鑿的信息之下，湧現了一個傳說，認為兩部史詩的作者是一位古代吟遊詩人，名叫荷馬。但是希臘人很清楚，他們事實上並不了解關於荷馬是誰的任何信息。而為了填補關於他身份的空白，甚至湧現了更多的傳說。其中最流行的一種說法是，他是一名盲眼的詩人，曾生活在小亞細亞的沿岸。
關於荷馬史詩的這一套貧乏的細節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謎。學者們確信這兩部詩作肯定在被寫下來之前，某種程度上以口頭形式存在，吟遊詩人會在公共節日上背誦它們。但是，荷馬史詩是作為口頭詩被完整創作出來的嗎？也許其創作是在特洛伊戰爭之後不久，隨後傳了幾代人，直到最後被記錄下來？還是說記錄者本質上才是創作荷馬史詩的人，或許他將此前的口頭詩片段編在了一起？學者們並不知道到底是怎麽回事。
另外，這兩部詩作確切地說是在希臘字母發明（大約公元前800年）的多久以後被寫下來的呢？古典學者巴裏·鮑威爾提出：“希臘字母本身可能正是為了寫下這兩部史詩才被發明出來的。”然而，其他人認為史詩是在公元前600年才被創作出來的。
學者們甚至不確定荷馬是否僅為一個人。許多人相信屬於荷馬的作品實際上由許多不同的作者創作而成，隨後在晚些時候被編輯在了一起。另一個理論提出，荷馬這個名字指的是一個詩人的公會。換句話說，荷馬的生平是一片空白。將這位詩人歸為男性不過是出於傳統罷了。
然而，指出荷馬生平信息的缺失隻不過是明確了不確定性而已。我們有任何理由能真的懷疑荷馬是一名女性嗎？
塞繆爾·巴特勒的確這樣認為。他在一本1897年出版的，共270頁，名為《奧德賽的女作者》的書中詳述了他的觀點。巴特勒的論述關注的焦點完全在《奧德賽》上，他感覺這部史詩明顯具有女性感受性的特點。其程度之深使他得出結論，這部作品隻可能出自女性之手。
巴特勒提出《奧德賽》充滿了女性角色：珀涅羅珀、密涅瓦、歐律克勒婭、海倫、卡呂普索、喀耳刻、阿瑞塔和瑙西卡婭。事實上，它比任何一部古代史詩中擁有的女性角色都要多，這些女性不僅占據劇情的中心地位，而且她們這些人物形象都十分鮮活且具有同情心。而在巴特勒看來，男性角色則相對呆板和缺乏才智。
在他敏銳的眼光看來，還有其他的細節暴露了作者女性的身份，諸如在史詩中，家庭生活得到了精準的描寫。巴特勒還列出了《奧德賽》中，許多他認為隻有女性才會犯的錯誤。巴特勒把這些錯稱為“女性自然會犯的錯誤”。其中包括：“相信一艘船兩端都有方向舵”以及“認為從小樹上可以砍下幹燥合用的柴火”。自然沒有男性會犯如此明顯的錯誤，因此《奧德賽》的作者肯定是一名女性。
巴特勒甚至成功地將這名女性的身份限定在了一定範圍內。他認為荷馬是一名未婚的年輕女性，於公元前1050年前後生活在西西裏西北部的城鎮特拉帕尼—他是通過識別出西西裏附近，與《奧德賽》中描述的地點相似的地標而得出的這個結論。他唯一沒有提供的大概也就是街道地址了。
就我們看來，巴特勒的論述可能的確很奇怪。畢竟“女性自然會犯的錯誤”—他是當真的嗎？另外，他的論證隻適用於《奧德賽》。他認為充滿暴力戰鬥場麵的《伊利亞特》很可能是一名男性的作品。他相信有兩個不同的荷馬，其中一人是女性，而由於一些曆史上的意外，兩部詩作都歸在了一名男性的名下。
雖然如此，巴特勒的書的出版就像一顆文化上的氫彈落地一樣，激起的爭議像衝擊波一樣遍及寬廣而遙遠的地域。他的論點並不是特別好已經不那麽重要了。僅僅是他敢於提出這一觀點本身就已經令人震驚。學者們被激怒了。當時可是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教育係統仍然以學習經典著作為中心。荷馬的作品就像是給男性上層精英準備的訓練手冊一樣。質疑他的性別，就是挑戰作為英國社會基礎的整個父權秩序。
但是，巴特勒在現代主義藝術家中間找到了熱情的支持者，這些藝術家在20世紀初，忙於試圖挑戰各種各樣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理念，如藝術應該看起來是什麽樣的？為什麽馬桶或者空白的畫布不能被當作藝術？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問著這樣的問題。因此，荷馬是女性的理論正合他們的意，成了他們中間轟動一時的事件。其最著名的遺產是它啟發詹姆斯·喬伊斯寫下了他的傑作《尤利西斯》，據說喬伊斯在寫作時，書桌上他的身邊還放了一本巴特勒的書。
這裏要為巴特勒說句公道話，《奧德賽》的確奇怪地以女性為中心。如果有一位古代的女性曾坐下來寫作一部史詩，你很容易想象她會創作出像《奧德賽》這樣的作品。但是，如果這就是女性荷馬理論的全部證據，那麽除了被當作曆史奇聞，它也不會多麽有趣。但是得益於曆史學家安德魯·達爾比，關於該理論又有了更多的進展。達爾比在他2007年出版的書《重新發現荷馬》中，更新了巴特勒的論點，就荷馬為何可能是一名女性提供了更深入的論證。
