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不到二十歲就去了緬甸，進了緬甸皇家警察部隊。在緬甸這樣的“帝國前哨”，乍一看階級問題已被束之高閣。這裏沒有明顯的階級摩擦，因為最要緊的不在於你進沒進過正經學校，而在於你的皮膚嚴格說來白不白。實際上，緬甸的大多數白人，都不是在英格蘭稱得上“紳士”的那類，但除了普通士兵和幾個身份曖昧的人，他們都過著“紳士”生活，也就是，有仆人，而且稱晚飯為“晚餐”，正式地說，他們都被視為同一個階級。他們是“白種人”，與之對應的另一個低等階級，是“本土人”。但人們對“本土人”的感覺和國內對“下等人”的感覺是不同的。關鍵在於“本土人”，至少緬甸人，不讓人感到生理上的反感。你會因為他們是“本土人”而瞧不起他們，但很樂意與他們有肢體上的親密接觸，而且我注意到，即使懷有最惡毒的人種偏見的白人也是如此。你有了很多仆人，就會很快養成懶惰的習慣。比如，我自己就習慣性地讓我的緬甸小童為我穿衣寬衣。這是因為他是緬甸人，卻不惡心，我可受不了讓一個英國男仆以那樣親密的方式服侍我。我對緬甸人的感覺幾乎和對女人一樣。和大多數其他種族一樣，緬甸人也有一種特殊的氣味——我描述不出來，那是一種讓人牙疼的氣味——但這氣味從不叫我惡心。某種意義上我的態度情有可原，因為如果麵對事實，就必須承認，大多數東方人比大多數白人的身體更為健美。緬甸人的皮膚如絲般光滑而又結實，直到四十歲才會起皺，就算那時，也不過是像一片幹皮革一樣幹枯，對比一下，白種人的皮膚粗糙、鬆弛又下垂。白人腿上、胳膊背麵都生有細軟而醜陋的毛發，胸前也有醜陋的一塊。緬甸人隻在適當的地方生有一兩簇剛硬的黑毛，其餘地方都很幹淨，通常也不長胡須。白人幾乎都會謝頂，緬甸人則很少或根本不會。緬甸人牙齒完美，雖然被檳榔汁染了顏色，白人的牙齒毫無例外會腐壞。白人通常體形不佳，胖了以後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鼓起來，蒙古人骨架優美，到了晚年也幾乎和年輕時體形一樣。誠然，白人之中也有些出類拔萃之人，有幾年美麗無比，但總體上，不管你怎麽說，他們確實遠遠比不上東方人標致。但我並非是因為這些才覺得英格蘭的“下等人”比緬甸的“本土人”討厭得多，而是仍然受製於我早年習得的階級偏見。我二十出頭時，曾短時間地受到英國部隊的吸引。當然，我對列兵又敬又愛，像任何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一樣，對長自己五歲、孔武有力、愉快活潑、胸口還佩戴著世界大戰勳章的青年又敬又愛。然而，他們終究還是微微讓我討厭。他們是“平民”，我不願意太過接近他們。在炎熱的早上，連隊齊齊走過馬路，我自己和一位初級中尉跟在後麵，前麵百十來人的身體上騰起的熱氣令我胃裏一陣翻騰。而你明白，這純屬偏見。因為士兵在生理上不會比任何白人更引人反感。他們大多年輕，飽受新鮮空氣和鍛煉的洗禮，幾乎總是很健康，嚴明的軍紀也迫使他們保持幹淨。但我不這樣看。我隻知道，我聞到的是下等人的汗臭，一想到這兒就讓我惡心。
後來我擺脫了階級偏見或者部分偏見，這是一個曲折的過程，曆時數年。一件事情改變了我對階級問題的看法，但它與這個問題沒有直接的關係——幾乎是毫不相幹的。
