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年關漸近。肥城,這片據說因西周時期肥族人散居而得名的土地,天地蒼黃,並未落下一場如期的雪。路上的落葉和遠處田地裏的枯草隨風飛上天空,太陽明亮而無力。
路亮在礦文工團排練節目,他是被臨時抽出來參加節目的唯一一位井下一線工人,此時他已經是所在班組的組長。節目是為春節下礦慰問演出準備的,這樣的節目年年有,算是為一線工人枯燥的生活滴一點兒潤滑劑。下午兩點,琴瑟叮咚中突然接到通知,井下發生了事故,遇難者已被送到了醫院。
五年多的井下工作,這是路亮第一次碰到發生事故,他握住電話,突然兩腿無力。出事者是他的技校同學,二〇〇〇年同天入校,二〇〇三年同天入井,是特別好的朋友。四個班組長趕到醫院時,傷者早已沒有了生命跡象。路亮用酒精為死者擦拭身體,身體血肉模糊,無法認出原來的形貌了。死者的身上還沾著厚厚的煤灰,必須讓死者幹幹淨淨地上路,在這個世界每天塵垢染身,在另一個世界得一塵不染,這是一直以來對待死難同行的規矩。
一位同班的工人講了事故經過:當天在井下運輸大件,就是采煤機上的一個大設備,至少有三噸重,用車子在軌道上運送。三個人,兩人在左右,一人在後邊,在過岔道時,道沒有扳好,落空的輪子脫了軌,車子突然翻倒,重物一下壓在左邊人的身上,當時身子就被砸扁了。
死者的父母趕到醫院,沒進門就癱倒了,老人看到陣勢,知道兒子沒有了。白發人哭黑發人,雖然書上和屏幕上經常看到,但現實中還是第一回,路亮身上突然又一陣陣冷。
日子如行雲流水,有時驚心動魄,有時無聲無息。
二〇一四年,路亮被借調到了礦工會,結束了十年的井下生活。這當然得益於他的吉他才藝。
二〇一六年冬,路亮到了北京,開始了一場遲到的北漂人生。
二〇一五年起,煤價下跌,行業的說法:煤炭礦業的寒冬來了。據說從國外進口的煤比國內生產的煤質優價廉得多。環保日益提上日程,火電廠壓縮或關停。到了工會,雖然安全得多,工資卻少了近一半,這時常常三五個月發不了工資。礦上雙職工的夫妻,不得不一人守業一人另尋出路。路亮開始背起吉他,到處走穴,一場演出能收入個一兩百。
遇見張海超純屬偶然。二〇一五年的一天,在開封有一場活動請路亮去唱一首歌,現場活動的內容主要是張海超的演講,歌手的內容不多,演唱也是陪襯性質的,為讓場麵更有人氣些。活動結束後,參加活動的人員去吃飯,張海超很欣賞路亮的歌,向他推了孫恒的微信名片。孫恒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發起人之一,任總幹事。他做的公益服務內容之一就是組織幾個誌同道合的人為打工者公益演出。
路亮開始在網絡上關注孫恒,關注他的新工人藝術團的消息,知道了這隻是一個小團隊,成員有薑國良、許多、孫元、王德誌等幾個人,而且幾乎沒有收入。舞台市場在霓虹燈之外的鄉野、工地、學校、社區,與主流歌壇並無交集,他們像一群獨行俠,行走於蒼茫底層。
但他們的歌充滿了力量,無論是充滿了團結與號召力的《團結一心討工錢》《天下打工是一家》《彪哥》,還是唱給友情與記憶的《想起那一年》《牧雲人》,聽得路亮血液沸騰,歌竟可以這樣寫,這麽唱。這是路亮學歌以來聽到的最有力量、最接地氣的音樂。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的一天,濟南大學孫恒唱談會,路亮和愛人開著車,提前四個小時去了現場。在路亮的想象裏,孫恒是大腕級人物,肯定現場人氣爆棚,得早早搶個位置。那天漫天大雪,濟南城一片白亮。等了四個小時,孫恒終於進場了,顯然才趕過來,風塵仆仆。中等偏瘦的個頭兒,短發,衣著隨便普通,像從工地上才下班的樣子。孫恒唱了五首歌,講了個人的經曆和工人機構的故事。那是他們第一次相見,晚上一塊兒喝了酒,談到深夜兩點。第二天,孫恒走時給路亮發了一條微信:兄弟,歡迎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