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的功能是節省人力。在一個完全機械化的世界，所有乏味的勞作都將由機器代勞，我們則得以解放，從事更有趣的追求。這種說法，聽起來真是太美妙了。明明可以輕易設計出某種機器，幾分鍾內就把土鏟出來，卻看到六個人汗流浹背地挖溝埋水管，真令人痛心。為什麽不讓機器來幹活，讓人去做點別的呢？但這下問題來了，讓他們去幹什麽呢？想來，讓他們不必“工作”，是為了讓他們做點“工作”以外的事。但什麽是工作，什麽又不是工作呢？挖土、騎馬、釣魚、打獵、喂雞、植樹、伐樹、攝影、做飯、縫紉、做木工、彈鋼琴、修房子、修帽子、修摩托車，是工作嗎？所有這些，對某些人來說是工作，對某些人則是玩耍。實際上，極少有某種活動不能既劃為工作又歸為玩耍的，全看你如何看待。勞工不用挖土了，你就可能會想把自己的閑暇或者部分閑暇時間用來彈鋼琴；而職業鋼琴家可能隻想出去透透氣，在土豆地裏挖挖土。因此，把工作視為不可忍受的乏味事情，而把非工作視為某種令人向往的事情，這樣的對立是錯誤的。真相是，無論吃、喝、睡、**、說話、玩遊戲或僅僅是閑逛——這些事情可不足以填滿一生光陰——人一旦放縱夠了，他就需要工作，往往還自己找活兒幹，盡管他可能不會稱其為工作。隻要不是三等四等的智障，人們大部分生活還是要在努力中度過。因為人不像下流的享樂主義者想的那樣，是一種會走路的酒囊飯袋，他還有手有眼有頭腦。停止使用你的手，你就砍了自己的一大塊意識。現在，再想想挖溝埋水管的那六個人。機器讓他們不必挖土，他們就要找些別的消遣——比如做木工。但不管他們想做什麽，都會發現有另外一種機器讓他們不必做了。因為在一個完全機械化的世界中，不再需要挖土，也一樣不需要做木工、做飯、修摩托車等等。從捕撈鯨魚到雕櫻桃核，想不到有什麽機器不能做的。機器甚至會蠶食我們如今劃為“藝術”的活動，它已經在通過攝像機和廣播這麽做了。將世界盡其所能地全盤機械化，那麽不管你往哪兒走，都會有某種機器切斷你工作的機會——也就是你生存的機會。
乍一看，這似乎沒什麽要緊的。為什麽你不能不管那些為你代勞的機器而去從事你的“創造性工作”呢？但這不是像聽起來這麽容易的。比如說，我在一間保險辦公室裏一天八小時地工作，閑暇時間我想幹點“創造性”的事情，於是選擇做點木工——例如給我自己做張桌子。注意，這整件事從一開始就有一絲做戲的意味，因為工廠可以給我生產一張桌子，遠比我自己做的要好。但即使我做了桌子，我對它也不可能有一百年前的家具木工對他的桌子那樣的感受，更不可能有魯濱孫·克魯索對他的桌子的感受。因為在我開始之前，機器就已經替我做好了大部分工作。我所用的工具不要求多少技巧。例如，我可以用刨子刨出任何造型，一百年前的家具木工卻不得不用鑿刀來做，這要求真正的眼手技巧。我買的木板是已經刨好的，桌腿也已經用車床車好。我甚至可以走到木材店裏，買齊所有現成的桌子部件，隻要組裝一下就行，我的工作就被簡化為釘幾個釘子，磨幾下砂紙。如果現在情況就已經像這樣，那麽在機械化的未來就更甚於此。那時工具和材料都唾手可得，錯誤也就不可能出現，因此技藝也就沒有用武之地。做個桌子將變得比削個土豆還要容易和乏味。這樣的情況下談什麽“創造性工作”都是廢話。不管怎樣，手工藝（需要學徒傳承的那類）到時候早就消失了。有些已經在機器的競爭下消失了。隨便參觀一下哪個墓園，看看你能不能找到1820年以後精雕細刻的墓碑。這門石雕藝術，確切地說是手藝，已經滅絕得如此徹底，要想重振得要幾個世紀。