我在緬甸皇家警察部隊待了五年，五年後，我懷著一種說不清的怨恨，憎惡起了我所服務的帝國主義。在英格蘭的自由氣氛中，你無法完全理解這種事情。要憎惡帝國主義，你就必須成為它的一部分。從局外人的角度來看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似乎是——也確實是——仁慈甚至必要的。毫無疑問，法國在摩洛哥的統治和荷蘭在加裏曼丹島的統治，也是如此，因為人們常常管理外國人勝於管理自己。但成為這種體係的一部分，就不可能不認識到它是一項不正當的暴政。就連厚顏無恥的駐印英國人也明白這點。他在大街上看到的每一張“本土人”的臉都讓他看清自己野蠻的入侵。大部分駐印英國人，遠不像英格蘭的人以為的那樣，對自己的地位揚揚自得，至少會時不時地出現不滿。從最意想不到的人口中，從高高在上的達官貴人、滿腹杜鬆子酒的老惡棍口中，我聽見了這樣的話：“我們當然根本沒有權利踏上這個該死的國家。隻是既然我們已經來了，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就讓我們待著吧。”事實是，沒有哪個現代人內心深處會相信侵略他國、武裝鎮壓他國的人民是正確的。欺壓他國，是比經濟壓迫更明顯，更易於理解的罪惡。因此，在英格蘭，我們乖乖任憑搶掠，讓五十萬一無是處的閑人享受奢華，但我們寧願拚盡最後一條命也不會受外國佬的統治。同樣，那些無功受祿卻無絲毫良心不安的人，也看得十分清楚，去一個不歡迎你的外國稱王稱霸，是錯誤的。結果是，每一個駐印英國人都受著罪惡感的折磨，雖然他平時都會竭力掩飾，因為沒有言論自由，光是被人聽見說這些蠱惑人心的話就有可能損害他的前程。整個印度，都有英國人暗暗厭惡著他所屬的這個體係。隻有當他萬分肯定身邊夥伴沒有問題時，才會偶爾流露出暗藏的怨憤。我記得一個晚上，我和一個教育係統的人一起乘火車，他是個陌生人，我從不知道他的名字。天氣太熱無法睡覺，我們就聊了一整晚。經過半個小時的小心試探，我們確定了彼此“安全”。然後，隨著火車慢慢顛簸著在漆黑的夜色中穿行，我們抱著酒瓶在鋪位上坐了幾個小時，痛罵大英帝國——從局內人的角度，洞若觀火、了如指掌地痛罵它。這讓我們都痛快了。但我們說的是不能說的話，在疲憊的晨光中，火車慢慢駛進曼德勒，我們就像**的野鴛鴦一樣滿懷愧疚地分手了。
據我觀察，幾乎所有英國駐印官員都曾受過良心折磨。僅有的例外是那些所幹的工作有明確的用處，不管英國人占不占領印度都必須要幹的人。例如林業官員、醫生和工程師。但我在警署，也就是說我屬於真正的專製機器。而且，你在警署會近距離見證帝國的卑鄙行徑。真正實施這些卑鄙行徑和僅僅從中受益大不相同。大多數人都讚同死刑，但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幹劊子手的活兒。就連其他在印度的歐洲人也為警察不得不幹的野蠻行徑而輕微鄙視他們。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巡察派出所，一位和我十分熟絡的美國傳教士為了什麽事進來了。就像多數新教的傳教士一樣，他是個十足的傻蛋，但也是個相當不錯的人。我的一位本土副督察，正在欺淩一個嫌犯（我在《緬甸歲月》中描述過這個場景）。那位美國人看著這個場景，然後轉向我，若有所思地說：“我可不想做你這工作。”這讓我萬分羞愧。這就是我的工作！連一個美國傳教士這樣的傻蛋，一個來自美國中西部的滴酒不沾的老處男，都有權利看不起我，可憐我！但即使沒有人明明白白告訴我，我也一樣羞愧。我已經開始對整個所謂的正義機器產生了一種無法言表的厭惡。隨你怎麽說，但我們的刑法是件可怕的東西，在印度的法律要比英國的人道多了，可依然要鐵石心腸的人才能行使。那些蹲在拘留所惡臭的籠子裏的可憐囚犯，那些長期犯的灰暗畏縮的臉龐，那些遭到竹板鞭笞的傷痕累累的屁股，那些男性親屬被拘捕帶走時號啕大哭的婦孺——隻要你對這些事情負有任何形式的直接責任，它們就會讓你無法忍受。我見過一個男人接受絞刑，這對我來說比千百次謀殺還要可惡。