達爾比通過介紹曆史背景來為他的論證打下基礎。他提出古希臘有許多才華橫溢的女性詩人，她們有可能創作了荷馬的作品。詩歌是一種古希臘女性不僅參與，而且擅長的藝術形式。公元前6世紀，生活在萊斯沃斯島上的薩福被普遍認為是“最偉大的希臘詩人之一”。
達爾比還駁斥了人們普遍持有的所謂史詩僅由男性表演，而女性隻能歌唱挽歌或愛情詩的看法。他說：“口頭詩現存傳統相關的研究顯示，男性和女性都創作和表演史詩。區別在於，隻有男性在公開場合，如宴會上表演史詩；而女性在私下場合，如在家庭環境中表演。”
最後，達爾比否認，史詩以口頭形式先於希臘字母的發明而創作，並在之後才被記錄下來的這種想法。他主張：口頭詩歌並不是這麽回事。詩歌從未一字不差地代代相傳過。這種完美傳遞的想法，是印刷思維模式下的一種概念。在口頭文化中，隻有非常疏鬆的想法的框架和重複的詞語才會被傳下去。每次表演本質上都是故事的一個新的版本。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誰第一個寫下的荷馬史詩，本質上都是重新創作了它們。
在這樣的背景下，達爾比隨後提出了問題：為什麽一名男性吟遊詩人會寫下這些史詩？這就一名男性而言，似乎是做了非常奇怪的事。畢竟，如今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寫作是一種獲取文化地位的手段，但是在古希臘，大約公元前800年時，幾乎沒有人能夠閱讀。寫作是一種全新的技術。寫下史詩最多也不過是一種令人沒有把握的冒險。它是為了給誰讀而寫的呢？
這裏就是達爾比論證的關鍵之處了。他相信一名成功的男性詩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肯定是希臘最好的詩人）可能抗拒參與如此新穎的事業，因為這麽做不能獲得什麽明顯的地位。對男性吟遊詩人來說，名譽和榮耀來自公開表演。一份書寫的文本卻是個未知數。另外，參與這樣的項目—大概是在私下場合背誦詩歌，同時由一位抄寫員將它寫下來—可能會使他脫離他的職業，或許長達幾個月之久。
而另一方麵，一位女性詩人，就不會對私下場合的表演有任何疑慮了。如果她是一名才華橫溢的詩人，被禁止在公開場合表演，她甚至還可能意識到，通過寫作或許能觸及一種全新的受眾。
達爾比同時提出，詩作的匿名性可能支持了其女性的作者身份。男性詩人傳統上會在其作品中表明身份，並吹噓其成就；這是樹立公眾形象重要的過程。由此，在荷馬史詩中沒有任何表明身份的信息這一點暗示，其作者是某個習慣於維護更私人形象的人：比如說一個女人。
為嚐試重構史詩的創作過程，達爾比建立了理論，稱《伊利亞特》肯定首先由這位無名的女詩人寫成。他猜測她可能有一名男性資助人，為整個創作活動提供資金。畢竟，寫詩用的羊皮紙價格昂貴。在他的要求下，她首先創作了一部傳統史詩，將舊有的故事和傳說編織在了一起。
達爾比想象，二十年後，同樣的這位資助人肯定要求她寫下第二部史詩，但是她現在年齡更長了，能夠更深入地思索寫作技藝和其可能性。因此，這一次，她創作了更具實驗性、更複雜，同時表麵上也更為女性化的作品。就這樣，我們得到了《奧德賽》。
達爾比知道他的理論猜測性極強，但是他堅稱這完全有可能是真的。
事實上，古典學者並沒有當即否定達爾比的猜測。評論者稱讚他的論證有趣且有想象力，但是他們仍然沒有準備好接受荷馬可能是女性的想法。他們指出，就算女性有可能在私下場合歌唱史詩，但仍然有非常長久的傳統認定史詩為屬於男性的類別。而且，雖然荷馬史詩的作者可能並沒有表明身份，但在史詩中有數名吟遊詩人被間接提到，他們都是男性。你會傾向於認為身為女性的荷馬，僅僅出於同性相互支持的緣故，也該在詩作中談及女性吟遊詩人才對。
還有荷馬項目的開銷問題。寫下這兩部史詩會需要很大一筆投資。山羊皮當時還沒有大規模生產。一名富有的男性資助人真的會將如此耗資不菲的項目托付給一名女性嗎？
最後，就是有著巨大分量的將荷馬認定為男性的傳統。顯然，這意味著些什麽。
古典學者很輕易地就承認，這些都並非反對女性荷馬理論的決定性論點。你會意識到，和維多利亞時代他們的同行不同，古典學者其實還真的願意相信荷馬是一名女性。他們隻是沒法做到這一點。
但是，你必須承認達爾比確實說得有些道理。荷馬的詩作恰恰就在文化從口頭到書麵轉變的曆史時刻出現了。寫作會成為破壞性的終極技術，最終令口頭文化徹底黯然失色。一名對自己的成功感到驕傲、有成就的男性吟遊詩人，真的會給有可能終結自己職業的改變添磚加瓦嗎？這會有點像想象印刷和音樂行業迅速接納互聯網一樣。實際上，他們抵製了互聯網很久。往往是那些處於邊緣的人，那些並不會從現狀中獲益的局外人，最先看出破壞性技術全部的潛力，而在古希臘，說到一名擁有男性同行全部天賦，然而卻絲毫無法共享其公開榮耀的女性，誰還會比她更像局外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