但可能有人要說，為什麽不保留機器也同時保留“創造性工作”呢？為什麽不作為業餘愛好培養一些過時的技藝？很多人都抱有這個想法，解決機器造成的問題看來如此容易。我們聽說，烏托邦的市民們每天在西紅柿罐頭加工廠轉兩個小時的手柄，就回到家，自願地回歸一種更加原始的生活方式，幹點浮雕雕刻、陶瓷上釉或手工紡織的工作，撫慰自己的創造本能。這幅圖景為什麽荒誕？——它當然荒誕。因為有一個原則，人們有時認識不到，卻總是依此行事：隻要機器在那兒，人就有義務要用。隻要能擰開水龍頭取水，就沒人從水井裏打水。旅行的問題能對此提供很好的說明。所有在不發達國家用原始方式旅行過的人都知道，那種旅行和乘火車、汽車的現代旅行之間的差別，是生與死的差別。那些行李放在駝背上或牛車上，自己步行或騎馬的遊牧民族，可能遭了各種各樣的罪，但至少他旅行時是活生生的人，而對於昂貴的火車或豪華的遊輪上的乘客來說，他的旅途是一種中止、一種暫時的死亡。然而隻要鐵軌存在，人就不得不靠火車旅行——或者汽車、飛機。比如我，距離倫敦四十英裏，當我要去倫敦時，為什麽不把行李放到驢背上，步行兩天呢？因為，當綠線巴士每隔十分鍾從我身旁呼嘯而過時，這樣的旅途會討厭得令人難以忍受。要是想享受原始的旅行方式，就必須讓其他方式都無法辦到。從沒有人想用不必要的累贅方式辦事。因此，烏托邦人用雕浮雕來拯救靈魂的圖景是荒唐的。在一個萬事皆可以由機器來做的世界，就萬事都會由機器來做。自願回歸原始方法，使用古老工具，給自己添加愚蠢的小麻煩，是矯揉造作、附庸風雅的淺薄之舉。這就像莊重地坐下來用石器吃飯一樣。在機器時代回歸手工，就是回到牆上釘著假梁木的老字號茶葉店或都鐸風格的小別墅。
那麽，機械進步的趨勢，注定要妨礙人類對努力和創造的需求。它讓手眼活動變得沒必要，甚至不可能。“進步”的信徒有時會說這沒關係，但你可以指出長此以往會發展到什麽樣的可怕地步，使他啞口無言。例如，到底為什麽要用你的手——就連擤鼻子和削鉛筆這樣的事情，也不必用。為什麽還要用手？你肯定可以在你的肩膀上固定某種鋼鐵和橡膠做的精巧裝置，任你的雙臂萎縮成兩段皮包骨的殘肢吧。每一個器官、每一項機能無不如此。真的沒有理由讓人們除了吃喝、睡覺、呼吸、生殖以外做任何事，其他什麽事都可以讓機器為他代勞。因此，機械進步的邏輯終點，就是把人類變成瓶中大腦一樣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正在邁進的目標，盡管我們不想到達那兒。就像每天喝一瓶威士忌的人，並不是真想得肝硬化。“進步”的隱含目標，或者說是瓶中大腦並不準確，但至少是某種極度非人的安逸和無助，令人膽寒。不幸的是，在幾乎所有人的頭腦中，“進步”一詞和“社會主義”一詞現在已密不可分。厭惡機器的人也自然而然地厭惡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總是支持機械化、理性化、現代化，或者至少認為自己應該支持它們。例如，就在最近，一位傑出的工黨黨員有些難以啟齒地對我坦承他“喜歡馬”，好像這是什麽不太光彩的事情。你看，馬屬於已經逝去的農業化的過去，所有對過去的懷戀都帶著隱隱的異端氣息。我認為不必如此，但事實無疑就是如此。這本身就足以解釋，體麵人為何對社會主義敬而遠之了。