每每進入監獄，我都會感到，自己像是被關在鐵欄後的囚犯，大多數到過監獄的人都是一樣的感受。在這個問題上，我當時想有史以來的任何罪犯都比絞刑官道德高尚。現在，我的想法依舊未變。當然，這種話我隻能悶在心裏，因為在東方的每一個英國人都被迫保持近乎絕對的緘默。最後我得出了一個無政府理論：懲罰總是比罪行本身危害更甚，隻要你不多管，可以相信人們自會言行得體。這當然是意氣用事的胡話。我當時不懂，現在明白了，保護平和的人民不受暴力侵害總是有必要的。在任何犯罪都有利可圖的社會，你都必須采取嚴刑峻法，而且無情地執行；否則就等著阿爾·卡彭吧。但執法人員心中都會不可避免地感到懲罰是邪惡的。我估計，即使在英國，很多警察、法官、獄警之類也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懷有揮之不去的隱秘恐懼。但在緬甸，我們實施的是雙重壓迫。我們不僅絞殺人民，把他們投進監獄等等，同時我們還是以不受歡迎的外國侵略者的身份來做的。緬甸人自己從未真正認可我們的司法權。被我們投進監獄的小偷，並不認為自己是罪有應得的罪犯，他認為自己是受外國欺淩的受害者。他所受的刑罰僅僅是荒唐的毫無意義的殘忍行徑。在拘留所的粗柚木柵欄和監獄的鐵柵欄後，他的臉把這個想法表露無遺。不幸的是，我還沒能練得對人類的表情無動於衷。
1927年我休假回國時，已經半下了決心，要辭掉工作，剛一嗅到英國的空氣，我就拿定了主意。我不會回去與邪惡的獨裁統治同流合汙了。但我要的遠不止是逃離這份工作。五年來，我服務於一項壓迫製度，它讓我良心難安。數不清的難忘的臉——被告席上囚犯的臉、在死囚牢房等待行刑的人的臉，我欺侮過的下屬的臉，我嗬斥過的老農的臉，我暴怒之時抱以鐵拳的仆人和苦力的臉，都讓我難以忍受，折磨著我。我意識到千鈞之重的內疚壓在我身上，我必須贖罪。我估計這聽起來太誇張，但如果你在一個你完全不讚成的工作崗位上幹了五年，很可能也會有同樣的感受。一切被我化簡為一個簡單的理論，就是被壓迫者總是正確的，壓迫者總是錯誤的。一個錯誤的理論，然而若你自己當了壓迫者，自然就會有這個結論。我感到，我不僅要逃離帝國主義，而且要逃離一切形式的人統治人。我想放低自己，一直低入被壓迫者的行列，成為他們的一員，站在他們那邊對抗暴君。而且，主要由於我不得不在孤獨之中思考一切，我對壓迫的憎恨已經到了格外深重的地步。在那時候，失敗對我像是唯一的美德。任何自我進步的嫌疑，甚至一年賺幾百英鎊這種程度的“成功”人生，都讓我覺得是精神上的醜惡，是欺淩的變種。
正是這樣，我的關心轉向了英格蘭工人階級。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一開始，這隻是因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類比。他們是象征性的不公的受害者，在英格蘭扮演著和緬甸人一樣的角色。在緬甸這個問題十分簡單，白人在上，黑人在下，因此自然而然要同情黑人。我現在認識到，沒有必要遠走緬甸去尋找暴政和剝削。就在這裏，在英格蘭，就在我們腳下，困苦的工人階級，受苦的方式雖然不同，苦難之深重卻不輸於任何東方人。“失業”一詞被人們掛在嘴邊。在緬甸待過後，這對我來說多少有些新鮮，但中產階級的滿口胡話，比如“這些失業者都是自己無能”等等都沒能騙到我。我常常懷疑，這種話是不是就連說話的傻瓜也騙不了。另一方麵，那個時期我對社會主義或任何其他的經濟理論都沒有興趣。當時在我看來隻要我們願意，經濟不公隨時可以停止，如果我們不想，就沒法停止，而如果我們真想讓它停止，采取什麽辦法不重要，現在我的看法也還是一樣的。
