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終你會得到一個更切題的答案，大致如下：“是的，你說的自有一套道理。毫無疑問，強健我們的身體，不要阿司匹林和中央供暖等等，是非常高尚的。但關鍵你看，沒有人真的想這樣。這意味著回到農耕的生活方式，意味著非人的辛苦，你不想要辛苦——懂得辛苦含義的人都不想要。你會這麽說，隻是因為你這輩子根本沒幹過一天活兒。”等等，等等。
某種意義上這是真的。這等於說：“我們安逸——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就讓我們安逸下去吧！”至少很實際。正如我已經指出的，我們進了機器的五指山，要逃走是千難萬難的。但這個答案實際上還是逃避，因為它沒有說清楚，我們說“想”這樣、“想”那樣到底是什麽意思。我是個墮落的現代半知識分子，如果清早不喝一杯茶，周五不看《新政治家》，我就會死。很明顯，某種意義上，我不想回到更簡單更艱苦的生活，很可能是農耕生活。同樣意義上，我也不想減少喝酒、償還債務、做足夠的鍛煉、對妻子忠貞，等等。但從另一個更長遠的意義上講，我確實想做這些事；或許同樣的意義上，我想要一個不把“進步”定義為讓小胖子們過得更安全的文明。我列出的這些，幾乎就是我向社會主義者——紙上談兵的思考派社會主義者——解釋他們是怎麽把可能的追隨者趕走的時候，我能從他們口中得到的僅有的論點。當然也有老一套，就是社會主義終要來臨，不論人們喜不喜歡，就因為那省事兒的一句“曆史必然”。但“曆史必然”，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對這個“曆史必然”的信奉，也沒鬥過希特勒。
同時，那些有思想的人，智識上往往為左翼，但性情上常常是右翼，徘徊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大門口。毫無疑問，他明白自己應該做個社會主義者。但他首先看到了社會主義者個體的愚鈍，然後觀察到社會主義的理想似乎很軟弱，於是掉頭走了。直到不久前，他們都會自然地轉向冷淡主義。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典型的文人雅士還在寫書討論巴洛克建築，高尚的靈魂不屑於政治。但現在這樣的態度不容易了，甚至不時興了。時局越來越嚴峻，問題越來越清楚，萬物恒常（也就是你的俸祿總是穩妥的）的信念也不大流行了。文人雅士所騎的牆，曾經像大教堂隔間裏的長絨坐墊一樣舒服，現在卻叫他如坐針氈，他越來越顯露出要放棄一邊或另一邊的傾向。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麽多十幾年前還在為藝術而藝術，追求自身價值，覺得連去大選投票都太庸俗、玷汙了文字的主要作家，現在卻采取了明確的政治立場。而大多數較為年輕的作家，至少是那些小有成就的，從一開始就有“政治性”。我相信，到了危急關頭，會有一種可怕的危險，那就是知識分子可能主要會倒向法西斯主義。隻是危急關頭何時到來還很難說，很可能取決於歐洲的事態，但可能兩年甚至一年之內，我們就會走到決定性的時刻。到那一刻，任何一個稍有頭腦或正義感的人，就會從骨子裏明白，他應該站到社會主義這邊。但他不一定會自發地過來，有太多古老的偏見在阻礙他。他需要被說服，人們要在理解他的觀點的前提下說服他。社會主義者再也浪費不起任何時間去對已經皈依的人傳道了。現在的工作是要盡快發展社會主義者，但常常，他們非但沒有這樣，反而在製造法西斯主義者。
我所說的英國法西斯主義，倒不一定指莫斯利和他那些滿臉粉刺的追隨者。英國法西斯主義可能來得悄無聲息、麵貌模糊（很可能，至少一開始，不會被稱為法西斯主義），而且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帶有莫斯利印記的吉爾伯特和沙利文式重騎兵恐怕充其量隻是一個玩笑。盡管就算是莫斯利也值得注意，因為經驗表明（參看希特勒、拿破侖的政治生涯），對一個政治野心家來說，在其生涯初期不被人當回事，有時是一項優勢。但我此刻考慮的是法西斯的心態，他們無疑是在爭取見識不高的人。知識界出現的法西斯是一種鏡像——實際不是社會主義的鏡像，而是一個貌似真實的、社會主義歪曲的翻版的鏡像。說穿了，它隻是打定主意要和虛妄的社會主義者對著幹。如果你展現社會主義的角度不好，有誤導性——如果你讓人們以為，社會主義差不多等於在馬克思主義道學先生的指揮下，把歐洲文明倒進下水道——你就有把知識分子趕到法西斯主義那邊去的危險。你嚇得他采取一種憤怒的防禦態度，根本不肯聽社會主義這一套。這樣的態度在很多人身上已經清晰可辨，包括龐德、溫德漢姆·劉易斯、羅伊·坎貝爾等作家，大部分羅馬天主教作家和很多道格拉斯信貸團體人士，某些通俗小說家，甚至，往深層追究，還有像艾略特及其無數追隨者這般高高在上的保守派高雅文人。如果你想要一個明白無誤的例證來說明英格蘭漸高漲的法西斯情緒，就看看阿比西尼亞戰爭期間無數寫給報社支持意大利舉動的來信吧，再聽聽法西斯在西班牙興起時，天主教和聖公會雙方牧師們的歡呼雀躍。