在上一代，每個聰明人某種意義上都是革命分子。如今，說每個聰明人都是反動分子更貼切些。值得把H.G.威爾斯的《昏睡百年》和三十年後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從這種關係上做一比較。兩者都描述了悲觀的烏托邦，構想出一種道學先生的天堂，所有“進步”人士的夢想都得以在此實現。僅僅從想象的構建來考慮，我認為《昏睡百年》更勝一籌，但它存在大量的矛盾，因為威爾斯作為“進步”的大教士，寫起反對“進步”的文章來絲毫無法使人信服。他描繪了一幅光怪陸離的世界圖景：特權階層過著一種淺薄、怯懦的享樂生活；工人們遭到徹底的奴化和非人的漠視，像穴居人一樣在地底洞穴中辛苦勞作。稍稍檢視一下這個想法——在《時空傳說》，一個短小精悍的短篇集裏，這個想法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人們就會看出它的矛盾之處。因為在威爾斯想象的這樣一個無限機械化的世界裏，為什麽工人們會比現在幹活更辛苦呢？機器的趨勢顯然是要消除勞動，而非增加勞動的。在機器世界裏，工人們可能被奴役、被虐待，甚至忍饑挨餓，但他們肯定不會受無盡勞累之苦。那樣一來，機器還有什麽用呢？你可以讓機器做所有的工作，要麽讓人類幹所有的活兒，但二者不可兼得。地下的工人大軍，穿著藍製服，說著含糊的半人類語言，隻是為了平添一種“讓你毛骨悚然”的感覺。威爾斯試圖暗示“進步”可能走上了歧途，但他唯一願意想象的就是不平等——某個階級占據了全部的財富和權力，顯然出於純粹的惡意壓迫著其他人。稍微拐個彎，他似乎在暗示，推翻特權階層——實際上，就是從世界性的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就萬事大吉了。機器文明還要繼續，但它的成果要平等共享。他不敢麵對的想法是，可能機器本身就是敵人。因此，在他其他更加明顯的烏托邦小說裏（《夢》《神一樣的人》等），他恢複了樂觀，憧憬著人類被機器“解放”，成為一個智慧的種族，曬著日光浴，唯一的話題就是他們比祖先們優越在哪裏。《美妙的新世界》成書較晚，屬於看破了“進步”謊言的一代人。它也自有其矛盾之處（其中最重要的，在約翰·斯特雷奇的《即將來臨的權力鬥爭》中有指出），但至少對腦滿腸肥式的十全十美做了一次令人難忘的攻擊，盡管有些諷刺誇張，卻很可能道出了大部分有思想的人對機器文明的感受。
敏感的人對機器的敵意，某種意義上說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機器已經站穩了腳跟，這是顯然的事實。但作為一種心態，卻是很有道理的。我們必須接受機器，但可能最好是像接受藥物那樣接受它——也就是說，勉強而懷疑地接受。像藥一樣，機器有用、危險、易養成習慣。人越是屈服於它，就越是被它攥得緊緊的。你隻要看看現在你的周圍，就會明白機器在以怎樣邪惡的迅雷之勢將我們收入手掌之中。首先是一個世紀的機械化造成的品位的可怕墮落。這簡直太顯而易見，太廣為接受，都不必指出。但說一個例子，就說最狹義的品位——對美食的品位。在高度機械化的國家，多虧了罐頭食品、冷藏食品、合成香料等等，味蕾幾乎成了死去的器官。看看任何一家蔬果店，你就會發現，大多數英國人所謂的蘋果，是來自美國或澳大利亞的一團塗得鮮亮的棉花。他們願意大嚼這些東西，看樣子還津津有味，而任由英國的蘋果爛在樹上。吸引他們的，是這種亮光光的、標準化的、看起來好像機器做的似的美國蘋果；英國蘋果更好的味道他們偏偏注意不到。