但那時我對工人階級的情況一無所知。我讀過失業數據，卻不明白其中意義。最重要的是，我不明白這個核心事實：“體麵的”貧窮總是最可惡的。一個正直的工人在穩穩當當地工作了一輩子後，一朝被扔到大街上這種恐怖的厄運；他反抗自己並不理解的經濟法規，還有家庭的解體、鑽心的羞愧——所有這些都超出我的經驗範圍。想到貧窮，我想到的是殘忍的饑餓。因此我的思緒馬上轉向了極端事例，那些社會的棄兒：流浪漢、乞丐、罪犯、妓女。這是“底層的底層”，這些就是我想接觸的人。那時，我深深渴望著找個辦法徹底脫離這個體麵的世界。我為此深思熟慮，甚至計劃了部分細節：要怎麽賣掉一切，拋棄一切，更名改姓，除了一身衣服以外一無所有地開始生活。但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人會幹這種事，不僅有親戚朋友要考慮，而且就算真有什麽途徑，文化人能否做得出來也值得懷疑。但是至少，我走入了這些人之中，見識了他們的生活，暫時地融入了他們的世界。一旦我走進他們，被他們接納，我應該就觸到底層了，那麽——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即使那時我也明白這是非理性的——我的內疚就能消除一些。
經過考慮，我決定了自己要怎麽做。我要喬裝打扮，去萊姆豪斯和白教堂之類的地方，睡在普通旅館裏，結交碼頭工人、街頭小販、流離浪人、乞丐，如果可以的話，還有罪犯。我要弄清流浪漢的生活，了解與他們接觸的方法和進入臨時收容所的恰當步驟。然後，我覺得摸清情況後，就自己上路流浪去。
一開始並不容易。這意味著要喬裝打扮，我卻不擅偽飾。例如，我無法偽裝我的口音，反正最多隻能撐幾分鍾。我估計我一開口就會被認出來是個“紳士”，你看，英格蘭人的階級敏感性多可怕。於是我準備了一個慘遭厄運的故事，以免有人問起。我弄到了合適的衣服，把合適的地方弄髒。由於個子奇高，我喬裝起來很難，但是我至少知道流浪漢看起來什麽樣。（順便說一下，沒幾個人知道這一點。看看《笨拙》上任何一幅流浪漢的圖片，那都是過時了二十年的）一天晚上，我在一個朋友家裏做好了準備，於是出發往東逛去，來到萊姆豪斯考斯韋的一家旅館。這地方看起來又黑又髒。我是從窗戶上“給單身漢的好床位”的招牌上知道這是個旅館的。天哪，你不知道我聚集了多麽大的勇氣才敢走進去！現在看來這簡直可笑。但是你看，我那時還是有些害怕工人階級。我想接觸他們，我甚至想成為他們的一員，但我仍然把他們看成危險的異類。走進那家旅館漆黑的大門，對我來說就像是走下某個可怕的地下世界一樣——比如一條老鼠橫行的下水道。我走進去時，滿以為會發生一場打鬥。那些人會發現我不是他們的一員，會馬上猜測出我是來刺探他們的，然後他們會襲擊我，把我扔出去——這就是我的預想。我覺得我必須這麽做，但我覺得前景不樂觀。
進了門，一個穿短袖的男人不知從哪裏冒了出來。這是“代管掌櫃”。我告訴他，我想要張床過夜。我注意到，我的口音沒引起他的注意。他隻是要了九便士，然後就領我到了一間火光照明的泛著黴味兒的地下廚房。四周坐著一些裝貨工人、挖土工人和幾個水手，一邊玩國際跳棋一邊喝茶。我進來時他們幾乎沒有看我。但那是周六晚上，一個健碩的年輕裝貨工醉醺醺的，正在房間裏蹣跚踱步。他轉身見了我，歪歪倒倒地向我走來，一張大紅臉龐向前伸著，眼中放射出危險而狐疑的目光。我僵住了。看來打鬥近在眼前！下一刻，這個裝貨工就倒在了我胸前，胳膊摟著我的脖子。“喝杯茶啊，哥們兒！”他眼淚汪汪地喊著，“喝杯茶！”
我喝了一杯茶。這是一種洗禮。從那以後我的恐懼就煙消雲散了。沒有人盤問我，沒有人表現出無禮的好奇，每個人都禮貌而溫柔，自然而然地對待我。我在那家旅館裏待了兩三天，幾個星期後，我已經收集了一定的信息，了解了窮人的習慣，於是第一次上路流浪了。