要抗擊法西斯主義，就必須理解它，也就意味著要承認它不僅有惡的一麵，也有好的一麵。當然它實際上隻是一項臭名昭彰的暴政，它獲取和把持權力的手段就連它最狂熱的信徒也不願談及。但隱藏的法西斯情緒，那最初把人們拖到法西斯陣營的情緒，可能沒有這麽卑鄙。《星期六評論》想讓人以為，這種情緒隻是對布爾什維克魂飛魄散的恐懼，但有時並非如此。凡是稍稍注意過這項運動的人都知道，一般的法西斯主義者常常心懷好意——例如，是真真正正迫切想為失業大眾謀福利的。但比這更重要的是，法西斯的力量來自各種保守主義，有壞的也有好的。對任何喜歡傳統和紀律的人，它已經有了現成的吸引力。聽了一肚子社會主義宣傳後，你很容易會把法西斯主義看作歐洲文明所有優秀文化的最後一道防線。就算是法西斯最可惡的標誌性惡霸，一手拿著橡膠警棍，另一手拿著蓖麻油瓶時，也不一定覺得自己是個惡霸。他更有可能覺得自己像朗塞瓦爾峽穀口的羅蘭，在保衛基督教世界，抵禦蠻族。我們不得不承認，如果法西斯在各地高歌猛進，那這大部分是社會主義者自己的錯。部分要歸因於社會主義破壞民主的錯誤策略，這是在鋸掉你存身的根基，但更要歸因於，社會主義者可以說是突出了他們事業中錯誤的一麵。他們從沒有說清楚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在於正義和自由。他們的眼睛死盯著經濟事實，在假設人沒有靈魂的基礎上發展，或明白或含蓄地把物質性的烏托邦設為目標。結果，由於人們本能地反感享樂和廉價的“進步”理念，法西斯得以利用所有這類本能，得以扮成歐洲傳統的擁護者，訴諸基督教信仰、愛國主義、尚武精神。單單用“集體變態”之類的簡單短語把法西斯一筆帶過，不隻沒用，更大大有害。如果你假裝這僅僅是一次偏差，不久就會自行過去，那你就是在做夢，等有人用橡膠警棍揍你的時候，你就會大夢初醒。唯一可能的辦法是研究法西斯，明白它有它的好處，然後讓世界明白，不論法西斯有什麽好處，它們也同樣蘊含在社會主義之中。
目前的情形非常危急。即使沒有更糟糕的事降臨到我們頭上，也有我在本書前麵描述的那些情況，這在我們目前的經濟體製下是不會改善的。更緊急的是法西斯有統治歐洲的危險。除非社會主義學說能以有效的形式廣泛而迅速地傳播，否則可能永遠無法推翻法西斯。因為社會主義是法西斯要麵對的唯一真正的敵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政府，即使自己將遭受掠奪，也不會懷著這樣的信念去與法西斯鬥爭。我們的統治者中明白這個問題的，很可能寧願把大英帝國的每一寸疆土拱手讓給意大利、德國和日本，也不想看到社會主義勝利。若我們以為法西斯主義是建立在歇斯底裏的民族主義之上的，就容易一笑而過，因為顯然法西斯國家個個都把自己當成上帝的選民，當成對抗世界的愛國者，所以它們會互相殘殺。但這樣的事情絕不會發生。法西斯現在成了國際性運動，意味著法西斯國家不僅可以為了劫掠的目的聯合起來，而且正在摸索，或許目前還隻是半自覺地摸索一種世界體係。原來集權國家的構想正在被替換為集權世界的構想。正如我之前指出的，機械技術的進步必然最終導致某種集體主義，但不一定非得是平等主義的形式，也就是說，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請經濟學家恕我直言，很容易想象這樣一個世界社會，在經濟上集體化——消除了利益準則——但一切政治、軍事、教育權都控製在統治者的小團體和他們的亡命之徒手中。這，或者類似於此的東西，就是法西斯的目標。這當然也是奴隸國家或者奴隸世界，它很可能成為一個穩定的社會形式。而且，考慮到如果能科學開發，世界將擁有巨大的財富，有可能奴隸們也會吃好穿好，心滿意足。通常說法西斯的目標是“蜂巢國家”，這真是大大冤枉了蜜蜂，說是白鼬統治兔子的世界更貼切些。我們必須聯合起來反對這種可怕的可能。
我們唯一能聯合起來支持的東西就是社會主義潛在的理想：正義和自由。但形容這個理想為“潛在”，還太客氣了。它幾乎被完全遺忘了。它已經被埋在了一層又一層教條道學、黨派之爭和幼稚的“進步主義”之下，簡直像一顆藏在糞土山裏的鑽石。社會主義者的工作就是再次把它發掘出來。正義和自由！必須讓這兩個詞像號角一樣響遍世界。過去很長時間，至少十年，魔鬼占盡上風，宣傳得最為動聽。我們已經到了每次一提“社會主義”腦海中就浮現兩幅畫麵的地步：一是飛機、拖拉機、玻璃水泥造的鋥亮的大工廠的畫麵；另一個是須發凋零的素食主義者、布爾什維克政委（半是惡棍半是留聲機）、穿著羅馬鞋的嚴肅女士、頭發蓬亂、滿口複雜詞匯的馬克思主義者、漏網的公誼會教徒、控製生育的盲信者，還有工黨裏鬼鬼祟祟的懶漢的畫麵。社會主義，至少在這個島上，不再有革命和推翻暴君的氣息了，它有的是古怪、機器崇拜和愚昧崇俄的氣息。除非你能消除這種氣息，而且要很快消除，否則就可能讓法西斯主義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