或者看看隨便哪家雜貨店裏，工廠製作、箔紙包裹的奶酪和“混合”黃油；看看那一排排可惡的罐頭，在所有食品店，甚至乳品店裏侵占了越來越多的空間；看看六便士的蛋卷或兩便士的冰淇淋；看看人們以啤酒的名義灌下喉嚨的那些肮髒的化學副產品。不論你看向哪裏，都會看見味同鋸末、華而不實的機器製品戰勝了依舊美味的老式貨品。食物如此，家具、房子、衣服、書籍、娛樂，組成我們環境的所有其他東西概莫能外。現在有好幾百萬人，對他們來說，比起牛羊的低哞和百鳥的歡唱，廣播的嗚嗚隆隆不僅更易接受，而且是更加正常的聲音背景。喜歡這種生活方式的人年年還在增加。世界的工業化要長遠發展，品位，甚至舌尖上的味蕾，就不可能不墮落，因為那樣的話，大多數機器產品就沒人要了。在一個健康的世界，沒人要罐頭食品、阿司匹林、留聲機、鋼管椅、機槍、日報、電話、汽車等等；另一方麵，會不斷需要機器生產不了的東西。但是同時，機器就在這兒，它的腐化效果幾乎不可抗拒。人們痛罵它，卻繼續使用它。哪怕是赤條條的野蠻人，若有機會，也會在幾個月內學會文明的惡習。機械化導致品位敗壞，品位敗壞導致對機器製品的需要，因此導致進一步機械化，於是形成了惡性循環。
不僅如此，不論我們願不願意，世界的機械化似乎還有自動發展的趨勢。這是由於，現代西方人的機械發明能力已經被培養起來，已經幾乎到了本能的水平。人們幾乎在不自覺地發明新機器，改進現有機器，猶如夢遊者在睡夢中也會繼續走路一樣。在過去，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個星球上的生活是艱苦的，至少是勞累的，似乎命中注定要繼續使用先輩們笨拙的工具，隻有少數百年一遇的怪才會提出創新。因此，漫漫千百年，牛車、犁耙、鐮刀這類東西基本毫無變化。據記載，螺絲釘從遠古時代就有使用，卻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有人想到做個尖頭，之前好幾千年都是平頭螺絲釘，必須先鑽出孔，然後才能插進去。在我們的時代，這種事情無法想象。因為幾乎每個現代西方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發明能力，西方人發明機器就像波利尼西亞人遊泳一樣自然。給西方人派份活計，他馬上就開始設計機器為他代勞；給他一架機器，他就會想法改進它。我完全理解這種習慣，因為我自己就有這種思維，雖然不太奏效。我既無耐心，也無機械技藝，設計不出什麽管用的機器，但我眼前始終浮現著，可以說是可能出現的各種機器的鬼影，想讓它們幫我省掉用腦用力的麻煩。更有機械天賦的人很可能就會造出些機器運轉起來。但在我們現在的經濟體製下，他造不造它們——或者說，別人能不能受益於它們——取決於它們有沒有商業價值。因此，社會主義者有一句話不假：一旦社會主義建立起來，機械進步的速度會突飛猛進。有了機械文明，發明和改造的過程將一直持續，但資本主義卻傾向於拖慢這個速度。因為在資本主義製度下，任何不承諾即時收益的發明都被無視，實際上，有些可能降低收益的發明還會受到無情壓製，就如佩特羅尼烏斯提到的彈性玻璃一樣。又如，幾年前有人發明了一種能用幾十年的留聲機針。一家大型留聲機公司買斷了這項專利，此後再沒消息了。建立社會主義，消除利益準則，發明者就能甩開膀子幹了。世界的機械化已經夠快了，但至少還可能大大加速。