所有這些我都在《巴黎倫敦落魄記》中描述過（書中所寫的所有事情幾乎都真實發生過，盡管有所調整），不再贅述。後來我還流浪過幾次更長的時間，有時是主動去的，有時是迫不得已的。我一共在旅館裏住了幾個月了。但這第一次探險最是印象深刻，因為那種陌生感——終於下來融入了“底層的底層”，與工人階級完全平等的陌生感。誠然，流浪漢算不得典型的工人階級。不過，當你置身於流浪漢中間時，你至少也融入了工人階級的一個部分——一個亞級。據我所知，此外你再沒有別的辦法辦到這件事。有好幾天，我和一個愛爾蘭流浪漢一起，徘徊於倫敦北部的郊區。我是他的夥伴，暫時的。我們晚上共宿一屋，他告訴我他的人生經曆，我告訴他一套我編造的人生經曆，我們輪流去看起來有希望會被施舍的房子前乞討，然後分掉乞討成果。我非常高興。我就在這裏，就在“底層的底層”之中，在西方世界的最底層！階級藩籬垮掉了，或者看似垮掉了。在這底下，這個肮髒的、實際上乏味得可怕的流浪漢的亞世界，讓我有了一種解脫的感覺、冒險的感覺，回想起來荒唐可笑，當時卻意趣盎然。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碰頭
但不幸的是，光是和流浪漢交朋友還解決不了階級問題。這麽做最多隻能幫你擺脫自己的階級偏見。
流浪漢、乞丐、罪犯和社會棄兒通常都是例外，不足以作為工人階級整體的典型，就好比文學知識分子不足以作為資產階級的典型一樣。要和一個外國“知識分子”親密往來十分容易，但要和一個普通的外國中產階級的體麵人親密往來可一點不易。比如說，有多少英國人進過普通法國資產階級家庭的房子？除非結成連理，否則根本不可能，英格蘭的工人階級也是一樣。和扒手稱兄道弟再容易不過，隻要你知道上哪兒找他，但要和磚瓦工稱兄道弟就不容易了。
但為什麽和社會棄兒平等相待就如此容易呢？人們常常對我說：“你和流浪漢一起的時候，他們肯定不會真的接納你，把你當作他們自己人吧？他們肯定會注意到你與眾不同，注意到口音的差別吧？”等等等等。實際上，很大一部分流浪漢，我敢說不止四分之一，根本沒注意到這種事。首先，很多人不怎麽聽口音，完全以你的衣著來評判你。我沿著後門乞討時，常常震驚於這個事實。有些人顯然對我的“文化人”口音驚詫不已，其他人則全然注意不到，他們隻看到我髒兮兮的，衣衫襤褸。再說，流浪漢來自英倫諸島的天南海北，英語口音天差地別。流浪漢在自己人中就聽慣了各種口音，有些太過怪異他甚至無法理解，比如說，從加的夫、達勒姆或都柏林來的人，就不一定知道哪種南方口音是“文化人”口音。更何況，操著“文化人”口音的人，雖然在流浪漢裏十分鮮見，終究也不是沒有。但是，哪怕流浪漢明白了你的出身與之不同，也不見得會改變他的態度。從他們的角度看，唯一重要的是你和他們一樣，“在流浪”。而且在這個世界裏，人們並不多問。你要是願意，自然可以傾訴自己的人生經曆，大多數流浪漢也正是稍受撩撥就會說起來，但完全沒人逼你說，而且不管你怎麽說，都會被毫不質疑地接受。隻要穿上合適的衣服，哪怕主教也能在流浪漢中如魚得水。即使他們知道了他是個主教，可能也毫無影響，隻要他們也知道或者相信他確實流離失所了。一旦你進入這個世界，並看起來融入其中了，那你以前如何就沒有關係了。這是一個人人平等的國中之國，一個小小的肮髒的民主世界——或許是英格蘭現存的最接近民主的東西。