這真是個略顯不妙的前景，因為顯而易見，即使是現在，機械化的進程就已經失控了。機械在發展僅僅是因為人類養成了這個習慣。化學家完善合成橡膠的新方法，或者機械師設計活塞銷的新樣式。為什麽？沒有什麽清晰明了的目的，僅僅是源於發明和改進的衝動，這如今已成了本能。安排一個和平主義者去炸彈廠工作，不出兩個月，他就會設計出一種新炸彈。因此出現了像毒氣這樣就連它們的發明者也不認為對人類有益的邪惡之物。我們對毒氣這類東西的態度，應該是大人國國王對火藥的態度，但因為我們生活在機械和科學的時代，我們養成了這個觀念：不管別事如何，“進步”必須繼續，知識永遠不能受到壓製。毋庸置疑，我們口頭上都讚同，機器服務於人，而不是人服務於機器。實際上，任何對機器發展的反思審視，在我們看來都是對知識的攻訐，因此是一種褻瀆。即使全人類都突然反對機器，決定逃回更簡單的生活方式也難如登天。像巴特勒的《埃瑞璜》那樣，砸掉某個日期之後發明的所有機器是沒用的，我們還必須砸掉那種思維習慣，不然剛剛砸完舊機器，馬上就會幾乎不自覺地發明起新機器。而我們所有人都至少有一絲這樣的思維習慣。在世界上每個國家，科學家和技術員的大軍，還有緊緊跟隨他們腳步的我們其他人，都在沿著“進步”的大道，像一列螞蟻那樣盲目地固執前進。希望此事發生的人相對較少，很多人積極地希望這不要發生，然而這就在發生。機械化的進程本身已經成為一架機器，一列巨大的閃光列車載著我們呼嘯向前，我們無法確知是奔向哪裏，但很可能是奔向軟綿綿的威爾斯式世界，奔向瓶中大腦。
那麽這就是反對機器的思路。它有沒有道理無關緊要。關鍵是，每個敵視機器文明的人，都會重複這套說辭。而且很不幸，由於“社會主義—進步—機器—俄國—拖拉機—衛生—機器—進步”這條邏輯關係存在於眾人的腦海之中，同樣的人往往也會敵視社會主義。討厭中央供暖和鋼管椅的人，同樣也是一聽你提社會主義，就嘟噥一聲“蜂巢國家”，然後帶著痛苦的表情走開。據我觀察，很少有社會主義者明白為什麽會這樣，甚至不知道是這樣。把那些誇誇其談的社會主義者拉到角落裏，把我這章說過的話給他複述一遍，看看他會如何作答？實際上，你會得到幾個答案。我實在太熟悉了，差不多快背下來了。
首先，他會告訴你，不可能“回去”，或者不可能“推回進步的大手”。好像人類曆史上，進步的大手沒被猛力推回過好幾次似的！然後他會指責你是個中世紀遺老，並開始曆數中世紀的恐怖之處，麻風病、宗教法庭等。實際上，大多數現代主義信徒對中世紀及整個曆史的攻擊都不切題，因為他們根本的招數是把一個現代人——他的潔癖，他對舒適的高標準都投射到一個根本沒聽說這些東西的時代。但是注意，不管怎麽說，這算不上答案。因為討厭機械化的未來絲毫不意味著對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的推崇。D.H.勞倫斯比中世紀遺老聰明，選擇以埃特魯裏亞人為理想，而我們對他們知之甚少。但甚至沒有必要以埃特魯裏亞人、佩拉斯吉人、阿茲特克人、蘇美爾人或任何其他銷聲匿跡的浪漫民族為理想。人們描繪一種令人向往的文明時，隻是把它作為目標來描繪的，沒有必要假裝它曾在何時何地出現過。說清楚了就是，你一解釋說自己希望讓生活更簡單、更艱苦而非更安逸、更複雜，社會主義者就常常假定你想回到“自然狀態”：某個舊石器時代的洞穴，好像在刀耕火種和謝菲爾德的鋼鐵工廠之間，在獸皮小艇和瑪麗皇後號之間，就別無他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