但當你走近正常的工人階級時，處境就全然不同了。首先，無法輕易走入他們之中。隻需穿上合適的衣服，你就可以變身流浪漢，去最近的臨時收容所，但你無法變身挖土工人或煤礦工人。就算你能勝任這個活兒，你也得不到挖土和煤礦的工作。借助社會主義政治學，你可以接觸工人階級中的知識分子，但他們跟流浪漢或竊賊一樣沒有典型性。要和其餘的工人階級交往，你隻能作為租客住進他們的房子裏，這總是很像“參觀貧民窟”，是很危險的。有好幾個月，我完全住在一個煤礦工人的房子裏。我和這家人一起吃飯，我在廚房水池裏洗碗，我和礦工共睡一間臥室，和他們一起喝啤酒，玩跳棋，聊幾小時的天。但是，盡管我置身其中，也希望並相信他們並不反感我，但我仍然沒有成為他們的一員，他們比我更清楚這一點。不管你多麽喜歡他們，不管你覺得他們的談話多麽有趣，總有那該死的階級差異在作祟，就像公主床墊下的那粒豌豆一樣。這不是不喜歡或反感的問題，隻是差異的問題，但足以讓真正的親密遙不可及。即使是和自稱共產主義者的礦工在一起，我也發現，需要機智的謀略才能阻止他們稱我“先生”。他們所有人，除非在豪興大發的時刻不管不顧，否則都會為了照顧我而弱化他們的北方口音。我喜歡他們，也希望他們喜歡我，但我是作為一個外人到他們中間的，我們雙方都明白這一點。不管你如何騰轉挪移，階級有別的魔咒都像一堵石牆一樣攔著你。或者，確切地說不像石牆，而像水族館的平板玻璃窗，假裝它不存在易如反掌，要穿過它卻難如登天。
不幸的是，如今流行假裝這層玻璃是可以穿透的。當然每個人都知道存在階級偏見，但同時每個人又都聲稱，他不知怎樣才能免於這種偏見。勢利也是一種這樣的惡習，別人都有，我們自己從來沒有。不僅是社會主義的信徒擁躉，每一個“知識分子”也都理所當然地以為，他自己至少是超脫於階級紛擾的。和他的鄰居不同，他可以看透荒謬的財富、等級、頭銜等等。“我可不是勢利眼”就是如今的通行信條。還有誰沒嘲笑過上議院、軍隊等級、皇室、公學、玩打獵射擊的公子哥、切爾滕納姆寄宿公寓的老太太、“郡縣”社會的恐怖以及普遍意義的社會等級？這樣的嘲笑已經成了不由自主的姿態。你在小說裏尤其能注意到這一點。每一個裝腔作勢的小說家都對筆下的上流人士抱以諷刺的態度。實際上，若小說家不得不在故事中加入一個絕對的上流人物——一個公爵或一個從男爵或隨便什麽吧，他就會差不多發自本能地嘲弄他。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現代上流社會方言匱乏。“文化人”的語言如今是如此貧乏、毫無個性的，使得小說家無能為力。目前為止，讓它有趣起來最容易的辦法就是滑稽處理，也就是說假裝每一個上流人士都是無能的蠢貨。這個把戲被小說家爭相模仿，最終幾乎成了條件反射。
可是同時，內心深處，每個人都明白這是謊言。我們全都痛罵階級之分，但很少有人真正想廢除它。這裏蘊含著一個重要的事實：每一個革命觀念的力量源泉都部分來自一個隱秘的信念，即什麽都無法改變。
如果你想為此求個好的例證，那就值得研究一下約翰·高爾斯華綏的小說和戲劇，注意作品的時間順序。高爾斯華綏是戰前那些臉皮很薄、眼含熱淚的人道主義者的絕佳典範。他起初有一種病態的悲憫情結，甚至到了認為每一個已婚婦女都是被色鬼囚禁的天使的地步。他無時無刻不在為過度勞累的職員、工資太低的農場工人、失足婦女、罪犯、動物的苦難義憤填膺地渾身發顫。在他的早期作品（《有產業的人》《正義》）中，他眼中的世界分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壓迫者高高在上，如同巨大的石雕偶像，哪怕全世界的力量也無法推翻。但你就那麽肯定他真想把它推翻嗎？相反，在他與不可撼動的暴政鬥爭之時，他的支柱就是意識到這不可撼動。當事情的發展出乎意料，他所認知的世界秩序開始坍塌時，他的感覺就不一樣了。所以，原本決心要做受壓迫者的領頭人，反抗暴政與不公的他，最終卻宣揚要解決英格蘭工人階級的經濟難題，就要像趕牛一樣把他們趕到殖民地去。他要是再活十年，很可能就要發展成紳士版的法西斯了。這是感性主義者必然的命運。隻要稍稍遭遇現實，他所有的觀點就會全盤改換，站到自己的對立麵去。